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长安县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一
　　陕西西安在隋唐时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集中地。所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在这里多次发现过隋唐时遗存下来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这是古代中国和波斯交往的实物证据之一。
　　近几年，在陕西长安、耀县又出土了两批波斯银币。现报道如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长安县王家庄公社天子峪国清禅寺附近的残舍利塔内发现一件白瓷钵，高13、口径14.5厘米，内装骨灰和大小套装的两个银盒及一个小金盒。较大的银盒高5、口径5.5厘米(图一，3)，内装小银盒和七枚波斯萨珊朝银币。小银盒高2、口径2.6厘米(图一，2)，其内套装的小金盒高1、又口径1.1厘米，重9.7克(图一，1)。
　　长安县天子峪，离现在西安城约四十余公里。隋唐时称“梗梓谷”或“便子谷”，以后讹为“天子峪”。在隋唐时峪内西坡曾有一处著名寺院，．名至相寺。《续高僧传》卷三七《释普安传》云：“周氏灭法，栖隐于终南山之梗梓峪西坡”。“大业五年十一月五日，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遗骸于终南山起塔，在至相寺之侧矣。”①隋大业五年为609年。陆增祥《金石续编》卷三记王摩侯《舍利塔记》云：“大隋大业五年岁次己巳正月己已朔二十日，京兆郡大兴县御肃乡便子谷至相道场，建立舍利佛塔，弟子王摩侯供养。”唐《梁师亮墓志》亦云：“即以万岁通天二年二月六日，葬雍州城终南山至相寺梗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②万岁通天二年为697年。唐大历六年(771年)，在峪口外以西处(即信行禅师塔院旧址)，始建白塔寺，至今犹存。
　　一九二〇年左右，在天子峪西坡出土了一批唐代泥佛像，据铭文为至相寺比丘法津在永徽元年(650年)所造。③据今天子峪居民反映，这批永徽比丘法津泥佛像，就是在国清禅寺附近出土的。发现波斯银币的舍利塔即在峪内约三公里的西坡的半山腰上，离清代修建的国清禅寺南约百米处。塔为五层砖塔，高约五米，塔基为正方形，每边长一百五十厘米。在塔的第三层中间有砖砌的一个竖穴洞，内装白瓷钵，上面原有鎏金莲花瓣形饰物，现已遗失。钵内装有骨灰、金盒、银盒和七枚波斯银币。从拆下的塔砖观察，砖上印斜绳纹，较为厚重。这类砖多见于西安地区天宝以前的唐墓中。白瓷钵也颇类出土的隋或初唐的瓷钵。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此塔或应是唐代天宝以前梗梓峪至相寺僧人的舍利塔。
　　另一处是一九六九年四月，陕西耀县照金公社寺坪大队社员在村中平整土地时，于距地面深二米处发现一座舍利塔基，内有置放塔铭的石函(图二)。石函的四周及盖上均有长条形或方形的护石包裹，周围又砌有砖墙。石函高119，长、宽各103厘米。函盖高52厘米，盖面上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函盖的侧面有线刻的飞天、花草(图三)；函座中间有深33、宽46.5厘米的方形竖穴函洞，近盖处还有深10、宽52.5厘米的正方形的二层台，为放置塔铭的地方。函座四周刻有“舍利弗”、“大迦叶”、“阿难”、“大目楗连”以及东南西北四天王和力士等图像(图四)。塔铭放置在石函内，高10，长、宽各51.5厘米，铭十二行，行十二字(图五)，记年为隋仁寿四年(604年)四月八日。在塔铭下的函洞内，放有涂金盝顶铜盒一件，高15厘米，内装骨灰、舍利子三枚、隋五株铜钱廿七枚(图八)、金环一件、银环九件、玉环一件(图七)等。就是在这一铜盒中，还装有三枚波斯萨珊朝银币。此外，函内还放置有圆铜蓝盒一件，高5.2、口径7.9厘米，内装着头发。涂金方铜盒一件，高8厘米(图六)，内放绿色玻璃瓶一件，瓶高5.8、口径1.2厘米，内装着淡红色的浓稠状液体。铜瓶一件，喇叭形侈口，细颈鼓腹，圈足，颈部有絃纹十二道，高21厘米，内装骨灰。此外，还出土有玛瑙器一件，高2、底径1.8厘米。月牙形铜饰物四件，长10.2厘米。铜簪一件，长8.2厘米。铜锥一件，长11.9厘米。铜小刀二件，一长7、一长5.5厘米。以及料珠二件、料块一件、残玉簪一件和残水晶饰一件。
　　耀县照金公社寺坪，距县城西北约五十公里张阁老崖下的田峪内，为桥山余脉的丛峰环抱。村中地面，至今还遗存不少已经残破的石刻佛像和像座。据塔铭可知此地为隋神德寺遗址所在地。据《广弘明集》卷一九记，隋文帝杨坚在仁寿元年、二年、四年，曾将婆罗门沙门所赠之舍利，分别送至全国各大州，建造舍利塔。《续高僧传》卷三六《释道密传》记：在仁寿元年“前后建塔，百有余所”。据出土的石函盖铭和塔铭，此舍利塔当是仁寿四年隋文帝在宜州宜君县神德寺“奉安舍利”所建的“灵塔”。而奉送舍利至神德寺的是“大德法师、沙门僧晖”④。又《续高僧传》卷二四《释静琳传》云：“仁寿四年，下敕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之神德寺。琳即于此住。”按唐时的华原，即今之耀县。此神德寺，当即塔铭所云的神德寺。
