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陵石刻的组合在有唐一代曾发生过若干变化。献陵是关中地区修建最早的唐代帝王陵墓，其石刻组合在唐代诸陵中尚处于草创阶段。陵园四门外两侧4.5米处各有石狮一对。南门外近400米处的神道两侧有华表一对。华表北70米处又有犀牛各一对。神道宽39米，华表、犀牛相对而立。这样的组合是前所未有的。从现有资料来看，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墓上没有石刻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陵墓中虽然出现了辟邪、狮子和墓表等石刻，但其形制与组合也与献陵石刻不同。所以献陵石刻及其组合方式有一定的创造性。献陵石刻比前代帝王陵墓的石刻丰富，但总的说来数量较少，犹其是数百米长的神道两侧只有一对华表和一对犀牛，显得比较空旷。所以十多年后，唐太宗和唐高宗在营建昭陵的时候，对陵墓石刻及其布局进行了若干调整。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②也就是说昭陵南神道有石马，北门外有14个蕃酋石像。封演在这里所提到的石刻只是昭陵石刻的一部分，并不是它的全部。《唐会要》在记述雕刻14蕃酋像之后载：“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③。考古工作者还在昭陵后寨发现了石狮。这说明，昭陵的石刻及其组合情况与献陵很不相同。虽说昭陵的石刻较献陵丰富，但从整个唐陵情况来看，还没有形成定制。
　　唐陵石刻及其组合的基本模式是从乾陵确定的。乾陵四门外各有石狮一对。南面神道宽25米，长约一公里，由南向北有华表、瑞兽、祥鸟各一对，仗马和控马者五对，石人十对，石碑两通，蕃臣像六十一尊。石刻分东西排列，布置对称。翼兽在华表北30米处。祥鸟距瑞兽约24米。仗马与祥鸟相距18.5米，仗马与仗马之间，仗马与翁仲之间，翁仲与翁仲之间的南北距离也在18米左右。石碑南距翁仲17.4米，北距南门21.6米，两碑间距61.6米。蕃酋像位于南门阙北18米处，分东西两组排列。北门外有又有仗马三对。
　　与献陵石刻和昭陵石刻相比，乾陵石刻种类更多，数量更大，组合更加完美。犹其是神道两侧大型石刻的增加，在唐陵中形成了一条蔚为壮观的风景线，不仅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而且使唐陵显得更有气势。很显然，乾陵石刻的这种组合与布局，是在献陵石刻和昭陵石刻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结果。由于乾陵的石刻组合已趋于完善，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高宗以下唐代诸陵石刻，大体上都是仿照乾陵设置的。比如，诸陵四门外都有石狮一对，神道自南而北，都有华表、祥鸟、瑞兽、仗马、翁仲等石刻。其数量和排列顺序也与乾陵相似。说明乾陵石刻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并且得到后世的尊从。
　　当然，乾陵以后的唐代诸陵，在尊从乾陵石刻制度的过程中，也曾经进行过一些小的变革，因而诸陵石刻及其组合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定陵四门外石狮的排列与乾陵基本相同。神道石刻原来较多，由乳台二阙址向北依次有华表一对，瑞兽一对，仗马三对，石人五对，蕃酋石像一对，无字碑一通。石刻总数少于乾陵，形制也较乾陵石刻为小。桥陵东门外二狮相顾而视，其它则与乾陵石狮相似。神道很宽，达60余米，两侧的石刻由南向北计有华表、瑞兽和祥鸟各一对，仗马五对，石人十对。所有石刻都很高大，石刻南北之间的距离一般在28米到29米之间。泰陵门狮与桥陵基本相同，但体形变小。神道也比较宽，石刻由南向北亦为华表、瑞兽和祥鸟各一对，仗马五对，石人十对。北门外仗马与乾陵、桥陵相同。只是造形又有一定的变化。建陵神道石刻组合与泰陵同，东西列之间的距离为160米，瑞兽离华表28米，仗马、翁仲间的距离则为32米。元陵石刻原来较多，现在仅有陵园东、西、北神门外石狮和北神门外仗马残块，石狮形制、大小与泰陵同。祟陵、丰陵石刻组合同泰陵。但崇陵又多了一些小石人。景陵、光陵神道石刻组合同泰陵，石刻之间的距离大体上在22米到24米之间。景陵北门外又有小石狮两对。庄陵神道石刻计有华表、瑞兽和祥鸟各一对，石人6个。石刻东西列间距67.5米。章陵石刻组合原同泰陵，现均被破坏，已无从考证。端陵神道石刻现有华表1个、瑞兽和仗马各2个、翁仲4个，祥鸟1个。翁仲形制同庄陵。但东列石人的左侧不佩剑，腰带下无前后花结长帛。贞陵神道石刻组合略同泰陵。石刻间的距离约23米。北门外仗马与神道仗马相似。简陵神道石刻组合与贞陵相似，有小蕃酋石像5个，还有2个小石人。靖陵神道石刻组合略同庄陵。由此可见，中宗以后诸陵石刻基本上都是按照乾陵的样子设置的，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
