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朝是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高度发展时期。唐代皇陵以北朝和隋代陵墓制度为基础，兼采南朝陵制的某些特色，将汉代以来的陵寝制度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一、关中十八陵
　　唐朝立国290年，传十五世，含武则天共二十一帝。其中唐高宗与武则天夫妻合葬乾陵，因而唐朝共有20座皇陵。除被朱温杀害的末代二帝昭宗和陵在河南偃师、哀帝温陵在山东荷泽以外，其余各陵皆在咸阳二道原及北山诸峰上，西汉诸陵以北，号称“关中十八陵”。自西而东依次为高宗乾陵、僖宗靖陵、肃宗建陵、太宗昭陵、宣宗贞陵、德宗崇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高祖献陵，此一线以北，自西而东为懿宗简陵、代宗元陵、文宗章陵、中宗定陵、顺宗丰陵、睿宗桥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玄宗泰陵(图5-1)。
　　按照玄宫修筑方式的不同，唐代皇陵可以分为两种形制，第一种是承袭两汉制度，封土为陵。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唐高祖崩，太宗“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秘书监虞世南上封事劝谏从简，太宗诏司空房玄龄等议，以“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原陵高六丈”，奏请依原陵之制，“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①。同年十月葬唐高祖于陕西三原，号献陵。献陵平地封土筑成，覆斗状，陵冢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50米，高约20米②。以后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僖宗的靖陵也系封土筑成。唐陵第二种形式是凿山为陵，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太宗长孙皇后死，诏营山陵；太宗死后合葬，是为昭陵。昭陵在今陕西醴泉县，因九嵕山主峰为之，海拔1188米，雄伟壮观(图5-2)。太宗尝语侍臣曰：“古者因山为陵，又有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此诚便事，九嵕山孤耸回绝，因而旁凿可置山陵处。”昭陵陵山外有宫垣环绕，城略呈方形，四面正中各辟一门，东名青龙，南名朱雀，西名白虎，北名玄武，四隅设角楼。朱雀门内陵山南侧建有献殿，是祭陵朝谒场所，玄武门内辟有祭坛。关于昭陵制度，《唐会要》记载云：昭陵“在京兆府醴泉县，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元[玄]宫，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元[玄]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宫人供养如平常。及太宗山陵毕，宫人欲依故事留栈道，唯旧山陵使阎立德奏曰：‘元[玄]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奉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上呜咽不许。长孙无忌等援引《礼》经，重有表请，乃依奏”③。从昭陵开始，唐代皇帝陵皆因山为之，例外者均不是常制。
　　唐陵继承秦汉以来之制，也设有专门供奉墓主每日饮食起居的寝宫。太宗昭陵的寝宫原来建在陵山上，未经多年即被野火烧毁，仅余一片废墟，“其宫寻移在瑶台寺侧”，以后诸陵寝宫皆设于山下。各陵宫城内并非无隙地，设寝宫于山下，可能有礼制方面的考虑，也有为了方便供水等原因。唐诸陵寝宫设于山下，相对陵墓而称为“下宫”④，至于陵园宫城特别是其中的献殿，则因而被称为“上宫”。唐陵下宫都在陵山之西南方，这可能与尊从古代“西南尊长之地”旧说有关，也可能与唐代某些特殊的习俗有关。下宫距陵山的位置一般在五华里左右，也有三、四、七、八、十里者，昭陵最远，达十八里。上宫与下宫的分立，缩小了陵园侍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的功能，从陵园布局来看，下宫即寝宫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上宫即献殿的地位却显著地突出。
　　唐初献陵和昭陵不仅代表了唐代两种不同形式的玄宫营造制度，而且也昭示出唐代预营寿陵与死后建陵两种形式并存。据唐人记载，有些陵址是由墓主生前自己选定的，除太宗昭陵外，还有玄宗泰陵。“玄宗尝谒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762—763年)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⑤金粟山在今陕西省蒲城县东北约15公里处保南乡唐陵村西，青石山脉，海拔819米，峰峦雄美，如蜿蜒卧龙，又似凤凰展翅，其下即唐玄宗泰陵所在。
