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疆，秦国的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当时南有“百越”，北有匈奴，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经常骚扰边境，对秦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秦始皇对这些地区的用兵，是巩固和扩大统一成果的必要步骤。
　　第一节 平定“百越”
　　“百越”泛指我国古代分布于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民族。因为其部族众多，故称“百越”。瓯越，又叫东越，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一带为中心；闽越，在今福建福州地区为中心；南越和西瓯，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百越”中最著名的一支是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在春秋时，于越曾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越国，战国时为楚国所征服。秦始皇于公元前 223年灭楚时，这一部分越人居留的地区自然也归入秦王朝的版图。
　　五路进军
　　在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就派尉屠雎率五十万大军向岭南进发。有关秦统一岭南战争的经过，汉代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人间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
　　秦始皇“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部，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雎，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根据上面的资料可知屠雎所指挥的五路军队大致上是这样的：
　　第一路塞镡城之岭。镡城之岭据诸家考订，即今越城岭，蜿蜒于广西东北部和湖南边境，向南沿湘桂走廊可达西瓯族聚居的地区。
　　第二路守九嶷之塞。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向西南，越都庞岭进入广西，再沿贺江而南亦可与西瓯人接触。
　　第三路处番禺之都。这一路军迅速越过骑田岭，沿武水、北江而下，占据番禺。
　　第四路守南野之界。前一路军虽以凌厉之势迅速占据了番禺，但是尚未开发的岭南地势复杂，土旷人稀，有限的秦军难以立足，常常遭到不意的攻击，于是又派第四路军增援第三路军。
　　第五路“结余干之水”。余干即今江西北部的余干县，有自鄱阳湖流出的余干水，此地虽然离岭南甚远，但有从今福建迅速进入内地的通道。在此集结军队显然是为了牵制闽越、东瓯藉以孤立南越的作用。西汉时，闽越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汉书·严助传》)，可见余干仍为抵御闽越进犯的要塞。
　　在向南进军中，秦军遇到很大的阻力。由于横亘在湘、桂、赣、粤间的南岭山脉阻隔，山高峻岭，岭峰一般都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秦统一岭南以前，南北通行只有山岭中峡谷隘口间的小道，秦军南下必须把这些小道开凿加宽成“新道”，以供士卒和粮草辎重的通行。特别是进入广西境内的交通就更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始皇派史禄负责转运军粮。史禄汇集了军民中间丰富的经验，在今兴安县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灵渠，连接了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解决了后勤供应的困难，秦军才得以深入漓水流域及其南进，对西瓯人发起猛烈攻击，杀死“西呕君译吁宋”。
　　置“尉”设“候”
　　战斗是异常激烈的。岭南部族首领为了维护他们统治的利益，凭借河川险峻、树高林密的地理条件负隅顽抗。秦军南下时常常处于“塞”和“守”的境地。当秦军南下时，当地土著迅速从河谷、平地转入山林，并推举勇敢有谋者为“将”，继续进行战斗，致使“三年不解甲弛弩”，他们还发挥自己善于爬山越岭和驾船荡舟的长处，利用当地山青林密、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袭击秦军，秦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汉书·严助传》)，连统帅尉屠雎也被击杀。秦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使秦始皇认识到岭南战争的艰巨性，遂派任嚣、赵佗率“楼船之士”增援。公元前214年，又增派戍卒对岭南进行全面占领，设置三郡，从此，东至海，南至北向户，皆归入秦朝版图。(《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岭南的艰巨性，说明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总的趋向是走向统一，但各地方的统治者为了本地区的利益也会抗拒这种统一的趋向，各地民众的相互了解也有一个逐步增进的过程。
