武则天在辅佐唐高宗时期的政绩
陈 晔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后。五年后的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患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1]国家大事难以及时处理。武则天代其处理朝中事务，顺理成章参与朝政，辅佐唐高宗。至弘道元年(683)的二十余年时间内，武则天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剪除异己，将中央大权逐渐掌握到手中。同时，在官制和科举制度方面武后也多有改易，对高宗朝的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武周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参与朝政后极力打击政治异己势力，将朝政大权控制于自己手中。这些措施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打击旧士族势力。早在显庆五年(660)，武则天重修太宗时的《氏族志》为《姓氏录》，“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2]，后族武氏还被定为第一等，这就打击了旧士族势力，使庶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武则天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庶族发展的政策，他们成为武则天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为后来武氏取代李氏奠定了“阶级”基础。唐高祖时，朝廷宰相全是士族。唐太宗时，宰相职务也多是士族担任。到了唐高宗时期，宰相中有百分之二十以上为庶族，超过了唐太宗时期。
(二)削弱李氏朝臣集团。武后参政以来，势力日益强大，形成了武后集团与当时宰相上官仪为首的李氏朝臣集团的巨大矛盾，并逐渐激化。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人。贞观初，以进士及第，任弘文馆学士，很得太宗赏识。龙朔二年(662)十月，任宰相，“颇恃才任势”[3]。武则天权势的增加及对朝政的干涉，引起高宗的不满，宰相上官仪趁机密谋草诏，企图废掉武后。但上官仪处事不密，本就意志不坚的高宗只好抛出上官仪作为“替罪羊”。上官仪死后大批官员被贬，朝中再也无人公开反对武则天参政。
(三)重用“北门学士”。唐代宰相制度承隋制，而唐代宰相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宰相权力的逐渐削弱和分割。武则天重用“北门学士”，对宰相权加以削弱，达到制衡和控制宰相集团的目的。
武则天虽以皇后身份参与朝政，而当时限制条件颇多，其中重要的是她无能力与宰相分权，无法控制外廷。原先为她争后位出过力的那帮亲信，此时的活动能力极差，无法再继续帮助她。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立即着手为自己物色了一批文人学士。如刘袆之、元万顷、范履冰等。这些人大都经过科举或出身士族，都是写文章的高手，文笔洗练。他们被召入禁中，具有出入北门(玄武门)之特权，故被称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的主要任务是著书立说和参与朝政。武则天参政十几年，高宗常年体弱多病，武则天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于是便召集“北门学士”，著书立说，帮助她处理朝政。由于对宰相不放心，让“北门学士”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特别是刘袆之，嗣圣元年(684)武则天临朝时期，他在废中宗、立睿宗的事件中立了大功，后被提升为宰相。“时军国事多，所有诏敕，独出袆之”[4]，他又能“推善于君，引过在己”，[5]被武则天视为心腹。这些人为武则天巩固皇后地位、临朝称制出谋划策，也为武则天改唐为周奠定了政治基础。“北门学士”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智囊团。武则天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则成了武则天从政的重要帮手。
(四)抑制本族势力。时至唐代，魏晋以来形成的官僚体制逐渐成形，而秦汉以来的贵族官僚体系日趋解体，故有唐及以后，外戚不再为祸。掌权后的武则天在诛杀异己的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对武氏本族人员也多有贬杀。这一方面扫除了武氏同族其他成员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树立了“公正”形象，赢得了中下级官员的好感。
武元庆、武元爽是武则天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分别官至宗正少卿、少府少监。武惟良、武怀运是武则天伯父武士让的儿子，分别官至司卫少卿、淄州刺史。武士彟死后，元庆等对杨氏一家冷眼相待。武则天贵为皇后之后，杨氏被封为荣国夫人，地位日益尊崇。她们母女不计前嫌，将他们兄弟四人大加擢拔。有一天，杨氏和亲戚们大摆宴席聚会作乐。酒席上，杨氏问惟良“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6]惟良答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7]他们毫不领情的态度令杨氏很不高兴。武则天就上疏高宗，请出武惟良等为远州刺史。高宗下诏以惟良检校始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元庆为龙州(今广西龙州县北)刺史，元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刺史。元庆至州，不久忧惧病死。乾封元年，惟良、怀运至京师，献食，“后密置毒醢中，使侄女魏国夫人食之”[8]，遂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9]诛之，改其姓为蝮氏。元爽等缘坐配流岭南而死。