　　①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393—395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②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刘庆柱等：《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1987年；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③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395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④《礼记·文王世子》：“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郑注云：“下宫，亲庙也；下室，燕寝。”这可能是最早的“下宫”之名，与前文的“公宫”、“大庙”、“贵宫”等相对应。唐陵“下宫”之名与之是否有关，尚待探讨。
　　⑤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第二十二，许德楠等点校本，第152页，中华书局，1984年。
　　二、追尊祖陵合“号墓为陵”
　　皇帝开国即位，追封先人，为历代皆有之礼。唐高祖的高祖父李熙原为北魏金门镇将、曾祖李天赐为魏幢主，二人于唐高宗仪凤(676—679年)中分别被追尊为献祖宣皇帝、懿祖光皇帝，并即原葬地加上陵号曰建初、启运。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敕令：“宣皇帝、光皇帝陵，以县令检校，州长官岁一巡”；“岁春秋巡陵，公卿具仗出城，至陵十里复”①。建初、启运二陵在今河北隆尧县南，二陵共茔，遗迹犹存，合称“大唐帝陵”②。高祖祖父西魏太尉、柱国、北周追赠唐国公李虎，被追尊为太祖景皇帝，原葬甘肃清水，迁葬陕西三原，陵曰永康，在今三原陵前乡石马道村北③。高祖之父袭封唐国公、柱国大将军李昞被追尊为代祖元皇帝，陵曰兴宁，在今陕西咸阳，汉长陵东南角下。兴宁陵封土为圆形，石像生仍有遗存，但形体较小④。四祖之陵作为唐皇室始祖之墓，终唐崇祀。虽经扩建修缮，但其规模始终无法与十八陵相比。
　　武则天改唐为周，亦仿唐制追尊先人，父武士镬为太祖孝明高皇帝，母杨氏为皇后。杨氏死于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初葬以王礼，武则天称帝后于永昌元年(689年)称其墓曰明义陵，次年即天授元年改称顺陵。唐睿宗复辟，废武氏崇恩庙，一度废顺陵之号；但直到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才彻底并削则天父母帝后尊号，废黜顺陵之称，改称“王妃墓”。顺陵在今陕西咸阳原上，封土为陵，陵园基址和部分石刻尚保存完好⑤。
　　睿宗复辟，初欲复以嫡长子李宪为太子，李宪则以三弟楚王隆基于国功高涕泣固让，最终李隆基得嗣立为皇帝。李宪受封宁王，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薨，玄宗痛悼之，追尊谥曰让皇帝，葬以帝礼，随葬品至为丰厚，墓曰惠陵。惠陵在今陕西蒲城西北⑥，封土为之，该陵在睿宗桥陵之东南，也可以看作是陪葬桥陵，后来卜建宪宗景陵于其正北。
　　中晚唐时，一些未与先帝合葬的皇帝本生母妃等人，也自立陵号，如“宣懿太后韦氏(武宗生母)福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惠安太后王氏(僖宗生母)寿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元昭皇后晁氏(懿宗生母)庆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昭宗太后王氏(恭宪皇太后)安陵在京兆府万年县界”等⑦。
　　唐朝皇帝除追尊先人为皇帝外，在高宗、中宗两朝还有追封子孙为帝、为太子者，被迫封者墓葬之制亦模拟皇陵，有“号墓为陵”之说。唐高宗太子李弘，为武后所生长子，高宗甚爱之，辅弼政务，与武后意见不合，“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675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高宗痛惜不已，下令追谥为孝敬皇帝，“葬缑氏，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百官从权制三十六日释服，帝自制《睿德纪》，刻石陵侧。营陵功费巨亿，人厌苦之，投石伤所部司官，至相率亡去。妃薨，谥哀皇后”⑧。恭陵在今河南偃师缑氏乡滹沱村景山上⑨，封土为陵(图5-3)。正方形陵城，边长约为660米，四面正中辟门，东、西、北三门双阙外各有石狮1对：南门外除门狮外，还有石像生，自南而北为华表1对、翼马1对、石人3对，在东列第一、二对石人之间立《睿德纪》碑1通。封土位于陵城中央略偏西，南北130米、东西150米、残高22米。哀皇后墓在其东北，封土规模较小，封土残高13米。
　　陕西乾县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墓主分别为唐中宗的子女李重润和李仙蕙，因议论武则天私生活而被杖杀，中宗复辟，追加封谥，迁葬或改葬，皆“号墓为陵”⑩，二墓在乾陵诸陪葬墓中是规格最高的，但远逊于偃师恭陵。
　　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志四》，点校本，第2册，第364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
　　③巩启明：《唐永康陵调查记》，《文博》1998年第5期。
