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得出了几点新认识：一是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秦始皇陵应该为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这样才与秦始皇帝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也符合中国陵墓制度发展的历史规律。三是陵西陪葬墓的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公子、公主等，长子扶苏的墓也极有可能在其中。
　　关键词 陵区 陵兆域 陵园 帝陵园 四墓道“亚字形”大墓 扶苏墓
　　秦始皇帝陵区的考古工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以来，已经有了近五十年的历史，其间不断有重大的考古发现引起世人的注目，所获得的各种材料，推动秦史研究不断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前进。本人在梳理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下面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关系
　　关于陵区、陵园、帝陵园、后陵园的概念及其关系，最早是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焦南峰等先生在勘探、发掘阳陵时提出来的，他说：“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模糊和考古研究者不同的提法，汉陵研究中陵区、陵园等内涵亦不太清晰。本文中帝陵陵园仅指汉景帝陵园；后陵陵园指王皇后陵园；阳陵陵园则代表除陪葬墓区、阳陵邑、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之外的外城以内的阳陵中心区；阳陵陵区是指以上所有部分”[1]。
　　焦先生在调查茂陵时进一步明确了这些概念，指出“茂陵陵区就是茂陵所在的地区，它由茂陵陵园、茂陵邑、陪葬墓区及修陵人墓地四大部分组成，分布范围东西约9.5、南北约7公里。茂陵陵园位于陵区的中央，是整个陵区的核心区，是由外围墙、外壕沟围成的外城垣。茂陵陵园内包含有汉武帝陵园、李夫人墓地、多座建筑遗址、多座外藏坑及9座中型墓葬等。茂陵陵园外围墙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080、宽1390米。武帝陵园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围墙围绕，围墙中部设一门，陵园围墙东西425.5～433、南北433.8～435.5米”[2]。
　　同时，焦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应该是陵兆域)，他认为：“我们在前面考察汉阳陵各个组成部分的象征意义时，并未讨论刑徒墓地和阳陵邑，其原因如下。其一，刑徒墓地位于陵园之外的西北一隅，远距景帝陵约1.5公里。我们在叙述汉阳陵的各个组成部分时，把刑徒墓地归列其中，因为它是修建汉阳陵过程中的遗存。客观上，刑徒墓地无疑可以反映出西汉时期‘刑人隶徒’(或曰‘隐宫徒刑者’)所受的非人待遇和凄惨境地，但从陵墓建设规划的角度来讲，它或许不属于汉阳陵的组成部分。其二，阳陵、阳陵邑的修建时间大致相同，且前者名称或可替代后者，也就是说，阳陵邑无论是从修建汉阳陵的过程，还是从陵墓建设规划的角度出发，均属于汉阳陵的组成部分。但与帝陵、后陵、礼制建筑、从葬坑、陪葬墓园等相比，阳陵邑虽然同为阳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死与生、地下与地上、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别。阳陵代表着死、地下和梦想，阳陵邑代表生、地上与现实。前者是一个帝王陵墓，一个已故西汉帝王带入地下的梦想王国；后者则是一个城市，一个居住着十多万人口的地上的现实城市。从汉代陵邑侍奉管理陵园的主要用途分析，与其说它是西汉帝陵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连接现实中西汉王朝与梦想中的地下王国的一条纽带，是一座‘地绝天通’的桥梁。”[3]所以，修陵人墓地和陵邑不在陵区的规划范围内。
