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山仲方座簋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西周铜器。首先，它是西周早期最大的一件方座簋。其次，它和保利博物馆所藏“神面纹”卣关系密切，均来自宝鸡地区，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这种异形兽面纹的来源。异形兽面纹主要见于随州鄂国青铜器与宝鸡青铜器，说明两地文化交流频繁。
　　关键词 山仲方座簋 神面卣 宝鸡地区 鄂国青铜器
　　山仲方座簋一件，中文著录见于2006年台北出版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编号1943)，相关信息有通高37.5、口径25.7、两耳间距46.0厘米，而收藏情况并无记录[1]。承蒙该书作者之一陈昭容教授函告，资料来源于Gisèle Croes(吉赛尔)展览目录This life and the after life:from archaic ritual bronzes to Tang mural paintings,New York,March 1996,56～61页。
　　张昌平教授的文章《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二)：神面纹青铜器》[2]，也提到这件簋，但在张文中此簋通高38.2厘米，与《新收》不同，二者相差0.7厘米，度量容有误差，但0.7厘米还是大了一点，怀疑是否为两件器。承蒙昌平教授函告，虽然度量有差，它们确实是指同一件器物。并查阅了这件器的来龙去脉：Gisèle Croes展览目录(New York,March 1996年3月)反映的是1996年欧洲与纽约所作部分中国艺术品展览的情况，Gisèle Croes是20世纪末非常重要的一位比利时古董商。这次展览后，山仲方座簋为美国纽约收藏家Leon Black(尼恩·布莱克)所得，并在1999年出版的Crosscurrents:Masterpieces of East Asian art from New York private collections展览图录中再次著录。马承源先生在为1999年出版的《保利藏金》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神面纹卣》一文中，曾谈到他在1999年5月，在“纽约的一个私人精品收藏展览会上”，见到过这样的一件方座簋，并附有照片，但没有谈到其上是否有铭文，也没有记录尺寸[3]。马承源先生看到的正是这件山仲方座簋。现在看来，情况是比较清楚了，只是关于山仲方座簋更早一点的信息，仍不知晓。
　　由于这件山仲方座簋与保利博物馆所藏神面卣有关，遂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一直没有专文去讨论它，其价值并未得到很好的揭示。今试做小文，分析它的特点、产地，旨在说明这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西周青铜器。
　　一、西周早期最大的方座簋
　　从以上资料来看，山仲方座簋很有特点。通高在37.5～38.2厘米之间。深腹，圈足较高，圈足下连铸方座，两耳上端的兽耳高出器口。器腹及方座四壁饰大饕餮纹，圈足饰夔龙纹，均无云雷纹衬底。双耳的上部为兽首，下部是鸟形，鸟足延伸作垂珥。饕餮的鼻子如象鼻高高上扬，方座四角有突起的扉棱。方座内挂有铜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鸟兽合体的双耳造型，在其他青铜簋上常见，但是通常鸟头在兽嘴中看不到，而像山仲方座簋这样鸟头与勾喙显露者很少，不仅形象完整，而且生动活泼。(图一)内底铸铭文5字：“山中(仲)作宝*（左皀右殳）(簋)。”(图二)山仲方座簋体量硕大，厚重端庄，纹饰流畅，凹凸感强，极具艺术震撼力，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重器。
　　西周早期通高超过35厘米的方座簋有2件：1981年宝鸡纸坊头1号墓出上的*(左弓右鱼)伯四耳簋(38.7厘米)、1927年宝鸡戴家湾出土的鸟纹簋(35.0)厘米[4]。这两件方座簋都有器盖，如果不计盖，它们都在35厘米之下，换言之，山仲方座簋如果加盖，将超过40厘米，可见，山仲方座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最大的方座簋。
　　西周最大的方座簋是厉王*(左害又夫)(胡)簋，高59厘米，但那是周王的方座簋，贵族的方座簋通常在40厘米以下。西周中晚期的较大的方座簋有：1997年扶风段家大同村出土的宰兽簋(37.5厘米)，1993年曲沃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的*(上将下鼎)休簋(37.2厘米)，8号墓出土的晋侯簋(38.4厘米)，以及传世的追簋(丙，38.6厘米)，但这些簋均有盖，扣除簋盖，它们均不如山仲方座簋伟岸。只有《综览》297号通高37．7厘米，无盖，但也低于山仲方座簋。所以说，山仲方座簋是除了厉王胡簋外最大的西周方座簋。
　　二、山仲方座簋来自宝鸡地区
