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乾陵是唐朝(618～907)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628～683)与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624～705)的合葬陵，位于陕西乾县县城西北约6公里处海拔1047.3米的梁山主峰上(东经108°13′，北纬34°35′)，距古都西安76公里。据文献记载，乾陵仿唐长安城格局营造，封域“周八十里”，[1]陵园原有城垣两重，“外垣南北二千五十步(唐代一步等于五尺，每尺合今29.5厘米)，东西一千二百步”。“内垣南北一千一百步，东西九百步”。“内垣计地一百二顷半”，[2]内城四面设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门，占地约230万平方米。陵园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六十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乾陵营建时值盛唐，国力充盈，陵园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文物遗存丰富，被誉为“中国历代诸皇陵之冠”，[3]在唐代帝王陵墓中最具有代表性。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了“乾陵文物管理所”，1978年8月更名为“乾陵博物馆”，以加强对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数十年间，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的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顾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历程，探讨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得失与目前存在的问题，对今后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将大有裨益。
　　一、唐乾陵文物的概况与特点
　　据文献记载，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高宗李治驾崩于唐东都洛阳之贞观殿后，武则天根据高宗临终遗愿，命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户部郎中、朝散大夫韦泰真为将作大匠，共同护营乾陵营建工程。[4]按照唐太宗李世民创建的“因山为陵”的埋葬制度，依梁山之自然山势，在其主峰山腰凿洞修建地下玄宫。[5]到文明元年(684)八月埋葬时，陵园主要工程竣工。埋葬高宗后，乾陵营建工程继续进行，及中宗李显(656～710，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第三子)继位，于神龙二年(706)五月重启乾陵地宫隧道，合葬母后武则天，并根据唐太宗李世民制定的功臣密戚陪葬皇陵制度，[6]迁葬其女永泰公主李仙蕙、其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其兄章怀太子李贤等陪葬乾陵，到睿宗李旦(662～716，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第四子)执政时令合葬章怀太子之妃清河房氏，至玄宗李隆基(685～762，睿宗李旦第三子)开元二十一年(741)赐赠邠王李守礼等陪葬乾陵，因此，乾陵陵园的所有营建工程及陪葬墓的修筑，经历了武则天、中宗、睿宗至唐玄宗执政中期才始告全部竣工，历时长达57年之外。[7]在这57年中，除在陵园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献殿、上仙观、阙楼、狄仁杰以下六十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外，又在陵园内城东、西、北四门之外及司马道两侧列置了120余件大型石雕刻；在陵寝地宫及陪葬墓室四壁绘制了大面积的壁画，放置了诸如唐三彩、玉质哀册、金银铜铁锡器、玉器、瓷器、彩绘陶俑、彩绘木俑、铜镜、丝绸、书籍字画等大量随葬品。据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可知：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地面遗存文物和地下出土文物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石雕刻类，现存175件。分为地面遗存和地下出土两部分。地面遗存主要分布于陵园内城四门之外和朱雀门(南门)外司马道两侧，部分陪葬墓地面亦有少量分布；地下出土部分，目前主要集中在已发掘的5座级别较高的太子、公主及大臣的陪葬墓之内，有石椁、石门、石墓志、石烛台等。另外，1958年12月至1960年5月勘探揭露的乾陵地宫隧道封石约1000块，亦可看作是一处石刻文物。乾陵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葬制的典范，表现在陵园石刻制度上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石刻组合定制：其一，种类繁多。乾陵陵园石刻雕成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至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之间，根据各自的性质用途大致可分为五类，即帝王陵园标志、记事类，有华表和石碑；守卫、祛邪类，有石狮、石人(或称翁仲)；仪仗类，有仗马和驭手；中外文化交流类，有鸵鸟、蕃臣像；神话传说、升仙思想类，有翼(天)马和北门仗马等。其二，内容创新。与以前帝王陵墓石刻相比较，增添了石人、石马、瑞鸟、石碑等新的雕刻题材。唐代以前，帝王陵前是不立碑的，但乾陵却相继树立了两通高大的石碑——《述圣纪》和《无字碑》，打破了帝王陵墓“不封不树”的惯例。蕃酋石像在唐以前的帝王陵园中也未曾见到，文献上也无记载，但乾陵却在内城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雕置了61尊；鸵鸟也是从唐乾陵开始进入石刻群行列的；陵园内城四门之外的石狮也是从乾陵开始成为帝王陵园的守卫者。其三，艺术造型新颖独特。乾陵石刻体积硕大，雕刻技艺纯熟，精美绝伦，形神兼备，不同于唐以前帝陵石刻有形无神的简朴浑厚风格，又不同于宋明清帝陵石刻卑小温驯的风格。以陵园司马道石刻鸵鸟为例，工匠们采用了浮雕与镂空相结合的技法，巧妙地解决了鸵鸟长颈、细腿难以负重、无依托的难题，使这件写实的艺术珍品极具观赏价值，其造型在所有帝王陵墓石刻中所独有。再如内城朱雀门外西侧阙楼遗址前的《述圣纪》碑，通体分为七节，意取“七曜”(即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而最独特的碑顶却是唐代最高等级的庑殿式建筑形式，这种造型在现存的唐陵石刻碑石中所独有。其四，乾陵石刻的形制所包含的寓意和哲理深刻。从其表面现象看，乾陵石刻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高度繁荣发展的产物，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一类石刻的造型都具有比较深刻的哲理，如位于司马道石刻首位的华表，本是帝王宫殿、陵墓的标志，但它的造型却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华表由柱头、柱身和础座三部分构成，方形础座代表大地，圆球柱头(火珠)代表苍天，中间柱身的八个棱面则与八卦方位图中的八个方向相呼应，典型地体现了唐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在印度佛教文化中，莲花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即象征纯洁的女阴，而火珠又有祈求生殖繁盛的寓意，因此，方形础座上加覆莲16瓣与仰莲托火珠组成的柱头，昭示着唐人对人类生殖行为的崇拜与祈求生命长存的意义。[8]
