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陪葬是唐帝陵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制度在唐代前期得到了很好的实施，陪葬墓的数目之多可谓历史罕见。但唐代中后期陪葬墓却逐渐减少，有些帝陵甚至连一座陪葬墓也没有，很显然，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唐会要》卷21《陪陵各位》条载：“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可见，唐太宗对这一制度很是重视，不仅 在埋葬高祖时就已开始实行这种制度，而且还以诏令的形式大力推广，要求子孙以此为榜样。他的乖儿子高宗与武则天尚能遵从这一诏令，据考古资料表明：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有陪葬墓17座，显然使得这一制度得到较好的延续，但却缺少昭陵陪葬墓的气派，高宗之后中宗定陵与睿宗桥陵各有陪葬墓6座。从唐玄宗之后，唐代帝陵的陪葬墓都少得可怜，都几乎是1座或者根本没有。由此可以断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社会动乱，唐王朝逐渐由盛转衰，再也没有哪个皇帝像唐太宗那样鼓励陪葬。大概，这种政策上的转变是导致唐陵陪葬墓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陵由盛转衰的另一个原因是唐代社会状况和君臣关系的变化。唐王朝在创业阶段，曾经涌现出一大批谋臣猛将。这些人南征北战，出谋划策，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者对这些元老功臣很信任，也很器重，大体上都能委以重用。可以说，唐王朝前期君臣基本上能够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君臣之间关系相当融洽，朝廷上下形成一种无形的凝聚力，共谋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唐太宗之所以不止一次地强调陪葬之事，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功臣密戚的恩宠，另一方面，也是想把这种融洽的关系带入阴间，并长久地维持下去。由于唐太宗的英明统治，使得当时的功臣密戚对太宗皇帝十分崇拜，都乐于陪葬，并以能够陪葬昭陵为荣。而太宗创造的“贞观之治”，使得唐国力日益强盛，也为大量的陪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唐中后期自从历经了“安史之乱”之后，皇室代代衰微，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有藩镇割据，异族入侵，朝廷上下，混乱一片。君臣关系紧张异常，缺乏必要的凝聚性，皇帝多受宦官控制，有的甚至为宦官所杀，与朝臣没有多少情感 可言，朝臣也很少有人主动提出陪葬。
　　古人曾经说：“守成不易”，新王朝从生气勃勃走向僵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即使还在唐繁盛时代，君臣之间就已经隔膜重重。高宗皇帝为了立武则天为皇后，不把自己的亲舅舅和顾命大臣放在眼里，迫害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政见者。武则天为了独揽大权和遮掩自己的秽行，兴冤狱，运杀机，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在这种淫威之下，大臣人人自危，临了能有几人值得陪葬呢?唐玄宗在“开元之治”后期，迷恋声色犬马，杨国忠、李林甫窃弄权柄，奸臣当道，什么“居安思危”，早已伴随霓裳羽衣之曲，飞到九霄云外享受天伦之乐。安禄山一开始造反，便弃京逃走，丝毫不顾别人的安危。据史籍载玄宗泰陵仅仅高力士一人陪葬。盛唐尚且如此，中唐更可想而知。唐肃宗李亨称中兴，后期也和玄宗一样昏庸。建陵的功臣陪葬，等于虚设。宣宗李忱号称“小太宗”，死后竟无一人陪葬。可见，唐中后期逐渐走向衰败，君臣之间心怀叵测，关系异常疏远，陪葬之事也就此搁浅。
　　唐朝后期，统治者统治腐败，经济萧条，国力逐渐虚弱，也不能像唐代前期那样负担起巨大的陪葬开支。如此以来，陪葬者愈来愈少，以至于达到全无陪葬的地步。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