　　山仲方座簋是一件传世铜器，虽然铭文说明它来自一个显赫的国族——山族，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它来自何方，更为困难的是相关资料的披露似乎反而让问题变得扑朔迷离。首先是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所藏的遽伯睘簋，其上所饰兽面纹与山仲方座簋很接近。遽伯睘簋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甲编，于1947年入藏纳尔逊博物馆，不久，陈梦家先生看到实物。他不认为这是一件真品，因为从未见过这样的兽面纹。所以，在他后来编著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也没有收录这件铜器。纳尔逊博物馆曾将遽伯睘簋的年代定在宋朝[5]。其次是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神面卣的出现。(图三、图四)很多专家已经正确指出，这件神面卣的纹饰非常特别，一反以往神秘、威严、诡异，甚至狰狞的神态，给人以温和的感觉：无底纹衬托，线条简洁，在主体纹饰上没有多少刻画，尤其是眼睑的构形与以往我们常见的兽面纹不同，近似于人的眼睛，上唇刻有两短道以示人中，是“人的形貌与神的威力的结合”[6]。诚然有多位专家肯定神面卣的重要价值，但是，由于这种纹饰的铜器太少，以至于很多学者私下里怀疑它的真实性。从铜锈、形制、纹饰、铭文诸方面全面论证与明确肯定神面卣的学者是李学勤先生[7]。尽管如此，十几年来很少有学者引用神面卣，而山仲方座簋也并未因此而引起大家的兴趣，说明昔日的疑团尚未完全消解。直至2007年湖北安居羊子山4号墓出土形制、纹饰与神面卣极为相似的鄂侯方罍、兽面纹尊及卣3件铜器，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种构形与众不同的兽面纹正是鄂国青铜器的面目，神面卣的真实性也由此得到证明[8]。
　　往日的怀疑消解，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既然神面卣是传世品，而与此器纹饰最为接近的鄂侯方罍等器出在湖北随州，似乎随州应该是神面卣的出产地，山仲方座簋也理所当然地出自随州了。关于神面卣，俞伟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这件卣“传出陕西扶风”[9]。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指出：“看其锈色以及艺术风格，当在陕西宝鸡一带。”[10]
　　这里着重谈谈山仲方座簋的出产地。山仲方座簋与神面卣一样，都不是南方的铜器，而是北方的铜器。
　　首先看铜器的表面锈色。铜器出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各地土壤的差异，铜器的锈色也不同。山仲方座簋上布满红斑绿锈，一望而知不是包括随州在内的湖北地区出土的。随州一带出土的铜器，譬如羊子山出土鄂国青铜器，其锈色灰黄，而在山仲方座簋上看不到这种锈色。
　　当然，仅仅看铜锈还不行，因为外地的铜器埋在宝鸡地区，其锈色与宝鸡本地铸造的铜器上的锈色也会很像，所以还要看铜器本身的特点与风格。我们在前边说了，山仲方座簋的兽面纹确实与神面卣以及羊子山出土鄂侯方罍等器上的兽面纹很像，但仔细观察，还是有所差别。通常中原地区出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的眼睛作近似椭圆形，而羊子山出土鄂侯方罍等器上的兽面纹的眼睛作正圆形，山仲方座簋的兽面纹的眼睛则介乎于二者之间；中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的眉毛很长，眉毛上的纵线很细很密，而羊子山出土鄂国青铜器上的兽面纹的眉毛较短，眉毛上的纵线较粗疏，山仲方座簋的兽面纹的眉毛则更接近中原地区出土青铜器上兽面纹的眉毛。
　　有力的证据在铭文上。山仲方座簋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来自山族。据统计，包括这两件山仲方座簋，山族拥有的铜器已达22件之多。其中癸山簋(《三代》06.08.4，商代晚期器，《捃古录金文》：“传岐山出土”)、山簋(《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28》，文物出版社，1979年。商代晚期器，1973年冬岐山贺家村一号墓出土)、山爵(2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8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系87号墓出土，西周早期器)、山祖丁爵(《三代》16.02.1，《愙斋集古录》云：“此爵愙斋得之西安”)均出土于陕西关中一带，李学勤先生敏锐地指出：“有出土地点记录的这一族氏(指山族)器物，都在陕西境内。”[11]我们也曾撰文，表达了与李先生相似的看法[12]。