　　(二)墓室壁画类，现存面积约1200平方米，主要分布于1960年8月至1962年4月发掘的永泰公主及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先后发掘的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等3座皇室成员墓葬中。三座墓葬的形制、结构基本相似，都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前、后墓室组成。壁画布满墓道两壁、过洞两壁及顶部、天井、前后甬道两壁及顶部和前后墓室四壁。从壁画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七类，即四神类：有青龙、白虎；狩猎类：猎骑、架鹰、牵犬、驯豹；仪仗类：有步行仪仗队、骑马仪仗队、车马、马夫、列戟等；宫廷、家居生活类：有男侍、女侍、给使、门吏、太监、宫苑、盆景、乐舞、庭院行乐、马球、观鸟捕蝉等；官员、客使类：有唐朝鸿胪寺官员、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宾客使臣；建筑类：有阙楼、城墙、楼阁、斗拱、廊柱、枋和平綦图案；天象类：有银河、星辰、太阳、月亮、金乌和蟾蜍等。另有装饰性图案如树木、花卉、蔓草等。[9]三座墓葬等级较高，但壁画的题材、内容和设置各有侧重。懿德太子李重润生于东宫内殿(时中宗李显为皇太子)，高宗李治立其为皇太孙，并“开府置官属”。后“为人所构，……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中宗即位，追赠为皇太子，以帝王礼“号墓为陵”陪葬乾陵。[10]该墓地下长度100.8米，其规模在同类墓葬中是空前的。墓中壁画内容主要表现了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地位、宫廷的奢侈生活和恢弘高大的皇城建筑。绘于其墓道东西两壁的《阙楼图》为表示帝王等级的三出阙，在永泰公主墓中表现为单阙，在章怀太子墓中没有出现。该图与其下的《仪仗图》共为一体，面积庞大，场面恢弘，整个画面绘有120余人，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太子大朝图》。永泰公主李仙蕙生前被封为“永泰郡主”，死后被追封为“永泰公主”，[11]是唐代所有公主中惟一“承恩特葬”、“号墓为陵”的墓葬。墓中壁画内容主要表现了公主生前的宫廷生活场面，除了固定的壁画内容外，人物中女侍占的比例较大，前墓室的8幅壁画中，女侍内容的就有6幅，其中有4幅的女侍人数多达9人。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端杯侍女》形象就出土于永泰公主墓前墓室东壁南铺的《宫女图》中，该图曾受到已故著名人物画大师叶浅予先生的高度赞赏。[12]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虽然没有享受“号墓为陵”的建制，但李贤生前曾被封为皇太子，并屡次奉诏监国执政，“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13]后为人谗构，死时年仅31岁。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七月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四月追谥为“章怀太子”，在迁其妃清河房氏与之合葬时，[14]对墓道壁画进行了重新绘制。该墓绘制精美壁画50余幅，面积达400余平方米，是出土壁画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唐代墓葬。人们所熟知的大幅《狩猎出行图》、《打马球图》、《观鸟捕蝉图》、《客使图》、《宫女游园图》等反映太子监国时期生活场面的佳作均出土于章怀太子墓。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共同特点是：构图完整，场面宏大，布局独特，绘画技艺精湛，堪称“唐代绘画艺术的地下画廊”。这些壁画的出土，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宝库，而且为今天研究唐代美术、服饰、体育、对外关系和宫廷典章制度，领略唐人的审美意识等提供了一批崭新的珍贵资料。
　　(三)陶俑(包括釉陶俑、三彩)类。陶俑是中国古代墓葬随葬物品中的一个重要品类，是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俑的最初价值是用以代替活人随葬死者，使死者在想象中的冥世继续过着有如其生前在人间一样的生活。然而由于他如实反映了历史的面貌，包含了多种古代社会信息，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它最初的功用目的。”[15]因此。陶俑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各个时代最为形象生动的纪实资料，记录着各个历史时期审美风尚的流变，同时又体现着令人惊叹的艺术智慧。作为盛世风范的唐代，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达到鼎盛。其陶俑艺术在经历了秦的博大、汉的雄迈和南北朝的逐渐发展融合后，到初唐时期也因贵族阶级崇尚“厚葬”礼俗的需要而异彩纷呈。唐代陶俑制作技术明显提高，表现手法日趋娴熟，写实技巧有了长足进步，其作品呈现出典雅瑰丽、雄健俊秀的美感。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陶俑成为这一时期陶俑艺术的代表之一。乾陵目前已发掘的5座陪葬墓共出土各种陶俑3800余件。其中永泰、懿德、章怀3座墓出土唐三彩俑及器皿约480件，出土陶俑及器皿约1680件，懿德太子墓出土彩绘贴金铠甲骑马俑113件。乾陵唐三彩的特点之一是：造型准确，手法写实。以人物造型为例，无论是文臣武士、还是男女侍俑，其造型都符合人体的一般比例关系。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的三彩女立俑，身高一般在26～28厘米之间，头部高度大多在4.5～5.5厘米之间，头部与全身的比例约为1：6，略去头部螺髻部分，实际体高约为头部长度的6.15倍。束腰部位多在身高的2／3处，腰部以上为全身的1／3，符合黄金分割法。男立俑大多数身高为其头部的7倍，除去幞头高出部分，符合人体的一般比例关系和古人“立七坐五盘三半”中“立七”的人体姿态比例关系。同时出土的牵马俑和牵骆驼胡俑，头部略大，体形亦较宽肥，但整体上看起来仍然很自然，显得强壮有力。动物俑的造型也是如此，如李贤墓出土的一匹剪鬃三花马，高65.5厘米，长约67厘米，马背高58厘米，颈部略向上昂起，颈部长从胸部前伸14厘米，马头长18厘米，腿高连蹄为29.5厘米，其各个部分都符合中国古代相马术对“良马”的鉴定标准。