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附近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西安又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建都之地。地上与地下文物古迹之盛甲天下。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腾飞与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西安附近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中，不断有许多新发现，其中碑石、墓志、摩崖石刻等所反映的高句丽人、新罗人情况就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宝贵史料。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山水毗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两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交往与联系。汉以后高句丽(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于半岛上定鼎而立，彼此兼并，互相争夺。隋和唐代初期，三国与隋唐之间政治、军事关系错综复杂。至唐高宗初期(660—668)百济、高句丽相继沦亡，*(左氵右贝)水(今大同江)以南为新罗所统一，垂三百年之久。新罗与唐王朝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就更为密切。作为唐王朝的首都长安与近畿必然留下许多海东人的遗迹。
　　一、高丽人遗迹
　　1.永寿县永泰乡车村北魏造像碑记载的高丽人
　　20世纪80年代，在永寿县永泰乡车村发现一通北魏神龟三年(520)①造像碑，侧卧于地上，作为磨石和磨镰刀用。碑高162厘米、宽63～65厘米、厚15.5厘米，浅灰绿色砂页岩质。方形双螭首，正面上部有一圆拱小龛，两侧各刻供养人一个。下部第一段题邑师晏僧定等人名及地名，第二段为宗教官题名。第三至六段为邑子题名②。在67个题名和僧官中，盖姓和车姓最多，盖姓27人，车姓19人，另外为彭、孙等姓。还有高丽似先氏4个，分别为似先鲁仁、似先仵明、似先志郎、似先睹仁，唯似先鲁仁之“似先”二字已损，但痕迹尚显示出来。由于风化和磨损，碑侧有些字迹已不清。碑阳面发愿文11行，满行14字，书法简率质朴，多汉简笔意。碑存永寿县文化馆。
　　该碑出土地点的车村属于黄土残原梁峁区内之永泰梁，地形较为平整，偏东北倾向泾河，海拔高度1000～1200米，地表为厚约100～200米的第四纪黄土，其下为三叠系灰绿色页岩夹煤线。
　　2.黄陵县双龙乡西峪村西魏造像碑记载的高丽人
　　1982年在陕西省黄陵县西约50公里的双龙乡西峪村北山坡上发现一通西魏大统十四年(548)造像碑③，碑质为灰绿色，表面黝黑，残高104厘米、下宽50厘米、厚14.5厘米。四面造像，除菩萨和发愿文外，还有许多供养人的姓名，由于日晒雨淋，残碑的文字虽有残损，然而从这些供养人的姓氏上看却负载着民族史的信息。其中姓氏最多的是似先氏，共11个，其次是盖氏，有5个。其他除牛姓2人外，杨、王、赵姓各1个。
　　似先氏为高丽人姓氏。《通志》卷二九氏族五《诸方复姓》：“似先氏，本高丽余种也。唐武德中右卫大将军似先英间。”又据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一引《后魏官氏志》“似先氏改为似氏”。同书卷二二：“似先氏，高丽扶余种也。唐武德中，有右卫将军似先英问。又陈儒传荆南监军朱*(左日右文)攻杀节度使段彦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锡慰抚之。又李训传，训尝遣中人似先希逸按边。”《通志》与《古今姓氏书辨证》同为宋时编著，但记载有别。前者称似先氏本高丽余种，而后者称为高丽扶余种；前者称唐武德中右骁卫大将军似先英间，后者称唐武德中有右骁卫将军似先英问。
　　但《古今姓氏书辨证》所引李训传则应为《新唐书》卷一七九《顾师邕传》，李训尝遣似先义逸等按边而不是似先希逸按边。由此可见似先仵明、似先志郎、似先难及等人应为高丽人。
