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参政和执政的近半个世纪中，为开创和巩固武周政权而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当时政局比较稳定，边境比较安宁，经济和文化等都有所发展。[1]但不可否认，女主为帝，无非常之措施，也势难成功。由于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使当时政坛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现象，如告密成风、酷吏恣横、谀佞当道、冗官泛滥等。本文拟就武周政坛的这些畸形现象及其形成原因略作分析，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教。
　　一、武周政坛的畸形现象
　　1.告密成风
　　利用“告密”打击政敌，武则天早在与王皇后争夺后位时就多加利用。不过那时只是收买王皇后与萧淑妃身边的宦官与宫女给自己通风报信而已，但到徐敬业叛乱之后，她则把“告密”作为了一项临时的国家政策。时“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2]。垂拱二年(686)三月，为“欲周知人间事”[3]，她接受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的建议，“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4]。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被召见，擢为游击将军。周兴、来俊臣之流纷纷继起仿效。他们豢养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来俊臣还与朱南山、万国俊等共撰《告密罗织经》一卷，“具为支脈纲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5]。欲陷一人，即于数处同告，使被告者有口难辩，最终只能俯首就范。
　　在告密成风的背景下，许多投机小人纷纷加入告密者的行列，而一些大臣，有的甚至是很有名望的大臣也做起告密这一为人不齿之事。刘仁轨是高宗、武后时的重臣，裴炎下狱，他正留守京师。一次，郎将姜嗣宗出使长安，谈起裴炎的事，说：“炎异于常久矣”。刘仁轨问：“使人知邪?”嗣宗说：“知。”于是刘仁轨说他有奏表要请嗣宗捎给武则天。嗣宗回去后将刘仁轨的奏表交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上面写着“嗣宗知炎反状不告”，于是杀了姜嗣宗。[6]且不论裴炎之反是虚是实，也不论刘仁轨告密忠君的成分多还是邀功的成分大，仅就其“不打明枪，只放冷箭”的卑鄙做法就为人所不取。还有吉顼者，“阴毒敢言事”，万岁通天二年(697)，有岐州刺史刘思礼，自云学于张憬藏，说洛州刺史綦连耀应图谶，有“两角麒麟儿”之符命。顼于是告之于武则天，武则天遂将思礼交付武懿宗和吉顼对讯。懿宗与顼诱思礼，令其广引朝士。思礼乃引海内贤士名家三十六家。[7]吉顼因此被擢拔为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后官至宰相。从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当时告密之风之兴盛，告密之风影响之深远。
　　2.酷吏恣横
　　所谓酷吏，就是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高宗死后，武后即掌大政，进而窥视皇祚。但反对她的仍大有人在，那么，怎样才能铲除政敌呢?史载：“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8]
　　酷吏古已有之，但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最为突出来俊臣“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引之，前后坐族千余家。”[9]索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广令引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虎狼。……凡为杀戮者数千人。”[10]周兴，“自垂拱已来，屡受制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11]万国俊，“少谲异险诈。垂拱后，与来俊臣同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长寿二年，使岭南按流人，“矫制赐自尽，并号哭称冤不服。国俊乃引出，拥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余人，一时*命。”[12]酷吏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围圜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然后宣示。”[13]杀人到了几乎丧心病狂的地步。
　　酷吏罗织杀人，大都扣以“谋逆”的帽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陈子昂曾上疏说：“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14]姚崇也指出：“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15]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真正反对武则天的只是少数人，被捕下狱的大多是酷吏们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公报私仇的结果。
　　酷吏滥杀，除造成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外，“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16]另一个后果就是法纪破坏。御史中丞李嗣真当时上疏就说：“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而如今呢，“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以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17]。可见，由于酷吏滥杀，国家纲纪遭到严重破坏。
　　3.谀佞当道
　　谀佞当道是武周时的另一政治弊病，一些投机钻营、心术不正之辈靠花言巧语、溜须拍马博得武则天的青睐和宠信，常无功受官，有的甚至还官至宰相。有侯思止者，始以卖饼为业，因诬告越王贞与舒王元名谋反而被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往往官得五品，侯思止于是也向武则天求为五品御史。则天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思止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18]。则天听后大悦，遂以之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还有个叫朱前疑的人，向武则天上书说：“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则天即拜其为拾遗。不久他又上书说：“梦陛下发白更玄，齿落再生。”则天又迁其为驾部郎中。一次，朱前疑出使归来，又上书说：“闻嵩山呼万岁。”则天又赐以绯算袋。朱前疑仍不知足，又屡抗表求进阶。这次，武则天因其贪鄙，将其斥归田里[19]。