　　④贠安志：《兴宁陵石雕艺术》，《美术》1984年第4期；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赵荣等：《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⑥王仲谋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⑦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诸陵杂录”，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17—418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⑧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点校本，第12册，第3589—3590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⑨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陈长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葬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⑩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懿德太子重润传》，点校本，第12册，第3593页；同书卷八三，《诸帝公主·永泰公主传》，点校本，第12册，第3654页，中华书局，1975年。
　　三、唐陵的规模
　　唐代皇陵气度恢弘，以其多因山为陵，因而规模远迈前代。据北宋宋敏求所著《长安志》记载：关中十八陵以昭陵和贞陵封域最大，周一百二十里；次为乾陵，周八十里；次为泰陵，周七十六里；次为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十三陵，各周四十里，献陵最小，周二十里。诸陵兆域之内，除帝陵陵园及其附属建筑外，还各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墓主为嫔妃、皇子、公主、勋戚、大臣以及近侍、宫女等。
　　唐代实行帝后同穴合葬，即帝后同葬于陵山同一墓穴之中。高祖窦皇后、太宗长孙皇后皆先于皇帝而死，分别合葬于献陵、昭陵玄宫。高宗葬乾陵，武则天20余年后死去，遗诏合葬乾陵。当时曾引起非议，给事中严善思说：“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启乾陵，是以卑动尊，术家所忌。且玄关石门，冶金固隙，非攻凿不能开，神道幽静，多所惊黩。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时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营乾陵，国有大难，易姓建国二十余年，今又营之，难且复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妥?]，岂足循据?汉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晋始合葬，汉积祀四百，魏晋祚率不长，亦其验也。今若更择吉地，附近乾陵，取从葬之义，使神有知，无所不通，若其无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气，上列为星。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而后嗣损。愿割私爱，使社稷长久。”①中宗不纳其议，以后诸帝后皆合葬如制。
　　唐代皇陵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太宗诏建陵时虽说要“务以俭约”，但昭陵中仍殉埋了大量珍宝。唐玄宗兄宁王李宪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薨，追谥曰让皇帝，依帝陵制度建墓，圹内置千味食，药酒三十余色。“宁王薨，册让皇帝，凡圹内置千味食。监护使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陆等味一千余种，每色瓶盛，安于藏内，皆是非时瓜果及马牛驴犊獐鹿肉，并诸药酒三十余色，仪注礼仪并无所凭。’遂减省之。”②这种倾国而葬的做法自肃宗建陵以后开始衰退，随葬品也有减少的趋势。唐德宗即位，诏代宗元陵“制度务极优厚，当竭帑藏奉用度”。司封郎中知制诰兼史馆修撰令狐峘以“有德者薄葬，无德者厚葬，章章可见”为谏，请遵守代宗遗诏中“送终之制，一用俭约，不得以金银缘饰”之命。德宗诏答曰：“朕倾议山陵，荒哀迷谬，以违先旨。卿引据典礼，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遗君亲以患。敢不闻义而从，奉以终始。”③中唐以后，唐陵的建筑规模也相应趋于简约。
　　唐代皇陵的管理机构，每陵各设陵署，天宝十三载(754年)改署为台，其长官为陵台令(从五品)。
　　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〇四，《方伎·严善思传》，点校本，第18册，第5807—5808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钱易：《南部新书》，《全宋笔记》本，第一编第四册，虞云国等整理，第12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③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〇二，《令狐德棻附令狐峘传》，点校本，第13册，第3986—3987页，中华书局，1975年。
　　四、唐陵陪葬制度
