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内容提要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之部分青铜武器、工具等，与广布欧亚草原地带，尤其是蒙古境内鹿石上的刻纹形似，亦有个别人形青铜器与鹿石所表现的人物形似。本文通过青铜刀、短剑、管銎斧、挂缰钩(弓形器)、车轨等器物与鹿石刻纹的比较研究，探讨了鹿石及相关青铜器的年代，进一步论证了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共性及其与商周文化的交往。
　　关键词 中国北方 青铜器 欧亚草原 鹿石
　　一、绪言
　　欧亚草原地带发现的六百余通鹿石，除饰刻鹿纹外，常见首饰、服饰、武器、工具、其他动物等刻纹，亦有车形及类似弓形器的刻纹。一部分鹿石刻纹，尤其是表现工具、武器的刻纹，与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某些青铜器形似，另有一些中国境内出土的青铜器上出现与鹿石刻纹形似的纹饰。此外，以鹿为母题的饰牌、摆件、杆头饰等亦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
　　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鹿石就已经引起俄罗斯及北欧旅行家的注意。20世纪中叶，鹿石开始被苏联学者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初步研究[1]。20世纪80年代，B.B.沃尔科夫著专书，著录450通蒙古鹿石，并对鹿石刻纹表现的器物做了分类研究[2]。20世纪90年代初，畠山祯即对北亚地区鹿石的研究史、特征、年代做出概述[3]；高浜秀在探讨周代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时，也将鹿石及其相关的器物做了对比研究[4]；王博总结了新疆地区发现的鹿石[5]。2l世纪初，乌恩研究了蒙古鹿石的年代，提出在蒙古国境内应存在某种与鹿石年代相对应的青铜文化[6]。史密森学会所属北极研究中心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对蒙古北部青铜时代文化的时空变化与鹿石做了现场调查[7]；潘玲探讨了鹿石的砺石与圆形牌饰刻纹与中国北方地区相关器物的关系[8]，并对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9]。
　　上述研究围绕鹿石上刻画的器物，对鹿石的文化属性和年代进行了探讨，但鹿石刻纹与其所表现的实物存在差距，如地域差异、文化差异、时代差异以及刻画手法、相像程度、石材差异、风化效应等，都易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本文即试图通过研究鹿石刻纹与部分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关系，探讨一些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鹿石通常利用长条形石材加工成拟人形态，多数可分为三段，上端削成斜顶为头部，以项饰区分头部与躯干，再以腰带区分躯干与下肢，概不表现四肢，极个别雕刻出人的面部形态。鹿石多呈方形圆角石柱伫立在草原上，有部分角状、板状或采用不甚规则的条石刻纹而成。多数鹿石刻纹以鹿纹为主，鹿纹占据大部分表面，也间或刻画其他动物形象，也有部分石柱仅刻画饰品及随身携带之物，因整体寓意近同，也被纳入鹿石范围。
　　根据鹿石的主纹饰内容和形式差别，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
　　A型：喙吻奔鹿。鹿吻部细长似鸟喙、鹿角体量夸张、身形呈奔跑或跃升状，纹样图案化风格显著，多数以层叠密集布局刻画于鹿石之上(图一：1)，同时刻画了项饰、耳饰、腰带、武器、工具等纹样。此型鹿石多分布于蒙古国北部至外贝加尔一带，在阿尔泰地区也有零星分布，是个体较多的类型。
　　B型：写实立鹿。鹿形近实、静立，纹样布局疏朗，或与其他动物形刻纹共存，对首饰、服饰、武器、工具的刻画亦较简洁(图一：2)[10]。此型鹿石主要分布于萨彦岭、图瓦、阿尔泰一带，存世稀少。
　　C型：无鹿形主纹，而着重刻画饰品、腰带、工具、武器等纹样，偶有个别鹿纹或其他动物纹样出现(图一：3)。此型鹿石广布亚欧草原，但数量稀少。
