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李渊建唐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还能同心协力，并肩作战。但自李渊建唐称帝以来，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屡建战功，声望、地位日益显要，促使他欲为太子的愿望也日渐高涨，而已为太子的李建成当然不会轻易让位。兄弟两人为此而蓄谋击倒对方，耍尽手腕，费尽心机，闹得不可开交。那么，在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两人长期明争暗斗的矛盾冲突中，高祖李渊到底倾向于哪一方呢?分析起来，史学界大概不外乎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李渊欲将皇位传给李世民，从而处处偏袒李世民，放手让他与兄长争个高低，想让他取而代之。据史籍记载，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三月，李渊攻入长安，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在进攻霍邑的战役中，两人肩负同样的责任。由此可知，李渊并没有把小于建成10岁的世民视为必须追随别人的幼童，而是独当一面、与建成同样重用的大将军。从这些情况可看出，李渊把年幼的李世民与其兄长李建成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在故意抬高李世民。
　　李渊称帝后，依据“立嫡为长”的惯例，皇太子自然是长子李建成。高祖若只想凭一道诏书就任意更换太子，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弄不好会引起内战，两败俱伤，被别人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李渊就给予李世民更大的权力，特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增邑20000户，又准许他“开馆于宫西”，收罗四方文学之士，促其聚积更大的势力。后人称为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杜如晦、房玄龄等纷纷集中在世民的周围，共同讨论文籍，商略前载，让文学馆实际上成为李世民政治上的顾问、决策机构。而当李世民的实力可以与李建成相抗衡时，李渊把自己想要李世民取代李建成为太子的意思反复告诉了他，并告诫世民万不可操之过急。当玄武门政变发生时，有人将消息告诉李渊，并为世民辩护说“建成、元吉本不预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正功盖宇宙，率上归心，陛下若处以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立即回答道：“善，此吾之夙心也。”由此可知，李渊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许多史籍做了李渊倾向于李世民的记载，但史书是在李世民当政时期编写的，种种有助于他的修饰是很可能的，有人因此认为李渊其实一直是站在李建成一边的。曾在早年安排职务时，李渊让李建成统率左三军，让李世民统率右三军，显然是让建成高于世民的。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统治者，“以嫡为长，礼之正也”的宗法观念在他身上并没有动摇过。李渊进封唐王后，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则为秦公；等到李唐王朝创立，李渊则毫不犹豫地册立李建成为太子，立李世民为奏王。后来，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功勋卓越，李渊怕他窥视太子之位，便封其为“天策上将”，特准许他开设文学馆，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权力的欲望，借用“糖衣炮弹”来消磨他野心的膨胀。但当李渊发现李世民有专制行为和夺嫡之谋时，对其也流露出强烈的不满：“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第三种观点认为，李渊面对儿子们争权夺利的斗争，采取了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他不是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而是极力缓和矛盾。武德七年六月，秦王集团妄告李建成支持杨文干造反，高祖把大事化小，按“兄弟不睦”进行处理。李渊一边许诺李世民将为太子，一边要将李建成降为蜀王，不得骨肉相残，把兄弟不能相容的罪责，归咎于东宫与天策府官属。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东宫与秦王府两大集团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之际，但高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想通过使世民东居洛阳的办法缓和二者之间的冲突，不料，两大集团都不能接受这种办法。李世民立即发动玄武门之变，正说明他担心离开京师，失去夺取太子地位的机会，同时，也宣告了高祖缓和矛盾办法的彻底失败。
　　李渊将皇位到底欲传给何人呢?由此可见，仍是一个众所争议的问题，后人可以根据史籍材料看穿表象，但却无法挖掘更深刻而复杂的人物心态，看来，只须等待进一步考证了。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