　　我们之所以认为山仲方座簋不仅出土于陕西关中一带，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到宝鸡地区，除了上述4批铜器中有两批铜器出土在岐山(属宝鸡地区)，还有三个原因：
　　1.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方座簋共18件，其中12件出土在宝鸡地区。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早期通高在35厘米以上的方座簋，只出在宝鸡地区，而山仲方座簋超过35厘米，正符合条件。
　　2.山仲方座簋的方座内挂有铜铃，这种现象多见于宝鸡出土的方座簋上。承蒙任雪莉博士相告，挂有铜铃的方座簋有11件，有出土地点的有5件，除了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一件外，其余4件均出土于宝鸡(林家村1件，纸坊头1号墓2件，竹园沟13号墓1件)。
　　3.山簋上的乳钉纹，长而且尖，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种乳钉纹簋主要出在宝鸡地区[13]。
　　4.山仲方座簋铭文“宝”字下有一小“口”，虽然还不知道它的确切含义，但这种现象只见于个别铜器上，如天亡簋，其铭文“尊”下有一近似“白”字，旧释皂，郭沫若早先认作“*(左皀右殳)”字，后来又改识成“白”字，犹今人言补白[14]。它可能与山仲方座簋铭文一样，是个“口”字的变形，加一小“口”是做一个标记。天亡簋据传是道光末年岐山礼村出土，所以山仲方座簋很可能像天亡簋一样出土在包括岐山在内的宝鸡地区。
　　山仲方座簋出土在宝鸡地区，它又是西周早期这一地区最大的方座簋，这不仅为西周方座簋起源于宝鸡地区添一佳证[15]，而且证明宝鸡地区有能力铸造体量如此硕大、纹饰新颖别致的青铜器。
　　三、“神面纹”来自宝鸡地区说
　　首先要讨论山仲方座簋、神面卣与鄂侯方罍等器的年代。
　　关于山仲方座簋的年代，以往只有宽泛的年代表述——在西周早期，现在要讨论它的具体年代。山仲方座簋的形制与叔德簋很像，同样是敞口，颈部略微收缩，下腹部略宽；圈足较高，其下有浅台；同样是一对大兽首半环耳，兽角高出器口很多，耳下有长方形耳垂。叔德簋是公认的成王时器。从铭文字形书体来看，山仲方座簋年代也比较早。山的写法古老，很象形，有早期族徽的遗韵，见于山簋、山御簋，后二者的年代可早到商代末期。“宝”字形状与保卣十分接近，后者公认是成王时器。所以山仲方座簋的年代应与叔德簋、保卣相近或稍晚，但不会晚于成王时期。
　　关于神面卣的年代，意见有所不同。马承源先生认为是昭穆时器，理由是神面卣器体偏于低矮，卣盖没有折沿，与庚嬴卣、员卣、丰卣近，这些多为昭穆时器[16]。马承源先生的观察很细致，确实没有折沿的卣盖的现象出现较晚，但是相比以上诸器，神面卣的器体还不那么低矮，不可能晚到穆王时期。李学勤先生推定神面卣为康昭时器，认为器形与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的伯格卣近似；神面卣上兽面纹的大兽角很有特色，见于太保方鼎、厚趠方鼎，后二者为康昭时器[17]。李学勤先生的判断更有依据。考虑到神面卣不如伯格卣那么低矮，铭文字形书体近于山仲方座簋，它可以早到康王时期。
　　在随州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青铜器中，装饰有神面纹的器物有：2007年4号墓出土的兽面扉棱尊、扉棱提梁卣、鄂侯方罍等3件铜器。兽面扉棱尊与1976年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的伯格卣、扶风庄白1号窖藏出土的折尊相近，尤其扉棱与折尊很像。后二器为康昭时器。扉棱提梁卣的形制与保利博物馆所藏神面卣接近，鄂侯方罍的铭文与神面卣接近，也在康昭之时。总之，它们的年代与神面卣接近，比山仲方座簋要晚，所以可能是受到山仲方座簋纹饰的影响而形成的，并不是鄂国青铜器的纹饰影响了宝鸡地区的青铜器。
　　这种奇特的神面纹首先出现在西周早期最大的方座簋上，而山仲方座簋又带有明显的宝鸡地区特点，所以说神面纹兴起于宝鸡地区并非只是一种猜想。
　　“神面纹”来自宝鸡地区，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鄂国很多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来源于宝鸡地区。譬如1976年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鄂侯弟*(外厂内上孖下曰)季尊(《全集》6-109)、卣，腹一侧有单鋬，这是一种形制独特的具鋬铜器。这种带鋬的尊与卣不多，约有十件，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只见于随州与宝鸡两地，如宝鸡*(左弓右鱼)国墓地竹园沟4号墓出土的*(左弓右鱼)季尊，今年3月20号宝鸡石嘴头村出土的亚共尊。已有研究文章指出，宝鸡地区是这种具鋬铜器的重要起源地，风格渐趋成熟的单鋬尊有可能沿汉水进入湖北地区，这也就是鄂侯弟*(外厂内上孖下曰)季尊、卣出现的原因了。鄂侯弟*(外厂内上孖下曰)季尊卣的年代在单鋬器中是最晚的，之后这种特殊的单鋬铜器就不见踪迹了。