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我通过这两天的参观，看了一些东西，听了一些东西，主要谈一些印象。我主要有两点感触。第一，我感到这几年你们的成绩很大。从考古工作来看，在取得领队资格以后，立刻进入角色，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把过去的对秦始皇帝陵的了解推进了一步。第二，我到了一号坑，听了他们的介绍，谈到了关于陶俑的制作问题。这项研究很有进步，跟过去不一样，他们发现了问题，这很好。
　　搞学术研究，要能发现问题。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你反对也好，赞成也好，或是不反对不赞成也好，都是跟着别人提出的观点跳舞。学术研究，它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一个学术研究谈不上创新，那么这个学术研究就要终结。人类社会的发展，最基础的是靠人发明、发现。比如说，人类发明石器去狩猎，后来又发明了种植农业，又发明了制造陶器、铜器、铁器进行生产生活，学会了饲养猪、牛、羊、马等家畜。猪是杂食的，对于农业居民来说可以作为副业来饲养，而马、牛、羊、骆驼是食草的，要依靠草原提供饲料。羊既可以放到农业中饲养，也可以放到畜牧业当中。食草的动物养多了或使人类往草原迁移，饲养草原动物的畜牧业就发展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还不能称为游牧业，只有养马产生了，才可能产生游牧业。这是因为，在机器运输工具发明之前，马作为交通工作是最快速的，而马配上骆驼才会产生游牧业。我讲这些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就是由于这些发明、发现，而产生了社会形态的更替；由于社会形态更替的需要，就产生了社会分工；社会有分工，才可能产生社会分化，社会才分为穷人和富人、劳动者和管理者，以及联系不同劳动部门的中间商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如果一门科学发现不了问题，它就很难生存下去。
　　我觉得，从2009年以来，你们发现了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发现的这些问题也并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是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回答，这样的回答是有原创性的创新；第二，人家发现问题，你受到启发跟着研究，这虽然不是原创性的，也可以创新，但不是原创新的。而我们可贵的地方就是，搞田野工作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么多材料里面发现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同类部门里有，但是在你们这里是首次提出的，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如果我们一个单位、一个个人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天到晚就跟着市场上吆喝，或者只会自己抱着一堆材料，去实践、去发掘，但却不能提出问题，还行吗?
　　我们今年要开考古学年会：“全球视野下的周秦汉唐”。我想，这个题目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周秦汉唐王朝在中国历史里面的位置；第二，只说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还不行，这只是一个纵向比较，还要放在当时的时空中，探讨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研究这个题目要求从历史方面思考，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看周、秦、汉、唐王朝。这两天，我跟曹院长聊天，他对这方面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很好，这就是发现问题。我们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要能发现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有新的设想，这就是进步。
　　博物院应该是在提高的前提下对观众进行普及，没有提高就谈普及，无从谈起。现在我们的一些博物馆的展览就是摆一些东西，没有自己的想法，这不行。博物馆应该以你的展品、以你的展览，去提升观众的文化素质、文化品位，所以你就要研究。而我们现在很多展览没有研究，形式主义居多，就是电影里面的蒙太奇，搞得你晕晕沉沉、昏昏暗暗、模模糊糊，最后不明不白。
　　我昨天见到曹院长，他说要做几个展览，对于这些展览，他是有想法的，他要通过这些比如楚文化、晋文化、燕文化、齐文化的展览，来说明秦文化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最后归结为一个题目：秦为什么能统一中国?包括之前做的草原文化展览，谈到了畜牧业、游牧业的发展，这就是有想法。博物馆的灵魂在于，在提高的前提下对观众进行文化的普及，而提高的灵魂在于学术研究，没有学术研究就谈不上提高。提高的核心、标准在于创新，创新有不同层次的创新，但是我相信，能随着第一手材料发现问题并且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他一定是具有原创性的。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确实发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实际上都是一个创新的前提。这是我们的成绩，但是还要看到，我们现在处于提出问题的阶段，还没有回答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处于提出了问题，正在试图回答问题的阶段。
