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自唐神龙元年(705)十一月武则天病逝，迄今已1300年，在中国各地留下的历史遗迹和文物众多，如山西文水县的则天圣母庙，西安城北的大明宫遗址、感业寺遗址、城南的荐福寺匾额，四川广元的皇泽寺武后真容石刻像，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像，偃师的升仙太子碑，登封嵩山的升中述志碑，等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最难解释的遗迹，当属陕西乾陵的无字碑，人称无字碑之谜。
　　一、无字碑之谜诸说浅析
　　乾陵无字碑矗立在乾陵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与司马道西侧的述圣纪碑隔道对峙，高大雄伟，巍然壮观。碑身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凿而成，高6.65米，宽2.1米，厚1.49米。碑首刻有八条螭龙，“碑身两侧各刻升龙一条，长412厘米，宽66厘米，并描绘了一匹屈着前蹄俯首就食的骏马和一只昂首站立、神态威严的雄狮”。[1]
　　此碑因唐时未刻一字，后世人称无字碑。我国各地还有多块无字碑，为何此碑独享盛誉?其一，此碑立在乾陵，与武则天的生平业绩相联系；其二，此碑历史悠久，经过1300多年的风雨洗礼，傲然挺立，无大损伤；其三，碑石巨大、完整，其它无字碑罕有其匹；其四，神秘莫测，众说纷纭。
　　此碑何时所立?为何立碑而不刻一字?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其中几种如“德大”(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自惭”(武则天临终前自惭行为不端，故不刻文字)、“称谓难定”、“非碑”等旧说，已有多位学者驳议过，此不赘述。这里，仅就其中影响较大的武则天“遗言”说和几种近年来的新说，予以浅析。
　　1.武则天“遗言”说
　　此说来自一代文豪、历史学家、戏剧家郭沫若先生之笔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无字碑，是纪念武则天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不刻文字”。[2]我读后甚为震撼，十分惊异，感叹武则天有如此大的气魄!当时我虽已是一所大学的中国通史教师，但对武则天没有深入研究。又过了20年，我才主攻隋唐史专业。自1985年在乾陵博物馆参加武则天研究会成立大会以后，立志主攻隋唐文化和武则天。但遍读记载武则天事迹的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并撰写了《论武则天遗制》一文，仍未发现“遗言”说有何证据。因此笔者认为，“遗言”说虽符合武则天的业绩与性格魅力，触摸到了无字碑的灵魂和真谛，但“据说”二字查无实据。
　　2.中宗立碑而又因多种原因未刻文字说
　　这种看法不赞成无字碑由武则天所立，推断是嗣君中宗李显所为。他为其母立碑，是“颂德”还是“述恶”，实在太难了。“立碑而不铭一字，恐怕是中宗左右为难的一个万全之策了。”“或因中宗的早死，睿宗的昏庸而无能为文之故。”结语是“笔者推测：乾陵‘无字碑’是武则天死后由嗣皇帝中宗立的。乾陵‘无字碑’之所以无字，或因嗣君中宗、睿宗对生母武则天的功过难于启齿；或因继位人对违反祖制立‘述圣纪碑’不赞同；或是与当时朝廷内外的形势，当权者个人情况以及武则天遗制‘衬庙、归陵、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帝’等有关系。”[3]
　　这一新说，只有一点是明确的：无字碑是中宗为其母武则天立的。至于为何立碑而不刻一字，“或因”、“或是”等可能性多至五六项。这种出于“推测”而产生的多方面思考，反映出作者不肯轻易下结论，亦反映出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
　　3.武三思诣乾陵祈雨后唐中宗下令刊刻《圣感颂》的碑石说