　　随着陵寝制度的恢复光大，功臣陪葬制度在唐朝也逐步恢复起来。唐太宗预为终制，明确规定了功臣陪陵制度，贞观十一年(637年)十月《赐功臣陪陵地诏》云：“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赐以基[墓]地，并给东园秘器，事从优厚，庶敦追远之典，以申罔极之怀。”①贞观十八年(644年)谓侍臣曰：“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赐茔地一所，及赐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列坟高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②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的《功臣陪陵诏》更进一步明确了昭陵的陪陵制度：“于昭陵南左右相[厢]封境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③唐陵陪葬制度始于高祖献陵，据宋敏求《长安志》所载，陪葬献陵之墓共23座，计有诸王16人、公主1人，以及并州总管张统、营国公樊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丘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威等大臣6人。太宗昭陵陪陵者以文武大臣为主体，其数量之多，居唐陵之冠。关于昭陵的陪葬墓数，历来记载不一，两《唐书》之《列传》中明确记载陪葬昭陵者74人，《唐会要》记为155人，《长安志》记为165人，游师雄《昭陵图》列85人，徐乾学《读礼通考》列153人，《醴泉县志》记为203人。昭陵文管所20世纪70年代调查，共发现陪葬墓167座，其中可以确知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的57座④，后来通过遥感考古测定出188座陪葬墓⑤，估计当日陪陵者肯定要多于这个数字。昭陵陪葬者的身份，在数量上文武大臣比皇族为多，而且皇族陪葬者除长乐、城阳、新城三位嫡出公主外，其余妃子及其他庶出皇子、公主的墓葬形制都没有超过文武大臣的等级。新城公主为太宗幼女，高宗时“以皇后礼葬昭陵旁”⑥。其墓位于昭陵东南之山梁上，墓前有二乳峰，现存石人座二、石羊一，石望柱二。大臣陪葬墓中以因凤凰山为葬的魏徵墓、起冢象山的李靖墓和李勣墓规格最高。侍中魏徵墓在昭陵西南，是距玄宫最近的一座功臣陪葬墓，比公主墓规格更高，墓南有双阙及仆碑。卫国公李靖墓象阴山、铁山、积石山，中为圆锥形、两旁平面作长方形，封土高12米、直径72米。李勣墓象阴山、铁山、乌德鞬山，由三个略呈圆锥形的封土堆组成(图5-4)。此外，还有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即阿史那)两墓起冢象山。功臣墓规格高于一般皇亲，这种现象反映了唐初开国政治清明以及重视功臣的现实，强调对于国家的功劳和贡献，而不是只看门第出身，这也是士族制度走向破产的结果。唐代陪葬墓制度与西汉陪陵制度相似，而与北魏以宗族为单位近皇陵而葬有所不同，但子孙得随父祖陪陵，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魏的影响。
　　昭陵以后，诸帝陵也有多少不等的陪葬墓，但其数量远远少于昭陵。有关文献记载各陵陪葬墓数量为：高宗乾陵，《唐会要》15座、《长安志》6座、《文献通考》17座、《乾州志稿》41座；中宗定陵，《长安志》6座；睿宗桥陵，《长安志》6座、《蒲城县志》13座；玄宗泰陵，《长安志》1座；肃宗建陵，《长安志》1座；宪宗景陵，《长安志》3座、《唐会要》及《文献通考》各为4座；穆宗光陵，《长安志》2座；敬宗庄陵，《长安志》1座；文宗章陵，《长安志》1座。这些记载与现代调查结果有所不同，有不少陪葬墓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存，也有一些不见史籍记载者重见天日，如德宗崇陵陪葬墓史无记载，但调查发现有43座。1980年以前有研究者对唐十八陵陪葬墓的数量进行过调查统计，其结果是：高祖献陵67座，太宗昭陵167座，高宗乾陵17座，中宗定陵15座，睿宗桥陵8座，玄宗泰陵1座，肃宗建陵3座，德宗崇陵43座，顺宗丰陵1座，宪宗景陵1座，穆宗光陵53座，武宗端陵1座，其余代宗元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六陵无陪葬墓⑦。这些陪葬墓有不少已经发掘，如陪葬献陵的高祖女房陵大长公主墓⑧，陪葬昭陵的太宗废太子李承乾墓⑨、太宗女长乐公主墓⑩、新城公主墓(11)、程知节墓(12)、昭陵陪葬宫人墓(13)，陪葬定陵的中宗节愍太子李重俊墓(14)，泰陵唯一的陪葬墓——高力士墓(15)，宪宗惠昭太子李宁墓等(16)。
　　从乾陵开始，唐陵陪葬制度更加完善，但皇亲国戚、侍臣等明显增加，而且皇室成员坟墓的等级明显高于陪陵之文武大臣，距所陪皇陵的距离也更近。以睿宗桥陵为例，先后卒于开元年间的睿宗三子皆追赠太子，予以厚葬：“惠庄太子陵，在桥陵东南三里；惠宣太子陵，在桥陵东六里；惠文太子陵，在桥陵东三里；并在柏城内。”(17)其中惠庄太子陵经过发掘(18)。
　　①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三，《大臣·陪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46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考二十·山陵》，影印清乾隆刻本，第1册，第112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三，《大臣·陪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46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④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
　　⑤宋德闻等：《昭陵古墓葬遗址遥感解译和定位的研究》，《文物》1992年第7期。
　　⑥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三，《新城公主传》，点校本，第12册，第364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⑦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⑧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