　　博物馆并不只有学术研究这个方面，我们不是把博物馆的大门关起来，一个博物馆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从门票到环境卫生，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我当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展品对我们来说不光是标本，还是文物。过去说文物是四个字：保护利用。保护是前提，文物被盗了，破坏了，还何谈利用，所以说保护文物的安全是一个博物馆的生命线。我是搞教学的人，科研第一，不利用、不搞科学研究不行，但如果没有保护为前提，工作不落实在保护上面，你就没有办法好好利用。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安全和提高学术研究，两者孰重孰轻?它是不同类型的矛盾，不能放在一个平面上谈，当然安全第一。但是没有学术研究、没有学术建设，要办好博物馆就只是一句空谈，文物就只是橱窗里没有生命的模特。
　　我说，其实博物馆，没有博物馆学。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博”字，学问是有专业的，博物馆管天、地、人，从天文、地理、地质、人类生活到锅碗瓢盆。但是我们这个博物院不一样，它是秦始皇帝陵的博物院，博物院同时也是一个职能机构、管理机构，这就决定了这个博物院的专业性，它的方向就是你的研究方向、工作方向，具有决定性，就像故宫定性博物院，故宫是什么性质，博物院就是什么性质，这里也是一样，秦始皇帝陵定性了博物院，你的专业方向也是由这个决定的，这就是你的专业、你的方向。
　　这个帝陵是秦始皇的，秦始皇在历史上什么地位?千古一帝。自秦以后到辛亥革命，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遵循的是秦始皇所开创的封建帝制，就是毛主席说的：千年行秦制。如果按照我对国家的研究来说，秦是帝国阶段的开始，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终结。这是中国的国家形态、政治形态、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在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没有民主，只有民本，但是中国在这种体制下创造出了周秦汉唐的辉煌，而秦汉帝国更是当时世界的两霸之一，西边是罗马帝国，东边就是秦汉帝国。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民族复兴，就是要复兴秦汉唐的繁荣。所以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而帝陵是秦王朝的一个缩影。
　　我们的帝陵考古工作要做到家，有三个知识系统要做好：
　　第一，帝陵是怎么设计的?怎么建造成的?建造经历了哪些过程?有多少人干过活，留下过尸体，留下过遗痕?
　　第二，随葬、陪葬的物品，具体到每一件衣服，它的制作工艺，衣服的不同颜色、服饰，铠甲、马具的制作、造型，诸如此类，由这些东西研究它的工序。比如，制作一个陶俑，它是不是拼装的，是不是模制的，还是手工制作的?手工制法是什么?他的分工是按工序分工的，还是一个人从头至尾制成的?有了分工就要管理，怎么管理?如果细化到是按工序分工的，就有专业化问题、工厂化生产，这里涉及到多少件器物的凭证?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研究清楚，秦代生产的发展水平也就清楚了，它的分工和管理也就清楚了。
　　第三，陵园的格局。为什么是这套格局?前面有多少王陵我们不知道，我发掘过商代的王陵，被盗了，格局我们不清楚；周人的王陵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发现了秦陵，发现了汉陵、唐陵，这些格局有没有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秦陵的格局为什么是这个格局?我认为，秦始皇帝陵格局的研究，就是秦帝国制度的研究。要通过帝陵格局的研究来识别这个制度，达到对秦墓葬埋葬制度的研究，再通过墓葬埋葬制度来研究秦帝国的制度。
　　我是搞研究出身的，考古学没有别的，考古学和金石学的区别，第一就是获取知识的手段不同，考古学依靠田野发掘，靠层位学和类型学。金石学搞过田野调查，但没有层位学、类型学，后来有些金石学也搞类型学，那是受考古学影响。第二，金石学以研究器物为单位，一件一件的，考古学以研究遗存为单位，研究它在历史上的变化，一座房屋、一座墓葬、一个灰坑……考古学光研究格局，不研究每座墓葬、每座建筑的形制、当时的功能，它的建造、传承，那是空话。就像我研究元君庙墓地，如果不研究具体的墓葬，不把每座墓葬的年代定清楚，不把每个墓葬之间的相互关系搞清楚，就来研究墓地的格局，也是空话。所以，获取这三大知识系统，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
　　以这三大知识系统看我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就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研究明白了，它就是秦始皇帝国的一部百科全书，不可或缺。过去我一直认为不研究秦的都城、郡县，研究秦帝国就无从谈起，现在看来是要做一些修正的，我们要立足于秦始皇帝陵的三大知识系统的掌握来做深入的研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手中有典型，心中有全局”。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要把我们这个麻雀解剖好，同时，要通过解剖这一只麻雀，使我们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去俯视全国关于秦的墓葬、遗迹，以及全世界同时代的历史和遗迹，如此我们就能回答，秦帝国的本体是什么。掌握了这个本体，再看中国历史的比较，就能得到秦王朝在中国历史的位置、秦帝国在世界的位置。这样，我们的博物院就不仅仅限于某个灰坑、某座墓葬、某个陵园之中，而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世界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我们要占领这个制高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故宫的学问。我说故宫不能仅仅在紫禁城里看，还要坐着飞机飞到上空看，既要在这个地方守得住，又要能跳出来，这才是做学问。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秦帝陵三大知识系统的发言权、话语权，才能取得研究秦王朝的发言权、话语权，也才能取得秦王朝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发言权、话语权。学问的问题是创新，创新追求的是什么?就是发言权、话语权。没有这样的追求，就好似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是不会有出息的。一个单位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