　　二、青铜刀与鹿石
　　青铜刀是欧亚草原地带常见的器类，亦是鹿石上常见的器物刻纹，多表现为佩戴在腰间随身用具。在鹿石刻纹上可分辨出器形的有：三凸钮环首刀、马头首刀、圆环首刀、半圆环首刀、双环首刀、三角穿首刀、圆穿首刀等，也有若干可能是刻画的铃首刀或蕈首刀，但文本资料图案粗陋，难以确证，故本文暂不涉及。
　　三凸钮环首刀，即环首外缘有三个柱形凸起。此型刀在中国北方地区和南西伯利亚地区都有发现。在中国北方主要分布在晋陕黄河两岸的山西石楼后兰家沟、石楼二郎坡，辽宁的兴城杨河、绥中前卫、抚顺望花等地出土，殷墟也有出土[11](图二：1)，在南西伯利亚主要分布在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地区(图二：2)[12]，在外贝加尔也有发现(图二：3)。蒙古国后杭爱省发现了此型刀的刻纹(图二：4)，显然刻画的是带鞘的刀子，此刀有栏，呈凸齿状，更接近于中国境内及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同型刀，而米努辛斯克地区发现的此型刀无栏。
　　中国境内出土的三凸钮环首刀多与殷文化铜器伴出，皆属公元前13—前11世纪遗物。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同型器属卡拉苏克文化，其年代之上限当不晚于殷墟文化，有此刻纹的鹿石亦是如此。这些刀子的共性表明，其所属文化当有一个并行发展的时段，其原生地可能在北方草原。三凸钮之类的环首，目前仅见于刀子，似不见于短剑。
　　马头首刀，即刀首饰马头。殷墟出土了若干，两耳帖服(图二：5-6)；米努辛斯克地区亦发现过此型刀，但马耳竖起(图二：7)，与鹿石刻纹较为接近(图二：8)。马首刀流行的时间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期，似未见到后代有所发现的报告。
　　三角穿首青铜刀在内蒙古(图二：9)及北京延庆(图二：10)有若干出土，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出土穿首刀4件，穿有圆形与三角形两类，发掘者认为该处墓地所出青铜器、金耳饰与怀来北辛堡墓相似，年代应在春秋晚期[13]。延庆军都山墓地所出同型刀亦属春秋时代。此外，在图瓦出土了穿孔形状近似的青铜刀(图二：11)，但其刀身较直，与鹿石所刻弧背刀有些差异。蒙古国库苏古勒省布林托哥托赫县翁格尔鹿石上可见清晰的此三角穿首刀刻纹(图二：12)，但同体刻纹可见Ⅰ式弓形器及兽头首短剑，这两类器物多流行于殷商至西周中期，如刀子也是与鹿石上其他纹样是一次刻就的，则三角穿首刀在鹿石分布区域则可能出现较早。否则，鹿石上诸器类的刻纹亦可能不是同时代的作品。
　　圆环首刀从黄河流域到北方草原都有发现(图三：1-2)，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是鄂尔多斯和米奴辛斯克盆地(图三：3)。殷墟亦出上了数十件。鄂尔多斯地区所出青铜器大多为征集品，其圆环首刀多无明确出处，伴出物不明，难以判断年代。米奴辛斯克盆地发现的圆环首刀是当地青铜刀中的大宗，又以凸弧背者居多，与鄂尔多斯所出有许多相似之处，学界普遍认为是卡拉苏克文化的遗物。蒙古鹿石上可见若干圆环首刀刻纹[14]，多为凸弧背造型，有小环首，亦有大环首。
　　环首刀流行时间颇长，在中国北方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初至公元前后都在使用，鹿石刻纹亦难辨别准确形制，故此型刀不宜作为断代依据。
　　半圆环首刀，柄端之环呈半圆形，直边与刀柄相接。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此型刀多为凸弧背或柄微下俯，有栏，双面开刃，刃长大于柄长，约为商晚期器(图三：4-5)。吉尔吉斯草原地带的此式刀无栏，柄刃无明显分界(图三：6)。亦有个别鹿石刻纹表现出此型刀的半圆环首[15]，年代应与同型铜器接近(图三：7-8)。
　　三、青铜短剑与鹿石
　　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以柄首的差异可分为铃首剑、兽首剑(含兽头首及兽形首)、鸟首剑(含鸟头首及对鸟首)、蕈首剑、环首剑、T形首剑等。鹿石上亦多见短剑刻纹，但因雕刻或摹写所表现的纹样不甚清晰，可明辨剑首形制的有兽头首、鸟头首及环首。另有若干近似球形的短剑柄首刻纹，难以确定是铃首或是蕈首，故本文暂不讨论。