　　盖氏为一源远流长的汉族姓氏。《姓氏辨证》云：“齐大夫食采于盖，以邑为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卢水胡人也有盖姓。如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卢水胡人盖吴领导胡汉人民起义于杏城(今黄陵县)。此外高句丽有盖氏，《魏书》卷一三《孝文昭皇后高氏传》：“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飏，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同书卷八三《高肇传》：“文昭皇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上莜下月)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父飏，字法脩*(上寿下心)，高祖初……入国。……肇出自夷土，时论轻之。”由此得知高氏出自高丽，盖氏与夫同时归魏，盖氏亦可能为高丽人。唐初高丽的莫离支盖苏文或云盖金即是一例。似先仵明、似先志郎、似先难及等氏造像碑主要以高丽人似先氏及盖氏为主的多民族人氏共同建立的，其时，这一带应有相当数量的高丽人居住。
　　黄土高原上这支高丽人是何时从什么地方移居到中国腹地的黄土高原上来的呢?根据史籍记载，西晋永嘉乱离，二京倾覆，战乱频仍，中国北方出现了许多地区政权，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霸主为壮大自己的力量，掠夺人口成为足兵丰食的唯一来源，所以人口被迫迁徙就极为频繁。就在这时有许多高句丽人被掠夺到黄河下游地区。鲜卑慕容廆于永嘉初(307—312)在棘城(今辽宁省义县西)割据，自称“大单于”，太兴初(318)俘高句骊众千余家到棘城。“高句骊将如奴子，居于河城，(慕容)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以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归于棘城。”(《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十三)慕容廆第三子慕容皩继立后，始称燕王(337)，史称“前燕”，前燕于咸康七年(341)迁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又掠夺高句丽男女五万余口于龙城。(《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皩载记》)前燕起于辽西，随着势力扩张已达黄河流域，都城又由龙城迁至蓟(今北京市)和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原先被前燕掠夺的高句丽人也当由棘城和龙城迁到蓟和邺。前秦苻坚灭前燕，曾迁燕主慕容皩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晋书·苻坚载记》)这诸杂夷之中是不是有高句丽人，史无明载。但明确记载迁高句丽人于黄土高原是在公元四世纪末，北魏灭后燕。“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魏书》卷二《道武帝纪》)按北魏出兵太行山东始于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这一年北魏袭幽州，围蓟并攻占并州，接着攻中山，降冀州，又次年攻取邺城，三年之间取得了山东，所以迁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徒何高丽杂役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口充京师。这山东六州与历史上通常所指的山东不同，因魏人用兵于后燕，仅据有黄河以北各地，则此山东六州应当在黄河以北，即指太行山东西的中山(司州)、冀州、幽州、平州、并州、雍州(山西长子)，实际上主要是后燕的土地和人口，而后燕京城邺及领土内的高句丽人仍是前燕时掠夺来遗留下来的。这三十六万应为三十六署。(见《魏书·道武帝纪》注，中华书局1974年版)需要说明的是，天兴元年(398)一月迁徙六州吏民等以充京师，当时北魏的京师是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其年七月才由盛乐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但无论是盛乐或是平城均在代北。可能就是这一支高丽人在北魏到西魏时期由山西大同辗转迁移今陕西的富县、洛川、黄陵、永寿一带，与当时这里的鲜卑、匈奴、羌、氐、汉等民族杂居，共同从事着农业生产。
　　黄陵县似先难及等氏的造像碑原竖于西峪村北约50米台地上，当地称“柏树峁”，属子午岭南部的桥山支脉，山峦平缓，植被覆盖率高，南临沮水。山水之间为开阔的河谷平原，宜种小麦，水稻。在古代森林要比今日茂密，宜于各民族的农牧生产。永寿县永泰乡车村，处于永寿黄土梁上，实为子午岭南端延伸之黄土梁，至于这支高丽人具体迁徙路线、人口数量以及去向，尚待进一步研究。
　　3.耀县安里乡韩古村隋代钳耳*(左亻右隽)造像碑