各式各样的三彩骑马俑，大小尺寸相差无几。如骑马俑一般高36厘米，总长37～39厘米，宽约10～11厘米，马上骑俑上半部高13厘米，约占总高度的1／3稍强。从总体上看，人和马各自的体形比例关系适当、协调。特点之二是静中寓动，目可传神。作为明器的唐三彩虽然处于静止状态，但其本身却具有静中寓动的特点。虽然不能像“马踏飞燕”那样腾空而起，但其形象却栩栩如生。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一对三彩马，一匹低头觅食，一匹仰天长啸，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其生动传神、藏而不露的含蓄之感让人油然而生敬意。特点之三是种类齐全，题材广泛。乾陵陪葬墓出土的陶俑、釉陶俑和唐三彩中有威武雄壮的武士立俑，凶神恶煞的天王俑，亭亭玉立的侍女，深目高鼻的胡人，膘肥体壮的骏马，沙漠之舟的骆驼，凶武威壮的镇墓兽，日常生活器皿，建筑物中的仓库和军械中的兵器架等，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陪葬明器虽无实用价值，但种类齐全，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缩影。特点之四是制作形式及手法多样。乾陵陶俑的制作采用分型与组合的方式。在分型上有单个塑造、压模成型和组合成型。组合方式表现为：对于马，一般分割为头、颈、躯体、四肢、尾、踏板等六个部分；对于俑，一般是按头、腰、两臂、踏板等五个部分。因为制作规格统一，且又富有变化，从而使马和俑在姿态上就有了较大的区别。纵观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唐三彩，在品类、规格、形制、敷釉等方面各有千秋，永泰公主墓三彩数量较多，章怀太子墓三彩规模较大，懿德太子墓三彩等级较高，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等级地位和乾陵文物的特殊性质。
　　综上所述，乾陵陵园精美绝伦的大型石雕刻，陪葬墓中构思精妙、艳丽夺目的壁画，斑驳流丽、姿态迥异的唐三彩和雕刻细微、精湛美妙的石雕线刻画，被人们誉为“乾陵文物四绝”。它们的艺术造型和文化内涵，反映了初唐盛世的社会特征与风貌，给今人研究和揭示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艺术和社会风俗，了解唐人的审美意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和绝好的窗口，这也许是唐陵的设计和建造者所始料未及的。因此，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就成为当代文物、博物馆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二、近五十年来乾陵文物保护工作历程的回顾
　　唐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工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建国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对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和研究。作为“关中唐陵之冠”的乾陵，自然而然地被列为调查和研究保护的对象。当时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基本上是在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今陕西省文物局前身，以下简称“省文管会”)的主持下展开的。特别是1956年8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乾陵为“陕西省第一批名胜古迹重点保护单位”后，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便很快开展起来。1957年，省文管会在乾陵树立了“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碑，同时拨款2.7万元整修乾陵地面石刻，“倒地者竖起，危者加固，倾斜者扶正”，并在石刻周围设置水泥栏杆，这次整修虽然只加固了10件大型石刻，但“这是建国后人民政府第一次拨专款并组织人力对乾陵(石刻)进行的(保护)修葺”。[16]1958年至1959年，省文管会又两次派员对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进行勘查，先后勘查出了陵寝地宫隧道的具体位置、陵园内城四门基址和下宫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陵园内城的基本范围。[17]1960年8月至1962年4月，省文管会组织专业人员发掘清理了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为了加强乾陵陵园及永泰公主墓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61年元月成立了“乾陵文物管理所”，直到1978年8月更名为“乾陵博物馆”，这一时期，乾陵的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由于受“文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只是在省文管会的具体指导下，修建了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墓道保护房，揭取的永泰、章怀和懿德墓的部分壁画，并运回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前身)收藏。乾陵陵园石刻、三座陪葬墓的出土文物及墓道壁画的保护工作处于完全停滞状态。“乾陵文管所”同所有的地方文管所一样，对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出土文物仅仅起到了“保管”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永泰公主墓是建国后文物部门在陕西地区发掘的首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唐墓，1963年4月，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和陕西省博物馆组织召开了“揭取唐永泰公主墓壁画现场观摩会”，随后在三个月内，共揭取永泰公主墓前墓室四壁、甬道及其拱券顶壁画35块，并对揭取后的壁画进行了复制。[18]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文革”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的状态，但乾陵的文物研究与保护工作因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发掘仍有一线生机。许多考古人员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对乾陵陵园及其现存文物的保存状况进行了再次调查，贺梓城先生的《“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和刘庆柱、李毓芳的《陕西唐陵调查报告》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乾陵陵园石刻的保存状况。[19]