　　柄端置兽头的青铜短剑在中国北方、殷墟以及米奴辛斯克盆地及蒙古国都有分布，如出土于河北青龙抄道沟(图四：1)[16]、张北(图四：2)以及蒙古南戈壁巴彦塔拉乡(图四：3)[17]出土了此型短剑。蒙古高原西部的鹿石上也能见到兽头首短剑的刻纹(图四：4)。兽头柄端的刀剑是欧亚草原东部地区流行的制法，其年代大致与殷文化同时。藁城台西村商早期遗址中出土1件兽头首匕，此器或可称作勺，但其兽头首与欧亚草原东部的一些刀剑近似，所以此类器的年代上限可上溯至公元前14或15世纪，但由于发现数量少，仍难以确定兽头柄首器的主分布区和发源地。
　　鸟头首剑所见极少，如昌平白浮M3出土的鹰首剑(图四：5)[18]，以及个别传世品(图四：6)[19]。白浮鹰首剑的剑柄一面开槽，截面呈C形，与一些蕈首剑的柄形相同。此种形式的短剑流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前9世纪之间，这一时段或稍后时期，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内亦常见鹰母题的青铜饰件或青铜器纹饰，且八字形的剑格亦与白浮的鹰首剑近似[20]。蒙古亦有可识别为鸟头首短剑的鹿石刻纹，与Ⅰ式弓形器刻于同一通鹿石(图四：7)。
　　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环首剑，年代皆不早于公元前一千纪，且数量不多，如内蒙古凉城毛庆沟M55所出(图四：8)。时代较早的环首剑，皆发现于米努辛斯克盆地，分别属于卡拉苏克文化及塔加尔文化(图四9-10)[21]。蒙古鹿石上却多见环首剑刻纹(图四：11)，也有形似双环首剑的鹿石刻纹，但刻画简单粗放，时代特征并不显著。
　　四、管銎斧与鹿石
　　管銎斧亦被称作“战斧”，属近距格斗武器，在晚商文化分布区的西、北边出现较多，可据斧身形态分三型，并据尾部差异分出三亚型。A型：刃宽、身窄、弧边；B型：刃身等宽、直边；C型：刃宽、身窄、直边。
　　亚型：a型，斧末端置尾锤；b型：斧末端置尾钮；c型：无尾。
　　A型青铜管銎斧含Aa、Ac二亚型。但Ac型斧身弯曲，多见于高加索地区，而在鹿石上几乎判别不出有此型斧的刻纹，故本文从略。
　　AaⅠ管銎斧多见于晋陕黄河两岸(图五：1-2)，形似马头，銎长似颈，所出多与商晚期器共存，年代当与商晚期同时。
　　AaⅡ管銎斧见于昌平白浮、天马曲村、清水河西岔、绥中冯家村等，象形程度已降低，且銎变短，与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伴出，年代亦可能晚至公元前1千纪初(图五：3-6)。
　　鹿石所见管銎斧刻纹，尚难确定有形似AaⅠ式的长銎者，个别与AaⅡ式相近(图五：7)，可与昌平白浮及天马曲村所出青铜管銎斧对应(图五：3、4)。
　　B型管銎斧含Ba(尾锤)、Bb(尾钮)、Bc(无尾)三个亚型。
　　Ba型青铜管銎斧见于安阳殷墟、西安老牛坡等商文化遗址，也见于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图六：1-4)，流行年代较长，约当公元前二千纪末至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并有由西向东迁移的趋势。鹿石亦有部分刻纹与此型管銎斧相近(图六：5)，二者当有共存的时段。
　　Bb型青铜管銎斧皆出自青海、新疆地区(图六：6-9)。有学者指出青海出土的管銎斧属于卡约文化[22]，年代约当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新疆地区的出土管銎斧亦不晚于公元前二千纪末。鹿石刻纹所见Bb型管銎斧数量较多，常与Ⅰ式弓形器及兽头首短剑刻纹出于一通鹿石之上(图六：10)，从中国境内出土同类青铜器的年代判断，此类鹿石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殷商文化时期，即公元前二千纪之后四分之一，但此类青铜管銎斧出现年代则可能更早。
　　Bc型青铜管銎斧在陕西及青海地区有所发现(图七：1-2)，在中国境内的流行年代与Ba、Bb相近。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支流迪亚拉河中游的Hamrin出土了一些管銎斧，G.Philip认为其年代属公元前第2千年初(图七：3-4)[23]。这些管銎斧斧身平直，与管銎夹角约成90度或略小于90度，斧身后端平直无尾，可归入Bc型。此型管銎斧在A型鹿石上亦可见较多刻纹，且刻有此型管銎斧的鹿石，鹿纹分布较为疏朗。
