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汉夷和亲政策，在我国由来已久，一般是在中原王朝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政治行动。基于此，封建史家往往将和亲视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屈辱、妥协的代称。然而，唐王朝的和亲政策与传统的和亲政策却大相径庭，它是在国势昌盛的贞观盛世时期大力贯彻的，完全摆脱了屈辱、妥协的枷锁，超越了以往和亲为“权宜之计”的狭隘思想，将其推广到民族大融合的高度上来，其影响和意义都是空前的。
　　和亲是指民族上层之间的联姻，封建贵族的联姻是一种政治手段，它总是从属于一定民族与集团的政治利益的。就以唐太宗而论，他的和亲观同样没有背离恩格斯的论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正如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所言：“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一战二和是太宗对付薛延陀的策略。若战争能使之威服，自然拍手称快，但战争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在当时“户口大半未复”到隋盛时的局势下，和亲如能使之怀化，同样可以达到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亦为良策，故房玄龄称之为：“和亲之策，实为天下幸甚。”可见，贞观君臣的所谓和亲，则是稳定和发展同少数民族关系的有效手段，既可避免“兵凶战危”，又可维护唐王朝的统治，可真谓“一箭双雕”。
　　在太宗皇帝看来，与少数民族和亲是大有裨益的：“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从唐边境安宁出发，动机无可非议。大唐王朝嫁女生子为外孙，外孙总听母教，母子既有中原汉族血统，自然不敢对外公、舅父发动战争。事实上，太宗的用心良苦在唐初的确收到了实效，没有出现四夷君主政治上的讹诈和经济上的勒索。甚至，各周边少数民族君主都以与大唐和亲为荣，他们为了求得唐朝联姻，多次遣使来朝，厚加聘金，并表示愿效力唐廷。而唐太宗也不负众望，频频下嫁公主与宗女。从这一点来说，与以往委屈求和而下嫁公主的王朝相比起来，唐王朝的和亲要风光得多，居高临下的姿态让少数民族敬仰不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和亲原有的本质。
　　贞观朝有为数众多的民族与之和亲，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蕃和亲。六世纪初崛起于西藏高原的松赞干布，是个“性骁武，多英略”的藏族君主，他平定叛乱，统一国家，改革内政，对藏族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松赞干布听说吐谷浑与突厥都娶了唐公主为妻，十分羡慕，遂遣使到长安，“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当时并没有同意和亲。松赞干布很是恼怒，遂派人致书唐朝，声称若不嫁公主，当亲率数万大军，杀向唐朝，夺取公主。与此同时，急不可待的松赞干布动员军队20余万，进攻唐朝的松州(今四川松蕃)，太宗立即派侯君集、牛进达等率骁兵前往松州援救，大败吐蕃军，斩首千余级。松赞干布吃了败仗，才认识到唐王朝军力强大，不是武力所能屈服的。同时，他的目的在于和亲，也无意扩大战争，看到局势比较严重，遂率军撤退，并遣使谢罪，又派吐蕃大相禄东赞到达长安，并献上黄金5000两及珍玩数百，再次向唐朝求婚。太宗不愿两国因此而大动干戈，于是同意了松赞干布的请求，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他为妻。如此的和亲也真是历史少见，唐王朝始终高高在上，没有折损半点尊严，这一点，可以说是历代和亲政策上的一大亮点。
　　且说唐太宗与吐蕃使者禄东赞交谈时，发现他应答得体，机敏强干，对他非常满意，就任命为右卫大将军，还要把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禄东赞为妻。查阅史书，太宗这种与少数民族将领联姻的人次，远远多于与境外夷族酋长的联姻。这些联姻的少数民族将领都立有战功，有的甚至立有卓越战功，他们属于参与李唐缔造统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唐太宗向来注重论功行赏，不拘一格，他与夷族功臣联姻，如同与汉族功臣联姻一样。在论功用人面前不分夷夏，故对供职或内属的“蕃将”在联姻、和亲方面不存在任何歧视，这一点，正是他优异于往代封建君主和亲观的一面，带有开明的政治因素。
　　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的和亲政策，是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有力证明。它不再是以往屈辱、妥协的代称，而是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放团结、促进民族融合的有效手段，在历史上是起了积极进步作用的。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