　　此说新颖，独树一帜。其一，此说与已有诸说都不相同或类似；其二，以往诸说大都出于猜测，本说确实找到了一条中宗时立碑石的记载：景龙元年(707)春，“大旱，帝(中宗)遣(武)三思、(武)攸暨祷乾陵而雨。帝悦。三思因主请复崇恩庙，昊、顺二陵皆置令丞。其党郑愔上《圣感颂》，帝为刻石。”这条出自《新唐书·武三思传》的记载，又可从《旧唐书·中宗本纪》、《通鉴》卷208中找到佐证，证实武三思诣乾陵祈雨后唐中宗下令刊刻《圣感颂》于碑石是真有其事。但问题是，碑石立在哪里?作者推断说“中宗既因武三思等在乾陵祈雨而‘感悦’，令刻郑氏所撰《圣感颂》于石，则此石理当立于乾陵。”接着作者又推断，“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乾陵并没有一块刻有《圣感颂》的碑石，而只有一通高大雄伟的‘无字碑’。因此，这块‘无字碑’很可能就是唐中宗下令刊刻《圣感颂》的碑石。”但是中宗令刻《圣感颂》，而这块石碑上却没有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发现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时树了碑而未能刻字；二是刻了字被人磨掉。”[4]
　　这一新说，从史书记载出发论述“无字碑”，给人带来惊喜。但接着又是连续地推测，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它无法解释以下两点：其一，武三思诣乾陵祈雨后唐中宗下令刊刻《圣感颂》的碑石，会安放在与《述圣纪》碑隔司马道相对应的位置吗?会有“无字碑”如此巨大吗?其二，说碑上刊刻《圣感颂》，今安在?“被人磨掉说”很难成立，因为有人发现在“无字碑”上“布满了4～5厘米见方的格子”。但从未有人发现上面有磨掉文章的痕迹。
　　4.无字碑是中宗所立并已命人撰文，因向反对者让步而不刻文字说
　　提出这一新说的作者概括说：“武则天生前曾有过死后同高宗合葬乾陵并为自己在陵前立碑的欲念，但从未有过立‘无字碑’的设想和遗制。如今屹立在乾陵陵园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的儿子嗣帝中宗李显所立，立碑前已选诏时任秘书员外少监的韦承庆制撰了《则天皇后纪圣文》，并已按碑文的字数，在碑上刻制了3300个方格，后因对‘归陵’出现激烈争议，中宗李显为既保证母亲遗制的实现，又不影响自己的皇权统治，以同意不镌刻碑文对反对者作了妥协让步，才留下了这块不书一字的千年巨碑，令史家猜测不已，各有评说。”[5]
　　诚如作者所言，这一新说确有“新的发现和考究”。主要是发现中宗时韦承庆所撰《则天皇后纪圣文》(或称《武后纪圣文》)，便是准备镌刻在中宗为则天皇后所立的碑文，后因向反对者妥协让步，才未有在此碑上刻文。但是，其一，何以证明《则天皇后纪圣文》就是准备镌刻在无字碑上的那篇碑文呢?作者主要证据是：乾陵司马道西侧高宗碑文题目是《述圣纪文》，“从文章的题目看，《纪圣文》和《述圣纪文》其含义完全相同”，“武则天为唐高宗撰写的《乾陵述圣纪文》已作为碑文刻在了乾陵的七节碑上，那么韦承庆为武则天撰写的《则天皇后纪圣文》亦无疑是为将要在武则天陵前立的碑上所撰的碑文了。”恰恰在这个主要论据上，凸现出此说的漏洞。人所共知，武则天为高宗撰写的那篇碑文，题目是《述圣纪》，或称《述圣记》，因此镌刻《述圣纪》的碑称为“述圣纪碑”。著录这篇碑文的《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八琼室金石补正》、《金石萃编》等等，皆称此文为《述圣记》，或称《述圣纪》碑文、《述圣纪碑》。《旧唐书》称《述圣记》“一卷，大圣天后撰”[6]。这一新说的提出者，为了论证韦承庆撰写的《则天皇后纪圣文》“无疑是为将要在武则天陵前立的碑上所撰的碑文”，把《述圣纪》碑文标题定为《乾陵述圣纪文》，进而加以类比，是不妥当的。其二，既然已撰好《则天皇后纪圣文》，又因何未能镌刻于碑呢?作者概括地说，就是中宗等人因为遭到严善思等人在“归陵”问题上的反对，“为既保证母亲遗制的实现，又不影响自己皇权统治。以同意不镌刻碑文对反对者做了妥协让步，才留下了这块不书一字的千年巨碑”。这段话没有任何史实根据，完全出于猜测，就更靠不住了。其三，高、武、中时期，所立碑甚少，因此撰写碑文者皆非一般官僚。请看：昭陵李勣墓前碑文，高宗撰、书；恭陵碑文《睿德记》，高宗撰、书；乾陵《述圣纪》碑文，武则天撰文、中宗书丹；，则天女皇登封嵩山的《升巾述志碑》，武则天撰文，皇嗣李旦书丹。乾陵为武则天立的碑，中宗竟会让一名秘书员外少监[7]韦承庆来撰写则天大圣皇后碑文?尽管他很有文才，因为是员外官，中宗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一新说虽可为一家之言，但不能视为定论。乾陵无字碑仍为难解之谜。
　　二、神龙元年至开元初年政局动荡说
