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大明宫是唐帝国的朝宫所在和唐帝国的统治中枢，是唐长安城中最重要的宫殿建筑群。这处宫殿，规模宏大，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于此处。大明宫之宫名，与唐帝国的发端，有密切的关系，但长期以来，此点不为学界重视，故试论其因。
　　唐弃太极宫而建大明宫
　　唐王朝皇族李姓，原居陇西，所以自称陇西李氏。在北周时期，李虎因功勋被迫封为唐国公，封地即在今山西太原。李虎之子李昞、李昞子李渊，皆世袭唐国公，李渊即后来的唐开国皇帝唐高祖。隋灭北周，李氏为北周所封的唐国公大约也不被新的隋王朝认可，但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实力雄厚的李氏世族地位并未被削弱。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委以太原留守之职，李姓家族再度回到经营数代的故地，从此，以太原为根基，乘乱起兵，夺取政权，建立了新的一代王朝。李氏王朝因最早受封于唐(太原)，自以为有得土之瑞，又从唐地起兵而得天下，所以建立国号曰“唐”。
　　有唐取得天下后，选择隋代首都大兴城为国都。公元618年，“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年号“武德”，将位于长安城中心的太极宫作为唐帝国的统治中枢。太极宫，即隋代朝廷大兴宫，其正殿本名“大兴殿”。唐王朝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改“大兴宫”为“太极宫”，改“大兴殿”为“太极殿”。
　　但奇怪的是，唐人虽然登基于此，设朝于此，却多次声称太极宫地形卑下潮湿。这种态度，反映出唐王朝对太极宫作为朝廷并不满意，其背后可能另有所图，将太极宫作为朝廷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果然，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王朝开始另行择地，营建一处新的朝廷，这处新朝廷，即历史上著名的大明宫。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的东北，南依长安城北垣，占据城北龙首原高地形势，规模比太极宫更为宏伟。宫城中轴线为南北向，自南而北，依次有丹凤门、含元殿、宣政门、宣政殿、紫宸门、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太液池、玄武殿、玄武门、重玄门等，并于宫南新开辟丹凤门前大街，街宽一百二十步。
　　大明宫是唐王朝建国之初规模最大且最重要的建筑。大明宫建成后，太极宫并未废弃，依然沿用，号为西内，而大明宫则号称“东内”。甚至有时将大明宫直称“大内”而不称“东内”。如《新唐书·黄巢列传》就说：“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如此看来，太极宫之政治地位显然不如大明宫尊崇。
　　据《旧唐书·地理志》称，“高宗已后，天子常居东内。”两《唐书》大量记载可证，若逢国之大丧，或帝王车驾出行不在京都之时，为防止不虞之变，保卫政治中枢，则置“大明宫留守”以镇国，而不设“太极宫留守”。《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元年……太上皇崩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乙酉，宰杜佑摄冢宰，杜黄裳为礼仪使，右仆射伊慎大明宫留守，视事于尚书省。”镇国者守卫大明宫，已经充分说明了大明宫之首要地位。《旧唐书·礼仪志五》：“(开元)五年正月，玄宗将行幸东都，而太庙屋坏，乃奉七庙神主于太极殿。玄宗素服避正殿，辍朝三日，亲谒神主于太极殿，而后发幸东都。”这一举措，可证太极宫可安置七庙神主，临时被改作太庙。《旧唐书·代宗本纪》：“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辛酉，诏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壬戌，迁神柩于太极殿，发丧。”
　　唐末起义的黄巢，攻入长安后称帝，登基时就选择了大明宫含元殿。
　　大明宫与太极宫的并存，形成历史上一都两朝之景观，这在中国古代朝廷设置中比较特殊。同时，大明宫未处于唐长安城的中心，也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处于中轴线的制度。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有趣的话题。我们推测，李唐王朝不想运用隋王朝旧宫，所以建立了自己的新宫。但是，对处于京城中轴线上这一重要位置的旧宫殿也不愿意放弃，依然对其进行着控制利用。两相权衡，唐帝王大部分时间居于大明宫听政。有唐一代，大明宫实际上是唐帝国真正的统治中枢。
　　我们知道大明宫是唐王朝的中心政治构筑后，如果细心一点，还可以发现，与此同时，唐初还在关中建立了东西南北四大行宫，东有华清，西有九成，南有翠华，北有玉华，这四大行宫，皆有相当规模，另有与大明宫南北相对的大雁塔。这些巨型建筑的设置，使四方行宫与京城中枢的布局，呈现五行五方之制。这种布局的形成，绝非无意而得，当是一次系统的的规划。从史书的断续记载中，可以看出规划均出自于唐太宗在位时期，至高宗朝基本完成。
　　大明宫之中心位置，至此得以彰显。
　　大明宫名源于大明之兆
　　大明宫地位如此重要，唐人对其命名也煞费苦心，曾数易其名，最后才决定以大明宫名之。大明宫得名与设立一样，缘于一种唐人的迷信，但实质，还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