　　五、挂缰钩与鹿石
　　蒙古鹿石正面腰带下方常见“π”形及“ω”形刻纹。“π”形纹所刻画的器物与黄河流域商周墓葬，以及米努辛斯克盆地所出青铜弓形器近似，学界常以弓形器为称，林沄先生则提出“挂缰钩”的概念，指出其驭器功用[24]，笔者则据《说文》释“较”为“车骑上曲铜也”及段注“车骑上曲钩也”的注释，提出弓形器的本名可能为较[25]。“ω”形刻纹，亦有相对应的青铜器存在，应与“挂缰钩”的功用近同。顾名思义，本文暂借挂缰钩为称。
　　考察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挂缰钩的器形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可分作三个式别：
　　Ⅰ式：由中板和两端曲臂构成，亦被称为弓形器。Ⅰ式之中根据中板的形制可分出二型：A型为弧形中板、B型为平直中板。再据曲臂末端形制的差异，可分出a(铃首)、b(兽首)、c(蹄首)3个亚型。A型之中，三亚型皆具，B型仅见c亚型。关于此式弓形器的实物资料的讨论，请参看拙作[26]。此处仅论及与鹿石刻纹相近的器物(图八：1-2)。
　　Ⅱ式：曲臂延长似弯钩，以蹼状板连接两侧弯钩，钩形与剪刀柄相似，上端置二孔(图八：5-6)。
　　Ⅲ式：两弯钩并拢，呈“ω”，仅一孔用于悬挂，(图八：9-10)。
　　以上三式挂缰钩都在鹿石上都有对应刻纹出现：Ⅰ式刻纹，(图八：3-4)；Ⅱ式刻纹(图八：7-8)；Ⅲ式刻纹(图八：11-12)。
　　Ⅰ式的3个亚型在黄河流域都有发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多见Bc型蹄首器及个别的Ac型蹄首器；在蒙古鹿石上仅见Bc型蹄首器刻纹。
　　Ⅱ式挂缰钩的青铜器见于外贝加尔及中国辽西地区，在蒙古则多见于鹿石刻纹，而未在黄河流域及米努辛斯克盆地尚未见到发现实物的报告。
　　Ⅲ式挂缰钩见于辽西地区，在蒙古鹿石上亦有若干刻纹，其他地区尚未有发现的报告。
　　关于挂缰钩的年代与器形的发展，潘玲先生做过系统的研究，分出五段：即商晚期至西周中期、西周中晚期、西周晚至春秋早期、春秋早中期、战国中期[27]。其中前两期所涉及的实物及鹿石刻纹所具形制相当于本文的Ⅰ式挂缰钩，三、四期则相当于本文的Ⅱ式，最后一期与本文的Ⅲ式对应。
　　从黄河流域发现的实物观察，商晚期与西周时期的挂缰钩，其形制无明显变化，是典型的“弓形器”，即本文所排定的Ⅰ式。春秋时期，弓形器在黄河流域已经消失，而在辽河流域及外贝加尔出现了的功用相同的器物，已无中板，代之以蹼状或片状的构造连接两侧曲钩，蒙古鹿石上亦有形似的刻纹，以“弓形器”为称颇显勉强，故将其归入Ⅱ式。战国时期，挂缰钩在辽西地区进一步简化，两曲钩汇合，整体呈“ω”形，悬挂亦由两孔减为一孔，即为Ⅲ式，蒙古鹿石上亦有与之对应的刻纹。因此，上述挂缰钩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三段变化，在蒙古鹿石分布区内，相关刻纹虽形制发生变化，却三段皆存，保持了功能传承；在中国境内则体现出东移趋势，即黄河流域仅现一段器物，二至三段则移至辽西。
　　然而，在Ⅰ至Ⅲ式挂缰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鹿石本身的标志性刻纹——鹿纹图样，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如图八：3、7、11所示，A型鹿石之鹿纹(喙吻奔鹿)分别与Ⅰ至Ⅲ式挂缰钩搭配，B型鹿石之鹿纹(写实立鹿)也分别与Ⅰ式、Ⅱ式挂缰钩搭配。由此可见，A型、B型鹿石似无年代早晚之别，且鹿石之鹿纹亦难以作为鹿石断代或分期依据。若依据挂缰钩为鹿石断代，似仅可对应Ⅰ至Ⅲ式分出三期。
　　蒙古国库苏古勒省查干乌兰县阿格雷队三号鹿石，雕刻出人物头部，腰带正面悬挂弓形器一件，上身刻有较简练的喙吻形鹿纹(图八：8)。此弓形器的刻画较为特殊，即在弓形器两曲臂之上有一段弯曲的线段，形似所挂之辔，可作为求证挂缰钩功用的证据之一。
　　六、*(左车右元)与鹿石
　　宝鸡茹家庄出土的一件车器——人物兽首*(左车右元)(CH1：1-1)，即一人形攀附于兽头之后，人物披发，后背肩胛处饰刻鹿纹，系菱格纹腰带(图九：1-2)。此器人物装束与鹿石刻画人物相似，人物后背鹿纹简练写实，似与B型鹿石之鹿纹近似。菱格纹腰带亦在鹿石上常见(图九：3-4)。人物后背之鹿纹或为衣物纹饰，或为文身，与鹿石表现的人物形象颇为接近。陈健文则认为此披发人物与戎族有关，并引《史记·周本纪》：“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指白狼、白鹿是戎人代称[28]。
