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布局宏大
　　唐陵和其他朝代的帝陵一样，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皇权至上的象徵。它不但或利用自然山峰或堆筑山陵来设置灵寝，还要围绕山峰建筑象徵皇宫的城墙、门阙、宫殿。这样便产生了作为唐帝陵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的陵园制度。
　　唐帝陵陵园在设计上参照唐长安城的形制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唐长安城有宫城、皇城、外廓三个部份。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皇城是政府的办公地，外廓城是居民居住区，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和皇城。唐陵建筑，也大致分为三部份：陵寝是主体建筑，高踞陵园北部，它在山腹开凿地下宫殿(墓室)，在地面绕山筑城，城内设有献殿等建筑，体现了“南面而立，北面而朝”。这一部份类似唐长安城的宫城。自陵园朱雀门向南，共有三对土阙，象徵着三重宫门，表示帝王居住的深奥秘密。以乾陵为例，自第一对土阙至第二对土阙之间，长约一公里，两旁陈列着石人、石马、石驼鸟(金吾)等，象徵着天子出巡的仪仗队，犹如唐长安城三省、九寺等衙署。这一部份类似长安城的皇城。自第二至第三土阙之间，长约二至三公里，分布着“功臣密戚”的陪葬墓，星罗棋布，如同坊里。这一部份类似长安城的外廓城。
　　唐帝陵的墓道及地宫建筑，因迄今尚无发掘资料，所以很难确切地说明它的规模和样式。仅能从同类型的太子墓作一推断。献、庄、端、靖四陵，建於高原，其地下建筑，可能与孝敬皇帝(太子李弘谥号)的恭陵相同，有元宫、四个便房等建筑；或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相同，有穹窿砖券顶的前後2室、6个过洞、7个天井、8个小龛和斜坡墓道几个部份。除此以外，墓内还可能有大量的壁画。建於山岭的14陵，由於其中的昭陵有文字记载，通过昭陵就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昭陵是在山南面开凿石道，深75丈，为元宫，有5重石门。元宫“中为正寝，东西厢列”，“列置石函、内装铁匣，藏钟、王(指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宏丽不异人间”。其他十三陵也可能如此。
　　唐代统治者为了保护陵寝，在墓的周围筑有围墙(亦名内城)。现在各陵的围墙绝大部份夷为平地，有的若断若续，尚能追踪复原。从乾陵的遗迹看，城为方形，东西长1450米，南北长1852米，四角各有一大土墩，似为角楼。四面各有一门，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东华(又曰青龙)，西曰西华(又曰白虎)。今乾陵附近各村，仍以原门名名之。南门是陵园的正门，有大道名曰“御道”，长约3公里，是灵寝安葬时的必由之路。御道两旁陈列着石人、石马、石兽等多种石刻。千余年来山水冲刷，水土流失，“御道”逐渐下陷为沟洫，两边石刻多有倒坍或倾斜，其中以建陵地貌的变化最大。
　　在各陵内城的南门内，均有一座较大的建筑遗迹，是原来的献殿(寝宫)。献殿是节日祭奠死者的地方。献殿之设，是从古代演变而来。早在殷代，如“妇好”墓，已开始在墓道口上建亭堂以祭祀墓主人，这即是较早的献殿。秦始皇陵北侧的建筑遗迹，对照前人的记载，可能是献殿遗址，只不过是已从墓道口或墓顶上移於墓侧。汉代帝陵旁亦有献殿。唐代继承了这一制度，各帝陵均设有献殿，并且都在陵墓的南门外。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於献殿，朝中百官及蕃夷君长皆陪列於司马门内，太宗“西向再拜、恸哭不能兴，改服入於寝宫”。司马门即是陵园的南门，这说明献陵的献殿即在内城司马门(南门)内。1964年，昭陵南面司马门内出土了一个高1.5米、宽0.6米、底长1米的大型鸱尾，可能即是献殿的附属建筑。昭陵由於南面险阻，献殿距离较远，所以特在陵的北面坡地玄武门内修有“祭坛”一座，作为举行大典的场所，这是其他各陵所没有的。
　　另据《旧唐书》记载，永徽六年正月一日，高宗亲谒昭陵。在寝宫内哭祭，“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讫，行哭出寝殿北门”。高宗谒昭陵在北门内的祭坛，可见昭陵北门祭坛内也建有寝殿(献殿)。《昭陵志》载：高力士曾在太宗献殿见小梳箱一，柞木梳子一，黑角篦子一，草根刷子一。感叹道：这是先帝当年贴身使用的东西，仅留下这些，要把它传给後代，永远都要保持节俭。看来，献殿还是瞻仰死者遗存的地方。
　　(2)规模壮观
　　各陵的西南面都有建筑遗迹，文献称之为“陵下宫”。《长安志·太宗昭陵图》西面也画有这个建筑。今昭陵内城西南约400米处有一遗址，东西长237米、南北长334米，地面尚保存大型柱础多块，当地人叫这个地方为“皇城”。因其在陵外。可能是当时守陵官员和宫人居住的地方。
　　此外，各陵最南面的土阙处，都有大面积建筑遗迹，原来名称无考。据《唐会要》记载，贞元十四年，崔损任八陵使，负责管理献、昭、乾、定等八陵。曾在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378间，桥陵140间，元陵30间，惟有建陵没有建造，只是对以前的建筑作了修茸。这些建筑遗迹有些可能就是这时建造的，曾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金代特别对乾陵作了一次大规模的修整，一时“迴廊四起”，但现在连一点形迹都看不出来了。
　　唐18陵范围，从文献记载来看，以昭陵和贞陵为最大，周60公里；乾陵次之，周四十公里；泰陵又次之，周38公里；其他定、桥、建、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又次之，周皆20公里；献陵最小，周仅10公里。这和大唐国力的盛衰是大致相当的。唐初，天下甫定，国力有限，献陵虽务求“崇厚”，但形制、规模依然无法与其他诸陵相比；太宗时唐朝国力达到顶点，出现“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而太宗营昭陵，历时13年，实为罕见；至高宗葬乾陵，武则天又大肆经营，使後来者几乎不可企及。盛唐时期的乾、定、桥陵的规模，正反映了经济的繁荣、昌盛。中唐晚唐时期，唐朝国力不断衰竭，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是末代皇帝，形同傀儡，为了维系皇统，勉力支撑行将倒塌的大厦，还要在礼制方面妆点一下门面，但这时的陵墓只能做到与初唐的献陵相等或者稍大而已了。
　　

大唐盛世：风水与唐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