　　二
　　陕西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中发现的七枚波斯银币，其中六枚(图九，1～4、6、7)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的银币相同。⑤银币直径为3.2～3.3厘米，平均重为4.1克，是标准的“德拉麦克”重量。正面和背面的纹饰，均与标准的库思老二世时铸的银币相同。但如仔细审视，则这六枚正、背两面的纹饰及婆罗钵铭文又各有微小的差异。库思老二世(590～628年在位)就是《隋书·西域传》所记的库萨和，他在位时间近四十年之久。当时波斯贸易发达，需要大量货币。据记载，库思老铸银币的地点达一百二十余处。他所铸并留传到后世的波斯银币，也是现在发现萨珊各朝所铸的银币中最多的一种。因而，长安天子峪舍利塔发现的六枚库思老二世银币，可能因铸币的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些差异。
　　另一枚银币(图九，5)，应为萨珊朝布纶女王(630～631年在位)时的铸币。据波普主编的《波斯美术综述》(新版)卷二所记：“萨珊王朝最后几个王的钱币几乎都是仿库思老二世的样式。”“这些钱币大都罕见，典型标本有荷尔马德五世(Hormard Ⅴ)、布纶女王(Queen Buran)、卡瓦德二世(Kavadk Ⅱ)、阿尔达希三世(Ardashir Ⅲ)，以及六五一年被杀的萨珊王朝最后一个王伊嗣侯三世(Yazdijird Ⅲ)等银币。”发现的这枚银币与波普主编《波斯美术综述》(新版)第七卷第二百五十二页图版M布纶女皇时铸的标准银币(该书仅有银币的正面照片)完全相同。按萨珊朝自六二七年库思老二世被杀后，发生互争王位的内战，此后四年(628～632年)内，先后换了八个国王或女王，布纶女王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枚布纶女王的银币大抵与库思老二世银币式样相同。正面为布纶女王的半身右侧像，王冠作半圆球形，冠底有联珠两列，四周插有饰物。冠顶有两翅膀(袄教中屠龙之神未康什加那的象征)，两翅之间夹有新月，新月托一球形物。左肩和胸前垂着长长的两条辫发。圆领衣、胸前横饰缨珞二串。婆罗钵铭文即在王像的两侧。背面纹饰与库思老二世银币背面的纹饰几乎相同，区别之处仅在于两祭师所戴的冠式，布纶女王的是一长形的两侧有饰物的形状，而库斯老二世是两侧翘起的半月形。铭文在祭坛及祭师的两侧，据夏鼐先生的考释，左为“一”字，即为“元年”之意，知其铸于六三〇年。右侧铸币地点的字样，摩根释为SD(见摩根：《东方古币手册》第二百九十八至三百页)。但是应依倭尔克的解释，SD与SK通用，是萨卡斯坦(Sakastan)的简写。这枚银币可以确定其铸造年代为六三〇年，传入中国当在六三〇年(贞观四年)之后，从而可以判断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的建造时间当在贞观四年以后至天宝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内。
　　布纶女王在位仅一年多，并且是内乱外患交加的时期，所以她的铸币数量本来就不多，遗存下来的也就更少。在中国的发现是首次，较为罕见。不过，它出自于唐代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安附近，也绝不是偶然的。当时中亚和西域的商人集聚在长安，西市就住了不少波斯商人。在长安城中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均设有波斯人所信仰的火袄教寺院。⑥而在中外驰名的“丝绸之路”上，中国和波斯的使臣和商人，数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往来着，互相交换着彼此国家的物产。因此数量较少的布纶女皇的银币完全是有可能通过两国的使臣或商人传到长安来的。
　　耀县照金公社寺坪隋舍利塔中出土的三枚波斯银币，其中一枚(耀1，图九，8)系库思老一世(531～579年在位)时所铸，与一九五六年秋在河南陕县隋墓中出土的库思老一世银币相同。⑦库思老一世在位四十八年，铸币地点达八、九十处之多，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多，在中国新疆的乌恰、吐鲁番及河南的陕县等地均有发现。另外两枚银币(耀2、耀3，图九，9、1)是卑路斯王(457～483年在位)和卡瓦德一世(488～532年在位)时的铸币。这两枚银币背面的纹饰基本相同，火焰两侧右边是新月，但是左边不同，一枚为五角星，另一枚为六角星。耀3号银币的纹饰与一九五七年四月陕西长安县张家坡410号墓发现的卑路斯银币以及一九五六年青海西宁出土的卑路斯B型银币的纹饰相同。⑧两枚银币背面，两祭司戴的冠帽均顶出银币纹饰的圆框外，这是卑路斯至卡瓦德一世时期的银币背面纹饰的一个特征。耀2号银币正面王者像所戴的王冠后部有雉堞形饰物；冠顶和前部都有新月各一，冠顶之新月还顶有一圆球。圆球两侧各有飘起的带状物。圆框外的左右两侧及下方有新月，或新月抱星。耀3号银币正面王冠后部没有雉堞形饰物，却换成一对翅翼。据此可以判断，耀2号应为卡瓦德一世银币，耀3号应为卑路斯B型银币。⑨此枚卡瓦德一世银币的中部和外框四周均有穿孔(可能是后人所加)。正面王像的圆框外有新月和六角星，这是萨珊朝后期银币的特征，开始于卡瓦德一世后期。这三种银币的铸造年份都在隋仁寿四年(604年)以前，它们被放入仁寿四年舍利塔的塔基中，自然不足为怪。⑩