　　袁仲一先生也指出：“始皇陵域处于一至六号台塬上(由西向东编号)。陵的核心区位于三号塬上，占地面积为2.135平方公里。三号塬东侧的四、五、六塬是附属的陪葬区；西侧的一、二塬是修陵所需建材的制造和堆放区，以及修陵人员墓区。严格说来，一、二塬上的一些设施虽位于陵域内，但不属于陵园建制的组成部分。”[4]
　　朱思红先生则进一步提出：“秦始皇陵地区秦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陵区)和秦始皇陵园本身范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秦始皇陵本身的范围是指秦始皇陵园建制所规定的地理空间；而秦始皇陵地区秦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则不仅包括秦始皇陵园建制所定的地理空间，而且还包括陵园本身范围之外与之有关的其他秦文化遗存所涵盖的地理空间。56.25平方公里应该是秦陵地区秦文化的分布范围，而秦始皇陵园的范围即秦始皇陵兆域的界限，就是利用秦始皇陵两侧的河流，稍加人工修凿，如修防洪大堤、开挖鱼池等。借用自然地理的形式和必要的人工修整所形成的一个范围，大致可以框定为：南起骊山脚下(陈家窑村)，北至鱼池及其所在的水沟，东到防洪大堤——暗桥村一带，西以山刘村、董沟的小河为界。也就是说秦始皇帝陵园的范围要小于秦始皇陵地区秦文化遗迹分布的范围。修陵人墓地，石料加工厂等都不在陵园设计规划之内(图一)。”[5]
　　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四个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陵区，就是某个陵所在的地区，它是由陵园、陵邑、陪葬墓群及修陵过程中形成的遗迹等几部分组成。陵兆域则是按照规划设计的整个陵兆域的地理空间范围。陵园是陵区中最核心的部分，是由围墙、壕沟围成的一个区域。在陵园内包含有帝陵园、皇后陵园(夫人陵园)、外葬坑、陪葬墓、建筑遗址等。帝陵园则是围绕帝陵封土的、离封土最近的陵园。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四个不同直径的同心圆来形象的说明。帝陵园包含在陵园内，而陵园又包含在陵兆域内，而陵兆域又包含在陵区内(图二)。明白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哪个范围，哪个层次中谈论某个问题。条理、思路就会比较清楚，避免对某些问题的含糊不清或张冠李戴。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关于陵园的研究，仍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陵园到底有几重围墙或壕沟?从阳陵、茂陵的勘探成果看，明确是两重。阳陵的帝陵园就是内城垣，阳陵帝陵园围墙边长约417.42米(1800尺)。阳陵园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但是在诸多的文章和简报中附有比较明显的图[6]。而在有的文章中则透露出了外城垣的大小。“L1是帝陵陵园东门通往外城东门的道路，东西残长660(东端残断)、南北宽20米。L3是帝陵陵园西门通往外城西门的道路，东西长600、南北宽20米。L2是帝陵陵园的南门通往外城南门的道路，南北残长480(南端残断)、东西宽20米。L4是帝陵陵园北门通往外城北门的道路，南北长410、东西宽20米”[7]那么，我们可以推算出阳陵城垣东西长660+600+417=1617米，南北宽480+410+417=1307米(图三)。
　　茂陵的武帝陵园平面近方形，陵园围墙东西425.5～433、南北433.8～435.5米。茂陵陵园外围墙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2080、宽1390米(图四)[8]。在此范围之外，西汉帝陵园还有没有外城垣(即更大范围的兆域)，与从事西汉陵园的几位先生交谈，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秦始皇陵园是否也会有个范围更大的外城垣呢?袁仲一先生认为不能完全肯定。
　　但刘瑞先生认为西汉帝陵应存在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帝陵陵垣实际上应属兆域图所标示的“内宫垣”，而因其位于陵墓周围，故可称为“内陵垣”，而该墙垣之内的空间当为“内城”或“内陵园”。“东司马门遗址”、“南司马门遗址”、“北司马门”遗址均应分别位于“中陵园”的“中陵垣”上。在“中陵垣”外，也就是《汉书·外戚传》记载的“司马门”外，肯定还存在着更大范围的“外陵垣”和由之而定的“外城”或“外陵园”。并且他还推论认为，秦始皇陵也存在三重陵园制度，围绕秦始皇陵封土的第一重陵垣应为“内陵垣”，其内的空间即为“内陵园”。过去所称为“外陵园”的围绕秦始皇陵封土的第二重陵垣，实应为陵墓的“中陵垣”，其与“内陵垣”之间的空间为“中陵园”。“中陵垣”之外的空间，也就是秦始皇陵“外陵园”[9]。