[18]还有2007年安居羊子山4号墓出土的双耳方座簋与宝鸡纸坊头1号墓出土的*(左弓右鱼)伯双耳方座簋相似，传世的鄂叔四耳方座簋(集成02472)、羊子山4号墓出土的四耳方座簋与纸坊头1号墓出土的*(左弓右鱼)伯四耳方座簋相似。鉴于四耳方座簋数量极少，除了以上3件，还有天亡簋、乳钉纹簋(美集录A226)、涡纹簋(美集录A229簋)，大约有6件，而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只有2件，只出在宝鸡与随州两地，另外天亡簋据传出在岐山，另一件乳钉纹簋的乳钉又长又尖，这件簋也很可能出自宝鸡地区，传世的鄂叔四耳方座簋也有可能出于随州，总之没有超出宝鸡与随州，这种高度的相似性反映出两地青铜器的紧密联系。还有鄂侯方罍器底中央悬挂一铃，传世的鄂叔簋的圈足内也有悬铃(《全集》6-107)，这种做派多见于宝鸡出土的方座簋上。看上去很有地方特点的鄂国青铜器，其实不少元素来自宝鸡地区。
　　张昌平教授分析了安居羊子山4号墓出土的神面纹青铜器设计与制作的局限性；其艺术感染力与精美程度有所欠缺，器形不太规则，扉棱多不在一条直线上，认为这“反映了其作为地方产品所体现的较低的文化底蕴。”[19]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鄂国的异形兽面纹可能受到宝鸡出土的异形兽面纹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与鄂国同处随州的曾国，其青铜器与宝鸡地区青铜器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叶家山27号墓出土的疑父方座簋及其腹部装饰的蜗身兽纹、曾侯方鼎上的乳丁纹、1号墓出土的铜剑、65号墓出土的龙形钺、虎纹戈，都与宝鸡出土青铜器有关联[20]。
　　发人深思的是，山仲方座簋、神面卣与鄂侯方罍等器在纹饰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鄂国青铜器的年代稍晚，说明包括鄂侯方罍在内的这些纹饰奇特的青铜器受到宝鸡地区青铜器的强烈影响。
　　随州与宝鸡相距千里，鄂国青铜器何以与宝鸡青铜器在形制与纹饰方面如此接近?显然二者之间存在频繁的交流。交流的通道可能是汉水。1992年陕西城固博望乡陈邸村出土一件圆罍，一耳下有铭文3字：“山，父己”[21]。这件山父己罍与关中西部出土的山族铜器显然属于同一国族。所以说，汉中地区可能是宝鸡地区与湖北随州一带交流的中介。
　　四、“神面纹”与“神面纹”铜器
　　当神面卣刚刚出现时，因为几乎是个案，且神面纹确与一般的兽面纹有所不同，遂被冠以“神面”纹之名。随着山仲方座簋与鄂侯方罍等器出现，情况逐渐明朗，所谓神面纹，不过是兽面纹的一个变种，是兽面纹发展到西周时期的产物，是一种具有地方色彩的兽面纹。熟悉商周青铜器的人都知道，大致从殷墟三期后段开始，青铜器的装饰风格有变化，除了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的兽面纹外，出现新的表现形式，即完全摒除地纹，以半浮雕手法来表现兽面纹，纹饰的各个部位不仅上下起伏有致，而且边缘较为圆润，不像原先的兽面纹那样明确分为多个层次。神面纹卣就是一个典型器物。
　　在鄂国青铜器纹饰中，占主导地位的兽面纹依旧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兽面纹，在2007年羊子山4号墓出土的鄂仲方盖鼎、兽面纹方鼎、兽面纹圆鼎、双耳方座簋、四耳方座簋、直楞纹簋、兽面纹甗、鄂侯提梁卣、鄂侯盘，1980年羊子山1号墓出土的兽面纹圆鼎、兽面纹簋，1976年羊子山征集的兽面纹簋，2006年征集的兽面纹簋等器物上比比皆是。有神面纹的铜器只有3件，还是很少。所以，我们不妨将它看做兽面纹的另一种类型。在强调鄂国青铜器的地方特点时，也要注意共性的东西。
　　迄今为止，关于兽面纹的含义，依旧是人云亦云，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人也是动物，所以兽面纹被解析出某一部分与人有关，也不奇怪)，从意义上来说，它可能起到沟通人与上天的作用，总之被赋予神秘的色彩。既然兽面纹本身就有一种神秘的意味，没有必要另起一个名称叫“神面”纹，以免误导读者。还是李学勤先生说得好，可以称之为“异形兽面纹”[22]。
　　至今收集到异形兽面纹青铜器共6件：山仲方座簋，保利博物馆的神面卣，羊子山出土的兽面扉棱尊、扉棱提梁卣、鄂侯方罍，美国纳尔逊博物馆的遽伯睘簋。虽然数量不多，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异形兽面纹青铜器的一些特点。
　　这6件铜器可分为为两式。第一式是山仲方座簋，第二式是其他5件铜器。二式由一式演化而来。既然山仲方座簋、神面卣都出在宝鸡地区，说明这两种式样的异形兽面纹都来自上述地区。这有助于说明异形兽面纹的渊源。
　　山仲方座簋、神面卣、兽面扉棱尊、扉棱提梁卣、鄂侯方罍、遽伯睘簋的通高分别是：37.5～38.2，33.8，34.5，49.5，60.1，33.0厘米。可见异形兽面纹总是出现在较大甚至最大的青铜器上，出现在重要的器类簋、尊、卣、罍上，而且异形兽面纹总是布满器表，显得华美异常，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