　　1978年8月，根据工作需要，乾陵文管所更名为乾陵博物馆，直到1998年底，随着博物馆机构的健全和工作人员的增加，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快发展。1979年对陵园部分石刻基础进行了加固处理。1984年新建了文物库房，极大地改善了馆藏文物的存放条件。1987年完成了乾陵登陵御道工程，登陵御道以陵前第一道门(俗称雁门嘴)和司马道石刻华表为中轴线，沿古御道铺筑，全长576米，总宽20米，高差86.5米，由18个平台，526级台阶，双排水沟等组成，共使用32000块不同规格的富平墨玉石条。全路线形顺直、纵横平缓，两边风景宜人，将古御道与司马道衔接，穿双乳峰与自然山势融和，再现了唐乾陵古御道的壮观风貌。1990年改建了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墓道保护房，改善了墓道陈列文物的存放环境和安全环境。两座墓道保护房门殿均为仿唐“五脊四坡”建筑格式，突出了唐陵陪葬墓的风格。
　　20世纪80至90年代，随着乾陵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也迎来了它的新时期。1992年5月，由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承担的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编号为922601)正式启动，这是历年来乾陵所有文物保护工作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乾陵文物保护工作。乾陵的文物工作者从实验研究选点、采样、效果观测到数据记录，每一件工作都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直到2002年全部实验室工作完成。《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科研项目启动后，乾陵博物馆立即调整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思路，重新制定了“乾陵陵园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在听取有关专家对乾陵文物保护的意见和建议后，即通过陕西省文物局向国家计委和文化部文物局申报了“关于乾陵文物保护的四类六项工程”，得到国家计委和文化部文物局的批准和支持。这些工程中，“乾陵司马道石雕扶直加固工程”，共加固扶正司马道两侧大型石刻32尊；[20]其它如“司马道及登陵御道两侧绿化工程”、“司马道护坡砌石及排水工程”、“司马道铺石工程”等都是基础性工程。这些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改善了乾陵陵园石刻的保存条件，提高了乾陵盛唐文化的品位。为了保护好乾陵陵园的地面遗址，并为科学保护提供依据，从1994年10月至1997年11月，由陕西省考古所和乾陵博物馆组织发掘清理了乾陵陵园内城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阙楼遗址、东西乳峰阙楼遗址、无字碑和述圣纪碑碑亭基址及六十一蕃臣石像基址，探清了陵园朱雀门外东、西两侧六十一蕃臣石像殿和列戟廊房建筑遗址的基本情况，并对庑廊基址进行了加固保护。[21]这些发掘清理工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和数据，为对这些遗址进行科学保护提供了依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乾陵原有的保护机构及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需要。1999年元月，乾陵博物馆上划陕西省文物局管理。这次管理体制的改变，给乾陵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与之相关的保护项目和措施得以切实落实，而且其他项目也有了较快发展；不仅加大了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而且文物保护工作的科技含量也不断提高。为了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制定切实可行的文物保护方案，从2000年初开始，乾陵博物馆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乾陵陵园的建筑遗址、石雕刻群、陪葬墓区、陵园外围环境及永泰、章怀、懿德三座墓葬现存原始及复制壁画保存现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完成了《乾陵地面建筑与遗址现状调查》、《乾陵陪葬墓现存情况调查》、《乾陵永泰章怀懿德三墓现存原始及复制壁画保存现状调查》等报告，为科学地保护这些文化遗存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有关保护方案，上报陕西省文物局和有关部门，经有关专家多次试验和充分论证后，目前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有：(1)完成了陵园东、西乳峰阙楼遗址、朱雀门外东、西两侧阙楼遗址和永泰公主墓前东、西两侧阙楼遗址保护工程，解决了长期以来因自然雨水冲刷和风化对土遗址的破坏。(2)启动“乾陵景观生态绿化工程”，该工程已由有关部门纳入陕西省“三北防护林”建设四期工程，目前该工程已完成绿化任务180亩，这一项目的实施，将极大地改善乾陵陵区地面石刻和建筑遗址的自然保存环境。(3)与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合作，用先进的古代彩绘壁画颜料恢复保护剂对严重褪色、消失殆尽的30件彩绘陶俑、陶器和永泰公主墓墓道现存部分原始壁画进行了保护性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乾陵永泰章怀懿德三墓现存部分原始及复制壁画保护方案》已得到陕西省文物局的批准，目前正在逐步实施。(4)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合作，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项目及子课题的研究，并于2003年争取到日本“平山郁夫保护振兴基金会”向陕西省赠款1亿日元，用于保护唐陵石刻的项目和资金，这一项目将用四年的时间，对包括乾陵、桥陵(唐睿宗李旦陵墓)、顺陵(武则天之母杨氏陵墓)在内的188件大型石刻进行科学保护和资料研究。此项目的实施，是一千多年来第一次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唐陵石刻进行的保护工作，也是第一次利用外资进行的保护，它将在乾陵的文物保护史上写下难忘的一页。(5)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合作，对乾陵陵域进行了初步调查，拟定了《乾陵考古调查计划》。实施这个计划的目的，旨在对乾陵陵域的范围、规模及其遗址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获得一套准确、科学的考古资料，为进一步制定乾陵文物保护规划和进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计划已于2003年11月上报陕西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时也专门呈送给长期关心乾陵文博事业发展和考古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得到了专家的赞同和支持。(6)为了有效保护陵园内城的四门遗址及石刻，改善陵园的参观环境，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利用国债资金和自筹资金共1494万元(陕西省计委拨付国债资金800万元)，建成了长7.54公里的乾陵陵园内城旅游环线公路，解决了观众参观陵园内城四门遗址及石刻的交通问题。
