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帝王陵

　　按照古史传说，中原地区在距今四五千年时已经产生了帝王制度，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所谓“三皇”、“五帝”。后来禹之子启继父而立，建立夏朝，是为帝王“家天下”之始。夏代及其以前的个别王陵在先秦史籍中有零星的记载。现在虽然能见到一些传说时期和夏商两代的古帝王陵墓，如河南淮阳的伏羲陵、湖南酃县的炎帝陵、陕西黄陵的黄帝陵、山东曲阜的少昊陵、河南濮阳的颛顼陵和帝喾陵、山西临汾的尧陵、湖南宁远的舜陵以及浙江绍兴的夏禹陵、安徽亳县的商汤陵等，但基本都是后世为追怀圣王功德而兴建的纪念性建筑，不一定是这些古帝王的真正藏骨处。因此，这些所谓的“圣王”陵墓，并不能用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信史资料。
　　迄今为止，能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年代最早的中国古帝王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西北岗一带的商代晚期的商王陵和商王族墓。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年代的最上限。从商代晚期到清代，中国古帝王陵墓的发展可以分为七期。
　　第一期：发端起源时期(商至东周早期)
　　殷墟商王陵为土坑竖穴式，分为“亞”字形(四条墓道)、“中”字形(两条墓道)两种形式，其他王族成员则有“中”字形墓和“甲”字形墓(一条墓道)等墓葬形式。商王陵中陪葬品丰厚，而且还有殉人、殉牲。墓穴之上没有封土，但在侯家庄等地一些大墓和小屯村妇好墓的墓口之上却发现有同期的建筑遗迹①。关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的功用和性质，有人认为应该是“寝”②，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名曰“宗”，是享堂③。
　　西周王陵至今未能确认，从司马迁《史记》和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以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孙星衍《皇清经解》等文献中的考辨来看，今陕西咸阳原上的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周陵”实系讹传；现代考古调查表明，它们应该分别是战国秦惠文王、悼武王陵以及若干汉陵的皇后陵或陪葬墓④；西周王陵应该在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即周都丰、镐遗址附近。但也有人根据陕西周原的有关考古发现，认为西周王族墓地可能在周原黄堆一带，“寻找西周王陵，应当把黄堆作为主攻方向”⑤；2004年春，陕西岐山县凤鸣镇周公庙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群，其中有“亞”字形大墓，因而有人认为与西周王陵有关⑥；但这些都还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西周王陵和商王陵一样，地表也应该是“不封不树”的。
　　东周王陵在今洛阳附近，考古调查、钻探资料表明，东周王陵分为周山、王城东北、金村三个陵墓区⑦，其中周山王陵区经过调查和重点钻探，初步推测其中的4座封土墓为周灵王陵等东周王陵⑧。根据有关资料研究，东周诸王陵的地下结构应该与商王陵相同，为土坑竖穴式木椁墓。1957年在洛阳王城东北钻探出4座规格很高的“甲”字形东周大墓即为此种结构，其中一座墓曾遭两次盗掘，清理出的残存随葬品中有带“天子”字样的石圭⑨。2001年在洛阳西工区27中内发掘过一座“亞”字形大墓，出土铜鼎上有“王作宝尊彝”铭，初步断定为周王墓；2002年在洛阳中州中路与金谷园路交汇处发现有六马驾车的车马坑，在其西南曾探出大墓一座，也为东周王陵的调查确认提供了重要线索⑩。
　　①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台北，1962年；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
　　③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
　　④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⑤罗西章：《西周王陵何处觅》，《文博》1997年第2期。
　　⑥周原考古队：《周原李家楼铸铜作坊遗址发掘和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第1版；周公庙考古队：《岐山县周公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第391—39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⑦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80—82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印行，1985年。
　　⑧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调查记》，《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⑨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
　　⑩刘富良等：《洛阳，从车马坑找到东周王陵》，《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俞凉亘：《洛阳市东周王城》，《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253—25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第二期：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晚期至秦代)