　　陕西省文物普查队于20世纪80年代在耀县漆水河中游韩古村发现钳耳*(左亻右隽)家族佛教造像碑。碑阴：“义女雷明□、义息雷世□、义息同*(左王右帝)像奴、义息似先法达……”似先法达应即高丽人。钳耳*(左亻右隽)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隋初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居住点，提供了重要线索。(陕西省文物普查队《耀县新发现一批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4.西安市灞桥区务庄出土高丽人似先义逸墓志
　　1993年，西安市东郊灞桥区务庄乡出土了一方唐代墓志，缺盖。志正方形，边长88厘米，四周刻兽首人身十二生肖图案。志文行书，凡40行，满行39字。从志文推知墓主人为似先义逸，生于唐贞元十一年(795)，卒于大中四年，年六十五岁④。
　　似先义逸是中晚唐时期的一名宦官，字仁休，祖父似先凤荣是一名处士，父亲是隋州长史似先进。似先义逸事迹新、旧唐书附于顾师邕传上，记述极为简略：“(李)训遣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师干、似先义逸、刘英*(左讠右利)按边。既行，命师邕诏赐六道杀之。会训败，不果。”(《新唐书·顾师邕传》)⑤
　　似先义逸墓志所记载的事实可填补史书之空白。“昔周孝王□□□有酷肖其先者，命为似先氏。其后或居辽东，或迁中部。武德中，右骁卫将军英问，□□命□□□人昭文馆学士谌，鸿胪外卿翰，即其族也。”从墓志可知：①似先氏命名之由来是因酷似其先者；②似先氏或居辽东或迁中部。辽东一是地区名，泛指辽河以东地区，二是郡名，战国时燕置，治所在襄平(今辽阳市)，辖境相当于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历秦、西汉、东汉，至西晋改为国(辽东国)。十六国后燕末地入高句丽。高句丽的都城即今吉林省集安市，称“国内城”。中部是县名，即今陕西黄陵县，这个县从后秦开始设置，隋曾改为内部县，唐武德二年(619)复名中部县，直至1944年，才改中部县为黄陵县。如果说黄陵县西魏大统十四年似先难及等造像碑中所记述的高丽人是个孤证，那么似先义逸墓志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实，至迟到唐代中部县还是高丽人的聚居地；③武德中右骁卫将军似先英问(《通志》卷二九氏族五所载“唐武德中右骁卫大将军似先英间”的“似先英间”误，应为似先英问)以及“□□□人昭文馆学士谌，鸿胪外卿翰”也是高丽人；④似先义逸祖居中部县不是唐初因战争由高丽被迫迁徙而来的高丽人。
　　义逸始为宦官先后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朝，不断擢迁，从掖庭局监作直到封为内常侍。他以中使身份参加过平定昭义军及龙卢军的叛乱，会昌灭佛他也积极参与。在唐文宗时的“甘露之变”中险遭杀害。志云：“文宗有意南陲，命公巡按泾上。不数日而边备修，方欲行城堡校斤候，会京城有变，征还。”“京城有变”指的是“甘露之变”。
　　似先义逸以大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薨于大宁里之私第，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京城之东万年县丰润乡之原。大宁里在长安城朱雀街东第四街从北第二坊，邻近大明宫，是宦官聚居的坊里之一。唐万年县丰润乡即今灞桥区务庄乡境。按似先义逸墓志所载，他的先辈及其五子均有可能葬于此。
　　二、新罗人遗迹
　　1．户县新罗王子台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五鄠县“新罗王子台在县东南六十里。”“县东南六十里”指的是鄠县城东南六十里，东接长安界。唐宋鄠县城即今户县城。实际上城南二十余里即为东西横亘、列为屏障的秦岭，亦称“终南山”，其间山谷绵延，重峦叠嶂，络绎不绝。《长安志》还记述，鄠县东南三十里已是终南山北麓，那里有源于岭脊向北流注渭水的高观(冠)谷，太平谷的谷口。因此户县东南六十里已进入终南山中。那么，为什么在那深林密障、云雾缭绕的山中有新罗王子台呢?新罗王子又是谁呢?《长安志》没有说明，其他史籍也无记载。尔后，新罗王子台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新罗王子台在户县东南六十里只是大概方位和距离，没有详确的地点。《长安志》鄠县下又云：“云际山大定寺在县东南六十里。”那么同一个方位，同一距离是不是新罗王子台就是云际山大定寺呢?《长安志》：“云际山大定寺在县东南六十里，隋仁寿元年置，为居贤捧日寺，本朝(指宋代)太平兴国三年改。”