　　大明宫之名，本出于一种瑞兆，即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前出现的一种特殊光明现象，也就是在隋唐被视为天子之气的大明之兆。这种光明之象，有若天降大命于唐，为唐人所津津乐道，大加颂扬。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三年，岁在丁亥[1]，正月丙子夜，(太原)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飞焰炎赫，正当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望竟天。俄而山上当童子寺左右有紫气如虹，横绝火中，上冲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灭。城上守更人咸见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业初，帝(指高祖李渊)为楼烦郡守，时有望气者云：西北乾门有天子气，连太原甚盛。故隋主于楼烦置宫，以其地当东都西北。因过太原，取龙山风俗道行幸以厌之。后又拜代王为郡守以厌之。二月已丑，马邑军人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据其郡，而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武周窃知炀帝于楼烦筑宫厌当时之意，故称天子，规以应之。帝闻而叹曰：顷来群盗遍于天下，攻略郡县，未有自谓王侯者焉。而武周竖子，生于塞上，一朝歘起，轻窃大名。可谓陈涉狐鸣，为沛公马*(左马右丘)除者也。[2]
　　其它唐代文献也时常提到这些神兆。《高祖受命造唐赋并序》中曰：“高皇生而豁达，大度徇齐，弱而能言，神光佳气兮烂以氛氲中，白雀兮戴紫云。隐隐瞳瞳兮始乎太原。君子得时有如追奔。”[3]张说《述圣颂》：“陛下晋居是州也，紫云在天，神光照室，白鹿来扰，黄龙上升。”[4]
　　王勃《乾元殿颂》中也说：“唐云秘族，潜开白水之徵，代景迴轮，光践丹丘之运。”[5]
　　这里提到的神光佳气代景回轮，都是大明之兆。
　　隋代末年，社会动荡，天下离心，人各异志。太原天子气一出，传言隋王朝气数已尽，新王朝将兴，引得天下英雄，各蓄雄图大志，皆以为天子气是为自己所出。马邑军人刘武周首先起兵造反，自称天子。李渊父子胸怀大志，见此异兆，亦萌逐鹿天下之心，只是老谋深算，静以待变。见刘武周称帝号，故有“陈涉狐鸣，为沛公*（左马右丘）除者也”之语，讥笑刘武周为难成大事的轻狂竖子。待得时机一到，李渊父子便乘乱起兵于太原兴国寺。[6]
　　这种大明之兆，就是大明宫名的由来。
　　像这种宣扬瑞兆的例子在唐代并不少见，如上列诸文中提到当时有紫云之瑞，这也是一种上天所显示的瑞祥，此便是曲江紫云楼得名之故。
　　隋唐之际，社会迷信意识严重，流言厌胜之术极盛，人多信之。隋文帝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之君，但其也难逃此类思想。他重用术士袁充，并让天下不时上报瑞兆。其后之隋炀帝，更胜其父，听说大明之兆后，也连连采取措施以厌胜之。这种迷信之风的炽盛，也为胸蓄异志者充分利用，借此而起者众矣。
　　唐代起兵的李渊政治集团中，李渊虽被推举为首领，但其才能有限，而最富有政治远见的则数李渊次子李世民。史称李世民“聪明神武”[7]“玄鉴深远，临机果断。”[8]整个反隋起义的准备与重大谋划，多出于他和好友刘文静之手。平定天下的战争中，扫荡群雄，李世民功勋也最大。建立唐帝国后，李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李世民大志难以施展，反而受到猜忌。他通过玄武门之变，取得皇权，从此时起，才真正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大明宫之规划，就是出自李世民的意图。
　　大明宫的设想，最早的端倪见于贞观二年。时太宗李世民每日视膳于西宫，公卿奏曰：“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9]但建国之初，这位帝王鉴于前代王朝覆灭之教训，自己又有夺位杀兄的不良影响，故唐太宗事事小心，对大兴土木之事着实有所迟疑。
　　最早提出建设大明宫的设想大约为贞观六年(631)，《资治通鉴》卷194中记载，大臣马周提出：“(大安宫)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正式提出建筑新宫之议[10]。
　　贞观八年，李世民决定营构新宫，令“百官献资以助役”。初名永安宫。次年正式改名为“大明宫”。[11]但大明宫在太宗手中并未完成，直至高宗朝，才完全建成。《旧唐书·高宗上》：“(龙朔)三年夏四月，……幸蓬莱宫新起含元殿。”《旧唐书·高宗下》：“(咸亨)元年，三月丁丑，改蓬莱宫为含元殿。”其中麟德殿大约是改元为麟德时建造。
　　另外，太原在隋代之前也有一大明宫。《山西通志》卷五十七太原县下说：“晋阳城……晋刺史刘琨展筑，中有三城，一曰大明城，董安于筑，北齐置大明宫。”据《北齐书》记载：“世祖在晋阳，既居旧殿，少帝未有别所，诏子琮监造大明宫。”[12]宫内也有大明殿。
　　唐王朝以自家受命于天，故极为重视太原之祥瑞，曾将太原定为北都。《新唐书·地理三》：“北都，天授元年置，神龙元年罢，开元十一年复置。天宝元年曰北京，上元二年罢，肃宗元年复为北都。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年长史李勣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唐初高祖使子元吉留守，获瑞石，有文曰‘李渊万吉’，筑坛，祠以少牢。”开元十一年，对这处起义圣地再次大加宣扬，玄宗至并州(太原)，改其祖旧宅为飞龙宫，又改并州为太原府，亲制起义堂颂及书，刻石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
　　从以上叙述可见，唐大明宫就是这样一处包含了复杂迷信意识的宫殿。
　　宣扬大明是一种政治需求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封建社会，即便皇帝已经昏聩残暴到极点，民不聊生到极点，起兵造反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推翻一个既有的政权是一件难度极大之事，因为旧政权有着强大的惯性。起义者为了寻找社会能接受的政治旗号，往往打着清君侧，勤王等借口进行武装活动，更重要者则要借用上天之命来表明自己的造反行动正确。所谓“李氏将兴，天祚有应”[13]，这种利用天象与异兆营造舆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因为只有天命才比皇权更为神圣，替天行道，才是推翻旧王朝最重要的政治武器。