　　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有了清晰的发展序列，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封土墓的出现。中原地区王侯贵族墓上开始出现封土是在春秋晚期，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大墓，封土高7米，直径55米，该墓所在地为吴楚交界处，墓主应系吴或楚国的贵族①。1992-1995年，江苏苏州浒墅关相继发现了2座春秋中晚期和3座战国晚期的封土墓，其中D9Ml的墓主推测为春秋中晚期的吴王寿梦②。战国时期，封土墓日渐普及，在今河北易县和邯郸、山东临淄、陕西咸阳、湖北江陵、浙江绍兴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巨大封土堆，它们分别是燕、赵、齐、秦、楚、越等国的王陵所在③。这些封土堆由夯土筑成，最高的可达10余米，封土的形状，有的呈方锥形，有的原形已经难于判定，有些陵墓的封土堆上还明显地残留着同期建筑的遗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兆域图”展现了中山王陵地面建筑的情况④。这件“兆域图”的出土表明战国时期不仅在王侯埋葬处的地表上出现了封土标识，而且还兴建了规模宏伟的陵园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陵墓的墓室结构仍因袭前代，采用土坑竖穴，开辟墓道，或一或二，还有些不设墓道，墓坑内为棺椁结构。除土坑竖穴外，还出现了开凿岩石为墓穴的特殊做法，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穴系开凿于丘陵的岩石中，墓室形状亦不规整⑤。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经过历年的勘察，陵园及附属建筑的布局正在逐渐廓清，陵园及周围发现有大型兵马俑坑和大量珍贵文物⑥。秦始皇陵是秦代以前陵墓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秦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墓。它是先秦陵墓制度的最高级示例，确定了秦以后陵墓制度的基本框架。
　　①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大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②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张学海：《田齐六陵考》，《文物》1984年第9期；李兆华：《荆门发现楚大型陵园建筑》，《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4日第1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④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⑤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⑥有关资料可参见王学理著：《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
　　第一期：发端起源时期(商至东周早期)
　　殷墟商王陵为土坑竖穴式，分为“亞”字形(四条墓道)、“中”字形(两条墓道)两种形式，其他王族成员则有“中”字形墓和“甲”字形墓(一条墓道)等墓葬形式。商王陵中陪葬品丰厚，而且还有殉人、殉牲。墓穴之上没有封土，但在侯家庄等地一些大墓和小屯村妇好墓的墓口之上却发现有同期的建筑遗迹①。关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的功用和性质，有人认为应该是“寝”②，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名曰“宗”，是享堂③。
　　西周王陵至今未能确认，从司马迁《史记》和裴骃“集解”、张守节“正义”以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孙星衍《皇清经解》等文献中的考辨来看，今陕西咸阳原上的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周陵”实系讹传；现代考古调查表明，它们应该分别是战国秦惠文王、悼武王陵以及若干汉陵的皇后陵或陪葬墓④；西周王陵应该在今陕西西安的西南部，即周都丰、镐遗址附近。但也有人根据陕西周原的有关考古发现，认为西周王族墓地可能在周原黄堆一带，“寻找西周王陵，应当把黄堆作为主攻方向”⑤；2004年春，陕西岐山县凤鸣镇周公庙一带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墓葬群，其中有“亞”字形大墓，因而有人认为与西周王陵有关⑥；但这些都还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西周王陵和商王陵一样，地表也应该是“不封不树”的。
　　东周王陵在今洛阳附近，考古调查、钻探资料表明，东周王陵分为周山、王城东北、金村三个陵墓区⑦，其中周山王陵区经过调查和重点钻探，初步推测其中的4座封土墓为周灵王陵等东周王陵⑧。根据有关资料研究，东周诸王陵的地下结构应该与商王陵相同，为土坑竖穴式木椁墓。1957年在洛阳王城东北钻探出4座规格很高的“甲”字形东周大墓即为此种结构，其中一座墓曾遭两次盗掘，清理出的残存随葬品中有带“天子”字样的石圭⑨。2001年在洛阳西工区27中内发掘过一座“亞”字形大墓，出土铜鼎上有“王作宝尊彝”铭，初步断定为周王墓；2002年在洛阳中州中路与金谷园路交汇处发现有六马驾车的车马坑，在其西南曾探出大墓一座，也为东周王陵的调查确认提供了重要线索⑩。