云际山大定寺下的注释是：“寺内有李顺兴先生石记云：顺兴初居长安大统乡昆明池南居贤村，为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村置寺，以居贤人号居贤寺，因名村为居贤村。顺兴自魏武之始隐居北(应为此)山，念持金刚经，聚垒瓦塔以记经数于南北三岭，时称中南仙也。其地旧有寺，周武末寺废，至大业中乃以此地赐驸马都尉吴国公尉迟安为柴庄。安尝见一老人素服谓安曰：此古寺也，何不再葺之。安遂来置寺，因掘地得顺兴石像焉。”《长安志》关于云际山大定寺的注释有漏句(字)和误字。居贤寺在昆明池南，地处平原之上，是李顺兴初居之地。后来李顺兴在终南山隐居，其地旧有寺，隋大业中尉迟安重建，曰居贤捧日寺，宋才改为大定寺。居贤寺在平原之上，居贤捧日寺在终南山中，地分南北，相距有数十里。同样鄠县东南六十里的云际山也是一个笼统的大概方位，也无详确地点。
　　宋嘉祐五年(1060)程明道先生任鄠县主簿时曾从鄠县东南三十里的太平峪入山游云际山，他在《游鄠山诗十二首有序》中是这样说的：“……(二月初吉)明旦入太平谷，憩息于重云下院。自入太子谷山水益奇绝，殆非人境，石道甚峨，下视可悸，往往步乱石间。入长啸洞，过虎溪西南，下至重云转西阁，访凤池，观云顶、凌霄、罗汉三峰，登东岭望大顶积雪，复东北来云际下深涧，白石磷磷于水间，水声清泠可爱，坐石掬水，恋恋不能去者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俟日初上，西望药山，北眺大顶，千峰万峦，目极无际，下山缘东涧渡横桥，复憩于重云下院，出谷游太平宫故基而归……”程明道先生的《游鄠诗》十二首之一，《云际山》是这样描写的：“南药东边白阁西，登临身共白云齐。上方顶上朝来望，陡觉群峰四面低。”诗的意境鲜明地显示出云际山“一览众山小”的地理环境。程夫子的游记虽然没有标明他进太平谷之后每个景点的位置与距离，但从他的游程中确认云际山在太平峪之内。既然云际山在县东南六十里的太平谷内，县东南三十里即太平谷谷口，因此云际山当在太平谷口之内约三十里的地方。
　　按地名学规律推论云际寺应在云际山。云际寺是隋唐时代终南山的一座名刹巨寺，不仅有名僧居止，还有粲若群星的诗人们留下的千古名篇。如杜甫、岑参、卢纶、李端等等。但云际寺具体位置史书缺载。释法藏(姓荀氏、颍川颍阴人，是隋唐时著名的三个法藏之一，称终南法藏)于贞观二年终于鄠县观台，因殓武子塠南云际寺。武子塠在哪里?史亦无载，唐以后云际寺就隐没在历史的云雾之中。宋《长安志》及程明道游云际山均未述及云际寺，是古寺荒弃了，还是寺名更改了，不得而知。这固然与陵谷变迁，故宫禾黍有关，亦以千百年来明道(程夫子)之后，再无名流深入登览吟咏啸歌于其间，遂致胜迹埋没不彰，而为樵夫牧竖且与丘垤培蝼同类而并视之也。迨至清初，毕沅纂修《关中胜迹图志》卷七：“大定寺在鄠县东南云际山，一名云际寺。”由于该书错讹甚多，故不敢苟同云际寺即宋代的大定寺。民国22年《重修鄠县志》关于云际寺“今不详所在”、“今无知者，或即峪内(太平谷)之东水崖欤!”至于与云际山相邻之其他名胜“今老于山者，亦莫悉其所在”。所幸借助唐贤篇什之助，能若隐若现地看出点云际寺的信息。
　　唐岑参《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诗：
　　昨夜云际宿，旦从西峰回。不见林中僧，微雨潭上来。
　　诸峰皆青翠，秦岭独不开。石鼓有时鸣，秦王安在哉?
　　东南云开处，突兀猕猴台。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
　　喷壁四时雨，傍村终日雷。北瞻长安道，日夕多尘埃。
　　若访张仲蔚，衡门满蒿莱。
　　岑参的这首诗是唐天宝三载出仕前隐居于高冠谷时所作。云际精舍即云际寺，昨夜在云际寺宿，早上从云际寺归高冠隐居住所，因太平峪在高冠峪之西，故云“旦从西峰回”。因寻法澄和尚未遇而回到高冠石淙，石淙为高冠内地名，今不详所在。高冠瀑布在高冠峪口内，今仍为西安近郊胜地。所以从岑参的诗寻味，云际寺在高冠峪口内之西南，大约有不到一天的路程。
　　岑参因隐居高冠谷内，距云际寺不远，除有许多咏高冠谷内的诗篇外，还有《题云际南峰眼(演)上人读经堂》诗：“结宇题三藏，焚香老一峰。云间独坐卧，只对是杉松。”
　　根据史籍所载的蛛丝马迹对户县东南六十里的云际山、云际寺进行了初步实地考察。太平峪东岸有黄崖沟与三桥沟两支流，这两沟的分水岭是万华山(玩花山、宛花山、万花山)，海拔高度约1920米，西北距户县城约30公里(当地群众称六十里是山路和平原路相加的里程)，山顶有佛寺，寺内有“风月楼”。山势极为陡峻，登峰顶有花岗岩石阶约200级，曰“神仙路”，角度可达75度左右，石阶两侧连接铁链的铁桩石孔犹在。石阶旁有铁碑高约70厘米、宽约45厘米，是明代所立。碑额题观音菩萨四字。山顶今悬一铁钟，铁碑与铁钟如新，没有生锈。铁钟上阳文字有“大明国陕西西安府鄠县终南山太平峪古有十八盘西五台万华山观世音菩萨开山僧人大通徒……”从铁碑及铁钟的文字记载中可知明嘉靖年间及明天启五年(1625)有过两次大的修建。天启五年高谦一等集资修补石路“打铁桩四十枝，打铁索四十丈，铸大铁钟……”但是无论是铁钟或铁碑均未记述万华山的历史，在山顶“风月楼”及已毁庙宇的残垣附近均未发现任何唐宋遗物。从考古学角度尚未取得万花山顶的风月楼是云际寺的任何证据。⑥
