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如果说武后是中国封建社会女权运动的倡导者，那么高宗就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仪凤元年(676年)，在太子李弘死后，高宗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提议，他要逊位给他的皇后，真如巨石坠海，掀起了轩然大波，震惊了朝野内外。
　　这首先对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父子世袭制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令正统思想的大臣们不可思议，不能接受，立即固谏反对；就连后世的史家也不能理解，不能宽恕，而大骂他的昏庸。其实，帝王的世袭制，是社会落后和发展缓慢的历史根源，世袭的帝王并不是经过推选而产生的德才兼备的圣贤。他们的名份是龙子龙孙，其才能也许只是犬子犬孙。造福天下或祸害世人，黎民百姓全靠自己的时运了。
　　高宗此举，并不仅仅是“有私于后族”，更重要的是武后二十余年辅佐朝政所显露的治国才华，得到了高宗充分的信任和肯定，禅让帝位于贤者，是顺理成章之举。但敢逆时势而为，高宗可谓前无古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夫妻之间在执政方面的默契配合，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政见的分歧。
　　高宗因太子病亡，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更每况愈下，风眩之疾加剧，禅位一事，中途受阻。中书令郝处俊奏道：“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何遂欲躬身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府立即随声附和，高宗只好作罢。
　　高宗的禅让虽未能如愿，但此举引起后世儒家的非难是难免的。从当时的历史事实来看，高宗并不是惧内的儒夫，而更具知人善任的特点，武后被其信任和重用，应该予以正确看待。
　　高宗在位时，正如武后给他的述圣碑上撰文所描述的“谋臣如雨，猛将如云”。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十五日，唐高宗称天皇，武皇后称天后，改年号为上元，大赦天下罪人。
　　关于武则天辅政时显示出的才干，我们这里试举一二：
　　十二月二十七日，武后上表高宗，提出了著名的“建言十二事。”显示了她非凡的政治才能，这十二条的内容如下：
　　一、劝农桑、薄赋徭。(发展农桑，减轻赋税徭役)；二、给复三辅地(京师附近的百姓免除租税和徭役)：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停止对外用兵，以道德教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天下一律禁止浮华淫巧)；五、省工费力役(避免大兴土木，节省开支和劳动力)；六、广言路(广开言路)；七、杜谗口(杜绝谗言)；八、王公以下皆习《老子》(王公以下都要学习老子李聃的《道德经》)；九、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父在母亡，为母守孝三年)；十、上元前勋官以经告身者无追核(上元元年以前，有功劳的人已发给委任状的，无须再进行考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录)；十二、百官任事久，习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文武百官任职已久，才能高而职位低者，可以超级晋升)。
　　高宗接到这个奏章，龙颜大悦。立即下诏予以表扬，命令付诸实施，这自然得到各级官员和庶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忠良之臣为“广言路”而尽职尽责；奸佞之辈因“杜谗口”而销声匿迹。老百姓感恩戴德奔走相告，京师附近更是欢声雷动。武后自己常著七破间裙以示节俭，此举在当时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建言十二事”为当时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无疑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女政治家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虽然武后的兴趣更偏重于政治方面，应当指出的是，她和高宗在国事上并无分歧，她无疑只是他的贤内助而已。历史上没有当时分为天皇和天后两派政治势力的任何记载，时人称作“二圣”的他们是同为一体的，这是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她也不可能肯定多病的高宗会比她早逝，更不可能有取而代之的念头，事实恰恰相反，是高宗因她的政治才能而把她从帘后推到前台的，把武后的一切努力说成为自己，不如说为她和高宗更为确切。对她持有偏见的史家在一些事上采取回避的态度，造成她处心积虑想做皇帝的姿态以进行攻击。高宗的这一提议，可以说是目光远大，为唐政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百谜/惠焕章，吴俏编著．—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