　　①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台北，1962年；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杨宽：《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文物》1982年第1期。
　　③杨鸿勋：《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考古》1982年第4期。
　　④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⑤罗西章：《西周王陵何处觅》，《文博》1997年第2期。
　　⑥周原考古队：《周原李家楼铸铜作坊遗址发掘和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1日第1版；周公庙考古队：《岐山县周公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第391—39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⑦徐金星等主编：《洛阳市文物志》，第80—82页，洛阳市文化局内部印行，1985年。
　　⑧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调查记》，《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
　　⑨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
　　⑩刘富良等：《洛阳，从车马坑找到东周王陵》，《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俞凉亘：《洛阳市东周王城》，《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第253—255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第二期：初步形成时期(春秋晚期至秦代)
　　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有了清晰的发展序列，进入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封土墓的出现。中原地区王侯贵族墓上开始出现封土是在春秋晚期，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大墓，封土高7米，直径55米，该墓所在地为吴楚交界处，墓主应系吴或楚国的贵族①。1992-1995年，江苏苏州浒墅关相继发现了2座春秋中晚期和3座战国晚期的封土墓，其中D9Ml的墓主推测为春秋中晚期的吴王寿梦②。战国时期，封土墓日渐普及，在今河北易县和邯郸、山东临淄、陕西咸阳、湖北江陵、浙江绍兴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巨大封土堆，它们分别是燕、赵、齐、秦、楚、越等国的王陵所在③。这些封土堆由夯土筑成，最高的可达10余米，封土的形状，有的呈方锥形，有的原形已经难于判定，有些陵墓的封土堆上还明显地残留着同期建筑的遗迹。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兆域图”展现了中山王陵地面建筑的情况④。这件“兆域图”的出土表明战国时期不仅在王侯埋葬处的地表上出现了封土标识，而且还兴建了规模宏伟的陵园建筑。
　　春秋战国时期王侯陵墓的墓室结构仍因袭前代，采用土坑竖穴，开辟墓道，或一或二，还有些不设墓道，墓坑内为棺椁结构。除土坑竖穴外，还出现了开凿岩石为墓穴的特殊做法，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墓穴系开凿于丘陵的岩石中，墓室形状亦不规整⑤。位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经过历年的勘察，陵园及附属建筑的布局正在逐渐廓清，陵园及周围发现有大型兵马俑坑和大量珍贵文物⑥。秦始皇陵是秦代以前陵墓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秦以前规模最大的一座帝王陵墓。它是先秦陵墓制度的最高级示例，确定了秦以后陵墓制度的基本框架。
　　①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大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②苏州博物馆：《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大墓的发掘》，《文物》1996年第2期；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张学海：《田齐六陵考》，《文物》1984年第9期；李兆华：《荆门发现楚大型陵园建筑》，《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4日第1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④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⑤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⑥有关资料可参见王学理著：《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
　　第三期：发展和完善时期(两汉)
　　汉代皇陵因袭秦制，在制度上有所简省亦有所变化发展。西汉十一帝，葬于渭水北岸咸阳原上者有九帝，自西而东依次为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成帝的延陵、平帝的康陵、元帝的渭陵、哀帝的义陵、惠帝的安陵、高祖的长陵、景帝的阳陵。另有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两陵在长安城东南。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对于长安城周围的西汉诸陵及其附属建筑遗址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调查和勘探，弄清了渭北九陵的排列次序，纠正了一些讹传①；其中有些陵园如宣帝的杜陵②、景帝的阳陵③等还先后进行过钻探和局部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汉陵陵园结构已经基本清晰。