　　秦始皇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乃发适(谪)戍以备之”。先后从内地征发戍卒数十万，对岭南实行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不管秦始皇本人此举的初衷如何，但它客观上是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据《水经·泿水注》载，秦占岭南后“置东南一尉，西北一候”。
　　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晋书·地理志》)，由掌握兵权的南海尉独断一方，以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继屠雎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担任了南海尉。
　　所谓“西北一候”，就是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瓯人北窜。这里的“候”，据《吕氏春秋·壅塞》解，系侦察监视之义。西瓯人的强悍难治秦始皇是领教过的，他怕其卷土重来，因而采取这一防范措施。这个“候”的遗存物就是今广西兴安县西南四十华里的秦城遗址。清代谢启昆编《广西通志，胜迹一》云：“秦城在(兴安)县四十里，旁有秦王庙，秦始皇筑以限越。”今秦王庙不存，而秦城古城垣和古战壕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有“大营”和“小营”，据专家考证，确属当年秦军驻扎的故堡。1962年在广州市郊发现一把刻有秦始皇纪年的青铜戈，这是秦统一岭南的一件重要历史物证。
　　开通新道
　　岭南地区难治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地势复杂，交通不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调动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当时开通的“新道”主要有四条。
　　第一条，从南野(今江西南康)过大庾岭，出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县小梅关)，沿浈水西南行，取北江南下抵达番禺。主要关隘有横浦关，亦称秦关。《南康记》曰：“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后为怀化驿，盖横浦关为秦所置。(《史记·南越列传》索隐)这是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秦末农民起义时，赵佗檄告“急绝道”，聚兵守关。可见此路此关之重要。
　　第二条，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西北)，沿湟水(又称洭水，今连江)东南行，过湟溪关、洭口(今广东英德县连江口)，亦取北江南下而抵番禺。主要关隘有阳山关：“当骑田岭路，秦始皇二十六年既定南越，遂于此置关。”(《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一)“湟溪、阳山、洭口，皆有秦关，名曰三关”(邓淳：《岭南丛述》卷三《舆地》)，湟溪关和沤口为岭南第二、三道关。赵佗传檄“急绝道”就是聚兵驻守阳山关和湟溪关。可见此路也是秦时所筑通向南越地区非常重要的“新道”。
　　第三条，越桂岭，沿贺江南下，取西江东去可达番禺，溯浔江而西可达布山(今广东贵县)。桂岭在广西贺县东北百余里处，北与湖南江华，东与广东连县接界，即临贺岭与萌诸岭相连。秦末赵佗曾在桂岭设防，也是秦通岭南的“新道”之一。
　　第四条，从今湖南零陵西南行，过广西全州，经“漓江要口”秦城、严关，走湘桂走廊而至桂林，继续西南行可达桂林郡和象郡。这条路与灵渠水陆相济，可“扼粤西咽喉”，便于中央控制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开通新道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集团利益，但在客观上却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促使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其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加强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的联系，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用兵目的
　　有的论著说，秦始皇用兵岭南，是由于对岭南地区奇珍异宝的贪求。《淮南子·人间训》就曾说过，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奇珍异宝，才派屠雎出征的。岭南盛产奇珍异宝，以及秦始皇对这些珍宝的贪求都是事实。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与历史人物的私欲冲动有关，但是，这种私欲冲动只有与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步，才能产生伟大的历史后果。所以说，最根本的还是历史本身的客观必然性。