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千多年来，乾陵的吸引力主要来自于武则天的知名度，而对于合葬墓主的另一位——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无论是史料记载、史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笔墨吝惜，用字不多。作为一代君主，唐高宗李治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番作为，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地位比起武则天显然被忽视了。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字为善，贞观二年(628年)出生。按照封建社会王位继承世袭制，唐太宗的帝位应该传给嫡长子，而不是第九子。唐太宗一生共有十四子，长孙皇后生有三子，他们是长子承乾、次子泰、三子治，从史书记载看，已被立为太子的李承乾，“足有疾”，尤其“好声色，漫游无度”，特别是二子李泰很有才干，深受太宗喜爱，因此引起李承乾的猜忌，承乾与泰之间发生矛盾。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承乾纠集齐王李佑、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谋反”。结果，承乾被废为庶人，侯君集被杀。在重新议立太子时，李泰又跃跃欲试，有争立之心，引起唐太宗李世民的反感。加之承乾与泰之间曾有矛盾，为保李氏皇位稳定，后继有人，太宗李世民反复权衡，最后钦定了李治为接班人(《旧唐书》卷76)。据传长孙皇后怀李治后，曾梦见龙卧在自己床上。太宗李世民也梦见有一条紫鳞锦翼的鲤鱼依绣被而卧。在生李治前夜，长孙皇后梦见有一只大鸟在空中徘徊，并慢慢地向她飞来，她用手接住一看，原来是一只三只脚的乌鸦，她把三足乌鸦献给了太宗。第二天长孙皇后把梦境告诉了太宗，太宗说：“三足乌鸦是太阳的象征，是慈孝的鸟，这个孩子将来必是一个慈孝的孩子，是苍天把他赐给我们的。”(见述圣纪碑文)当然，这些所谓吉兆是为李治继承皇位美言，而实际上李治被立为太子，中间是经过激烈的斗争的。在立太子一事上朝中大臣曾分为两派，以岑文本、刘洎为首的一派主张立魏王李泰，而太宗倾向于李治。由于立王储是大事，又废了嫡长子，同时在每个皇子周围都有一群拥护的大臣。为此，太宗颇费了一番心思。有一次，太宗召集群臣议事之后，独命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褚遂良四位元老级的大臣留下议事。太宗当着他们的面，欲拔剑自刎，紧张得四位大臣急忙劝阻，太宗就势说：“我欲立晋王”，晋王就是长孙皇后的三子李治，李治的娘舅长孙无忌马上说：“谨奉诏，有异者，臣请斩之。”群臣一看这架势，紧跟着说：“晋王仁孝，当为嗣。”经过一番波折后，李治被立为太子。而李治能够登上政治舞台的先决条件还在于他首先是出自于深受唐太宗李世民相爱与敬重的长孙皇后；其次，李治的两个哥哥互相争宠，互相攻击，最后都失去了太宗的喜欢；再者有娘舅长孙无忌的强有力的支持与唐太宗作坚强后盾，这些前提条件成就了李治的帝业。
　　李治成为太子后，由于先天懦弱，唐太宗担心他守不住江山。为此，太宗李世民从各方面培养训练李治，增强李治作为一国之君的能力。太宗每日上朝，让太子李治在旁边，“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太宗让李治参与国家大事，学习如何处理国政，注重给李治传授统治经验。贞观二十二(648年)，太宗亲自作《帝范》12篇给李治，教其治国安邦的本领。所谓“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告诫李治“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198)同时诏命长孙无忌、褚遂良辅助李治。太宗对李治说：“有无忌和遂良在，你不用担忧天下。”太宗对无忌与遂良讲：“我把李治托付给你们，你们要很好的辅佐和帮助他。”并为他百年之后李治如何用人指明方向。在李世民的眼中，最不放心、最不信任的是李勣，太宗认为李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卷199)紧接着太宗贬李勣为地方都督，结果明智的李勣见到诏令后二话不说，卷起铺盖连夜离开京城赴任。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提拔李勣并委以重任，使李勣后来倾力效命于高宗，为高宗所用。 

乾陵/王晓如，樊英峰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0

乾陵/王晓如，樊英峰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