　　⑨昭陵博物馆：《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年第3期。
　　⑩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白建钢：《关中程咬金墓发掘出珍贵文物，长篇墓志披露重要史实，精美壁画再现初唐气象》，《光明日报》1988年7月10日第1版。
　　(13)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15)陶仲云等：《陕西省蒲城县发现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邢福来等：《唐史研究又一重要发现——陕西高力士墓发掘成果丰富》，《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16日第1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
　　(1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一·奉先县》，贺次君点校本，第9页，中华书局，1983年。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左扌右为)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五、唐陵的祭祀
　　唐代皇陵规制崇宏，陵祭亦有定制。“皇帝谒陵，行宫距陵十里，设座于斋室，设小次于陵所道西南、大次于寝西南。侍臣次于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于西南，皆东向。文官于北、武官于南，朝集使又于其南，皆相地之宜。”“皇后从谒，则设大次寝宫东，先朝妃嫔次于大次南，大长公主、诸亲命妇之次又于其南，皆东向。”①皇帝出发祭陵前两日，先遣太尉告于太庙。
　　唐代皇陵的祭祀活动分为两部分，一是陵前之祭，一是寝宫之祭。其仪式和内容都不相同。
　　陵前之祭：先设皇帝拜祭之位于陵东南隅，朝西向，如有冈阜间隔，则随地之宜。祭祀之日，天明前五刻，陈设黄麾大仗于陵寝，天明前三刻，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之当陪祭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马，设华盖、伞、扇，侍臣骑从，到陵前小次。皇帝步出小次，到预设拜位，“再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选，太常卿请辞，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礼曰：‘奉辞。’在位者再拜”。礼毕，皇帝还于小次。
　　寝宫之祭：皇帝陵前祭毕，自小次乘马到寝宫前之大次，仪仗护卫前导后扈随行。百官、宗室、诸亲、客使各依其序立于大次前。皇帝步行至寝宫南门，仗卫止于门外。皇帝入寝宫，由东序进至寝殿陛阶东南位，再拜；自东阶上殿，朝北向，再拜，又再拜。进殿省视先帝服御玩好，擦拭帐箦等家具，然后“进太牢之馔，加珍馐”。皇帝到殿外放置酒尊处，亲酌酒，进殿，三奠爵，向北而立。太祝二人在殿外持玉册，面朝东跪读。皇帝再拜，又再拜，出殿门，在前面北而立。太常卿请皇帝辞别先帝，皇帝再拜，出东门，还于大次，礼成。
　　如果有皇太子、诸王、公主陪葬于柏城者，皆祭于寝殿之东庑；功臣陪葬者，祭于东序。设位奠献馔食，以官员司其事。
　　贞观十三年(639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帐，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寮[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太宗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欷歔”②。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后，皇帝不再亲祭陵。
　　唐制，每年二、八月公卿皆依例祭拜各陵。据《开元礼》称：“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则扫除枯朽，秋则芟薙繁芜。”贞元四年(788年)，国子祭酒包佶上言：“岁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诸陵，陵台令所由导至陵下，礼略无以尽恭。”太常寺因据旧礼更定制度，“所司先撰吉日，公卿辂车、卤簿就太常寺发，抵陵南、道东设次，西向北上。公卿既至次，奉礼郎设位北、门外之左，陵官位其东南，执事官又于其南。谒者导公卿，典礼导众官就位，皆拜。公卿、众官以次奉行，拜而还”③。唐代公卿行陵，应该是源自东汉二、八月“上陵礼”，是一种政治典礼性的祭陵活动。它在陵前而不是寝宫举行，虽未注明拜位，但应该是在象征朝堂的献殿前或朱雀门前举行。唐陵献殿未经发掘，具体建制不详。昭陵献殿遗址仍可见两个土阙基址和大量残砖断瓦，这里曾出土一件屋脊之鸱尾，宽1米、厚0.65米、高1.5米，现藏昭陵博物馆，由此可以推想当年建筑之高大。另据调查，文宗章陵的献殿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50米，东西宽70米，总面积约3500平方米④。