　　我本人比较赞同刘瑞先生的推论。除了刘瑞先生所列举的史料外，史书中关于壖地的记载也可以用作补充说明。一条是《史记·张丞相列传》：“(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同书《袁盎晁错列传》：“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晁)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颜师古注曰：“壖，余地。宫壖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也。”
　　第二条资料是《汉书·李广传》：“(丞相李蔡)盗取(汉景帝阳陵)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
　　第三条资料是《史记·五宗世家》：“(临江王刘荣)坐侵庙壖垣为宫。”
　　分析这三条史料，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①壖地是主体建筑外围的过渡地带，在壖地内可以修建筑，可以建墓葬。那么，与已知的陵园建筑布局相对照，发现这些建筑的内界不会越过中陵垣。②壖地有一个外界线，超越这个界线将会受到罚惩。云梦龙岗秦简二十七号简：“诸禁苑为耎，去苑册里，禁毋敢取耎中兽，取者其罪与盗禁中同”。虽然二十八号简“诸禁苑有耎者，口去耎廿里毋敢每(谋)杀……”扩大了禁猎的范围，甚至在壖地外20里已不准捕杀动物了。但只要不越过这个范围就不会获罪。这个界线应该是陵园的第三重城垣的外界限。所以，壖地的范围极有可能就是陵园的外城园。
　　从现有资料看，在秦始皇陵的“中陵园”外的北部发现的动物陪葬坑和青铜水禽陪葬坑，在东部发现了上焦村马厩坑，在东北发现了一、二、三号兵马俑坑等都在秦始皇陵的“外陵园”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自2000年以来在秦陵地区的重要发现，如砖房附近发现的一座“中字形”大墓和五座“甲字形”大墓[10]，以及其他重要的墓葬，最远的距离陵园外城西墙约600米。也在“外陵园”的范围之内。这就给予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陵区的考古勘探、调查的重点应该放在“陵兆域”内或称为“外陵园”内，这样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能尽快地了解清楚整个陵园的布局。
　　二、秦始皇帝陵的墓道
　　秦始皇帝陵的墓道目前仍有争议，其资料最早当是程学华先生在《秦始皇陵工作简讯》中首先披露的：“东边发现五条墓道，北边、西边各有一墓，南侧可能亦有一墓道。”[11]而在其后，韩伟、程学华先生又说：“地宫的四面设置墓道，东边五个，西边一个，北边一个，南边不明。”[12]袁仲一先生认为：“秦始皇陵封土下的地宫宫墙四面都有斜坡形通道，东面有5个墓道，其他三面只有一个墓道，说明东边的墓道为主墓道，陵墓坐西向东。”[13]2002—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秦始皇帝陵封土再次进行了勘探，“经过对封土东侧内外K0202、K0203、K0204陪葬坑和东墓道、地下砖坯围墙南侧东端的勘探、认知，改变了秦始皇帝陵东侧有五条墓道的认识。勘探表明，秦始皇陵东侧只有一条墓道。”后经“秦陵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进行的地球物理勘探则表明：“在东、西侧细夯土墙的中部均发现缺口，东侧夯土墙的缺口宽57米，西侧的缺口宽52米，东侧缺口处对应着原来发现的东墓道，因而西侧对应的位置也应该是墓道。至此，秦陵存在西墓道得到确认。考古勘探验证时在南北两侧的夯土墙上没有发现缺口，可以说明的是夯土墙的南北两侧没有类似于东西两侧那样的缺口即墓道。因为陵墓的北部发现了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特大型组合式陪葬坑，它可能与墓室紧邻，它们之间或许有与东西墓道结构不同的通道，用于沟通陪葬坑和墓室。或许南北墓道在失去其最初的作用后被回填夯实，以致仅凭洛阳铲勘探分辨不出墓道的迹象来。”[14]
　　据上秦陵东、西墓道得到确认，东墓道只有一条，而不是5条。南、北面墓道不清。换言之，秦陵可能只有东西墓道，而没有南北墓道。情况真的如此吗?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