　　李渊父子深知这一点，在太原起兵前大造舆论，鼓吹一系列的“瑞兆”，这些举动，都是为了推翻隋王朝、建立新政权服务的政治举措。鼓吹的诸多瑞兆之中，最重要者就是“大明”之兆。即“晋阳宫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属天，若大烧火，飞焰炎赫。”不惟如此，这种光焰“正当城西龙山上，直指西南，极望竟天。俄而山上当童子寺左右有紫气如虹，横绝火中，上冲北斗。”光出自“龙山”，龙在中国古代就是帝王之象，“直指西南”，太原之西南方正是隋的都城长安，暗示真龙天子将从太原出世取代长安的旧天子。这些都是“天命”，即上天的意图，而李唐王朝的建立，就是受命于天的举措，不可违抗。
　　唐建国后，除将朝宫命名为大明宫外，还特将所祭日月改名为“大明”、“夜明”之神，极是尊崇。
　　据《旧唐书·礼仪志》，乾封元年唐高宗(666)封禅中岳，所祭祀诸神有天、地、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诸神。《旧唐书·礼仪志一》记开元二十年(732)，萧嵩改撰新礼，祭天时大明、夜明神位在五帝之下，余神之上。《旧唐书·礼仪志四》：“据《江都集礼》及《开元礼》：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称臣。”《新唐书·礼乐志二》称，大明、夜明神位在祭天时与五帝皆处于圆坛一等。《新唐书·礼乐志一》曰：“大明于东陛之南，夜明于西陛之北。”
　　不惟如此，唐时还制有“大明”、“夜明”舞乐。这种舞大约制于贞观年间。[14]《旧唐书·音乐志》，在祭祀唐高祖李渊配用之庙乐叫《大明》之舞。《旧唐书·职官志三》中也记述有：“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乐，皆六成。”高宗仪凤年间，太常博士苏知机还上表“请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舆服之”[15]从这些改易，我们可以看到，唐王朝是如何对大明之兆极力宣扬的。
　　这些装神弄鬼的舆论手法，在今日看来比较荒谬可笑，但在迷信盛行的中国古代，却有着不可小觑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唐人在取得天下后，还要继续利用这一舆论利器，在首都长安，建筑起一大宫殿，命名为“大明宫”，正是标榜唐王朝的“大明”之瑞，得之于天。由此也可看到，李唐王朝，取天下时，充分利用了这一政治舆论，得天下后，依然不放弃这一政治舆论。
　　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深明这把双刃剑之利害，自己可以利用它取得皇位，别人当然也可以利用它推翻自己。所以，他在取得皇位之后，即下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祠，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16]
　　以“大明”为宫殿之名，是唐王朝极力宣扬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王朝，推崇“大明”二字，是表明其统治的合理性和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手段。雄伟的大明宫不仅是一处政治中枢，也是唐帝国得天命的标志，从这一意义上看，“大明”可以说是唐王朝政治生存的“命根子”。
　　注释：
　　[1]丁亥岁，值三年者惟北齐后主天统三年(567)可符合，隋文帝仁寿三年值癸亥岁(603)，炀帝大业三年(607)值丁卯岁，疑文中丁亥当为丁卯之误，即大业三年。唐高祖大业十三年(616)起兵，则此事当在起兵前十年。
　　[2][6](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四库全书》本。
　　[3]《高祖受命造唐赋并序》：《文苑英华》卷41，中华书局1966年版。
　　[4]张说：《上党旧宫述圣颂并序》，《全唐文》卷221，中华书局1982年版。
　　[5]王勃：《乾元殿颂并序》，《全唐文》卷178，中华书局1982年版。
　　[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太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63。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太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21。
　　[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太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5。
　　[10](宋)司马迁：《资治通鉴》卷194，中华书局1956年版。
　　[11](宋)欧阳修：《新唐书》卷38，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唐)李百药《北齐书·冯子琮传》与《隋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28页。
　　[13](后晋)刘昫：《旧唐书·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8。
　　[14](后晋)刘昫：《旧唐书·音乐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后晋)刘昫：《旧唐书·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948。
　　[16](后晋)刘昫：《旧唐书·太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1。
　　(作者单位：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