　　从《新唐书·礼乐志》等有关文献记载来分析，唐朝的祭陵活动虽然分为两部分，而且先祭陵前、再祭寝宫，但明显以寝宫之祭更受重视。唐制：“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奉之仪。”⑤唐代寝宫之祭仍是循着事死如生的原则，供奉饮食起居，“凡国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而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⑥。这些祭祀活动大都在寝宫即下宫举行。唐初献、昭二陵在三年服丧期满后，都将每日进食简化为节序进食，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有司奏请：“先帝时，献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腊、清明、社上食，今昭陵丧期毕，请上食如献陵。”高宗诏从之。此后，陵祭之礼每有损益。武则天时，“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诣陵起居”⑦。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太常博士彭景直针对三陵日祭繁琐上言：“在礼，陵不日祭，宗庙有月祭，故王者设庙、祧、坛、墠，为亲疏多少之杀。……唐家择古作法，臣谓宜罢诸陵日祭，如礼便。”中宗不准：“有司言诸陵不当日进食，夫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乾陵宜朝晡进奠，昭、献二陵日一进，或所司乏于费，可减朕常膳为之。”⑧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诏：“献、昭、乾、定、桥五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各日设一祭。若节与朔、望、忌日合，即准节祭料。桥陵日进半羊食”；天宝二年(743年)，“始以九月朔荐衣于诸陵。又常以寒食荐饧粥、鸡球、雷车，五月荐衣、扇”；元和二年(807年)，宰相奏请：“诸陵以朔、望奠，亲陵以朝晡奠，其余享及忌日告陵皆停。”⑨元和十五年(820年)奏准：“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寝，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腊、社日各设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外，每日进食。”⑩至此，停祖父以上陵之日进食，成为定制。
　　唐代寝宫之祭既繁琐，因而各陵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宫女，负责照料先帝先后的日常起居。那些被皇帝宠幸过的宫女原先在宫中侍奉皇帝，皇帝死后虽不殉葬，但有些人要移住陵园，依旧侍奉亡故帝后，她们死后亦陪葬帝陵，其墓葬形制因身份不同的有级差。在昭陵兆域内曾经发掘过一些陪葬宫人的墓葬，据出土圹志记载：一位不知姓氏的“西宫二品昭仪”，“禀淑齐姜，资和宋子”，“故得擢自良家，言参椒掖，秩阶十四，爵列四等”，得到过皇帝的宠爱，“春秋八十一，以永淳元年(682年)八月廿四日遘疾，卒于宫所，以其年十月十一日葬于昭陵”；而另一位不知姓氏的“亡宫五品”，“夙禀闺庭，早参宸衾，既该四德，方预六宫”，“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卒于昭陵宫，其年二月十四日陪于昭陵”(11)。据《唐会要》卷三《内职》记载，唐朝皇帝的妻妾，“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又其次为婕妤、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各若干，“以备《周礼》六宫之数”(12)。昭陵陪葬宫人应以皇帝的嫔嫱之属为主，地位较后妃次之。
　　如果皇帝不亲祭陵，则以太常卿代行陵，陵官、奉礼郎等从祭。于陵南百步道东设次，行礼毕乘车至其他陵。
　　除上、下官之祭以外，太宗昭陵玄武门内还辟有祭祀坛。昭陵玄武门内曾经发掘出建筑基址，北低南高，以五层台阶组成，略呈梯形，南三层台阶东西宽53.5米，南北长86.5米(13)。推测这里就是祭祀坛所在，惟其功用内涵尚有待考证。从推测为祭祀坛的遗址位置与“昭陵六骏”基座关系，以及建筑规模和柱础、砖瓦的规格来看，不排除这组建筑是宋金甚至明清等后代王朝所建祭祀昭陵场所之可能。2002年的发掘，基本上解决了唐代与明清建筑遗址的区分问题(14)。
　　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四》，点校本，第2册，第360—36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亲谒陵”，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00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③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四》，点校本，第2册，第364—365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④巩启明等：《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3期。
　　⑤宋·王溥：《唐会要》卷二〇，“陵议”，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395页，中华书局，1955年。
　　⑥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四》，点校本，第2册，第362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⑦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四》，点校本，第2册，第362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⑧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彭景直传》，点校本，第18册，第5669—5670页，中华书局，1975年。相同记载又见同书卷一四，《礼乐志》，文辞稍异。