成为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带统一的根本动因在于早已存在于两者之间的政治、经济的联系以及民众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传说中的舜曾去南方“巡守”，“崩于苍梧之野(今广西梧州市—带)”；禹定九州时，也曾“南抚交趾(泛指岭南)”(《史记·五帝本纪》)，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踪影。战国时期，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占有“洞庭、苍梧”(《战国策·楚策》)。楚威王时，灭于越族所建的越国，岭南遂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有一部分“服朝于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种悠久的政治、经济联系，必然为秦始皇统一南北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如果不是秦始皇，在他同时或之后，也总会有人实现这种统一的。
　　统一岭南后，秦始皇把五军留戍岭南，第二年又迁徙了一部分中原民众和犯了罪的官吏、刑徒等“与越民杂处”，从事开发和加强南疆的屯民。秦始皇向岭南大量移民，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牛耕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知识，尤其是铁农具、铁工具的大量南输，对于岭南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生产关系都带来了一场伟大的变革。
　　第二节 开凿灵渠
　　上节论及秦军南进时遇到很大的阻力，主要是由于山脉阻隔，运输不便，“无以转饷”，严重影响了秦军的进展。秦始皇根据当时大军进发的需要，决定“使监禄凿渠运粮”。
　　史禄奉命
　　开凿灵渠，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河工程，对秦始皇统一岭南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史禄凿渠的记载甚多，《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云：“又使尉(佗)屠雎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淮南子·人间训》云：“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汉书·严安传》、《新唐书·李渤传》等都有同样的记载。这些记载主要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凿渠是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由于山脉阻隔，“无以转饷”，严重影响了秦军的进展。
　　第二，派史禄凿渠，是秦始皇的命令。
　　第三，渠道开通之后，秦军很快进入越地，推进了秦王朝对岭南的统一。
　　史禄奉命之后，便进行开渠地址的勘察和选择。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湘、漓两水的走向是：发源于海洋山北麓的海洋河，由南至北流至广西的兴安城东，称湘江，东北流入今湖南，经洞庭湖而汇入长江。出自兴安县城北面富贵岭和点灯山之间的漓江支流始安水，由北向南。两水相距最近处只有一千五百米，水位相差不到六米，中间只隔着一列低矮的山坡。史禄详细地考察了兴安附近这种水文和地形情况后，便选定了兴安县城东南约两公里的湄潭作为筑坝分流的地点。这里不仅因为海洋河到此水流变缓，有利筑堤断流，而且由于它位于湘江上游，水位较高，是引湘入漓工程最有利的地方。史禄利用这一有利的自然形势，筑分水坝，拦住湘江水，使水位提高6米左右。然后，修一条总长34公里的南、北渠。
　　加速开凿
　　灵渠工程主要是由铧堤、大小天平、南北渠道和秦堤、泄水天平、陡门等组成。它的设计，既考虑有利通航、灌溉，又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同时还得考虑工程的进展速度。
　　铧堤也称铧嘴。因为形状似犁铧，故名铧堤。铧堤在大小天平石堤的上部，周围用巨石叠砌而成，前锐后钝。它把河水三七分流，三分经南渠流入漓江，七分经北渠导归湘江。
　　大小天平是截江分流工程。它在铧堤之下，与铧堤和南北渠岸相连，而略低于渠岸。大小天平与铧堤合成“人”字形，北面的叫大天平，南面的叫小天平。天平的作用有三：其一，提高湘汗水位；其二，拦河蓄水，在枯水期可拦截全部江水入渠，使南北渠能保持船只航行所需的水量；其三，天平堤坝略低于湘江两岸，洪水可越顶而过，流入湘江故道，便于排泄洪水，避免水患。这样，经过大小天平石堤的平衡调节，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着安全的流量，因而称为“天平”。
　　南渠和北渠，总长约34公里。北渠迂回在湘江故道以北的平畴间。由于分水坝建成后，分水塘的水位提高了，加之北渠流区的地势呈缓坡形下降，因而入口与出口的直线距离虽只有两公里，但水位相差却达四米之多。如果北渠沿直线开凿，渠道虽短，但渠床比降大，水流湍急，不利船只的通行，同时，渠陡流急，渠堤也易被冲毁。为了达到减少比降、降低流速、蓄水通舟和有利灌溉的目的，北渠不作直线开凿，而采取左右弯曲，这就增加了工程量。
　　南渠全长30公里，有不少地段是劈山造渠，虽有一段自然河流可以利用，但都得挖深河道，加宽河面，凿去碍石，工程相当艰巨。
