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907年，唐叛将朱温废了唐最後一位皇帝，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在经历了289年的风风雨雨後，终於寿终正寝了。在这289年中，共有20位李姓子孙及一位女性武氏先后登上皇帝宝座，上演了一历史、人生的悲喜剧。如今，历史的烟云已经消散，只剩下座座高耸的陵墓作为唯一的历史见证，默默诉说人生的是非恩怨，感叹世间的沧海桑田……在大唐王朝留下的20座陵墓中，除昭宗李晔、哀帝李柷分别葬於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外，其18座均分布在陕西关中渭水以北的高原上，这就是著名的“关中唐18陵”。
　　1.环境优越
　　(1)高原秀色
　　唐18陵，东起蒲城的金粟山，西迄乾县的梁山，连绵150公里，横亘东西，跨越六县，形成一个以西安为基点，平铺於渭河以北的扇面上。各陵范围宏大，形势壮观。从行政区划看，18陵主要分布於今天渭南和咸阳两个地区所属的六个县境内。其中乾县有高宗李治的乾陵和僖宗李儇的靖陵，礼泉有肃宗李亨的建陵和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泾阳有宣宗李忱的贞陵和德宗李适的崇陵，三原有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和高祖李渊的献陵，富平有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和顺宗李诵的丰陵，蒲城有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从地理环境看，唐18陵主要集中於关中盆地的北部，即渭北第二道黄土高原和北山各岭之顶峰。
　　渭河像一条宽宽的带子从陕西中部穿过，长年的冲刷在渭河以北的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层层台地和高原。除了黄土高原外，这里还有作为秦岭支脉之一的北山。北山系断裂的褶皱构造所形成的断续出露的石质山丘。由陕西澄城西南至汧阳，呈东北到西南走向，海拔一千米左右。唐18陵所在的金粟山、九*山、梁山、嵯峨山、凤凰山等就是其中几个著名的山峰。北山之南是著名的咸阳五陵原，那里环境优越，风水较好，分布着秦汉两代陵邑和陵墓，当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开始为自己寻找陵地的时候，发现这块风水宝地已被秦皇汉武的子孙们在600多年前捷足先登、瓜分殆尽，於是不得不向北发展，把眼光盯在五陵原以北的第二道黄土高原和北山上。
　　(2)风水宝地
　　从现在的资料看，唐18陵中除太宗昭陵、玄宗泰陵是他们生前选定之外，其余均没有预先选定的记载，可能是死後才选定的。例如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就是在高宗死後选定的。683年，高宗死於洛阳，当时关中正发生自然灾害，高宗死前留下遗诏，要求葬於洛阳，後因武则天反对，最後才葬在乾县的梁山。如果高宗生前已在梁山修筑陵墓，就不会因有灾情而要求葬於洛阳了。高宗在位34年，尚且未曾预定陵地，其余未曾预先选定陵地的做法，自然也不奇怪了。由於没有全面规划和统一安排，往往是皇帝去世才沿北山山脉临时选择，所以唐陵的分布没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唐18陵分布自西向东依次为乾陵(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第3和第6位皇帝)、靖陵(僖宗李儇，第22位)、建陵(肃宗李亨，第11位)、昭陵(太宗李世民，第2位)、贞陵(宣宗李忱，第20位)、崇陵(德宗李适，第13位)、庄陵(敬宗李湛，第17位)、端陵(武宗李炎，第19位)、献陵(高祖李渊，第1位)、简陵(懿宗李漼，第21位)、元陵(代宗李豫，第12位)、章陵(文宗李昂，第18位)、定陵(中宗李显两次登位，分别为第4和第7位皇帝)、丰陵(顺宗李诵，第14位)、桥陵(叡宗李旦两次即位，分别为第5和第9位皇帝)、景陵(宪宗李纯，第15位)、光陵(穆宗李恒，第16位)、泰陵(玄宗李隆基，第10位)、这样的分布显然没有规则可寻，是临时选择的结果。