　　既然新罗王子台与云际寺均位于户县东南六十里，那么新罗王子台是否为云际寺呢?如果是则云际寺有没有新罗王子居止过?据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三国史记》等记载，有唐一代来唐长安质子或宿卫皇宫的新罗王子有几十名，其中如金春秋、金法敏和金彦升后来回到国内还做了新罗国王。有很多新罗王子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如金仁问、金守忠、金昕、金能儒、金义琮等。还有一些新罗王子入唐求法来到长安，如圆测、无相、无漏、地藏、金宪章等，但这些新罗王子其活动地域与户县有关的至今所知只有圆测和慈藏。
　　圆测是新罗国王之孙，贞观年间唐太宗度为僧，住长安元法寺。玄奘法师由印度回长安后，圆测曾参与玄奘法师的译经工作，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法师性乐山水，往依终南山云际寺，又去寺三十余里，闲居一所静志八年。”后来又返回西明寺(《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舍利塔铭并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新罗善德王七年，新罗国慈藏率弟子僧实等十余人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敕使抚慰并安置于胜光寺别院(遗址在今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南门之内，地面之上已无遗存)，厚赐殊供。慈藏在这里为人受戒祈福，日以千计。后表请入终南山云际寺，居住长达三年之久。
　　慈藏为什么不住京寺而要隐于深山老林之云际寺呢?而且他还不住在云际寺内而是在寺之东崖架屋而居呢?京寺繁杂固其原因之一，但还得从慈藏的出身经历信念说起。慈藏俗姓金，父亲名武林，官至苏判异，属真骨品，位既高又清要，但以无后嗣为忧。后来生慈藏，初名善宗郎。会双亲亡故，转念世华，深悟万象之无常，终归空寂。于是捐舍妻、子及第宅田园立亢宁寺，而自己则投身林壑，独处幽险，不避虎狼，粗服草履，习定行禅。又作小室，四壁周布棘刺，然后裸身直坐其中，复又悬发于梁，以防睡盹。“吾宁一日持戒而死，不愿百年破戒而生。”就这样他坚持苦修苦练于林岩之间。后感天人来授五戒，并嘱其以此利益众生，慈藏则出山为国中士女遍受五戒。当他得到善德王的允诺，于是率僧实等一行入唐到长安研习戒律，其时律宗大师道宣及其南山律宗的祖庭就在终南山净业寺、丰德寺。因此，慈藏就选择距净业寺较近的云际寺之东崖修习戒律。居三年，再入长安，又蒙敕慰，赐绢二百匹。贞观十七年(643)，本国善德王请其归国，“诏许，引入宫，赐绢一领，杂*(左纟右采)五百端，东宫亦赐绢二百端，又多礼贶。(慈)藏以本朝经像未充，乞赍藏经一部，泊诸幡幛衣盖堪为福利者，皆载之。既至，举国欣迎。命住芬皇寺。……敕(慈)藏为大国统，凡僧尼一切规猷，总委僧统主之”。(《三国遗事·慈藏定律》)后来在慈藏的建议下新罗服华衣冠，奉唐正朔，这说明慈藏不仅对发展健全新罗的佛教作出丰功伟绩，而且对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以及政治、外交之敦睦也作出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海东孔子”。可能圆测、慈藏所居之云际寺东崖，被人称为“新罗王子台”。
　　2.新罗“海东华严初祖”义湘入唐求法的至相寺
　　新罗国僧义湘，俗姓朴，鸡林府人，与元晓法师结伴入唐，有难而返。后又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附商船到山东半岛的登州，乃径趋长安。元晓就玄奘法师受学，义湘在长安终南山至相寺就智俨三藏综习“华严经”，其时与康藏(即康法藏，或称法藏)同学⑦。
　　至相寺创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约在开皇十五年以前，即595年以前)。智俨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义湘学成归新罗后常住太伯山浮石寺，学徒云集，为新罗文武王所重，被誉为“海东华严初祖”。后来法藏寄义湘书中说：“是知如来灭后，光辉佛日，再转法轮，令法久住者，其唯法师矣!”可谓赞誉备至。
　　至相大师智俨之两大高足，法藏为西域康国人，义湘为海东新罗人。其后法藏在华被推为华严三祖，而义湘是为海东初祖。虽“云烟万里，海陆千重”，法藏与义湘之间犹相互投赠，堪为至相寺佳话。