　　茹家庄墓地是不晚于西周早期的*(左弓右鱼)国墓地，*(左弓右鱼)国迁徙至此应始于商代晚期[29]，处于鹿石与弓形器流行的时期，与茹家庄比邻的竹园沟墓地即出土了Ⅰ式弓形器。*(左车右元)上人物应为异族形象，披发纹鹿，与北方草原不无关系。
　　以鹿图样文身，实物证据见于巴泽雷克墓地2号墓出上的木乃伊(图十：1-2)。虽然巴泽雷克文化年代处于“鹿石文化”晚段，但其墓前列石的形式则与鹿石颇为相近(图十：3)。巴泽雷克墓地所处位置亦是B型鹿石分布的主要区域，鹿石上的鹿纹亦可理解为文身图样，加之*(左车右元)上人物形象，三者鹿纹母题的文化因素难以分而论之。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四山镜及刺绣丝织物亦反映了的阿尔泰与中国腹地的物流交通。
　　茹家庄出土的*(左车右元)不但昭示了周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亦可作为鹿石断代的参照。与此器上人物装束相近的鹿石还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哈伊尔汗县、埃尔登埃曼达尔县、埃尔登达尔县、库苏古勒省乌兰乌尔县、木伦市郊、扎布汗省奥特岗县、西鲁斯特先等地有所分布，而在库苏古勒省数量较多。
　　七、结语
　　鹿石的形态和分布区域，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存在空间。鹿石上所刻青铜器纹样，多可在中国北方地区或贝加尔及西伯利亚找到实物依据。通过文化因素的比较，可知鹿石所代表的文化与周边文化有着长久的交往，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
　　从鹿石上青铜器刻纹变化所昭示的时代特征考察，其独特的文化曾与黄河流域的殷周文化及中国北方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伴随发展，同时又执著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是研究中国境内出土北方风格青铜器的重要参照，也是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依据。
　　附记：笔者曾于2006年秋赴蒙古国考察了一些地面文化遗存，也看到了若干鹿石，但由于现场观察经验太少，而以往的鹿石刻纹摹本又不够详尽，使得诸多器类无法深入研究，本文疏漏、讹误之处必多，亦请方家不吝赐正。
　　2012年5月于闻喜玉坡考古发掘工地
　　注 释
　　[1] a.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Оленный камень с реки Ивоги.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1954。b.(苏)н·л·奇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蒙古考古论文集》，苏联科学院，1962年，陈弘法译，收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一期，1979年。
　　[2] B.B.沃尔科夫《蒙古鹿石》，1981年，收入巫新华主编汉译亚欧文化名著丛书，王博、吴妍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 畠山祯「北アジアの鹿石」『古文化談叢』27，1992年3月，207頁。
　　[4] 高浜秀「西周·东周时代における中国北辺の文化』，『江上波夫先生米寿記念论集—文明学原論』，山川出版，1995年，343頁。
　　[5] 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9，科学出版社，1995年，239页。
　　[6] 乌恩：《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7] Arctic Studies Center,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 History.The deer stone projec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Mongolia 2002-2004.