　　谀佞当道，武则天以个人好恶为是非，恶听逆耳忠言，使当时“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20]，明哲保身成为许多官员的处世哲学。当时苏味道为官“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荣而已”。他也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苟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21]因此而得了个“苏模棱”的外号，但他竟也能“居相位数载”。此外，还有像李义府、许敬宗、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宗楚客等奸佞之辈，或以谀奉、或以男色、或以血缘而平步青云，权倾一时。
　　伴随谀佞当道的必然是君子的失势，且多遭贬杀。许多忠直之士因刚正不阿、不事权贵而频遭打击，被贬被流，以至于死。李昭德为人刚直，敢作敢为，他痛斥谀佞，打击酷吏但最后却被诬以“专权”而被斩。魏元忠直言进谏、不事权贵，多次与酷吏、奸佞作坚决的斗争，但最终也被扣以“谋逆”的帽子而死于流贬途中。魏玄同、韦方质等也都因不附会酷吏、不事权贵而被诬构陷害而死。难怪《旧唐书》撰者会发出“奸邪有党，宰执求容，顺之则恶其名彰，逆之则尤其祸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22]的感叹。
　　4.官吏冗滥
　　武则天当政，一反贞观年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23]的政策，广开仕路，放手招宫。当时，通过各种途径当官的不可胜数，以至出现“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24]的情形。
　　那么，武则天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招官的呢?一是正规渠道，即科举取士。高武时期，科举制已有所发展，成为比较重要的取仕途径。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又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番改革。如使“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调整取仕科目，重点发展进士科，增加明法科及第人数；扩大制举，缩短制举间隔，扩大录取人数。可见，当时由国家规定的选举制度得官渠道之多、入仕之易，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二是非正规渠道，主要是破例提拔。《资治通鉴》载：长寿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当时有人作打油诗“补阙连车载，拾遗凭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25]予以讽刺。此外，她还饵以官爵，奖励告密，许多人因此而得官，如侯思止、常元楷等。
　　武则天如此大肆招官，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争取广大士人对她的支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巩固统治地位，取代和抵消敌对势力。为此，她的用人标准就是“革命是怀，附己为爱，苟一言之不顺，则赤族以难逃。”[26]而她放手招官的结果，必然是官僚集团的急剧膨胀，官员素质的大大降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大批官员因她的滥选滥杀而旋进旋出，酷吏亲宠则把持大权，备受重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维持清明的政治根本是不可能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官僚，绝大多数颟顸无能，尸位素餐，坐耗俸禄，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最终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致使当时出现了“一夫耕而供数百人食，一妇蚕而供数百人衣，遂使公私皆无储蓄”[27]的局面。
　　二、武周政坛畸形现象原因分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则天好大喜功，钟情祥瑞，爱听赞美之词，不受逆耳忠言，为打击政敌而不择手段，于是，上至公卿，下及黎庶，纷纷投其所好，致使政坛告密成风、酷吏恣横、谀佞当道、官吏冗滥。因此，武周政坛出现的这些畸形现象，武则天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武则天为什么会奖励告密、加官酷吏、宠信谀佞、大赐官爵呢?其中原因前文已稍有论及，笔者在此拟再阐发之。
　　1.奖励告密、加官酷吏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有力武器，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武周政权
　　告密是武则天侦知政敌反己活动的有力工具，在武则天消灭政敌，保护自身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纵观武则天从入宫到当上皇后，再到一步步掌握朝政，可以说，告密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尤其是在上官仪事件中，如不是亲信及时告知，那么，武则天的命运可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唐代历史可能就要重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武则天深谙此道。于是在其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她“盛开告密之门”，鼓励告密，奖励告密，并利用酷吏诛杀了许多或明或暗甚至道听途说反对自己的人，使自己的地位愈来愈巩固。
　　酷吏的“恐怖活动”是武则天打击、诛杀异己和李氏皇族的直接手段，同时起到震慑朝政的作用。高宗死后不久，武后就将朝政大权抓到手中，但她自知反对者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为了消灭异己，夺取权力，震慑朝野，以巩固自身统治，她在相当长的统治时间内默许甚至鼓励酷吏滥杀。索元礼因告密召见，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武则天“数召见赏赐，张其权势”[28]。周兴、来俊臣仿而效之。来俊臣做枷具，审囚，见之者魂飞魄散，无不自诬，“则天重其赏以酬之，故吏竟劝为酷矣”[29]。万国俊杀岭南流人300余后，被授官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刘光业、鲍思恭、王大贞、屈贞筠等，“见国俊盛行残杀，得加荣贵，乃共肆其凶忍，唯恐后之”[30]。武则天的放任及默许，在当时酷吏中竟形成“推劾之吏，皆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31]的局面。
　　另一方面笔者以为酷吏“恐怖活动”的泛滥与武则天本人残忍阴妒的性格也不无关系。史载，“武氏巧慧，多权术。初入宫，卑辞屈礼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32]王皇后与淑妃终被废死，二人故非正人，而武氏之阴妒也可窥其一斑。武则天残忍好杀的例子史书上不胜枚举，如杀岭南“六道”流人，杀孽未免太重，此不赘述。正因为武则天本性残忍，所以也就对酷吏们的残暴听之任之，有时还对其赏赐和擢拔。既然残酷滥杀不仅得不到怪罪，反而还有被幸受赏升官晋爵的机会，那么酷吏们何乐而不为呢?