　　选择陵地称作“卜陵”，主要是根据风水龙脉。太宗选择昭陵，玄宗选择泰陵就是两个生动的例子。当年太宗李世民带兵打仗时曾从九*山下经过，不由被九*山雄伟的山势所吸引，他对身边的臣子说：九*山孤耸迴，山高九仞，可置作山陵之处。说明他看中了九*山一带的风水，因而将它定为陵地。唐玄宗在开元19年，因祭桥陵而来到了金粟山附近，他看到金粟山有“龙盘风翥”之势，便对左右说：吾千秋後宜葬於此地。这也是通过察看风水而选择陵地。除了皇帝亲自选择陵地外，唐王朝还设有专门负责“卜陵”的官吏，这些官吏一般具有丰富的风水知识，是古代的职业风水家。为满足帝王的需要，他们通过观察风水选择那些雄伟、奇特的山势建造陵地，因此18陵多分布在一些环境优越、风水较好的所谓“龙脉”之地。例如，中宗定陵所在的凤凰山，由三个墨青石岩山峰联系而成，在三峰的後面围绕着一道半圆形的山梁，东、西两端各连一峰，中峰恰巧从山梁正中伸出，好像一只飞翔的凤凰。凤凰古为吉祥之物，选择这样的地势为陵地，脉气风水自然优越了。又例如，德宗崇陵位於居高临下山环水抱的山坳中，墓用青石块砌叠，嵌凿石槽，浇灌生铁汁，墓室在一只铁莲花九瓣的中央。唐代流行佛教，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名花，设计这样的墓制显然是出於风水的考虑。
　　(3)依山为陵
　　由於高原和山嶽的不同，唐陵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封土为陵”，即选择高阜之地，深凿墓室，堆土夯筑如秦、汉帝陵一样高大的封土堆，称作“山陵”，亦简称为“山”。唐18陵中这一类的陵有献陵、庄陵、端陵、靖陵等四陵。另一种是“依山为陵”，即选择形胜的山峦，从天然山峰的中部凿石洞为地宫，绕山筑城，是为真正的“山陵”。这一类陵有昭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章陵、贞陵、简陵等14陵。占了唐18陵的大多数，是唐帝陵的主要形制，也是主要特点。“依山为陵”汉已有之，汉文帝的霸陵，“依山起陵，不复起坟”，就是“依山为陵”的例子。降至魏晋和南朝已十分流行。但是这种葬制在唐代被定为制度，乃是唐太宗贞观时期。
　　贞观十年，文德皇后病故，遂下诏因九*山层峰而造昭陵石宫。与此同时，诏令子孙永遵此法。这可以说是唐帝陵“依山为陵”的开始。据称太宗选择“依山为陵”主要出於两种考虑：一是“务从节俭”，二是令“奸盗息心”。“封土为陵”因为需要堆土起封，因此一般工程较为浩大，而“依山为陵”由於利用了山的自然形势，不再需要堆土起封，因而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依山为陵”要比“堆土为陵”更为“节俭”，这也是用“务从节俭”说明太宗以“依山为陵”为定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仔细考辨，唐之“依山为陵”虽无须另外夯筑起封，但因陵墓多造在高山峻岭上，开凿地宫墓室，砌筑城阙宫殿，镌刻石人石马，各项工程亦十分浩大。因此，“依山为陵”无节俭可言，看来“令奸盗息心”才是它的主要目的。历史上，由于帝王陵墓埋有大量金银财宝等陪葬品，它往往成为盗贼掠夺的对象。例如，汉文帝刘恒死後葬於霸陵，由於他手下臣子违背他薄葬的遗嘱，引来盗墓者的注意，後人盗发汉文帝霸陵“多获珍宝”。汉武帝刘彻修筑茂陵时准备了大量陪葬品，以至多得放不进去。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开茂陵的羡门，成千上万名起义军兵士涌进陵内搬拿陪葬品，搬了十几天，“陵中物不能减半”。这些事件给唐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从开国伊始便把防止盗贼列为陵墓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依山为陵”的十四陵主要修筑於渭北“岛伏山丘”地带，山势南北为陡坡，东西各为深谷，海拔高达1200米至1569米之间。选择这样的地理环境修造陵寝，既是出於风水的考虑，也是为了防止盗贼能随便浸入。