　　从考古资料上看，秦公陵墓有从“中字形”的两条墓道向“亚字形”的四条墓道演变的历史轨迹。如凤翔雍城墓地是秦国从春秋早期的后段迁居雍城以来秦公的陵园，位于秦都雍城西南的雍岭原南指挥乡一带，已探明的陵区范围东西长约7公里，南北宽近3公里，总面积约21平方公里，陵区的西、南、北侧均发现有宽2～7、深2～6米的隍壕作为其防护屏障。在这一范围内，已钻探出“中字形”大墓18座，虽与《史记·秦本纪》记载，秦自德公居雍到献公迁栎阳近300年中，在雍城享国的君主共计19位，加上未享国的哀公(毕公)子夷公应有20位，并不完全吻合。似还有两座中字形大墓未能探出。但学者们皆认为雍城墓地带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墓葬都应该是秦公的墓葬，使用的是诸侯级别的墓葬规格[15]。
　　秦国国君称王自惠文王时开始，以后每代国君都有独立的陵园名称：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昭襄王葬“芷陵”，孝文王葬“寿陵”，庄襄王葬“阳陵”。这些大墓都使用了帝王规格的“亚字形”。如在秦都咸阳西北的“毕陌陵区”发现了战国晚期秦惠文王和武王的陵墓，咸阳周陵镇“周王陵”认为可能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陵园内的两座陵墓形制皆为“亚”字形[16]。严家沟陵园认为是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陵园内勘探发现两座墓葬均为“亚”字形[17]。司家庄陵园可能是一座时代相当或略早于“公陵”、“永陵”的秦王、公陵，陵园内发现了一座“亚”字形大墓[18]。秦芷阳陵地即秦东陵有四个陵园，关于各陵园的主人有不同的认识，赵化成先生认为：一号陵园为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阳陵，两座“亚字型”大墓，按照凤翔秦公陵园秦公大墓多居北、后妃墓居东南的特征分析，位于北边的M1葬庄襄王，位于南边的M2葬帝太后。四号陵园为昭襄王与唐太后的异穴合葬陵园——芷陵，其中，“亚字型”大墓葬昭襄王，两座“甲字型”大墓分别葬唐太后及王后。二号陵园一座“中字型”大墓葬悼太子，其他3座“甲字型”墓葬太子妃缤。三号陵园的一座“中字型”大墓葬宣太后[19]。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东部的神禾源上，发掘了一座战国秦时期的陵园遗址。陵园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550、东西宽310米，外设兆沟，内筑夯土陵墙。陵园内一道夯土墙将园区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中部偏南有一座带4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12座长条形的陪葬坑分布在墓道旁；南区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及灰坑等遗迹。发掘者认为，这可能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陵寝[20]。
　　西汉帝陵勘探的最新成果也验证了帝王陵当有四条墓道。如在《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21]中曾说：
　　太上皇陵四条墓道：“陵墓有四条墓道。”
　　高祖长陵三条墓道：“发现其东、南、北均有一条墓道，西面没有发现。”
　　惠帝安陵两条墓道：“其东部、北部封土外未发现墓道，南部、西部封土外各发现墓道一条。”
　　惠帝张皇后陵两条墓道：“南部、北部封土外面未发现墓道，东、西部各发现一条墓道。”
　　景帝阳陵四条墓道：“帝陵东西南北各发现一条墓道。”
　　孝景王皇后陵四条墓道：陵墓形制为“亚”字形，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
　　武帝茂陵两条墓道：“在封土东面、南面中部各发现墓道一条，北面、西面没有发现。”
　　昭帝平陵四条墓道：“封土外西面中部均发现有平面呈梯形的墓道。”
　　宣帝杜陵四条墓道：“陵园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四条墓道的大小、形制基本相同。”汉元帝渭陵一条墓道：“在渭陵封土东面中部发现墓道一条。”
　　孝元王皇后两条墓道：“在王皇后陵封土东、西面各发现一条墓道。”
　　成帝延陵一条墓道：“在其南部偏西位置发现墓道一条。”
　　汉平帝康陵封土南边发现墓道一条。
　　汉平帝王皇后陵发现四面均有墓道一条。