　　[8] 潘玲：《蒙古鹿石上的两种图案所表现的器物》，《边疆考古研究》第五辑第179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9] 潘玲：《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311页。
　　[10] 同[1]b。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12] Члеова Н.Л.,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арасукской Эпохи，Москва,1972.
　　[13] 田广金：《桃红巴拉墓群》，《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10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14] 同[2]第208页。
　　[15] 同[2]第208页。
　　[16]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第12期。
　　[17] Волков В.В.,Бронзовый кинжал из Гоби,СА,1961-4;(苏)В.В.沃尔科夫：《蒙古人民共和国戈壁出土的青铜短剑》，《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18]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事》，《考古》1976年第4期。
　　[19] Max Loehr,Ordos daggers and knivesNew material,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First part:Daggers，Artibus Asiae Vol.13,1951.
　　[20]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Мошкова М.Г.,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Москва,1992,Таб.84.
　　[22]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23] Philip G.,New light on north mesopoamia in the Earlier Second Millennium B.C.:Metalwork from the Hamrin,IRAQ,LⅦ,London 1995.P126.
　　[24] 林沄：《关于弓形器的若干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从》(2)，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此文另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
　　[25] 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第192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6] 同[20]。
　　[27] 潘玲：《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28] 陈健文：《论中国与古代南西伯利亚间的文化互动》，《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2010年9月，第931页。
　　[29]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墓地有关问题的探讨》，《文物》1983年第2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