　　秦堤、泄水天平和其他诸堤，都是灵渠保护性的工程。灵渠的每一道设计是相当精巧的，每一个结构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由于工程的艰巨，开凿进度未能如期完成。秦的法律是严厉的，其中就有“失期者斩”的规定。据说，开初直接指挥开渠工程的张、刘两将军，由于未能如期凿成而被处以死刑。后来继任的李将军总结了张、刘的经验教训，加快了凿渠速度。如：为了凿去渠中碍舟之石，采用“燎石以攻”的办法，即用柴薪烧渠中顽石，使之热度增高，然后泼上冷水，使石头由热胀后突然冷缩而发生爆裂，然后凿除。这种方法是否实有共事，现在很难判定，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工程的艰难。李将军终于如期把渠道凿成了，但他想到自己的成功是建筑在张、刘两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为了不掠人之功，李将军在灵渠完工之后自杀了，这中间当然也可能别有他故。这个故事虽属传说，但它也同样说明了开凿灵渠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笔者曾到灵渠考察，过泄水天平不远处，突立渠旁的飞来石，它高约四米，周长约二十米。传说在开凿这条渠道时，这里有一个猪婆精作祟，白天修成的堤岸，晚上猪婆精就把它拱倒。开凿者并未灰心，拱倒重开，人们的坚强意志终于感动了天神。忽然一夜狂风大雨，祥光一闪，一颗巨石从天外飞来，把猪婆精镇死在渠堤下，于是灵渠修成了。显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但它生动地反映了开凿灵渠的艰巨性。飞来石当然不是天外飞来的，而是劈山开岭后残留下来的一块自然石头，古人留下这块顽石，正为我们认识当年开凿灵渠之不易所留下的见证。
　　渠通军捷
　　开始时，由于岭南越族各部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而五岭山脉阻隔，运输不便，“无以转饷”，严重影响了秦军的进展。灵渠开凿后，沟通了湘江和漓江，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往来船只可以“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浮舟过岭，畅通无阻。前人在分水亭上挂了一幅集宋人诗句的对联：“逆水而来顺水去，卸帆终是挂帆时。”它确切地描绘了灵渠航行的特点。
　　秦始皇通过灵渠加快输送粮草，终于征服了南越和西瓯。灵渠的开凿，不仅推进了秦王朝对岭南的统治，而且对秦以后巩固南北的统一，加强和发展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祖国各民族的友好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修复陡河碑》)
　　第三节 怀柔巴蜀
　　秦始皇所以能够统一西南，还在于有一个巩固的供给基地。这个基地便是巴蜀。蜀地的兵甲，从岷江坐船，如在夏天长江水盛涨时顺江而下，五天就可以到郢，汉中的兵甲，乘舟出于巴，水涨时下汉，四天可到五渚。可见，巴蜀是伐楚和统一西南的绝好战略基地。为了巩固这一基地，秦始皇对巴蜀采取了一套特殊的优惠政策。
　　减免赋税
　　《汉书·食货志上》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师古曰：三分取其二)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秦昭王与巴郡板楯蛮刻石为盟“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七国考》二引《通典》注云：“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相比之下，板楯蛮所负担的田赋要比内地轻些，这也难怪唐人李贤在注上引《后汉书》时就认为秦对巴蜀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优宠之”。秦始皇包括在他之前的秦国统治者没有像历史上另外一些占领者那样，大肆掳掠少数民族，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巴蜀地区生产力较中原地区低下，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还处在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制度阶段。如果收赋过高，就超过了其承受能力，对生产力会起破坏作用。赋租低些，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因此，与其高赋租，不如低赋税。
　　其二，巴蜀土著居民强悍善战，难以制服。秦军常常遭到巴郡土著居民的顽强抵抗。减轻赋租，对各族民众之间友好情感的培养也有好处。
　　其三，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巴蜀地区在地理上的战略位置考虑的。那样做可以进而作为征伐岭南的基地。
　　减轻刑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专任刑罚”(《史记·秦始皇本纪》)，十分轻微的罪，按秦律规定，都得处以严厉的刑罚，如“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甲盗不盈一钱”，乙见而弗捕，“当赀一质”(《法律答问》)等，一钱在当时还换不到吃两天的禾粟(注)。轻微的罪行尚且如此严加刑法，较大的罪行所处的刑罚就没命了。在这种“轻罪重罚”的刑法思想指导下，秦律显得特别野蛮和残酷。可是，对于巴蜀的土著居民即少数民族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怀柔政策。秦简中的《秦律》说：“可(何)谓‘赎鬼薪鋈足’?可(何)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其他罪比群盗者亦如此。”(《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0页)