　　上述文物保护工作和工程的实施完成，标志着乾陵的文物工作者以《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为指导思想，积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以保护、发展为主题，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努力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和挑战，积极推进乾陵文物保护及博物馆事业的持续发展，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而努力工作的精神；同时也标志着乾陵的文物保护事业开始步入正常、健康的发展轨道。
　　三、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纵观乾陵近五十年来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国家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和法令的颁布实施，陵园地面石刻及建筑遗存的人为破坏现象得到抑制，但是文物在自然因素(温度、湿度、酸雨、微生物、风力、震动等)的作用下仍遭受着破坏。建国后，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和法令的颁布实施，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组织，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建设了一批基础保护设施。从设立“乾陵文物保管所”到更名为“乾陵博物馆”，从健全博物馆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到管理体制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变更，这些都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人们保护祖先遗物遗迹的观念和意识逐步得到提高。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乾陵石刻及建筑遗址的人为破坏现象已得到抑制，但自然因素对石质文物造成的残损、侵蚀、风化和污染非常严重。笔者在参与完成《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曾对乾陵石刻的整体保存状况进行过详细考察，发现每件石刻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剥蚀、风化和污染，多数石刻遍体覆满地衣和蚀坑，几乎每件石刻都有长短宽窄深浅不一的裂隙和微裂隙，甚至有的已经上下贯穿，严重地影响到石刻结构的整体稳定性，等等。
　　(二)学术理论研究成果丰硕，文物保护技术基础方法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已有技术成果缺乏时间验证，推广意识薄弱且缺乏可行性研究。20世纪50年代，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对乾陵陵园进行了重点考察后，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唐乾陵勘查记》，对当时的乾陵陵园石刻及陪葬墓等情况进行了介绍，使人们对乾陵的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激起了人们研究乾陵的热情。特别是对永泰公主墓的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反映唐代社会繁荣发展和宫廷生活的珍贵文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学者加入到研究乾陵的行列。此后，虽然受到“文革”的影响，但乾陵研究因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发掘而时断时续。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至8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迎来了它研究发展的春天，文史和考古工作者对乾陵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各种探讨文章纷纷见诸报刊，加之改革开放和旅游事业的兴起，人们保护乾陵文物的意识开始有所增强。20世纪90年代，随着乾陵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对乾陵文物的保护问题进行探讨。国家文物局《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科研项目和“乾陵司马道石雕扶直加固”等工程的实施完成，《乾陵石质文物风化蚀变的微观研究》、[22]《乾陵石刻化学风化研究》、[23]《乾陵石刻保护研究》[24]等论文和成果的发表，显示出乾陵文物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较前有了较大的进展。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间，海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乾陵研究的论著约百余篇，其中专门探讨乾陵问题的有七十余篇。从这些论著的内容来看，学术理论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是，探讨乾陵文物保护问题或保护技术基础理论的不足十篇。这种现象虽然与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复杂、前期投入大、观察验证周期长、需要各方面的配合等因素有关，但至少可以说明我们对延长文物生命的方法和保护其不受自然损害的技术研究的漠视程度。