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像工艺研究——阿富汗斯坦与中亚的雕塑工艺

　　3.11 阿富汗斯坦与中亚的雕塑工艺128
　　中亚绿洲城市的雕塑家似乎借鉴了哈达工匠们的技艺，因为据冯·勒柯克和安德鲁的描述，其雕塑工艺与巴托克(Barthoux)所提供的哈达雕塑体系完全一致。〔1〕
　　安德鲁斯对此曾描述道：
　　在印度西北边疆的广阔地区散布着一些希腊化佛教(Graceo-Buddhist)的石雕遗存，其风格和组合自成体系；在佛教僧团和求法者的努力下，其影响及于整个中亚地区并进入到了印度和中国。至于那些石头较少的地方，石雕艺术不甚发达，取而代之的则是灰泥。然而采用灰泥的原因并不总是由于缺乏石头，以石头较多的呾叉始罗为例，我们发现在其较早的建筑中已经在大量使用灰泥了。不管原因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像临摹绘画一样，旗幡和墙壁上的画是易于携带和复制的。雕塑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原产地取得模具并根据本地的需要用灰泥进行复制显然是首选。这样一方面比较易于按照本地的风格加以变通，另一方面也无需改变原件的基本特征。从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中可以看出，其制模匠和泥匠的技艺是最发达的工艺之一。这里神殿内外曾充斥着贴金的和彩绘的灰泥塑像与装饰物……所用的材料包括釉泥、白石膏以及某种精心配置的糨糊。至于真人大小或更大一些的大型塑像，则首先要用木头或草捆做出毛坯或支架。塑像的外层分别用上好的釉泥“模铸”而成，然后再安装在支架上，支架和外层之间的空隙则用差一些的釉泥填充。在唐代，塑像表层或外层不仅使用精心挑选的上好釉泥，而且其中还掺杂有某种上好的纤维或羊毛；有时这种掺杂比例很大，从而使其具有较高的柔韧性，即使从模子里取出来仍然能根据需要进行弯折。
　　最早的一些泥塑出自尼雅(Niya)和米兰(Miran)；由于这些泥塑里极少甚至没有掺加纤维，所以易碎。这些塑像的面部具有西方人的特征而没有中国影响的痕迹(这一点与同时期即公元3世纪时期的壁画是一致的)。热瓦克(Rawāk)出土的泥塑头像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制作的，其时代可能要晚一些并多少具有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明屋(Ming-oi，即克孜尔，Qizil)大型塑像的各部分也是模制后组合在一起的，甚至其眼珠也是单独嵌入的。
　　［塑像的］面部和手臂从模子里刚取出还是湿的时候可以进行处理，这就使得泥塑艺术具有特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
　　给泥塑上色就像画蛋彩。通常第一层是白色，然后再施加其他颜色。其中可能也使用了各种介质。吐峪沟(Toyuk)塑像上的色彩要比其他地方的更持久，其中显然含有蜡质的介质。这一点和其他一些证据显示了来自西藏的影响，因为那里在早期就有蜡画了。129
　　在诸如公元7世纪左右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之类的汉人墓葬中随葬的人物俑和动物俑中，可以见到一种特殊的模制工艺。该墓群中发现的俑像显然是死者生前周围的随从和奴仆，其中包括骑俑，即身披铠甲、手执长矛、骑乘战马，色彩鲜艳的武士俑，以及男女侍从俑。此外还有代表黄道十二宫的神兽，守卫墓葬的怪兽以及死者的精灵……所有这些俑像都用一种纹理细密、韧性颇佳的釉泥制作，未经烧制，而且采用某种蛋彩画的方式上色。这种塑造工艺方面的贡献曾沿用1000多年而鲜有变化。有两件俑像(Ast.iii 4072-4073)的头部和胸部采用了质地特别细密的釉泥，其表面的坚硬度很类似吐峪沟的那些残俑。
　　除了少数的几件外，几乎所有俑像的色彩都保持原状。唯一的例外是有一种特别红色变成了黑色。〔2〕
　　冯·勒柯克的分析如下：
　　在毁弃的硕尔楚克(Shortschuq)城中，我们挖开了一间显然是工场的屋子并发现了30件泥制模子的残片。〔3〕如果模子破损了，那么就按照原来的样式通过某种工艺流程制作一个新的模具，再像以往那样用新模具继续铸造……这些模子是用泥土制作的，其中掺杂了动物的毛发、植物纤维，有时也有西部地区灰泥中少见的碎麦秆。脸部、手臂和脚等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分别模制的。
　　大型塑像其实是由各部位组合而成，其中不太宽的部分则用同样的材料或一捆芦草填充，然后再在阳光下晒干。塑像的各个部件用一种粗糙的小木楔连接到一起，有时只用草绳系在一起；胳膊等部位是安装上去的，而整个塑像(通常只是半浮雕状)的背部则用一层釉泥抹光，然后再用柽柳楔子固定到寺院的墙壁上。此后将塑像的正面抹平，接缝填好，通体仔细地上一层陶土，然后再敷一层厚厚的灰泥，用水彩描绘并用金箔贴金。金箔被裁成小方块贴上去，并衬以黑彩或漂亮而透明的紫红色……鉴于金饰会显得突出和醒目，许多特别珍贵的塑像都首选它们进行装饰并使用一种非常坚固的粘合剂(可能是釉泥)，然后再在上面贴小金箔块和描绘；金箔的边边角角也都加以描绘，而浮雕上的金饰则用玉石或类似的东西精心地打磨。我们只在高昌废墟B中发现有使用此种工艺流程的证据。〔4〕130
　　〔1〕Barthoux，K.(巴托克)，Les Fouilles de Hadda.(《哈达的发掘》)vol.III，pp.7-8.
　　〔2〕Andrews，F.H.(安德鲁斯)，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AnhquitiesRecoverad by Sir Aurel Scein During His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Kansu and Eastern Iran in the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Museum.(《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藏奥瑞尔·斯坦因爵士中亚、甘肃和东伊朗探险所获古物题解》)New Delhi，1935，pp.1214.
　　〔3〕在柏林用其中的一些模子铸造的塑像已经在他所著的《新画作》中刊布，I，pls 5 and 6.
　　〔4〕Le Coq，A.von(勒柯克)，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中国突厥斯坦的地下宝藏》)p.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