　　据史籍所载至相寺在终南山楩梓谷西坡，楩梓谷在哪里?千多年来沧桑之变，所谓“日月星辰之变，终古而不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自序》)。至相寺、楩梓谷几不知所在。清嘉庆十七年的《长安县志·山川志》对楩梓谷的所在已无所指，该志的《寺观志》仅记载百塔寺，已无至相寺之名。民国纂修之《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也仅记载国清禅寺在石鳖峪内，实际上位于天子峪西坡的国清禅寺自清末直至1965年曾不断出土佛寺贵重文物，但没有任何文物说明国清禅寺就是至相寺。1995年5月28日，笔者在国清禅寺后一土洞内目睹一通《大唐云骑尉卫君故夫人刘氏□铭》，墓志系天子峪内出土。志载刘氏彭城人，曾祖玮，周甘州刺史，祖弥，益州邳县令，父安，宣州录事参军。永徽二年(651)四月八日，刘氏卒于雍州长安县崇贤里之私第，年仅十四岁。其月十三日，窆于终南山楩梓之谷。据此墓志可以认定天子峪即唐代的楩梓谷。那么位于天子峪西坡的国清禅寺是不是隋唐时期的至相寺呢?1995年11月14日，笔者又目睹同年出土于国清禅寺的唐处士刘宴墓志录文。志载刘宴字伏安，彭城人，显庆六年(661显庆六年二月改为龙朔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于长安县隆政里，年六十一。临终诫子弘满，以至相寺舍身，仍于寺西北营塔，这是因为刘宴夫人王氏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十二月十六日卒，先于至相寺施身为事□，到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十一月二十九日，同建塔于终南之山。刘宴墓志的出土，确证今国清禅寺即隋唐时期的至相寺。
　　至相寺位于天子峪内约3公里的西坡阜上，今属长安区王家庄乡天子峪村。这里本是一个褶皱断块花岗岩山地，因受溪流(天子峪及其支沟)的切割，侵蚀形成面积约1.5平方公里的山间台地，海拔高900米，相对高于天子峪河床200米，高于天子峪谷口约300米。地形稍有倾斜，地表覆盖黄壤，植被茂密，林泉幽静。(见本书第210页)
　　新罗僧来至相寺求法的除义湘外，还有智通，他是至相大师智俨的十圣弟子之一(《法界图记丛髓录》)。无染亦是新罗僧，他于唐穆宗长庆初到至相寺遇说杂花者，后又问道如满，如满佩西江印，为大诗人白居易的空门好友，而应对有惭色曰：“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也。”可见新罗僧无染佛学造诣之高深。
　　3.长安子午谷宾贡进士新罗金可记摩崖石刻
　　子午镇在西安城南30公里，镇西南3公里有子午峪(谷)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子午道北口。入峪口3公里地名拐儿崖，有花岗岩巨石坠入溪畔，巨石上刻有楷体字15行，行约20字，另外还有小字及其他石刻文字。经辨识大字前五行半为唐大诗人杜甫之《玄坛歌赠元逸人》诗。第五行下半行之后是新罗人金可记的事迹。
　　金可记摩崖石刻文字，不见于任何史籍和金石著录或地方志。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与陕西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委会的同仁考察古子午道时首先发现⑧。
　　金可记摩崖刻石文字与《太平广记》卷五一三《金可记》条引《续仙传》略同，且更为简练。⑨《续仙传》载：“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奢华，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于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隐逸之趣。”
　　金可记“宾贡进士”擢第，宾贡进士即“宾庭贡士”，是来自外国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宾庭”。它同来自唐朝太学和州县学的“太学举贤”一起构成唐代科举选官的两种类型。“宾庭”的贡士，大多为外国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贵族子弟，但也有少数平民出身。他们能以科举及第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进入唐都长安的国子太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就读中国典籍，据《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条所记：“贞观五年之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弟子，请入国学。”