仅有的数篇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专题论文也是借助国家科研机构的力量完成的，而且大多数是实验室研究成果，在实际保护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近年来，尽管一些科研机构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始关注和研究文物保护技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设备，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对非我们的肉眼看得到的文物本体的渐变及生存环境的了解、考察和研究，缺乏必要的保护物品进行试验，缺乏必要的对技术成果的可操作性研究，其科研成果虽然得到一些专家的认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但在实际保护工作中遇到的却是问题百出，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物被损害的根源问题，甚至对文物造成了新的隐患或“隐形”破坏，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乾陵陵园石刻、陪葬墓壁画和彩绘陶俑及唐三彩的保护工作得到重视和逐步加强，但由于缺乏资金投入，使一些研究成果得不到推广，一些亟待保护的文物迟迟得不到保护。从1957年整修乾陵地面石刻到1979年加固陵园部分石刻基础，从1994年“乾陵司马道石雕扶直加固工程”到国家文物局《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科研项目的完成，从正在实施的“乾陵陪葬墓现存部分原始及复制壁画保护”工作到即将实施的“唐乾陵陪葬墓风化褪色的彩绘陶俑显色保护”工作，从抑制文物的人为破坏到运用高科技手段保护文物本体不受自然因素的破坏，这一切都说明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大，人们的保护理念正在进一步深入。但是，乾陵文物保护费用的严重匮乏，一直困扰着乾陵的保护工作，成为最大的难题。虽然乾陵的保护者在不断积极努力争取，上级部门也在逐年增加经费，但是，乾陵陵园石刻、地面建筑遗迹已历经了1300余年的风雨剥蚀，千疮百孔；陪葬墓出土的诸多珍贵文物特别是墓室壁画、彩绘陶俑、唐三彩等已有近50年的自然损害历史，少得可怜的资金只能够开展小规模的保护工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的几项保护工作，都是“欠账”的“救命”工程。
　　(四)有些保护方案欠合理或者保护设施设计存在缺陷，对文物造成了新的潜在性损害或者无法弥补的损失。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永泰、章怀和懿德三座陪葬墓，当时为了保护墓道，在其上分别修建了数间宽敞的保护房，墓道和天井全部暴露在保护房中，自然空气流畅，地下湿气自然蒸发，顺利排放，无湿气凝聚现象。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30年内，墓道、甬道及前后墓室保存的原始壁画基本无霉菌、盐析现象，壁画地仗层出现膨松、空鼓、酥粉的现象亦非常轻微。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文物安全和适应旅游形势发展的需要，拆除了永泰和懿德两座墓道上原有的土木结构保护房，由有关部门设计建造了以水泥、钢筋为主要材料的封闭式的仿唐建筑结构的保护设施，从外观上看，新的保护设施极具观展性，突出了两墓的唐文化品位。但是，由于这种保护设施比较密闭，通风不畅，致使墓道内空气湿度增加，特别是夏暑高温季节，墓室前甬道拱顶部凝集的水珠弥漫欲滴。长期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及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仅十余年时间，对墓道壁画造成的危害就凸现出来，一是前后墓室的原始壁画严重滋生了蓝藻类低等植物，几乎完全遮盖了建筑斗拱、星辰、银河、太阳、月亮等图案；二是风化褪色现象极为严重，游客带进墓室的灰尘积聚在潮湿的壁画表面，加上微生物的作用，使壁画表面发生褪色现象。后墓室的天体图与甬道中的侍立人物、云彩、仙鹤、花卉、藻井图案等原始壁画多数消失殆尽、无法辨认；三是前后墓室壁画多处出现空鼓和地仗疏松现象；四是墓道东西两壁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制的壁画出现了严重的盐析现象；等等。永泰公主墓为乾陵博物馆所在地，游客数量相对较多，因而墓道壁画损害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与旅游事业的兴起、游客大量增加带入墓道内的灰尘、霉菌及墓葬封土堆(夯筑)绿化、墓道两边修建花园，植被根系蓄养水分等因素有关，但是，不切实际的封闭式的保护设施造成的空气不流畅，地下湿气不能很快交换、蒸发应是造成上述病害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保护设施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再如乾陵陵园内城朱雀门外东、西阙楼土遗址的保护工作，当初清理发掘后，唐人修筑的地基础石无任何扰动现象，基座完整坚固，夯层清晰，阙楼土台基高大壮观，凸现了盛唐乾陵陵园建筑的宏大气势。但是，土遗址遭受自然风雨剥蚀损害的问题必须解决。有关部门经过充分论证后，以唐陵陪葬墓出土壁画中的阙楼形制为依据，设计了恢复唐代阙楼建筑的保护方案。不知是设计者没有很好地挖掘有关唐代阙楼形制的资料，疏漏大意而没有设计，还是建造者没有完全看懂设计者的图纸，致使建造的用仿唐砖砌包的阙楼台基竟然没有排水设施，造成顶部平台雨水无法排放，靠自然流渗，对其中被保护的土遗址造成了新的渗水侵害。该工程完成仅两年时间，从阙楼台基四个侧面顶部砌砖上出现的雨水“水晕”及盐析现象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文物保护与利用及旅游开发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这个问题在全国已不是个别问题。20世纪80年代旅游事业的兴起促进了文物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但20世纪90年代旅游经济的发展和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却严重地影响了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保护意识，一些地方领导者没有真正领会《文物保护法》第四条“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精神，不能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不重视文物的社会效益，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上偏重于旅游经济开发。当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文物保护给旅游开发“让路”。真不把文物保护当事，今天是资金紧张，明天是这处文物成了某重大工程的瓶颈，必须拆除，或者拆迁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总而言之，文物保护不得力，有一万个理由都编得出来，就是保护不了文物。另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意识也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的文物保护工作。一方面是上级政府积极贯彻国家文物保护工作“五纳入”政策，[25]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逐年加大文物保护工作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借口文物遗迹在其行政辖区内，“丰厚”的旅游门票收入应该给地方财政做贡献，并美其名曰“地方既得利益”。