　　三
　　长安县天子峪和耀县寺坪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的银币，不仅增加了人们对波斯古钱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人们对于隋唐时期中国和波斯友好交往的认识。综观一九四九年十月后中国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地点，在西北地区通往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出土最多。(11)如新疆的乌恰和吐鲁番、青海的西宁等地。在南方，距离中西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广州不远的英德县也有发现。此外，就是唐代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两京附近的地方，如陕西的耀县和河南的陕县等地也有出土。这是符合隋唐时中西交通和商贸往来的历史的。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有世界上较为罕见的布纶女王时所铸的银币，它更进一步证明了古代中国和波斯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为中西交通史又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夏鼐先生附记：
　　这次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前面的发现简报中已作详细介绍。现在只对于各枚银币背面铭文的考释，略作补充的说明。
　　萨珊朝中期以后的银币，在背面的侧面铸有铸造年代和地点的铭文，是用婆罗缽字体的波斯文写的。铸造地点一段是采用地名开端的两三字母作为简写。现将这十枚分别考释，列表如下：
　　关于这些银币铸造年代和地点在历史研究上的意义，我已经另写《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将在《考古学报》一九七四年第一期中发表。这里不再赘述了。
　　(此文与朱捷元合作，原载《考古》1974年第2期)
　　① 有关隋唐至相寺的记载，还见《续高僧传》卷一一《释道宗传》、《释吉藏传》，卷三一《释宏智传》等。
　　② 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二。
　　③ 陈直：《西安出土隋唐泥佛象通考》，《现代佛学》1963年第3期。文中把唐大历六年在便子谷口西所建之白塔寺与至相寺误为一处。又云，这批泥佛像出土于“西安城南约五十里之白塔寺后院废墟中”，此说亦误。据笔者现场调查，实出土于天子峪内国清禅寺附近。国清禅寺即为隋唐时的至相寺旧址所在。
　　④ 与此相似的唐代舍利石函，还有甘肃泾川县发现的唐代舍利石函，参见《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年第3期。
　　⑤ 有关一九五五年之发现，参见夏鼎《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⑥ 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⑦ 参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⑧ 参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⑨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⑩ 这种在舍利塔基中的石函里放置波斯萨珊朝银币的例子，还有河北定县出土的北魏石函，内有四十一枚波斯银币，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的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第5期。
　　(11) 夏鼎：《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载作者《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