　　西汉皇陵未经发掘，地下墓室结构尚不清楚，但根据陕西栎阳汉太上皇陵钻探④、北京大葆台汉燕王墓的发掘⑤的结果分析，汉皇陵应为大型土坑木椁墓。墓穴之上建有高大的封土堆，为方或长方形覆斗状，一般高十二丈，武帝茂陵规模最大，高十四丈；文帝霸陵不起坟。诸帝陵域中还有阙、寝、便殿等地面建筑，在帝陵之东建有皇后陵，陵园外有勋戚陪葬墓，陵旁附设陵邑。各地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墓还有不少在山体中凿洞修建墓室的实例，如河北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⑥，山东曲阜九龙山汉鲁王墓⑦，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王墓⑧，江苏徐州狮子山⑨、北洞山⑩和小龟山(11)等汉楚王墓(12)，广东广州南越王墓(13)等。
　　东汉时期的皇陵制度与西汉相比大同小异，但陵园结构趋于简化。自明帝开始在光武帝原陵上推行“上陵礼”之后，陵上祭祀活动和祭祀建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进而影响到唐宋以后的陵园建筑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东汉诸陵分别在东都洛阳城的东南和西北，按照文献记载：光武帝葬原陵、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和帝葬慎陵、殇帝葬康陵、安帝葬恭陵、顺帝葬宪陵、冲帝葬怀陵、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灵帝葬文陵(14)，共有11座皇陵，另有少帝被董卓杀死，藁葬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献帝禅位于曹魏，死葬禅陵，在山阳郡(今河南省修武县北)。由于行政地理变迁和后人张冠李戴之误指，东汉十一陵的位次尚待确切考证(15)；新近公布的一些考古调查资料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16)。
　　①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③王丕忠等：《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⑤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大葆台汉墓发掘组等：《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满城发掘队：《满城汉墓发掘纪要》，《考古》1972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⑦山东省博物馆：《曲阜九龙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5期。
　　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⑨徐州博物馆：《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第一次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12期；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⑩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11)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等：《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12)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13)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4)关于东汉诸帝陵名称，各书记载不尽同，《后汉书》中也有缺载。此处据清代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一三、一四综合考证著录，见该书影印清道光刊本，第94-108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15)黄明兰：《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原陵浅谈》，《中州今古》1982年第2期；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6)韩国河：《东汉陵墓踏查记》，《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第四期：衰微到逐步复兴时期(三国至隋代)
　　魏文帝曹丕鉴于东汉诸皇陵被盗掘、遗骸遭毁弃的惨状，加以担心树敌过多，为确保身后之安宁，乃实行薄葬，不封不树，亦不建寝庙等陵园建筑，地面不留痕迹。曹操原已按汉制以王礼营葬，至此亦撤除陵上之车马衣服等。蜀、吴二国除汉昭烈帝惠陵在成都①、传说吴大帝蒋陵在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以外②，其余诸帝陵虽有陵名记载，但具体位置已难确指。西晋五陵(包括追封的宣帝、文帝等)亦仿曹魏之制，不封不树，晋五陵地望在洛阳城东，其中文帝之崇阳陵经过发掘，武帝之峻阳陵经过铲探，二者均为规模稍大的土洞墓③。东晋南迁，诸帝葬建康钟山西麓之阳，即今南京鸡鸣山、富贵山一带，其墓室结构为凿山成穴，砖砌单室券顶，多建有完善的排水设施④。另有晋穆帝永平陵在南京北郊北崮山，其结构与富贵山者相似⑤。