　　《“十一五”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新收获》[22]中则披露了西汉帝后陵的墓道的最新成果，对几处帝王陵的墓道进行了重大的修订：
　　“汉武帝茂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
　　“汉元帝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
　　“汉元帝王皇后陵墓葬形制为“亚”字形”。
　　“汉平帝康陵陵墓形制为“亚”字形。
　　我们认为，西汉太上皇陵、长陵、安陵的陵园形制相同。所以，他们的墓葬形制也应该相同，都应该与太上皇陵一样为四墓道。从阳陵到义陵陵园形制相同，墓葬形制也应该相同，推测他们的陵墓形制也应该同汉阳陵帝、后的一样是四墓道。这与《汉旧仪》西汉诸帝寿陵“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记载能够互相印证。那么，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的陵墓形制绝对要与他的帝王身份相配，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帝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这也要求我们加大在秦陵地区的考古钻探力度，早日对秦始皇帝陵墓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三、秦始皇帝陵园陪葬墓
　　秦始皇帝陵园的陪葬墓在陵园内共发现四处：
　　第一处位于陵墓现存封土的西北角[23]。推测墓主人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子公子高[24]。
　　第二处位于陵园内城的北半部东区，推断很可能是后宫从葬者[25]。
　　第三处位于始皇陵园内外城垣西门之间的司马道北侧约30米处。这批墓葬在钻探时未发现骨骼、陪葬品或其他遗物，是否为一批空墓，尚有待于今后的发掘来证明[26]。
　　第四处：在东内外城之间，司马道以北，最近还发现3座竖穴土圹墓，初步判断其时代为秦。但详细材料没有公布[27]。
　　陵园外共发现了三处：
　　第一处：上焦村陪葬墓，研究者认为这批墓的主人可能是被秦二世所杀的秦始皇的公子和公主[28]。
　　第二处：位于临潼区秦陵街道办事处砖房村，临马公路以北。2003年勘探发现墓葬113座。其中与陵园有关的“中字形”墓葬1座，“甲字形”墓葬5座，小型墓葬30座[29]。
　　第三处：在陵园外兵马俑三号坑以西150处还发现一座“甲”字形墓葬，这座墓的主人与兵马俑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还需待将来发掘后才能得以了解[30]。
　　关于这些墓葬的主人，研究者认为，城内封土西北角的“甲”字形大墓为公子高，内城北部东区为后宫从葬者。上焦村墓葬的主人为秦始皇的公子、公主。那么，兵马俑三号坑以西的“甲字形”墓葬和外城西墙外砖房移民村的“中字形”墓葬，5座“甲字形”墓葬的墓主人又会是什么人呢?从中国陵园发展史看，西周和春秋时期实行按照血缘宗法关系的聚族葬，分为公墓(贵族墓地)与邦墓(平民墓地)。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的变革，出现了王室冢单独集中的墓地，战国中晚期又出现了以一个国君为中心的陵域。但这些墓地和陵域内的墓葬仍都属于宗亲关系，没有异姓大臣独立的陪葬墓出现。国君陵园内有大臣独立的陪葬墓是在西汉时才开始出现。陵园附近有数量众多的功臣贵戚陪葬墓，特别是将外姓功臣纳入陵区范围内的做法，是西汉帝陵作为独立陵园制的一个新特点。在商周集中公墓制度下，在秦代以前，将异姓大臣埋葬在国君陵园内是绝对不允许的。也就是说秦始皇时代没有给大臣、国戚赐茔域的葬仪制度，因而始皇陵园内不会有显贵大臣、国戚的陪葬墓。始皇陵陪葬墓主人应该是皇室家族、妃嫔宫人等。
　　如果我们这些墓葬主人限定为秦始皇的家族成员，那么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有没有可能就在其中呢?也就是说扶苏在外自杀后有没有资格归葬到秦始皇帝陵园内呢?关于扶苏墓在哪里目前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扶苏自杀后，葬于今绥德县老城区疏蜀山顶，墓冢很大，呈长方形，长约30米，宽6米，高约8米，形成小山丘，民间又称“太子冢”。墓旁有扶苏祠，人们后又在墓顶建一木质小楼，称八角楼。此扶苏墓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一说在河南省商水县舒城乡的扶苏村，村内有一战国时期的城址，在城外东南150米处，有相传“扶苏”墓一座[32]。一说在临潼县东。清顺治《临潼县志》：“秦太子扶苏墓在县东三十五里。”清康熙《临潼县志》：“扶苏墓在县东谷北里药水村。”群众传说：“墓在今代王镇南山坡上，地名龙骨堆，俗称太子墓。”[33]