　　关于乾陵无字碑之谜的争论，牵涉到三个问题：其一，此碑为谁所立。学者大都认为，亦应该肯定，是为武则天立的。因为只有武则天的地位，此碑才能如此巨大，并与司马道西侧的“述圣纪”碑相对应；只有武则天的碑石，其后有唐一代才无人敢在上面擅刻一字。因为她是其后历朝唐帝的先妣。其二，此碑何时所立。十几年前的诸旧说，大都认为是武则天生前所立；近年来出现的以上三家新说，皆认为是中宗时所立。而笔者则认为，此碑石是武则天营建乾陵时所立，它与“述圣纪”碑隔司马道因山势走向基本上形成东西对称；也只有武则天的权势和个性，才能违反旧制，生前为自己和高宗在陵前立碑，并亲自为“述圣纪”碑撰文。她死后政局动荡多年，中宗又很懦弱，为她破例在陵前立碑的可能性甚小[8]；其三，既然为武则天立了碑，但为何不刻一字。笔者认为，可能在长安四年(704)末和神龙元年(705)初武则天病重时，准备在碑上刻字，于是先派人在碑上划出方格，并酝酿其碑文。但不久即发生张柬之政变，武则天遭到囚禁，因而武则天遗制中未提“无字碑”，定有难言的苦衷。武则天病逝后，政局更加动荡，又接连发生4次大的政变，直至开元元年(713)七月唐玄宗平定太平公主政变，政局才趋于稳定。请看以下史实：
　　1.李重俊政变
　　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但武氏集团的一些核心人物尚在，张柬之等没有乘机杀掉武三思等人。随后，武三思就勾绍韦皇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婉儿等人，以宰相身份执政，贬杀汉阳王张柬之、博陵王崔玄暐、平阳王敬晖、扶阳王桓彦范、南阳王袁恕己等五王，驱逐直臣宋璟。昏庸、懦弱的中宗李显则完全受韦皇后与武三思所控制。武三思与韦后私通，政多劣迹。神龙二年(706)七月，立卫王李重俊为皇太子。韦皇后因李重俊不是自己生的，百般侮辱；安乐公主恃宠骄恣，亦仗势欺人，竟呼太子重俊为“奴”。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不甘心忍受屈辱并试图摆脱被废掉的危险，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杀死武三思、武崇训父子。中宗在韦后、安乐公主及上官婕妤的胁迫下，下令御林军反击，杀死李多祚等将领。李重俊逃亡终南山，后又逃奔户县(今西安户县)，“憩于林下，为左右所杀”[9]。
　　2.韦皇后政变
　　李重俊政变失败后，韦后等进一步操纵政局。韦后欲效法武则天当女皇，但缺少武氏才干。韦后及其女安乐公主靠卖官发大财，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安乐公主抢夺民田修筑人工池，周围数里，内中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河，欲胜过昆明池，故名定昆池。她有一件织成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10]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毛织手工业技术的高超，另一方面也说明安乐公主的奢侈。中宗亦甚腐朽，不理朝政，但好击球。在他的影响下，击球成风，他令人“洒油以筑球场”。一次他到梨园球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他又分两队拔河，宰相韦巨源、唐休璟衰老，跌倒在地，老半天爬不起来，中宗、韦后、安乐公主观看大笑。景龙三年(709)，关中饥荒，严重缺粮，米斗百钱。从山东(指崤山以东)、江淮用牛车向关中运谷，途中牛死十之八九。一些大臣建议去东都洛阳暂避荒年，韦后因老家在长安杜陵(今属西安市长安区)，不愿东去，中宗亦不乐，说“岂有逐粮天子邪!”[11]景龙四年(710)六月，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韦后秘不发丧，亲总庶政。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即上官婉儿，她先后为中宗的婕妤、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随后即皇帝位，时年16岁，史称少帝。韦后临朝称制，并用诸韦统率禁军，“时召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长安)，列为左右营，诸韦子侄分统之”[12]，以便控制局势。
　　3. 李隆基政变