　　这里明确规定，被征服的纯属少数民族血统的部落首领(臣邦真戎君长)，其爵相当于上造以上，有罪应准赎免，如结群为盗，可从宽判为“赎鬼薪鋈足”；如应处宫刑的，可从宽判为赎宫。按照秦律规定，一般人犯“群盗”罪，应判处“斩左止为城旦”刑，即斩断左脚后还要服五年修筑城防的苦刑(《汉旧仪》)。“鬼薪鋈足”，即戴着脚械，为祭祀鬼神上山砍柴，服三年刑(《汉旧仪》)。赎宫即为赎刑，秦通常有爵赎、金钱赎、劳役赎、戍役赎。这里的赎宫显然是指金钱赎。将“斩左止为城旦”刑降为“赎鬼薪鋈足”，不仅降了两年刑，劳役也稍微轻些，同时，还可以用金钱赎免，这样一来就享受特别的优待了。这一方面为了照顾这些地区；同时也可能从这些地区的实际出发的。这些地区原先比较落后，法纪本身就不完备，不能完全套用秦法对他们进行控制和制约。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荀子·正论》)可是对巴郡的板楯蛮又实行特别的政策。秦政府对板楯蛮规定：“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盅。’夷人安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倓钱，即少数民族用以赎罪的财物。巴蜀少数民族杀了人，可用财物赎死，这确实是极大的宽厚了。
　　奖励工商
　　秦始皇对巴蜀民族在政治上采取怀柔政策，在经济上也采取放宽政策。特别明显的是，对巴蜀的私人工商业予以优厚的待遇。《史记·货殖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在涪州永乐县东北七十里也。”丹，即丹砂，也就是硫化汞，是当时的药物和染料原料。司马迁认为，清作为一个穷乡寡妇，而能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因为清是个富家。秦始皇在其他地区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抑末政策，但对巴人清却“客之”，并筑怀清台，让人们敬慕怀念，表现一种对巴蜀地区私人工商业生产的褒奖和鼓励。秦始皇以及秦始皇先辈对巴蜀地区采取特殊的工商业政策，使巴蜀地区的工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载：“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这里的“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与秦政府在其他地区所实行的“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政策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表明秦政府在巴蜀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特别宽大的政策。
　　《史记·货殖列传》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又载：“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卓氏、程郑等这些从外地迁入的手工业者，竟能在短期内冶铁致富，除了他们诸如善于经营的主观因素外，秦政府对他们实行的宽大政策是重要的条件。
　　秦始皇在巴蜀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这就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当时在进军岭南时，军粮由湘水经过人工运河——灵渠，进入漓水，这样巴蜀地区就成了军粮供给地。这一点，古人早有认识。司马迁认为：“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史记·张仪列传》)唐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卷七十四曰：“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宋人郭允蹈在《蜀鉴》中说秦“于是灭六国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古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秦始皇用兵岭南，从主观上来说是为了扩大秦帝国的版图，稳定秦帝国的统治，使边陲地区成为秦帝国的牢固的后方基地。从客观上看，这一行动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它促进了南北经济的沟通，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对形成我们国家统一的经济、文化生活是功德无量的。
　　注：从云梦秦简悉禾粟一石值三十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约值二百五十钱左右。又据1964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始皇三年“高奴禾石铜权”测量得知一石相当于三十点七五公斤。从中推算出，一钱可兑换一公斤左右的禾粟。

秦始皇帝大传/郭志坤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