　　关于扶苏墓在河南省商水县，可信性较差，因为扶苏根本没有到过那里，此城可能与陈涉起兵时诈称扶苏有关。扶苏墓应该集中在绥德、临潼两说上。李鼎铉先生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外兵马俑三号坑以西150处的“甲字形”墓葬，应该是扶苏的墓葬。对于绥德的扶苏墓他是这样认为的：“文字资料中说：‘秦太子扶苏墓位于绥德县城东疏属山拔……墓冢高八米……扶苏墓位置雄崛奇伟，登临其上，南北二川，古城四方，层峦八极，方园三十里一览无余……将其葬于故府疏山上，墓冢巍然屹立，犹似遥望四方烽火台’。从纵观秦人的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这一段没有资料显示墓葬会葬在主人原住的府第。扶苏死时，秦朝尚未灭亡，更不会把尸体埋在他的王府。按地形的特点‘地势最高，登临其上，南北二川，古城四方，层峦八极，方园三十里一览无余’，在和匈奴作战的战争年月，这样的地形作观察周围敌情的地方再适合不过，使人自然怀疑这个扶苏墓极可能就是当年战争时代留下的哨所、瞭望台、烽火台一类的建筑物的遗迹或高台建筑倾塌之后留下土墩，形状如墓，后代附会为扶苏墓。”[34](陕西的考古学家证实：“绥德的扶苏墓经钻探确证是一个古建筑台基，不是墓。”)另外和扶苏同时死亡的大将军蒙恬墓在绥德城西大理河畔，材料介绍说冢高四十五米。按说蒙恬的实际身份不高于扶苏，两人同时被迫自杀，墓一定是同时建造，为什么遗留下来的墓冢一个高四十五米，一个仅高八米?两人的墓制相差如此之大，按照礼制是绝不可能的。证明绥德的扶苏墓有假，真的扶苏墓应不在那里[35]。而张文立先生则认为：扶苏墓可能还是在绥德，三号坑西边的大墓不可能是扶苏的墓葬。并且还推论说，扶苏死后如果陪葬始皇帝陵也只能在始皇陵附近[36]。
　　两位先生争论的焦点虽然在与三号坑西边的大墓是不是扶苏的墓葬，一个认为是，另一个认为不是，但两位先生都不否认扶苏有可能陪葬到秦始皇帝陵园内。另外从历史、考古资料看，王族成员归葬国君陵园似乎可以认为是定制。如雍城墓地，可分为秦公陵园和国人墓地。也就是说贵族是不会葬在国人墓地内的，一定是葬在秦公陵园内。而秦公陵园除了21座大墓外，在一、二号陵园内发现许多小型墓葬，这些人的身份就应该是王族成员[37]。
　　在秦都咸阳西北的“毕陌陵区”的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陵墓——“永陵”的外陵园内和东侧外围墙、外围沟之间共发现小型墓葬168座，集中分布在三个区，Ⅰ区位于外陵园西北部，共有73座，东西向排列，南北共4行。Ⅱ区位于外陵园东北部，和Ⅰ医小型墓葬东西对称分布，砖厂破坏了墓葬群的东、南部分，现发现34座，东西向排列，南北共3行。Ⅲ区位于东侧外围墙、外围沟之间。墓地的西、北部受到砖厂破坏，共发现61座，南北排列，东西共五列[38]。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发现了300余座小型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围沟与外城垣之间，还有一部分位于陵园外西、南部区域[39]。司家庄陵园发现小型墓葬较多，除了主陵园内，三道围沟之间，在陵园的东南部也发现了大片的小型墓葬[40]。秦芷阳陵地即秦东陵有四个陵园，各陵园均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一号陵园发现陪葬墓区两处，位于M2的东南部和西南部[41]。二号陵园发现陪葬墓区两处，一处(BM4)在M3北侧70米处，已暴露出小型竖穴墓4座；另一处(BM3)位于M3偏北10度的350米处，探知小型陪葬墓31座，并清理了1座土洞墓[42]。三号陵园发现陪葬墓区一处，位于陵园东南，发现小型墓4座。呈东西方向，主墓道在东[43]。四号陵园发现小型陪葬墓群一处[44]。这些墓的主人也应该是地位较低的王族成员。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秦惠公的儿子出子，“十三年(前388)，惠公卒，出子立”。在外流亡三十余年的公子连趁机回国，登上了王位，这就是著名的秦献公。《史记·秦本纪》记载献公“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载为：“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说明出子改葬到了秦公陵园。这么一个政治上的死敌都能葬在陵园，遑论扶苏乎?