　　南北朝时期陵园制度有所恢复，南朝宋、陈皇陵在今南京附近，齐、梁两朝皇陵在今江苏丹阳。从已经发掘的丹阳胡桥齐景帝修安陵⑥、齐废帝东昏侯墓以及齐和帝恭安陵⑦、南京西善桥陈宣帝显宁陵⑧等实例来看，南朝陵墓的地下建筑与东晋相仿，为砖砌单室结构；但地面陵园建筑明显增多，墓上多筑有封土，并且陵前还辟有很长的神道，自陵墓所在的岗阜顺山势直抵平地，神道两侧置望柱、天禄、辟邪等石仪。南朝陵墓凭山而建，各抱地势，有些陵园朝向随山向背，不像汉陵那样都有固定的方向。
　　北朝统治下的北方陵园制度也有所恢复，北魏早期皇陵在代地，即今山西大同附近，其中文明太皇太后(孝文帝祖母冯氏)的永固陵经过发掘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诸帝葬于洛阳*水以西，仿汉制筑封土、建陵园，令功臣勋戚陪葬于瀍水以东。其中孝文帝的长陵经过勘察⑩、新近的调查钻探又取得了重要收获(11)，宣武帝的景陵经过发掘(12)，有研究者对北魏诸帝陵的位次及相关问题做过比较系统的探讨(13)。东魏、西魏以及北齐、北周诸皇陵各自在都城附近，东魏、北齐诸陵在邺城遗址以西，即今河北磁县漳河北岸，西魏和北周皇陵在陕西咸阳渭北原上。其中北齐文宣帝武宁陵(14)、北周武帝孝陵(15)经过发掘。
　　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自立，继而以北朝为基础统一了全国，隋文帝卜寿陵于陕西扶风三畴原，名“泰陵”。泰陵经过调查(16)，它以汉代皇陵制度为祖本，又兼采南北朝诸帝陵墓之所长，陵墓制度开始向复杂、完备发展。只是隋三代而亡，且炀帝死于非命，藁葬于扬州，未能完成这一使命。
　　①一般认为汉昭烈帝惠陵在成都郊外，今武侯祠旁之土冢即是。曾有昭烈帝实葬奉节之说，否定成都惠陵之真实性，因而有人专门撰文论证成都惠陵之真，如梅铮铮等《对惠陵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四川文物》1998年第6期；清明子《读惠陵史料札记》，《四川文物》2001年第5期。
　　②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国事类·南都二墓》条有云“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排印本，第148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④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⑥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⑦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⑧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⑨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⑩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魏长陵遗址调查》，《考古》1966年第3期。
　　(11)朱亮等：《洛阳北魏孝文帝长陵调查钻探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第1版。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13)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黄明兰：《北魏洛阳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第7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等：《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1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16)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第五期：高度发展时期(唐代)
　　唐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陵墓制度亦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高度发展。唐朝共有21位皇帝(包括武则天)，末二帝昭宗李晔被朱温杀害于洛阳，葬和陵，哀帝李柷死于山东荷泽，葬温陵。其余19位皇帝均葬于汉陵以北的北山山脉附近，自乾县至蒲城，东西绵亘150余公里，号称“关中十八陵”。唐代诸陵做过较为系统的调查，其中有些陵墓还做过多次调查或局部清理发掘①。诸陵的位次，自西而东依次为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僖宗的靖陵、肃宗的建陵、太宗的昭陵、宣宗的贞陵、德宗的崇陵、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高祖的献陵；庄陵、献陵一线以北自西而东为懿宗的简陵、代宗的元陵、文宗的章陵、中宗的定陵、顺宗的丰陵、睿宗的桥陵、宪宗的景陵、穆宗的光陵、玄宗的泰陵。
　　唐陵的建筑方式有两种，一是仿汉制封土为陵，如高祖献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另一种是因山为陵，即在山腰间开凿洞穴，在洞穴内构筑墓室。这种做法始于太宗营建昭陵，至高宗乾陵已基本确定规制。唐陵规模宏大，帝后同穴合葬，在陵山或封土的周围建有气度恢弘的陵园，陵山位于陵宫城内部正中，其南为献殿。陵城四面正中各辟一门，按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神方位命名。以朱雀门外为主神道，夹列石像生和蕃部客使等像。在陵宫(上宫)的西南方向约2.5公里处另建寝殿(下宫)，供奉帝后灵魂起居生活。