　　这三大知识系统，第一要靠考古，考古还要靠发掘，靠考古的田野工作。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在五十年代发现了四个半坡文化的墓地，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研究结果?我们是研究遗存的，尤其是遗存释放的信息，你要有接受遗存信息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那信息就过去了。有很多机遇，有的人能抓到，有的抓不到。能抓住的人，第一要有识别机遇的能力、眼光，第二有抓住机遇的办法，第三有抓住机遇的魄力和毅力。我们发掘这个遗存，遗存就在我们的手铲底下，信息瞬息即逝，你不会识别它，不经心、不认真，没有这个魄力、毅力，要获得信息，是不可能的。我写元君庙发掘报告，投稿的稿子是1959年12月24日前在工地写成的，我分了两个墓区、六列墓地，除了没有分期，其他结论一样。我为什么把它当成墓地研究?我有知识准备，我读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反复读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复读过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经过深入研究，我就和印第安人比起来，但对比的结果，我发现我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因为它和印第安人的一个样，是六列，这样，合葬墓我就解释清楚了。在这之前，我又认真学过一本书，吉谢列夫著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这里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根据随葬品探讨性别分工，我有了这个概念，有了这两门知识，所以我就把它当做一个墓地研究。
　　后来，苏秉琦先生看了这个报告以后说要分期，我就试着分期，怎么也分不清，分了两年，分不下去了，怎么办?1964年，我又找苏先生谈，按这个方案，分期分不出来，按那个方案分期分不出来，我说是不是就别分期了。我觉得我已经研究社会制度了，已经比当时发表的水平高了，可以发表了。苏先生脸色变了。我说不是说我水平很高了，我是分不下去了。苏先生很生气，没有说话，转身走掉了。我看着苏先生的背影从我的视野里逐渐消失，这个过程中，我冒出了两个念头：他为什么这么执著?他没有个人利益，这是我应该写的报告，说明他对事业是忠诚的；第二念头马上就冒出来了，科学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不能漏了万一，万一有可能分期，我不就失掉了这个机遇了吗?有了这两个念头，回到宿舍，安下心来，经过三天的反复对比、类比，最终确定了分区和分期。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有知识，我依据原来的知识吸取了部分信息，现在苏秉琦先生提出来可以分期，导师就是“导”。苏先生只是感觉到可以分期，他并不能口述分出来的。知识是要探索的，他比你高，就是他的经验、他的学识比你高，他觉得可能可以分期。怎么分，这是要你去要你去钻的，要你去下地狱的。你能不能下这个地狱?有没有魄力、胆量下这个地狱?
　　我们要有知识的准备，就要多读书，涉及到秦的古今中外的都要看，吸纳各种知识，同时要有毅力，最后要靠田野发掘。不仅要能提出问题，还要回答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应该在田野发掘的过程中发现的，你没有发现，你就别想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如果在田野发掘的过程中没有回答问题，想在整理中回答问题，也不可能。进而言之，整理和编写报告的关系也是这样。
　　这就是说，考古工作有三个步骤：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编写报告。三个步骤环环相扣，相互印证。如果发掘不怎么样，想整理出好的资料来，不可能。如果整理不怎么样，也不可能编成像样的报告来。所以，每个步骤的工作都要有一个认真科学的态度，都要有认真的精神，不要有任何疏忽。第二，这三大知识要形成系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应该是很多代人共同努力。不是我发掘完了，整理完了，报告编完了，别人就找不出你的毛病了，这不可能。所以说，这是个长期性的工作，但是每代人的有效生命又是有限的。比如说，我现在给你讲考古、讲发掘，我可以讲得很好，但是老实说，我现在没有资格领队，体力不行了，在有些科学技术方面也不行了，首先我就不会电脑记录啊。我1952年到北大，到现在六十多年了，这些年我看到变化，知识是一代一代在更新，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赶不上时代的变化了。所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要看到它的连续性。我们要明确我们这代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明确在我们这个时代，我面对这条路，要怎么走?要考虑两个方面：既要继承前人的经验，又要给后代人打造一个知识平台，让后代人好好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一个系统性的，这就要求我们站在目前最高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来制定一代代人的工作，这才行，要保证这个工地工作过程中的长期性、连续性、系统性。要建立一套制度，使这个工作形成一个系统，这是为了保证它的长期性和连续性。要有文字的记录，实物要长期保存，要接受后人的检验。
