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世民向突利可汗施用反间计了吗
惠焕章，杨婧
颉利可汗继承汗位之后，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新建的唐政权不胜其扰。武德六年，唐王朝大规模的统一战争结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原王朝终于建立起来，更惹得颉利可汗怒不可遏。他不愿看到唐王朝逐渐趋于强盛，于武德七年七月，颉利、突利率众进攻原州(今宁夏固原县)，旋又南上，入侵朔州(今山西朔县)、忻州(今山西忻县)等地。
与此同时，唐高祖命李世民、李吉元兄弟二人率军前往幽州，抵御突厥侵扰。恰逢这时关中暴雨成灾，粮运困难，李世民颇以粮尽为忧，只得屯兵于幽州等待救粮，却与突厥颉利、突利可汗不期而遇。唐军士卒疲于奔命，士气不振，面对突厥万余骑兵居高列阵，“将士震恐”。李元吉认为敌军势力浩大，轻率出击，惟恐失利。李世民深知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只能智退。他见李元吉胆怯，遂留他观阵，自己只率百骑奔赴敌阵，义正严词地大声指责颉利可汗背信弃义“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可汗搞不清李世民在耍什么手腕，猜不透唐军轻骑列阵的虚实，他既不知道如何与李世民答辩，又不敢贸然出击。
李世民又率轻骑军转向突利，利用颉利与突利叔侄间有嫌隙的弱点，故意与突利并骑而语：“你以前与我结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突利理屈，无言以对。而颉利可汗却从李世民的话中感到暖昧之意，便“阴猜突利”与秦王有约，怀疑突利与李世民有什么谋图暗害自己的举动，于是决定引兵后退。而这时依然阴雨连绵，李世民对诸将分析局势，认为天时对唐军有利，突厥军所依仗的弓箭，在绵绵阴雨中“彼如飞鸟之折翼”；而唐军使用刀槊，不受气候影响，应该以逸待劳，乘机出击。李世民便率军在夜间冒雨进攻，突厥大惊，不知唐军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晓以利害，颉利欲战，突利不同意。突厥只好向唐请和，与李世民结盟，遂引兵退去。
史籍里好几处记载此事时都说李世民向突利施用了反间计，导致颉利、突利叔侄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意见不能统一从而无法作战，突厥只好退去。但据史学家分析考证，认为此处疑点颇多，值得人怀疑。首先，既然突厥是倾全国之兵来袭击唐朝，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怎能够迷惑于李世民的诱词之下呢?李世民的个人作用真有那么大吗?其次，李世民仅率百余骑兵前来迎敌，他取胜的把握会有多少呢?如果他率少数骑兵只是出于诱敌的需要，那么也应该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才行，但从唐军的兵力、士气来看，唐军的力量根本不堪负后盾的重任。而且万一突厥出兵迎战，又该如何应付呢?除非是李世民早就知道突厥兵不会真的和他开战，但这种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呢?最后，李世民向突利施用反间计的内容究竟是什幺?他到底对突利说了什么话，使他宁愿背弃叔父颉利而与唐议和?李世民采取这样的策略又有什么根据呢?可见，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而且有一种现象也很值得注意：
在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有一次李建成对高祖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李建成的话让人不能不联想到李世民与突厥的神秘关系。在高祖统治的武德初年，突厥无数次侵犯唐朝边境，有时双方还打斗得很激烈。但李世民几次率军抵御突厥，却没有打过一次硬仗，就可以使突厥退兵，有时甚至是突厥兵反倒去帮助李世民。如武德三年，秦王世民“受诏讨伐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兵与官军会。”“与官军会”即与秦王军队会师，可见，李世民与处罗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在武德二年这场战争开始时，突厥还以骑兵帮助刘武周进犯太原，这时却派兵帮助李世民攻讨刘武周，前后态度变化异常，很令人费解。对此，可能只有一种解释，即就是李世民与突厥此时已发展成为密切的伙伴关系。而维护这种关系的条件只能是与突厥议和，向突厥纳贡，用“财帛金宝”以博取突厥人的好感，正如李建成所言突厥“得赂即退”。对于此次突厥退兵的原因，大概并非是因为李世民向突利可汗施用了反间计，而是用“财帛金宝”贿赂突厥而已。他趁机“借突厥人以自重”，既能邀功，又可避险，进退自如，处处胜券在握，显得精妙无比，更衬托出他足智多谋、玄鉴深远的才能。
由此说来，李世民到底有没有向突利可汗施用反间计的疑点颇多，但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看来还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了。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