　　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唐僖宗的靖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虽称帝陵，但仅为单室土洞墓②，时当丧乱之际，规制简陋，据僖宗遗诏所云：“应缘山陵事物，宜令中外商量，比从来每事十分各减六七”③，因而靖陵不足以代表唐代帝陵的玄宫制度。
　　①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查记》，《文物》1964年第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王世和等：《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王仲谋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期；刘庆柱等：《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1987年；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年第4期；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文博》1994年第3期；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秦建明等：《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跨山越谷气势恢宏》，《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第1版；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王小蒙：《昭陵六骏的新出土》，《文物天地》2003年第8期；昭陵考古队：《昭陵北门阙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第355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陈安利：《唐十八陵》，第1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第323—327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③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帝王·遗诏下·僖宗遗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6册，第1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第六期：停滞时期(五代至元代)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再度趋向低落，诸王朝的陵墓建造多承唐制，但规模却远逊之。由于敌国之间相互仇杀，这些短命朝代的皇陵还有不少被取而代之者破坏、发掘，保存到今日的很少。保存相对较好的五代帝王陵墓只有河南新郑的后周太祖、世宗二陵，周陵规制简朴，有封土而无神道石刻。此外，经过调查和发掘的十国陵墓有南京江宁的“南唐二陵”①、浙江临安和杭州的若干座吴越王陵和王妃墓②、福建福州闽太祖宣陵③、四川成都前蜀高祖永陵及后妃墓④、后蜀高祖和陵⑤、南汉高祖康陵⑥等。
　　宋、辽、金、西夏、元时期，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处于徘徊阶段，这几个王朝的皇陵兼采汉唐诸陵制度为之，鲜见创新，其中北宋皇陵最具代表性。
　　北宋皇陵在河南巩义市，共有8座皇陵，埋葬着7个皇帝，另有太祖之父赵弘殷(追尊为宣祖)的迁葬墓，号称“七帝八陵”。巩义八陵分为四个陵墓区，西村区(东南部)有宣祖的安陵、太祖的永昌陵、太宗的永熙陵，蔡庄区(中部)为真宗的永定陵，孝义区(北部)为仁宗的永昭陵、英宗的永厚陵，八陵区(西南部)有哲宗的永泰陵、神宗的永裕陵。北宋末二帝徽宗和钦宗在靖康之变中被掳至金国，均死葬于北地，后来钦宗被金世宗以一品礼归葬巩洛之原，即北宋皇陵兆域⑦。北宋皇陵制度比汉唐简易，皇帝生前不再预营寿陵，陵墓规模也比较小。巩义宋陵陵园的基本建制是：中央为封土陵台，其下即为玄堂地宫，陵台南为献殿，陵台、献殿四周环以陵宫城墙，四面辟门，南神门外为主神道，夹列石像生，设阙两道；陵宫北面偏西处为下宫寝殿。北宋诸陵实行帝后分葬，皇后陵亦仿帝陵制度，但规模较小，一般在帝陵西北部。各陵近处有功臣陪葬墓，还有宗室墓区。北宋诸陵有比较详细的考古调查资料⑧，但巩义陵区中只有一座皇后陵经过发掘，为砖构单室墓，规模比较小⑨。
　　南宋皇陵在浙江绍兴宝山，南宋六帝葬于此，为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南宋末三帝，恭帝降元北徙，葬所失考；端宗葬广东新会崖山；帝昺亡国投海，传说墓在深圳赤湾。南宋皇陵又称“攒宫”，意为暂厝待迁巩义之暂葬所，所以规制较北宋更为简单，但仍按旧制分设上、下宫，上宫有献殿、攒殿(又名“龟头”，棺椁在其下)等建筑，下宫仍为寝宫。南宋诸皇陵埋葬较浅，在宋亡后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明初曾略有规复。关于绍兴诸陵的规制、方位等尚有异议⑩，陵区的考古调查工作还在逐步展开(11)。
　　与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和金三个王朝也有各自的陵墓制度。三朝皇陵一方面吸收唐陵、宋陵的某些制度，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若干自己本民族的特征，如契丹式的葬法，西夏陵园中的陵塔等。
　　现存辽陵遗迹主要分布于三处，一处在辽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镇)，为辽太祖之祖陵(12)，已发现比较清晰的陵墓建筑遗迹(13)；另一处在辽怀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幸福之路乡)，名怀陵(14)，葬有辽太宗和穆宗；再一处在辽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力嘎王坟沟)，称庆陵(15)，葬辽圣宗、兴宗和道宗。