　　2．宠信谀佞、大赐官爵则起了收取亲信，并在政治上获得中下层官僚支持的作用
　　重用谀佞是武氏试图彻底控制朝政的权宜之策。高宗死后，武则天掌握大权，但当时许多朝臣仍对她以太后干政心存不满。先有左仆射刘仁轨上疏“陈吕后祸败事以申规诫”[33]，又有顾命大臣裴炎“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34]的奏对，二人都是武后近臣，这些想法和言论，在当时朝臣中有极大代表性。武氏有帝王之志，则必须有出身中下层的附己之臣以取代旧臣，这就不免使一些谀佞之士一时得势，备受恩宠。
　　大赐官爵客观上起了收取人心，获得中下层官僚支持的作用。武则天要想称帝，必须有一定的支持者。但过犹不及，武则天却放手招官到了“无问贤愚，悉加擢用”的地步，使当时政坛出现“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的情形。这给武周及以后的政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3.谀佞当道、大赐官爵局面的出现，与她对符瑞的热心也极有关系
　　武则天以女子称帝，就必须有舆论支持。符瑞是千百年来统治者用来愚弄百姓，使百姓确定其合法性屡试不爽的有力工具，武则天女主当权，且精通文史，对这一点应该不陌生，更必须加以利用。说明其替天行道、政治清明，所以天降祥瑞，以旌其德。因此，她在临朝称制之后，也同历代帝王一样，提倡符瑞。特别是当她产生当女皇的念头后，其对符瑞的热心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进符瑞者，不辨真伪，辄加赏赐，而对说实话真话者，则予以抑制和贬斥，这必然就更加助长了献媚、进符瑞之风。他们投其所好，搜罗古今，牵强附会，以期封官晋爵。
　　除以上原因外，笔者认为，这一切非常措施的施行应根源于其以女子称帝的不安心理。千百年来，都是男人当皇帝，且父死子承，女子相夫教子，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武则天接受过非常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对此应该很清楚。而她的野心与时势终将她推到权力的巅峰，使其在这条权力之争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在她改唐为周之前，就因“久专国事，内行不正”而“疑天下人多图己”，“乃盛开告密之门”，“欲大诛杀以威之”。而当她准备当女皇时，仍然因为“名不顺”而不敢贸然行事，转而求助于宗教和符瑞，为自己当女皇寻找“天意”和“神命”，与此同时，她还不忘组织支持者进行民间请愿活动。最后，在“顺天应人”的名义下，她才颤巍巍地登上皇帝宝座。
　　总之，武则天采取这些措施根本的目的就是打击政敌，巩固政权。奖励告密和加官酷吏是为了铲除朝廷中不附己者，宠信谀佞和滥赏官爵是为了培养亲己势力，这些措施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武则天老辣的政治手腕，客观上加强了武周政权，巩固了其统治地位。但这些不正常的政治现象，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很不正常，官场怪相丛生，士民道德沦丧，甚至还造成一些人的心理变态和扭曲。
　　注释：
　　[1]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第11章，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
　　[2][3][4][14][33][34]《资治通鉴新注》卷20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1、6770、6770、6773、6747、6757页。
　　[5]《新唐书》卷209《来俊臣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06页。
　　[6]《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85页。
　　[7][8][9][10][11][12][13][18][28][29][30][31]刘昫《旧唐书》卷186上《酷吏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49、4836、4837、4843、4842、4846、4838、4844、4843、4838、4846、4843页。
　　[15]《旧唐书》卷96《姚崇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21页。
　　[16][17]《资治通鉴新注》卷204，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04、6813页。
　　[19]《资治通鉴新注》卷206，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8页。
　　[20]《资治通鉴新注》卷207，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7页。
　　[21]《旧唐书》卷94《苏味道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91页。
　　[22]《旧唐书》卷92，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73页。
　　[23]《资治通鉴新注》卷19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2页。
　　[24]张鷟：《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5]《资治通鉴新注》卷205，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20页。
　　[26]《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858页。
　　[27]杜佑：《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7页。
　　[32]《资治通鉴新注》卷19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2页。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