　　韦后、安乐公主的倒行逆施，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中宗遇毒暴崩，又给了高宗、武则天的儿女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一派势力攻击韦后的最好时机。于是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带头发难。李隆基于垂拱元年(685)八月生于东都，长大后相貌英俊，处事果断，多才多艺，尤善音律，八分书，初封楚王，后改封临淄郡王。[13]他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中，暗自培置私人势力，掌握部分禁军。韦后临朝称制后，李隆基便与姑母太平公主联合，策动御林军攻入玄武门(长安宫城北门)，杀死韦后、安乐公主、上官昭容及其党羽。甚至遣将派兵“诛诸韦于杜陵，襁褓几无免者”。于是由太平公主出面，令少帝李重茂退位，“此非儿座，遂提下之”，[14]复立相王李旦为皇帝，李隆基进封为平王。
　　4．太平公主政变
　　睿宗李旦即位后，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侍臣认为平王有安定天下之功，当立为皇太子，而宋王李成器(后更名宪，睿宗长子)等皆推让，于是李隆基为皇太子，时年26岁。
　　睿宗生性懦弱，但有一定机智，在多次政变中善于用恭俭退让避免灾祸。这时他看到太平公主与太子两派势力都很大，便两边都依靠。史载，每宰相奏事，他便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隆基)议否?”宰相回答说已经与太平公主、太子商量过了，他才批准。他对妹妹太平公主特别关照，“公主所欲，上无不听”。太平公主由此权势很大，“宰相七人，五出其门”[15]。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又势必与太子李隆基发生激烈的冲突。
　　先天元年(712)七月，睿宗退位。八月，太子李隆基即皇帝位，史称唐玄宗。因他死后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太平公主本欲自己掌权，但李隆基颇为能干，不易摆布，就暗中准备发动政变。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太平公主与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等人同谋，计划四日以御林军发动政变。谋泄，玄宗在张说、郭元振及宦官高力士等人的策划下，杀萧至忠等。太平公主逃入终南山寺。无奈忍不住饥困，数日后又返回长安。玄宗下令“赐死于家”。于是骄纵几朝的太平公主被迫在自己的家中自缢而死。其子薛崇行、崇敏及党羽数十人被杀，家财全部被抄投，“凡三年不能尽”[16]。至此，动荡8年的政局才稳定下来。开始了唐玄宗在开元时期的统治。
　　从神龙元年(705)至开元初年(713)，8年中发生过张柬之、李重俊、韦皇后、李隆基、太平公主等人策划的5次大的政变，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在这期间，统治阶层关心的是皇帝宝座，而不是乾陵上那块无字的碑石。而待政局稳定，事隔多年，再往那块碑石上刻字已无必要了。于是那块巨大的碑石便成了千古之谜无字碑。
　　三、乾陵无字碑的昭示
　　乾陵无字碑为何会成为难解之谜?其一，史书中没有确切的记载；其二，没有可靠的文物资料为佐证。以上诸说包括拙见，都带有很大的推测的成分。靠推测是不能为历史问题做出结论的。因此，乾陵无字碑成为千古之谜。
　　乾陵无字碑的珍贵价值，恰恰在于它唐代无字。如果在当时碑上刻有文字，刻有对武则天或褒或贬的评论，其价值充其量等于为高宗所立的“述圣纪”碑。正因为它无字，才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引起人们的无限暇想，引起人们的争论不休。
　　武则天病逝迄今已经1300年。乾陵无字碑在陵前矗立，沉默无声，历经风雨，已经1300多年。它在向人们昭示什么，它想向人们诉说什么，人们已有评说[17]。笔者认为乾陵无字碑主要是向人们昭示：千秋功过，后人评说。所以在评论无字碑之谜的诸说中，只有一代文豪郭沫若的“遗言”说，虽然“据说”二字查无实据；但它摸到了无字碑之谜的灵魂，无字碑之谜的真谛。
　　为何千秋功过，要后人评说?为何“自己的功过让后人评价?”