　　西夏王陵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下，除追尊的太祖葬裕陵、太宗葬嘉陵外，见诸史载的还有景宗泰陵、毅宗安陵、惠宗献陵、崇宗显陵、仁宗寿陵、桓宗庄陵、襄宗原陵等。西夏陵经过严重破坏，其中一座属于西夏晚期的皇陵墓室(16)、3号陵(推测为泰陵)的碑亭和陵园遗址(17)经过发掘，全陵区北面的礼制建筑遗址也经过发掘(1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曾经对西夏王陵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调查，陵园基本规制已经廓清(19)。
　　金代皇陵最初在黑龙江，今黑龙江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西面有金太祖旧陵的遗址(20)。《金史》记载，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年)春，在中都大房山云峰寺营建列帝新陵，次年即正隆元年(1156年)十月，又“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21)。大房山金陵共有17座，但由于它们在元初和明末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性破坏，早已面目全非，这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正在展开，金陵的面貌逐渐清晰(22)。
　　由蒙古族建立的蒙古—元朝相继攻灭了西夏、金和南宋，重新统一了中国，元代的帝王丧葬制度与前代迥异，据《元史》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叶子奇的《草木子》等明初文献记载，元诸帝崩后均归葬于“起辇谷”，不封不树，地下无墓室玄宫，地表亦不建陵园等一应设施，起辇谷的地望也是众说纷纭(23)。以其实行“秘葬”，可以认为元代不存在正规的陵墓制度。
　　①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杭州郊区施家山古墓发掘报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第8期；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第12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丘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③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5期。
　　④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市1990年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1年第1期；张亚平：《“前蜀后妃墓”应为前蜀周皇后墓》，《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⑤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⑥冯永驱等：《广州发掘南汉高祖刘龑康陵》，《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21日第1版；冯永驱等：《南汉开国皇帝之康陵》，《文物天地》2005年第4期。
　　⑦关于宋徽宗的葬地，宋金以来诸书记载有异。《宋会要辑稿》云“崩于金”，后归葬绍兴南宋皇陵兆域，称永祐陵，《全辽志》及《宋史》则云葬在五国城，《宋史》又云归葬绍兴。一般认为五国城就是越里吉城，即今黑龙江依兰。清礼亲王昭梿《啸亭杂录》卷八“五国城”条则认为：“五国城在今白都纳地方，乾隆中副都统绰克讷筑城，掘得宋徽宗所画鹰轴，用紫檀匣盛瘗，千余年墨迹如新。又获古瓷器数千件，因得碑碣，录徽宗晚年日记，尚可得其崖略。云于天会十三年寄迹于此，业经数载。始知金时所谓五国城即此地也。”按，清代白都讷即今吉林扶余，金天会十三年即宋绍兴五年，为公元1135年。又据宋佚名者之《南渡录》卷三记载，宋徽宗死在均州(按，金均州即辽福州，其地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正东约70余公里处)，被当地土人按习俗焚尸投水中作灯油。《南村辍耕录》等书云绍兴永祐陵实为空陵，《辍耕录》且引孙阳语，谓宋徽钦二帝陵墓在高丽。根据上述等有关文献记载，笔者认为：宋徽宗实未得归葬南宋，其骸骨沦落金国，确切埋葬地点已经失考。又，傅永魁等《北宋徽、钦二帝陵墓考》(载《中原文物》1992年第4期)，认为巩义回郭镇清易镇村原有徽宗衣冠冢和金人归葬的钦宗墓，合称“二圣冢”。
　　⑧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年第11期；杨伯达：《古代艺术的瑰宝——巩县宋陵雕刻》，《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傅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傅永魁：《河南巩县宋陵石刻》，《考古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傅永魁等：《河南巩县宋永昭陵区的考察》，《考古学集刊》第8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⑩陈仲篪：《宋永思陵平面及石藏子之初步研究》，《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中国营造学社印行，1936年；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11)葛国庆等：《绍兴发现宋六陵宁宗墓碑》，《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陆菊仙：《宋六陵的历史与现状》，《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葛国庆：《南宋六陵遗物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12)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
