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承四百余年天下大乱，礼制荡然之弊，国家重新通过礼制来规范殡葬，以干预社会生活，丧礼成为整个社会礼制系统的一部分而载入国家大典。如《旧唐书》载：“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①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制：“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并警告“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②这反映了当时国家与民间的隆丧厚葬及丧葬越礼行为做斗争，并力图引导民间的丧葬行为。
　　帝王丧葬礼仪无疑是所有丧葬礼仪中最重要的。唐朝初立，忙于平定各地分裂割据势力，尚无暇顾及丧葬之事。直到贞观九年(635年)，高祖李渊病危，不得不涉及此事。高祖临终遗言：“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③高祖随后即病逝，太宗李世民与臣下议论陵墓制度，有人提出应依汉高祖长陵制度，务在崇厚。而当时修陵的时限又很短，秘书监虞世南上书太宗说：“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显，珍宝具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垅，珍物必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世之计，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曰：孝文帝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礼，奢侈过度。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魏文帝以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云：昔尧葬寿陵，因山为礼，无树无封，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椁足以藏骨，为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世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玉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烧取玉柙金镂，骸骨并尽，岂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是为戮尸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④不久，虞世南又为此事上书太宗，太宗即将虞世南上书交众大臣商议。有人以为高祖长陵过于奢侈，东汉光武帝乃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高祖李渊陵墓制度宜依光武帝原陵规模修建。太宗李世民最后接受了臣下的建议，并说：“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⑤自此，唐代帝王陵墓制度初定。由于当时唐朝初立，经济尚未繁荣，不管皇室或是民间葬仪，都遵循着节俭的原则。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李世民为文刻石，再次提出薄葬⑥。
　　贞观十八年(644年)，太宗对侍臣说：“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乃诏说：“礼记云：君即位而为椑。庄周云：息我以死，岂非圣人远鉴深识。著之典诰，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功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坟陵。今先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马涂车，土桴苇龠。事合古典，不为世用。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汉氏将相陪陵，又给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以及秘器。使窀窆之时，丧事无阙。”⑦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八月，太宗李世民葬于昭陵，唐代皇帝陵寝制度才确定下来。以后各陵基本上都是以昭陵为定制，即以山为陵，仅有个别的皇帝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仍封土为陵。再就是皇亲国戚及功臣陪葬制度，虽然后期的唐陵因种种原因陪葬墓减少。 
　　虽说我们现在还难以准确推算出唐代帝陵因山为陵与堆土成陵哪一种更费工费时，但太宗确定的薄葬原则在太宗以后基本上仍能遵守。建中元年(780年)，德宗李适即位，准备厚葬代宗李豫，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谏说：“臣闻传曰：近臣尽规。礼记曰：事君有犯而无隐。臣读汉书刘向传，见论王者山陵之诫，良史称叹，万古芬芳。何者?圣贤之心，勤俭是务。必求诸道，不作无益。故舜葬苍梧，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毕陌，无邱垅之处。汉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势。禹非不忠也，启非不顺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亲，皆从微薄。昔宋公始为厚葬，用蜃灰，益车马，其臣华原、乐举，春秋书为不臣。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由是观之，有礼者葬愈薄，无德者葬愈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之娱，有司给物，悉依元祐，利于人也。远方底贡，惟供祀事。薄于己也……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缘应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常竭帑藏，以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发德音，追纵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口，有违圣哲之心。与失德之君，竟于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也。”⑧德宗李适还算有点作为的皇帝，听从了臣下的建议。 
　　但也有个别无道之君违背祖训的，如唐懿宗。他的爱女同昌公主嫁与右拾遗书保衡，“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柜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⑨后同昌公主因病去世，唐懿宗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把其亲族三百余人关在狱中，大臣谁谏都不听。葬同昌公主时，夫家“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左饣，右炎)四十橐驼，以伺体夫。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凄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絁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⑩。葬礼可谓盛矣，真是“有礼者葬愈薄，无德者葬愈厚”。不过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似不多见。
　　①《旧唐书·高宗本纪》。
　　②《旧唐书·玄宗本纪》。
　　③《旧唐书·高祖本纪》。
　　④《唐会要》卷20。
　　⑤《唐会要》卷20。
　　⑥《资治通鉴》卷194。
　　⑦《唐会要》卷20。
　　⑧《唐会要》卷20。
　　⑨《资治通鉴》卷251。
　　⑩《资治通鉴》卷252。 

唐十八陵/陈安利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