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端陵是唐武宗李炎的陵墓，位於三原县城北徐木原西边，陵近南边断崖，陵南1500百米，即是徐木原下的一马平川。端陵向东约4公里，就是献陵，向西6公里，即是庄陵，所以，它刚好处於两者之间，和献陵、庄陵一起，构成唐18陵中封土为陵小墓群。这3座陵墓中，端陵作为晚唐陵墓的代表，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1)武宗李炎
　　李炎，是唐穆宗第五子，和唐敬宗、唐文宗都是亲兄弟。李炎和他大哥敬宗不同，似有雄才大略，想要对唐朝朝廷振兴一下，有些接近他二哥文宗的志向。但他又缺乏文宗的见识，所以，做起事来往往抓不住关键，常常弄巧成拙，惹人怨恨，却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於是，他的雄才大略也就成了泡影。
　　他当皇帝时，已经26岁，正是年轻力壮，希望有所作为之时。他自己能继位，就是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的。他知道当时唐朝廷的危机，一在於朝廷和地方藩镇割据的冲突，二在於宦官对朝政的干涉，三在於社会经济的凋敝。对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他主要是依赖宦官的力量来抑制藩镇，依靠道士的力量来禁毁佛寺和景教、袄教教堂，便如同以恶制恶，以毒攻毒，收效也有，只不过是暂时的，根本上没有多大效果。
　　他用藩镇互相制约，又用宦官去控制藩镇，表面上加强了朝廷对藩镇的控制，也改绘了一些藩镇割据地图。实际上，地方割据势力没有得到有效削弱和强力控制。十数年後，藩镇割据之害暴露显示出来，唐王朝也就分崩离析了。
　　武宗并不贪玩，且常常自我约束。不过，他特别喜爱道教，相信长生不老之术、养生摄气之学。道士赵归真成为他的座上客，成天跟着他讲究“道术修摄之事”，在宫中修金道场，拜赵归真为老师，深陷其中，服药炼气，不能自拔。谏官上疏，说这样不利於治国。武宗还辩护说：我在宫中没甚麽事可干，既然“屏去声技”，正要这些道士和我说话解闷呢。宰相李德裕又提醒他说，赵归真这人，在敬宗时就常常出入宫廷，现在又这样亲近他，恐怕人们有议论。武宗则回答说：赵归真在敬宗时也没有甚麽过错，我和他说说话，正可以荡涤心中烦恼，洗去俗世忧愁，军国政事，却不必问道士，道士也不能迷惑住我。他嘴上虽这麽说，但他禁毁天下佛寺、教堂，却是在赵归真等人煽惑下做的一件大事。会昌五年(845)，下令并省天下佛寺。具体做法是，大一点的州只留佛教寺庙一所，而且是“工作精妙者”才留下来，如果是破落寺庙，也要废毁；信教的官吏要行香，都到道观里面去；像上都、下都这些大城市，只留佛寺两座，每座寺庙只留下僧人30名；废毁寺庙中的铜像、钟磬都交给盐铁使铸造钱币，铁像则铸农具，金银等像，限定在一个月以内交官，违者严处；伴随这一行动，如大秦穆护等祠(指基督教堂)，也一并废毁；所有废毁寺庙、教堂的僧人、教民，一并勒令还俗，交给本州编管，作为税户，从事生产，外国人则送交有关部门收管。
　　武宗禁毁佛寺，当然找出了不少理由，比如，认为大修寺庙，浪费不少人力财力物力，“坏法害人”，僧众们不田而食，不织而衣，诱惑民众不事生产，以致民生凋敝等等。这些理由似乎是堂堂正正的，为经济、风俗着想，但为甚麽道士就没有这些危害呢?在禁毁佛寺、教堂的同时，道观建筑却增加了许多，道士数量则扩大了更多，这似乎是矛盾的。由此看来，武宗毁佛的这些理由，不大能站得住脚。也许，禁毁佛寺更深刻的原因，不只在於经济、风俗，更在於民族文化冲突、宗教矛盾方面。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事情。
　　不管怎麽说，武宗禁毁佛寺的结果，是很可观的。他自己也表功说，一月之内，拆毁天下佛寺4600余所，及其他佛教场所四万余处，僧尼还俗260500人，基督教、祆教教民还俗3000多人，收没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收回膏腴上田数千万顷，真可说是“前古未行”，“及今尽去”，官人百姓，从此以後可以统一在道教的清净无为、简易齐政上了。
　　是不是统一在道教下，倒不一定。但他禁毁佛寺、教堂，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被佛教徒称为“三武之厄”，与北魏孝武帝，北周武帝之毁寺禁佛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对基督教等的禁止，也使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其後果在今天还有待於重新审视。
　　可巧的是，在他禁毁佛寺後刚过半年，即会昌六年(846)3月，道士们对他的伤害就显露出来。武帝平日重用方士，常常服食金丹中毒，亲受法籙。吃药多了，这时身体受害，以至於精神变态，喜怒失常，病加重时，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竟在是月23日驾崩，时年仅33岁。一代雄才伟略的武宗，就这样夭折在道士手里，这似乎正好是对他一生尊崇道士，禁毁佛寺的绝妙讽刺。
　　(2)武宗端陵
　　端陵所在地，离今天的西安市约80公里。积土为冢，陵高15米，较庄陵为低；陵台底边长约60米，较庄陵为大；陵园封内周长20公里，则和庄陵相同。
　　陵园内的石刻，有石狮，形制和庄陵相同。神道石刻，则有石望柱、翼马、伏马、石人、鸵鸟等。石望柱形制和建陵相同；鸵鸟形制和景陵相同，鸟首回顾，身躯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鸭，现搬迁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内展藏；石人形制则和庄陵相同。总之，端陵石刻，似乎和中唐石刻风格颇为接近，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大唐盛世：风水与唐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