其中昭陵最有代表性，昭陵南面为悬岩峭壁，修筑时“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通至墓门，埋葬之後，又将栈道拆掉，一无形迹，“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处”。可见为了使“奸盗息心”，当时人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另外，为了防止盗贼侵入，陵墓墓道全部用青石条填封，并用铁铅灌缝，砌封得相当坚固。例如桥陵墓道全部用排列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填封，石面上都按《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来编号，如“天册一”、“地册五”、“玄册二”、“黄册四”等。这些石块最大者1.22×0.56米，最小者0.37×0.55米，其厚大致相等，为0.4至0.45米。封塞的顺序是从南向北作阶梯叠砌，如果按墓道斜坡走势，和这一部份的长度、深度，参照已见的编号来计算，北端最深处全砌石条，最少也得有30层。推算其全部封口的石条则须要3900块。昭陵、乾陵等情况也大体相似，可以说深埋密封是唐诸陵的共同特点。前面我们说，“依山为陵”与“封土为陵”相比，并无节俭可言，这里我们不妨以墓道封口来算一笔帐：以桥陵为例，如果以每块石条的凿成平均用4个工日来算，3900块应使用15600个工日，再运石砌封(包括安铁栓板、灌铅等)，又须加工一倍，即为31200个工日。又再加墓道口凿石之工，恐怕不会少於5万个工日。据此，约计整个地宫的工程量，所费工日当在20万以上。如果每天用100名石工，必须用近7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充分说明“依山为陵”这一制度不是为了薄葬，防止盗贼、深埋密封才是真正目的。
　　(4)封土为陵
　　“封土为陵”也是古代的一种陵制形式，秦汉时期的帝陵大多取这一形式，如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惠帝的安陵等。秦汉帝陵一般封土高大，是古代“封土为陵”的代表，但这种制度到魏晋後已不占主导地位。唐代最早“封土为陵”的是高祖李渊的献陵。贞观九年，高祖李渊驾崩，朝中围绕高祖的建陵问题展开了讨论。秘书监虞世南两次上奏，建议“薄葬”，在奏折中他以汉文帝霸陵为例，称它“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是薄葬的典型；太宗李世民却下达诏令，要求按照汉高祖刘邦长陵的形制，堆土成陵，“务在崇厚”。可见高祖献陵用“封土为陵”的形制主要是出於厚葬的目的，无其他含义。但後来人逐渐发现“依山为陵”并不节俭，同样可以达到“崇厚”的目的，而且还能“令奸盗息心”，“依山为陵”便成为唐帝陵的主要形制，因此，献陵只是唐帝陵形成过渡阶段的产物，不能反映唐帝陵的一般特徵。至於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僖宗的靖陵等，实在是国力衰竭，崇厚不可能，只好从俭，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恢复“封土为陵”的旧的陵墓形制。
　　在“封土为陵”的唐帝陵中，献陵最具有代表性。它的封土高21米，底径东西150米，南北120米，计算献陵起封运土夯筑的工作量，约计用土286000立方。若按每立方须半个工日计算，共须用143000多个工日。挖墓道、砌墓室的用工再加一倍，共计28万个工日，即一万名劳力，化费近一个月时间方可修成。再加上涂土草泥、抹白灰墙面，绘制壁画，还有凿石人石兽以及搬运安装和建筑用工，其数目就更大了。一座帝王陵墓的修建，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竟是一场灾难。唐陵尚且如此，比唐陵更为高大的秦汉陵，其工程量又当超过数倍。所以有天下赋税三分之一充作建陵的说法。由此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也可以认识到帝陵建设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大唐盛世：风水与唐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