这种状况造成的是文物保护者一面向上级部门“伸手”要求划拨文物保护经费，另一面却要将微薄的门票收入“拱手”交给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困难。这种情况与《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和第十条“国有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的事业性收入，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的规定格格不入，仅以文物遗迹在地方行政辖区内作为索取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保护文物不应该以利益观为出发点，但我们很容易发现，保护文物其实同时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26]因埋葬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而驰名中外的唐乾陵是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这一文物古迹，地方政府于1961年成立了“乾陵文物管理所”，1978年更名为“乾陵博物馆”，数十年来，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旅游事业兴起后，乾陵的“门票”收入也为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根据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快乾陵文物保护及旅游事业的发展，1999年陕西省政府要求将乾陵的保护管理机构及工作上划归属省级管理时，地方政府提出了“地方既得利益”问题，经过“协商”，地方政府以“每年上缴地方财政305万元且每三年递增5％”的条件“忍痛割爱”。几年来，乾陵除将门票收入用于正常的事业性费用支出外，给地方政府已上缴了千余万元，同时也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包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然及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个“包袱”会越来越沉重，这里面虽然有历史“原因”，但造成的后果将是严重地制约乾陵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乾陵是唐代帝陵营造的典范和后世帝陵营筑的楷模，被誉为“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其文物的价值早已被历史认可，但在保护工作上为何还会面临各种“制约”?我们绝对无法忽视其中的利益因素。这个问题值得有关领导和部门深思。
　　四、今后工作的方法与方向
　　文物保护是一件大事，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延续。在中国各项事业都处于上升期的社会里，在当今经济建设的大潮下，文物保护、开发利用与旅游发展、经济建设之间重要性难以平衡的矛盾不容忽视。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其价值不能用货币或经济单位衡量，保护文物不能以利益观为出发点，应以“保护优先论”代替“保护有限论”。笔者根据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工作的方法与方向，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参考。
　　第一，在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中，领导者应认真领会并牢牢掌握“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保护”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利用”的基础就是“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重视社会效益，兼顾经济利益，从宏观上把握乾陵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方向性问题。
　　第二，尽快划定乾陵陵园的保护范围。关于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的保护范围，根据有关文物专家的建议，陕西省政府已于1992年以陕政发[1992]35号文件向社会公布，但是地方政府至今没有清楚地划出保护范围的界限，致使文物保护范围及其建设控制地带内违章建筑和乱开发项目不断出现，保护单位无法杜绝一切对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文物保护形成威胁的开发建设项目的进行。
　　第三，尽快制定《乾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文物保护是一项社会性的长久性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规划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已有近五十年的时间，保护的范围也在逐年扩大，但至今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长远或者近期保护总体规划，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或者近期规划的实施方案，这其中虽然有各个方面的原因，但造成的结果是文物保护工作无序，发现“头痛”医“头”，发现“脚痛”医“脚”，有时甚至出现“病急乱投医”的现象，不能有序地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因此，应根据国家文物保护的有关要求，根据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文物遗存丰富，种类较多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科学的全面的《乾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考虑每类文物保存的具体情况，尤其是考虑经济因素，分轻重缓急，制定相应的切实可行的技术保护对策，用比较科学的综合保护方法分阶段保护好乾陵各类文物。
　　第四，加大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文物保护工作资金投入是关键。保护经费的严重匮乏，一直困扰着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成为最大的难题。要解决这个困难，首先要多元施策，积极争取、鼓励、引导并广泛吸收各个方面的投入，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其次，改变目前乾陵门票收入的分配机制，除保证必要的事业性费用支出外，将获得的“利润”再次投入到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去，投入到自身业务的建设上，只有这样才能求得更大发展。