　　单就秦始皇帝陵园来说，如果我们认可了城内封土西北角的“甲字形”大墓为公子高，上焦村墓葬的主人为秦始皇的公子、公主。这些被“戮死”、“磔死”的公子、公主都能葬于秦始皇帝陵园内(《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六公子戮死于杜。《史记·李斯列传》载：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阳市，十公主磔死于杜)，更何况听从于皇帝命令而自杀的扶苏呢?所以，我们认为公子扶苏极可能葬在秦始皇帝陵内，而陵西砖房村的“中字形”大墓可能性最大，至于其他几个“甲字形”墓葬则可能是扶苏的嫔妃或者是身份低于扶苏的秦始皇的其他的子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认为，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陵西的陪葬墓可能是秦始皇的公子、公主，扶苏墓也极有可能就在其中。
　　注 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东侧11—21号外藏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3] 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1期。
　　[4]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朱思红：《秦始皇陵园范围新探索》，《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6] 同[3]。
　　[7] 焦南峰、杨武站、曹龙：《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文物》2008年第12期。
　　[8] 同[2]。
　　[9] a.刘瑞：《汉景帝阳陵应存在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中国文物报》2007年 3月2日第7版。b.刘瑞：《汉景帝阳陵内、中、外三重陵园的建筑和埋藏特点》，《中国文物报》2007年4月20日第7版。c.刘瑞：《秦、西汉帝陵的内、中、外三重陵园制度初探》，《中国文物报》2007年5月18日第7版。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
　　[11] 程学华：《秦始皇陵工作简讯》1982年(内部资料)。
　　[12] 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13] a.同[4]。b.程学华、林泊：《秦东陵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c.陕西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队：《秦东陵四号陵园的钻探与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14] 同[10]。
　　[15] 王学理、尚志儒、呼林贵：《秦物质文化史》(第七章陵墓)，三秦出版社，1994年。
　　[16] 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研究所：《“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b.焦南峰、杨武站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陵园补正》，《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严家沟秦陵勘察钻探简报》，待刊。
　　[18] 同注[17]。
　　[19] 赵化成：《秦东陵刍议》，《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20] 张天恩、侯宁彬、丁岩：《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5日。
　　[2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22] 焦南峰：《“十一五”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6期2011年5月。
　　[23] 张占民：《秦陵之谜新探》，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24] a.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4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b.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25] 同[4]。
　　[26] 白建钢：《秦始皇陵考古又有重大突破》，《光明日报》1985年3月29日第一版。
　　[27] 同注[26]。
　　[28] a.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b.同[4]。
　　[29] 同[10]。
　　[30] 同[10]。
　　[31] 互联网资料：《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扶苏墓》，《绥德宣传网》。
　　[32] 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调查记》，《考古》1983年第9期
　　[33] 互联网资料：《临潼区历史文物：临潼历代陵墓》，《三秦游》。
　　[34] 李鼎铉：《秦俑三号坑西侧古墓墓主推论》，《文博》1998年第4期。
　　[35] 同[34]。
　　[36] 张文立：《此处何来扶苏墓》，《文博》1999年第2期。
　　[37] 同[15]。
　　[38] 同[16]。
　　[39] 同[17]。
　　[40] 同[17]。
　　[4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42] 同[41]。
　　[43] 同[15]。
　　[44] 同[13]。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