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文化闪烁着世界文化的光芒，唐初尤以书法著称，在这一领域，整个书坛名家辈出，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就连太宗皇帝也热衷于舞文弄墨，领其风骚。但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的唐太宗，在人才济济的书坛领域能算得上一位书法家吗?这就很值得探讨了。 
　　且说唐太宗在早期长年累月地为“打天下”和“治天下”而奔尽快，到了晚年却一心向学，开始重视文化、文艺的作用，喜欢附庸风雅，刻意工书。他在文艺方面的“酷爱”，当推书法。由于太宗喜好书法，他特地在科举取士中设有明书一科，以收揽书法人才。不仅如此，他自己也常在执政之暇，像个初学少年一样临书习字，虔诚笃敬之心注贯长年不倦。
　　学习书法的第一步就是要临摹前代书法家的字迹，唐太宗也不例外，他最为推崇的书法家便是晋人王羲之，曾搜集了许多王羲之的墨迹临摹学习。他评价说：“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然后才能会意王羲之书法的精髓，达到神形兼备。正是因为这样，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墨迹爱不释手，“心慕手追”，直至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唐太宗除临古人字帖以外，还向当时被誉为著名书法家的虞世南为师学书。虞世南是位旷世奇笔，早年学书于智永，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擅长楷书与草书，继承王氏家法，精熟过人，“而虞世南师之，颇得其体。”虞世南学书于智永，太宗学书于虞世南，可真是一脉相承，师法王帖统成一体。后来褚遂良深得王氏书法真谛，同时也是王帖杰出的鉴赏家，故经常侍候太宗一同揣摹书法。太宗写字，每每在“戈”字上显得火候欠佳，总不得要领。有一次太宗正写“戬”字，不敢完成偏旁“戈”，特召虞世南来补全，一幅字帖完成后，太宗让褚遂良鉴赏。褚遂良细细观赏一番，然后评论道：“今观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太宗对他的眼力非常钦佩，从此更加勤奋操笔。
　　由于太宗勤学苦练，加之方法得当，又有名家指点，因此书法水平进步地很快，工力甚深，房玄龄赞其“笔迈钟、张”，说太宗的笔力超过前代的名家钟繇、张芝，这话难免有些夸大，但太宗的书法水平之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唐朝叙书录》里赞太宗“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府会要》卷35说：“笔势惊绝”，可见水平还是颇高的。太宗对自己的书法成就也十分自信，常将自己的作品书之于屏风，以示群臣，称颂之声不绝于耳，他本人在赞叹声中也乐得心花怒放，不禁感慨地对朝臣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
　　史书上称赞“太宗工羲之书，尤善飞白。”“飞白”是枯墨闲笔的一种书体，笔画中微微透白，故有此名。贞观十六年，唐太宗“赏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刘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刘洎竟然登上御床去抢夺，这一举动被大臣纷纷指责他擅登御床，按司法罪当死。太宗却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并未治罪于他。可见，太宗的“飞白”书法自有他独到之处，以致成为群臣争夺的目标。太宗不仅“飞白”写得漂亮，而且对行书也很擅长，他的代表作《温泉铭》、《晋祠铭》，一直流传至今。他还是第一个用行书在石碑上写字的人。
　　唐太宗在书法实践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技巧的钻研。《全唐文》里编有他写的《笔法论》两篇、《笔意论》三篇，从初学到深造角度均作了精辟分析，精妙地观点令学书者受益匪浅。他认为“初书之时，收视反听，绝虑怕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则倚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如鲁庙之器也。”同时又指出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法要诀，又说：“字以神为精魄”，写字需有神韵，只有“思与神会，同乎自然”，才能求得化境。作为一代帝王，对书法领悟如此之深远，也足够非同凡响了。
　　由于唐太宗大力推广王羲之的书法，故在唐初产生了一场书法革新活动，推动了书法的创新，以致出现了“欧、虞、褚、薛”四大名家，即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他们的笔法都是从师王帖入手，精于隶、楷、行、草，融会贯通，自成“一格”，艺术造诣颇深。
　　由此可知，唐太宗在书法领域的成就是很深的，如果仅简单地用“书法家”定位他，也未兔显得太过浮浅。他热衷书法，师王帖自成一体，培养书法人才，钻研书法技巧，鼓舞书法革新，也足够堪称他为唐初书法界的一代“教父”了。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