　　其一，历史上任何一个重要人物，包括那些杰出人物，都不可能给自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她)们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层、地域、民族和宗派的局限。唐代名相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8]。而历史上能做到兼听纳谏的明君又有几人?因为君主接近的人，皆为崇敬他、吹捧他、需要他的人；而那些反对他、怨恨他和想直言谏诤的人，又往往难于见到他。于是他的看法往往片面，经常自我感觉良好。
　　其二，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代人对当代君主的评价，大都是受益者说好，受害者说坏，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史载，武三思既杀张柬之等“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19]世上有这种心态的人何止武三思一人。因此当代人很难正确地评价当代的统治者。
　　其三，任何重要人物、历史事件，其是非功过，复杂真相，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清晰，愈来愈为人们所理解。随着历史的发展、时光的流逝，上述各种局限性也会逐渐淡化。离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时间较远，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才能较为客观，较为准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当代人很难写好当代史。当然，这不是说当代史学家对于当代史应该漠然视之，无所作为。相反，当代史学家对于当代史应该秉笔直书，继承中国史学实录直书的优良传统，为后代人写前代史积累丰富的史料。早在汉代就曾出现“实录”一词。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0]。武则天时代显露头角的史学家刘知几(661～721)，更明确地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21]治史应“不虚美，不隐恶”[22]。何为“实录直书”?他说“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23]。“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24]。只有“实录直书”，才能起到史书的作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而这样的良史，“乃生人(民)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5]。而这样的良史，一般只有后代才能写出，当代很难完成。这里以二十五史为例。司马迁的《史记》，堪称良史的典范。它从传说中的五帝写到汉武帝末年，其中西汉一段可谓写当代史。它既写出汉高祖的豁达大度，善于用人；又写了他称帝后嫉贤妒能，杀害功臣。他既写了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开拓之功；又写了他的晚年残暴，诛杀无辜。但他亲自撰写的《今上本纪》(即汉武帝本纪)后竟无影无踪，被伪造的《孝武本纪》所取代；善恶必书的良史《史纪》，竟被西汉王朝列为禁书。史家以此为鉴戒，自《汉书》始，至《清史稿》止，皆为后代人写前代史。由此，“千秋功过，后人评说”成为治史的准绳，史家的信条。
　　乾陵无字碑昭示了“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受到了史家的推崇，游人的赞赏。无字碑的存在，使梁山更显高大；无字碑的存在，使乾陵更加宏伟；无字碑的存在，使武则天更具魅力。许多人真诚地希望乾陵无字碑之谜永远解不开，人们心目中的乾陵无字碑永远镌刻着三个大字——武则天。
　　武则天千古，无字碑永存。
　　注释：
　　[1]杨正兴：《乾陵》，载《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已故杨先生曾任乾陵博物馆馆长，是笔者的好朋友，此注以表怀念之情。
　　[2]郭沫若：《我怎样写武则天》，刊1962年7月8日《光明日报》。
　　[3]樊英峰、刘向阳：《乾陵文物史迹述丛》，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4]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93～199页。
　　[5]师荃荣、宋继超、习建涛、宋少宇：《乾陵无字碑新考》，载《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版。
　　[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998。
　　[7]秘书员外少监：官名。指正员秘书少监之外设置的官员，为员外官之一种。见赵文润、赵吉惠主编《两唐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832，史载，当时“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见《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二年(706)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601。
　　[8]赵文润：《论武则天遗制》，载《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中宗景龙元年(707)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612。
　　[1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8年版，页1377。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三年(709)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639。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中华书局1978年版，页150。
　　[1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8年版，页165。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710)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649。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713)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681。
　　[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太平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652。
　　[17]牛芸：《“无字碑”昭示的历史悲剧》，载《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2载：唐贞观二年(628)正月，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又见《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二年(706)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606。
　　[20](汉)班固：《汉书》卷62《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2738。
　　[21](唐)刘知几：《史通》卷13《惑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110。
　　[22](唐)刘知几：《史通》卷5《载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361。
　　[23](唐)刘知几：《史通》卷13《惑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114。
　　[24](唐)刘知几：《史通》卷7《直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58。
　　[25](唐)刘知几：《史通》卷11《史官建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89。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