　　第五，加强乾陵文物保护的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提高乾陵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由于乾陵本身缺乏一支高素质和专业性较强的文物保护管理队伍，大部分工作人员长期缺乏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和深造，缺乏专业技术力量和知识的储备，加上认识和判断事物能力上的差别，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形势，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目前实施的大部分文物保护工作都是借助有关科研单位的技术力量完成的。因此，在积极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规政策的同时，能否与有关科研单位合作，成立“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站”，以加强对乾陵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同时增加必要的设施，给有关科研单位研究乾陵文物保护技术提供各种方便，并采取传、帮、带的形式，以培养自己的文物保护工作队伍和管理人才。
　　总之，乾陵陵园及其陪葬墓各类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无一不需要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措施和科学的管理办法。虽然乾陵十几年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配合文保部门做了许多尝试，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学习其他单位的好的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路子来，但由于各方面的重视不够，加上管理体制和主、客观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致使迈出的步子不大，取得的成绩不多。笔者希望谈到的上述问题能够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在用国家行政法规保护文物的同时，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科学的管理办法来加速进行乾陵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研究并尽快付诸实施，也许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就会取得较大的成绩。
　　注释：
　　[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9，山川风情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3页。
　　[2](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唐高宗乾陵图》，山川风情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3][日]足立喜六，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4]《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唐会要》卷20《陵议》；韦泰贞墓志文，现藏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
　　[5]《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
　　[6]《全唐文》卷6，《赐功臣密戚墓地东园秘器诏》，中华书局1982年版。
　　[7]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80页。
　　[8]樊英峰、刘向阳：《乾陵文物史迹述丛》，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27～30页。
　　[9]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唐墓发掘组(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10]《旧唐书》卷86《懿德太子重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35页。
　　[11]《旧唐书》卷86《懿德太子重润传》；《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乾陵博物馆藏。
　　[12]叶浅予：《记永泰公主墓》，《大公报》1962年8月7日。
　　[13]《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贤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乾陵博物馆藏。
　　[15]呼林贵、刘恒武：《替代殉葬的随葬品——中国古代陶俑艺术》，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7页。
　　[16]乾陵博物馆编：《乾陵40年大事记(1956～1997)》(内部资料)，1998年4月印刷，第1页。
　　[1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18]乾陵博物馆编：《乾陵40年大事记(1956～1997)》(内部资料)，1998年4月印刷，第12页。
　　[19]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0]乾陵博物馆编：《乾陵40年大事记(1956～1997)》(内部资料)，1998年4月印刷，第76页。
　　[21]同[20]第79～80页；另见韩伟：《维修乾陵地面建筑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24日。
　　[22]见《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
　　[23]见《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
　　[24]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编著：《文物保护科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30页。
　　[25]国发[1997]13号文件：“各地方、各有关部门应把文物保护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中国文物报》1997年4月27日。
　　[26]晏南山：《文化沉淀与中国文物保护的现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作者单位：陕西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