　　它的流行时间很短，在西周早期，周初未见，大致在成王后期出现，在康昭时有了一些的发展，昭王之后即行消失。这也有助于说明所谓“神面”纹只是殷商兽面纹在新时期的一个变种，它毕竟是老旧纹饰的一种延续，不是新纹饰的萌发，所以随着兽面纹的整体衰落而消亡。它的流行区域狭小，目前所知只在陕西宝鸡地区与湖北随州地区出土。以上两点可以解释这种青铜器纹饰缘何很少。
　　宝鸡地区是西周早期周朝的王畿地区之一，鄂国是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从上述分析可知，包括异形兽面纹在内的鄂国青铜器纹饰受到宝鸡地区青铜器纹饰的强烈影响，说明这种异形兽面纹可能是宝鸡地区包括姬周族在内的多个国族的创造，这对于认识周王朝建立之后，周人如何继承殷商文化，同时在继承中改造与创新的理念与能力有一定的意义。
　　在这6件异形兽面纹青铜器中，数山仲方座簋年代最早，又有铭文告诉我们它的来历，解决了不少问题，其价值自然不可小觑。
　　承蒙陈昭容教授、张昌平教授、任雪莉博士为本文提供资料，谨表谢忱。
　　注 释
　　[1]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
　　[2] 张昌平：《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二)：神面纹青铜器》，《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第131页。
　　[3] 马承源：《关于神面纹卣》，《保利藏金》第354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4] 张懋镕：《再论西周方座簋·附表一》，《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108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同[2]第129～130页。
　　[6] 请参阅《保利藏金》一书中徐坚：《神面卣》，俞伟超：《“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马承源：《关于神面纹卣》等论文。
　　[7] 李学勤：《异形兽面纹卣析论》，《保利藏金》第358～36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8] a.随州市博物馆编：《随州出土文物精粹》第31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b.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第91页。
　　[9] 俞伟超：《“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保利藏金》第349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0] 同[7]第358页。
　　[11] 李学勤：《城固两罍铭文的研究》，《城洋青铜器》第30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 张懋镕：《城固县出土有铭商代青铜器小议》，《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第57～59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 任雪莉：《宝鸡戴家湾出土商周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第99～102页，线装书局，2012年。
　　[14]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8》第22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5] 张懋镕：《西周方座簋研究》，《考古》1999年第12期。
　　[16] 同[3]第355页。
　　[17] 同[7]第358页。
　　[18] 任雪莉：《从宝鸡新出亚共尊看西周特殊的具鋬铜器》，《文物世界》2013年第2期，第11～15页。
　　[19] 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第92页。
　　[20] a.张懋镕：《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出土文献》第三辑，2012年。b.张懋镕：《新出曾国青铜器琐谈》，在2012年11月27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的《吉金与周代文明》国际论坛上的演讲，待刊。
　　[21] 曹玮主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第118～121页，巴蜀书社，2006年。
　　[22] 同[7]第358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