他们学习期满并考试合格后，参加由礼部侍郎主持的宾贡进士考试。另一途径是宾庭子弟先入唐在地方州县学校学习，通过州县级考试选拔后，由地方长官推荐而参加中央级科举考试。主持贡举考试的礼部侍郎按照宾贡进士的考试成绩，单独录取。由于宾贡进士的名额较少，能够科举及第者，称为“登仙籍”，光宠殊异。唐代宾贡进士最多的是新罗国人。这是因为新罗是“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开元阐化)……是时簦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至今国子监内，独有新罗马道，在四门馆北庭中。”(《东文选》卷47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国子监内有“新罗马道”，由此可见新罗留学生之众。由于史书记载的缺失，金可记是怎么来到长安，是新罗的贵族子弟，抑或是平民出身，是通过国子太学还是唐朝州县长官推荐就不得而知，但从他“博学强记，属文清丽”来看，他的学业造诣还是很高的。“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全唐诗逸卷》录有金可记的《题仙游寺》佚诗两句“波冲乱石长如雨，风激疏松镇似秋。”自然流畅，富有诗情画意。
　　金可记在唐宾贡进士及第后，即在“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隐逸之趣”。三年后又“思归本国，航海而去”。中国诗人章孝标为其饯行赋《送金可纪(记)归新罗》诗：“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鲛室夜眠阴火冷，蜃楼朝泊晚霞深。风高一叶飞鱼背，潮冷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乡。”(《全唐诗》卷五○六，金可纪即金可记。参见徐松《登科记考》中《附考·进士科》考证)但他归新罗不久，复又来华“衣道服，却入终南”。唐宣宗曾“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于大中十二年(858)卒于长安。金可记是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唯一终于唐土的宾贡进士。也是自长庆年间新罗金云卿始登宾贡科至唐末登科58人中唯一终于唐土的人。
　　为什么在子午谷口内有金可记的摩崖刻石呢?金可记的事迹与大诗人杜甫赠元逸人的诗刻在一块(或称一面)大石上。元逸人是唐代著名的文人、道士，在子午谷隐居修道。而金可记也衣道服，却入终南也在子午谷内隐居修炼。再结合拐儿崖附近高崖上仍存留的“万福之地”等石刻题字，传说汉武帝修建的玄都坛就在附近⑩。由此可知唐代子午谷口内是一处著名的道观圣地，金可记就在这里修道，所以才有这块摩崖石刻。这些石刻文字刻于什么时代?刻石的文字内容与《太平广记》所引《续仙传》关于金可记事迹的因袭等问题，由于石刻文字的石质为花岗岩，不易刻出细致清晰的字形，又缺乏史料的征引，故尚不能确定。但从中国道教发展史以及唐长安城失去国都地位之后的历史来看，金可记摩崖刻石应在南宋之前。
　　这块摩崖石刻文字巨石为什么坠于溪流之畔?一说由于地震崩塌坠落；另一说为民国时期修建西安至汉中的公路时炸毁。
　　附一：唐代诗人咏云际寺诗四首
　　卢纶《题云际寺上方诗》
　　松高萝蔓轻，中有石床平。
　　下界水长急，上方灯自明。
　　空门不易启，初地本无程。
　　回步忽山尽，万缘从此生。
　　喻凫《游云际寺诗》
　　涧壑吼风雷，香门绝顶开。
　　阁寒僧不下，钟定虎常来。
　　鸟啄林梢果，鼯跳竹里苔。
　　心源无一事，尘界拟休回。
　　李端《题云际寺准上人房诗》
　　高僧居处自天台，锡杖铜瓶对绿苔。
　　竹卷雨晴春鸟啭，山房日午老人来。
　　园中鹿过椒枝动，潭底龙游水沫开。
　　独夜焚香礼遗像，空林月出始应回。
　　温庭筠《宿云际寺》
　　白盖微云一径深，东峰弟子远相寻。
　　苍苔路熟僧归寺，红叶声乾鹿在林。
　　高阁清香生静境，夜堂疏磬发禅心。
　　自从紫柏岩前别，不见南能直至今。
　　附二：《太平广记》卷五三《金可记》
　　金可记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於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险德，人有所求，初无阻拒。精勤为事，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客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宫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熳，果有五云唳鹤，翔鸾白鹄，笙箫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伏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出《续仙传》