　　上面论述了唐陵石刻的组合。通过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唐陵石刻是唐代帝王生前仪卫的象征，是当时朝仪的缩影。关中唐陵的修建，前后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时间。在这二百五十多年间，唐朝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唐陵石刻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正因为如此，诸陵石刻组合既有其共性，又有其个性。大致说来，华表、瑞兽、祥鸟、仗马、侍臣集中分布于南门外神道两侧，石狮分布于陵园的四门之外，各种石刻皆对称分布，是其共性；而献陵有“石犀”，昭陵有“六骏”和“十四国君长像”，乾陵有“六十一宾王像”，有《述圣纪》和《无字碑》，则是其个性。
　　根据关中唐陵石刻的演变情况，可将唐陵石刻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包括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建立和巩固的阶段，陵墓石刻组合制度尚属草创，石刻数量相对较少，在雕刻手法上还带有一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风。但是，石刻形制宏大，气势非凡，如献陵的石狮和犀牛都是巨型的雕刻。各种动物又作行走之状，锋芒毕露，显示出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献陵陵园四门均置门兽，这在帝王陵墓中可能是最早的。昭陵列置十四国君长像和六骏像，对以后唐陵列置蕃像和北门六马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时期：包括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的各种制度均已形成，陵园制度也得到确立。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神道两侧石刻由北向南依次为侍臣十对，仗马五对，祥鸟、瑞兽、华表各一对。北门外置仗马三对。南门外置石碑(桥陵无)，内列蕃像。石刻造型逐渐理想化，高大、雄壮，气势恢宏。雕工精细，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富有美感。不仅刻画了祥鸟瑞兽、仪卫人马和蕃臣的外部特征，而且表现出了他们的个性。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一时期的石刻都有很高的成就，充分显示了大唐雕刻的艺术水平。
　　第三时期：包括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和顺宗丰陵。这一时期唐王朝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折，国力已不能和盛唐时期相比，但在文化上尚能继承盛唐时期的传统。在陵墓石刻方面基本上沿用着第二时期的组合方式，但刻意追求对称，不但文武侍臣按左文右武的方式排列，就连狮子、祥鸟也多分为牡牝，按左牡右牝的方式排列。石刻体形明显变小，在造形上趋于写实，失去了第二时期雄伟、豪迈的特征。但所雕人物鸟兽躯体肥胖，肌肉发达，装饰华丽，颇为美观。其中不少雕刻也称得上是不朽的艺术品。
　　第四时期：包括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和僖宗靖陵。这一时期唐王朝已失去了活力。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的情况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使唐王朝日益衰落。这种情况对当时的陵墓制度也有重要的影响。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帝陵石刻也变得卑小。石刻种类组合上出现了混乱现象。雕刻水平下降，线条粗简，有形而无神，视觉效果较差。除少数石刻属于精品外，大部分石刻都不能与第三时期相比，更不能与第二时期相比。显然，此时唐陵雕刻艺术的衰落，正是唐王朝衰落的结果。
　　① 霍去病墓有石刻14件，但不属于帝陵石刻，其形制也与后代的神道石刻有所不同。
　　②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
　　③ 《唐会要》卷二○《陵议》。 

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王双怀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