(五)上书言事。武后参与朝政，多有别于前代如吕雉者，她并不只满足对权力的控制，而且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上元元年(674)，武则天向唐高宗建言十二事：(1)劝农桑，薄赋徭；(2)给复三辅地(免除京畿地区徭赋)；(3)息兵(停止对外用兵)，以道德化天下；(4)禁止一切浮华功伪的风习；(5)减省功费、力役；(6)广开言路；(7)杜绝诬害忠良的谗言；(8)五公以下皆学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10)上元以前的勋官已给告身(委任状)者，不再复核取消；(11)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禄；(12)任事已久，才高位低的官员，得越级提拔。这些重要的政治主张，尽管多属“陈词滥调”，又多没实行细则，但能提出，表明武后的政治识见，从而赢得下层官员和庶族地主阶级的拥护。
通过以上措施，反对武则天势力逐渐瓦解，武则天也赢得了中小官僚集团的支持，逐渐控制了政局。同时，武则天辅佐朝政期间的政绩还体现在她对中央官制与科举铨选制度的改革及其继续推行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
(一)改革中央官制。如显庆元年(656)，设置骠骑大将军，秩从一品。龙朔二年(662)二月，废尚书令。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名。永淳元年(682)七月，置州别驾；令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以平章事为名。总章二年(669)二月，令同三品入衔。仪凤元年(676)八月，又设置了“南选”等等。武则天还改换了文武百官的服装，几品官职从服装上就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这些官制方面的变化，说明了当时选拔官吏的制度和办法更加健全和严密。
(二)改革科举与铨选制度。武则天参与朝政后，将以前科举制的内容作了修改和补充。上元二年(675)，贡士加试《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二条。永隆二年(681)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10]等等。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数不断增加，宰相中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高祖、太宗时期。又针对“承平既久，选人益多”[11]的状况，制定新的铨选制度。根据裴行俭的建议，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法，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按照“身”、“言”、“书”、“判”四条标准录取人才。
(三)大力在边疆地区推行羁縻政策。设置州县，大量吸引少数民族首领的酋长做官，以改善民族关系。唐太宗时期，就有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县之事。在武则天辅佐朝政时，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如龙朔元年(661)在吐火罗、波斯等16国置都督府，州76，县110，军府126，并隶安西都护府，多以其渠帅为刺史、县令。这反映出在武则天的帮助下，唐高宗统治时期国力强盛，版图扩大。
(四)对外战争的积极进取。武后辅政时期，也是唐代积极对外进取的时期。尽管关于武后是否亲自主持对外战争的问题，尚无定论，但武后既主政，一定参与其事。其时，唐军东讨朝鲜，于总章元年(668)九月，攻克平壤城。十二月，唐高宗、武则天“二圣”在蓬莱宫正殿含元殿，召见了高丽俘虏，赦免了高丽国王藏。高丽的平定消除了唐东边的一大威胁。这不仅展示了大唐国威，而且实现了自隋文帝开始征服高丽的夙愿。但西线与吐蕃的战争，则胶着不止，使朝鲜局势再度紧张而唐军终被迫撤离，而安史之乱后，吐蕃问题最终成为唐王朝的腹心之祸。
武则天在辅佐朝政的过程中，尽管为了控制朝政大权，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大加杀戮。然而武则天继承和发扬了唐太宗治理国家的才识和胆略，改进了一些制度，对后代也有深远的影响。她处事果决，符合情理，顺乎民心，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武则天曾说“朕辅先帝逾三十年，忧劳天下”[12]，这是对自己辅政时期政绩的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总结和评价。
注释：
[1]《资治通鉴》卷200，中华书局，1956，页6322。
[2]《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中华书局，1975，页2769。
[3]《旧唐书》卷80《上官仪传》，中华书局，1975，页2743。
[4][5]《旧唐书》卷87《刘袆之传》，中华书局，1975，页2847。
[6][7][8][9]《资治通鉴》卷201，中华书局，1956，页6349～6350。
[10]《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页1163。
[11]《资治通鉴》卷201，中华书局，1956，页6362。
[12]《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中华书局，1975，页3479。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