　　我们这代人能干什么，三大知识系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我们能完成什么?我们就又要谈到那个问题，就是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所以我说保护是前提，利用要受保护的检验。利用还有不同的层次，学术的利用，考古工作的研究，这是最基础的利用；对外开放，搞个博物馆，向观众传授文化知识，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也是利用。如果前一个前提搞不好，后一个前提至少就没有水平。所以现在来说，只谈公众化，不谈象牙塔，或者批判象牙塔，这是错误的、不对的。任何一个学科，它都要创新。既然要创新，那就是说，刚开始时，知识为少数人掌握。毛泽东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说的就是这个真理。到真理为大家掌握了，那这个真理就变成了常识。科学不是常识，科学的灵魂在于不断创新，科学是不断创新的结果。什么意思?科学就是不断地制造一个宝塔，尖端的东西永远在上层，而且被少数人掌握，这就是象牙塔。如果否定象牙塔，否定尖端，就是否定科学。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提高的前提下进行普及。我们博物院为什么办这个东西，是让老百姓知道历史知识，要搞展览。但如果搞展览没有研究，那就是多上些玻璃柜，就没有灵魂。过去八十年代提出拨乱反正，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抛弃掉，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但是还很不够。我们在思想上还有很多需要拨乱反正的空间。现在，考古界提出公众考古学，我不反对，要有公众考古学。但是把公众考古学拔得那么高，以此来否定象牙塔，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用一切技术手段，做好学术资料的保存和保护，要考虑到我们工作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只有在保护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搞科研。
　　我们这个博物院叫做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定性博物院，博物院是来表现秦始皇帝陵的，它们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切忌博物院化的帝陵。我们这里有两张名片，一个是国保单位，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有这种规模，同时又有这两顶帽子的博物院，中国只有两家，一个是故宫博物院，一个就是你们秦始皇陵博物院。这两顶帽子是许多人拼搏来的，我们要珍惜、要利用好。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不但要办成一个博物院，还要办成向国家遗址公园发展的博物院，这个概念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考古遗址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和一种形态，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这就和我们刚才的那句话对应起来了，秦始皇帝陵定性博物院，博物院是来表现秦始皇帝陵的，切忌博物院化的帝陵。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这代人主要的应该先“跑马圈地”占住地盘。你要把地盘占住，就要先搞清楚陵园的范围，要拿出科学的根据来，我们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涉及哪些地方?这些地方都应该在博物院的控制范围之内，“子子孙孙永宝用”，不能像秦始皇的王朝一样短命，要像秦始皇的制度一样保存下来，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第二要逐步清楚他的格局，同时还要追求三大知识系统，当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要能在资料里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我说好的文章不是都是回答问题的，好文章既要有回答还要有讨论，是这个时代的回答，既不妨碍别人的回答，也不妨碍后代人更新的回答，同时还要能提出问题，或者说提出几种能回答问题的可能性。
　　要搞清楚陵园的格局，第一，手段是钻探或勘探，打探洞、挖探沟，极少数需要发掘一下，解剖麻雀。我们要为后人铺路，不论钻探也好、勘探也好、发掘也好，首先要收集好资料，要在田野里面、在整理里、在写报告里面去发现问题、探讨问题、回答问题。而且我们目前要搞出一个系统，要在技术上、学术上站在一个高的水平，使我们的工作能可靠地、长期地、连续工作下去。第二，我认为陵园的发掘首先要从道路和排水系统来考虑，要从这两个方面来探索遗址的格局。道路和水系是陵园格局的经脉，对国家遗址公园来说，搞清楚这两大经脉是非常必要的，观众参观的路线、旅游的服务设施，它的摆放即不能破坏总体格局，又不能显得混乱不堪。如果这个搞混乱了，陵园的格局制度就体现不出来，参观路线就混乱了，就会不断地破坏原来的遗存，所以我们说，目前的考古发掘还是抓最基本的道路和排水系统，要搞清楚它们在陵园整体格局中的位置，搞清它在当时处于什么位置，功能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搞好了，把这个大的框框定下来了，我们这个博物院就好办了。
　　这是个伟大的工程，办好了，就非常了不起。要想如何才能展示好这个遗址，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这些国家遗址公园代表的是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我们要成为向别人展示秦文化、中国文化的窗口，我们的工作要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而服务，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感到骄傲。我讲这个的意思是我们要有战略目标，就是三大知识系统，要实现这个目标，要有具体的步骤、设计，当前最主要的是要跨出来，整体工作要完善，要完成由馆向院的转变，再由院向遗址公园的转变。我今天就谈这些，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李卓、刘春华整理)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