　　⑨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礼乐四》，点校本，第2册，第364—365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⑩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缘陵礼物”，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408页，中华书局，1955年。
　　(11)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
　　(12)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内职”，据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原版重印，第32页，中华书局，1955年。
　　(13)王小蒙：《昭陵六骏的新出土》，《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昭陵考古队：《昭陵北门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第35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张建林等：《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均载《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六、唐陵的调查和研究
　　因为陵园设施豪华，特别是随葬品丰厚，使得唐陵自“安史之乱”以后即屡遭破坏和盗掘。仅据《新唐书》所载：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建寅月(正月)，“丙戌，盗发敬陵(玄宗惠妃、追赠贞顺皇后武氏之墓)、惠陵”；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十一月，“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次年正月，“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十二月，“盗斫景陵门戟”；昭宗天复二年(902年)，“二月己亥，盗发简陵”①。另外，其他一些天灾人祸也对唐陵建筑造成了危害，同据《新唐书》记载：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七月辛酉，震定陵寝宫”；开成四年(839年)，“十二月乙卯，乾陵寝宫火”②。唐末至五代初静胜军节度使温韬守关中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遂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③。关中十八陵至此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乾陵之所以没被盗，据宋人所见唐人记载，是受益于防盗得法，“乾陵之役，每凿地得土一车，即载致十里外，换受沙砾以回，实之方中。故方中不复本土，皆积沙壅之。……沙砾散燥，不相粘著，非尽徒而他之，虽欲取径阙遂，无由而可”④。
　　同样是因为气度恢弘，唐陵在宋代以后也备受关注，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著录了关中十八陵等唐代史迹，后来游师雄曾于绍圣元年(1094年)亲历唐陵调查，有《唐昭陵石刻图》，成为早期唐陵研究的重要史料；元代李好文为《长安志》绘图三卷，内有昭陵、乾陵、建陵等图，即参照游氏图。20世纪初，日本人足立喜六以乾隆陕西巡抚毕沅所立陵碑为导引，对关中唐陵进行了调查，拍有照片多幅并有部分草绘平面图⑤。唐陵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对唐高宗乾陵的调查⑥，此后40余年间，肃宗建陵⑦、睿宗桥陵⑧、宣宗贞陵⑨、玄宗泰陵⑩、德宗崇陵(11)、高祖献陵(12)、文宗章陵(13)等先后做过专门勘探或调查；20世纪70—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唐代帝陵进行过全面的调查(14)，为唐陵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此外，唐皇室先祖建初启运二陵(15)、永康陵(16)、兴宁陵(17)，武则天母杨氏顺陵(18)，追谥让皇帝惠陵(19)、追谥孝敬皇帝恭陵(20)等也进行过调查勘探或抢救性发掘。历年来公布的唐陵考古资料集中在陵园部分，因而关于唐陵的研究也大多围绕陵园结构及神道石刻等相关制度展开(21)；唐陵陪葬墓相对发掘比较多，有关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也比较多见(22)。除唐末衰败时期的僖宗靖陵外，唐代帝陵没有经过考古发掘，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先后经过发掘(23)，有研究者据以对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进行过分析探讨(24)；随着节愍太子(中宗子)、惠庄太子(睿宗子)、惠昭太子(宪宗子)等唐太子墓的发掘(25)，有人对唐太子陵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26)。