　　(13)董新林等：《辽代祖陵陵寝建筑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6日第1版。
　　(14)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期，1984年。
　　(15)[日]田村实造等：《庆陵》，京都大学座右室刊行会，1953年；[日]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株式会社同朋舍，日本京都，1977年。
　　(16)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17)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三号陵园东碑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银川市西夏3号陵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
　　(18)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19)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20)许子荣：《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张连峰：《金胡凯山和陵考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
　　(21)元·脱脱等：《金史》卷五，《海陵本纪》，张政烺等点校本，第1册，第107页，中华书局，1975年。
　　(22)宋大川等：《金陵遗址第一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1年第3期；宋大川等：《金陵遗址主陵区第二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2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
　　(23)元代以后关于起辇谷的地望诸说并存，笔者认为，成吉思汗所葬之“起辇谷”，应该在斡难河等三河源头处的布尔罕山一带，即今蒙古肯特山地区。
　　第七期：全新发展和集大成时期(明清)
　　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经过辽、宋、夏、金四朝之停滞与元代之中衰，从明初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对于前代陵墓制度因革损益，创立了全新的皇帝陵墓规制。明代帝王陵墓确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发展模式，它们以鲜明的创新特色标志着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走到了一个新的、也是传统社会中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相对于汉、唐、宋而言，明陵创新多而继承少，但它对于清代的陵墓制度却有重大的影响①。明朝共传十二世，十六帝。其中15位皇帝及5位追封皇帝分别葬于6处，这6处皇陵在今江苏盱眙(明祖陵)，安徽凤阳(明皇陵)，江苏南京(太祖孝陵)，北京昌平(十三陵，即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英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思宗思陵)，北京海淀(景帝陵)，湖北钟祥(睿宗显陵)。另有建文帝葬所不详。
　　清朝自太祖、太宗建国，传十一世，十二帝，除末帝溥仪未正式建陵外，余十一帝并四位追封先祖分葬于5处，分别在今辽宁新宾、沈阳和河北遵化、易县。清朝追尊四祖均葬赫图阿拉，初称“兴京陵”。太祖曾迁景祖、显祖葬于辽阳，称“东京陵”。顺治十五年(1658年)，将二祖还葬兴京，次年，定兴京陵称为“永陵”。清太祖葬盛京沈阳东北，名福陵；清太宗葬盛京之北，名昭陵。永陵、福陵、昭陵号称“盛京三陵”。关外三陵保留了若干满洲旧俗，与明清两代其他皇陵有明显的差别②。
　　入关后，九帝皆葬京畿，世祖亲定兆域于京东遵化凤台岭，康熙二年(1663年)在此建孝陵，改凤台岭名昌瑞山，此后圣祖葬景陵、高宗葬裕陵、文宗葬定陵、穆宗葬惠陵，又有昭西陵、孝东陵、定东陵等后陵及五陵之妃园寝，这片陵区习惯上称为“东陵”。清世宗另择京西易县太平峪为万年吉地，此后仁宗葬昌陵、宣宗葬慕陵、德宗葬崇陵，又有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诸后陵和四陵妃园寝，这片陵区习惯上称为“西陵”。清代皇陵与明代皇陵相比大同小异③，还借鉴了明代以前的一些做法，他们处在同一个大的发展阶段。
　　①刘毅：《明朝“陵山之祭”述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刘毅：《明代皇陵陵园结构研究》，《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
　　②刘毅：《清初三陵制度述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③刘毅：《明清皇陵制度比异》，《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中国古代陵墓/刘毅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