　　附三：
　　章敬寺：元著 法清 觉体
　　至相寺：义湘 无梁 宝壤 孝忠 道亮
　　沣德寺：圆测
　　翠微寺：智仁
　　云际寺：慈藏 圆测
　　津梁寺：圆安
　　玉华寺：神昉
　　附四：卓锡长安佛寺的海东法师
　　荐福寺：慧超 胜庄 (逸名)
　　大兴善寺：安弘 慧超 慧轮
　　保寿寺：玄超
　　广福寺：神行
　　菩提寺：行寂
　　大慈恩寺：神昉 智仁
　　兴唐寺：神行
　　元法寺：圆测
　　日严寺：慧灌
　　清禅寺：玄范
　　云花寺：胜铨
　　青龙寺：慧日 均亮 悟真
　　实际寺：慧灌 崇济
　　弘福寺：慈藏 神昞 智仁
　　普光寺(龙兴寺)：圆测 玄范 云居
　　法海寺：神昉
　　胜光寺：慈藏
　　西明寺：神昉 胜庄 圆测 道证
　　崇福寺：胜庄 胜铨 圆测 孝忠
　　光明寺(大云寺)：智仁
　　大庄严寺：无相
　　附记：本文发表后，2000年于陕西省眉县常兴镇砖厂出土一方《李训夫人王氏墓志》。志载：“王氏，琅玡人，祖孝杰，兵部尚书。王氏适陇西李训。开元二十八载家于岐雍。”“天宝初，有大云寺新罗和上者，崇启道门。夫人礼谒至诚，迴向便为上足。”“天(宝)九载九月九日，迁化于李氏岐山南之别业。”(刘莲芳《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十]2004年)这位新罗和上姓名、法号未载。大云寺是岐州大云寺，还是长安大云寺，亦未指明。按《唐会要》卷四八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大云寺均改为开元寺，何以卒于天宝九载的王氏墓志仍称大云寺呢?
　　(原文载《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
　　①北魏孝明帝元诩神龟三年改为正光元年。
　　②陈根远、罗小幸：《三秦碑刻英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③靳之林：《延安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5期。
　　④马咏钟、张安兴：《唐似先义逸墓志考释》载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三)，1995年。
　　⑤《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详细记载在“甘露之变”前后有关的似先义逸的情节。“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左讠右利)等。李训、郑注因之遣分诣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命翰林学士顾师邕诏书赐六道，使杀之。会训败，六道得诏，皆废不行。”“李训，郑注既诛，召六道巡边使(其中有似先义逸)。田全操忿训、注之谋，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癸未，田全操等乘驿疾驱入金光门，京城讹言有寇至。士民惊噪纵横走。”当时如果不是宰相郑覃、李石镇定，京城将大乱，“是日，坊市恶少年皆衣绯皂，持弓刀北望，见皇城门闭，即欲剽掠。”“时两省(中书省、门下省)官应入直者，皆与其家辞决。”
　　⑥云际寺究竟在太平峪什么地方。有学者认为在黄龙寺。2004年6月21日22日，笔者应户县文教局的邀请，考察了太平峪内、东柿(寺)场，据群众传说为宋大定寺遗址。在此拣到一莲花纹瓦当(唐代)。22日又考察黄龙寺，遗址为坐西面东的三个小坪。东坪之东有一孤立巨石，有人指为云际寺“东*(上山下咢)”。寺西南500米有一终年积水的“凤池”。云际寺地望尚待进一步研究。
　　⑦《唐贤首国师墨宝跋》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李之勤：《再论子午道的路线和改线问题》载《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
　　⑨《续仙传》三卷，南唐沈汾(玢)撰，收入《正统道藏》。元·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三卷，亦载金可记传，收入《正统道藏》。
　　⑩道教的理想是修炼成仙，为此选择幽远之深山大岳作为修炼之地，故以后亦称为神仙所居之洞天福地。唐宋时期更赋予名山以神秘色彩。许多著名山岳成为道士荟萃之地，如东岳泰山，西岳华山，终南山等，且有道教胜迹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