　　①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点校本，第1册，第165页；卷七，《宪宗本纪》，点校本，第1册，第215页；卷八，《宣宗本纪》，点校本，第1册，第249页；卷一〇，《昭宗本纪》，点校本，第1册，第29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文宗本纪》，点校本，第1册，第235、239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③宋·欧阳修等：《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点校本，第2册，第441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④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九，“周太祖葬剑甲衮冕”，刘尚荣校证本，第147页，中华书局，2008年。
　　⑤[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等译本，第259—30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⑥杨正兴：《乾陵勘察情况》，《文物》1959年第7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
　　⑧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王世和等：《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⑨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期。
　　⑩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
　　(11)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
　　(12)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13)巩启明等：《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3期。
　　(14)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刘庆柱等：《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1987年。
　　(15)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
　　(16)巩启明：《唐永康陵调查记》，《文博》1998年第5期。
　　(17)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文物》1964年第1期；赵荣等：《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19)王仲谋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20)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陈长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21)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沈睿文：《唐陵结构名称考》，《文博》2000年第1期；沈睿文：《唐陵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唐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梁子等：《乾陵六十一蕃王考述》，《文博》2003年第6期；秦建明：《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文博》2006年第3期；韩伟：《<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驳正》，《文博》2007年第2期；沈睿文：《唐陵神道石刻意蕴》，《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22)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沈睿文：《桥陵陪葬墓地研究》，《文博》2000年第5期；沈睿文：《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4)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王仁波：《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孙新科：《试论唐代皇室埋葬制度问题》，《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
　　(2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昭太子陵发掘报告》，三秦出版社，199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左扌右为)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26)王小蒙：《从新发现的唐太子墓看太子陵制度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

中国古代陵墓/刘毅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