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先秦史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之基石，向来都有学者对先秦史中之“神话”多采怀疑态度，所以反对纳入正史，因此要撰本论题更难。中西文化交流史，即包括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按逻辑：全部真，则部分真；部分真，则全部不定。换句话说：中印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中印文化交流自先秦以来均可分陆、海两方面来说。
　　(一)中印、中西文化交流中之“中”的界定：可分广义与狭义两方面来说。所谓广义是指整个华夏文化而言，包括炎、黄二帝及蚩尤之子孙；所谓狭义乃是指早期之炎黄子孙，由游牧转为农耕之先民。就此而言，广义的“中”，包括先后在中亚殖民的各部族，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应当是炎、黄子孙；所以先秦至现代在中亚相互角逐的都是兄弟民族之倪墙之战。中国境内的人骨化石同源于蒙古人种，晚期智人人种即是我们的直系祖先。文化进入了旧石器时期，①也许就是炎黄的时代。狭义的“中”多指早期民族子孙首先由游牧变成农耕，建立中原政权，成为汉民族。他们所形成之定居文化，称之为中原文化；所建立之政权，称为中原王朝。所谓“中原”也只是相对边疆游牧的兄弟民族而言。
　　(二)西域是中西、中印陆上文化交流之重镇。在中国先秦文化史料中之《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山海经》等都曾提到，大都可与现今地理位置相对应。②但中国正史之史学家都持保留态度，不愿积极地肯定，反倒是研究文化、宗教史的学者虽也视为神话，但亦认为“有所本”。例如徐亮之先生就曾说：“地下史料与神话史料走向必能交叉：历史乃神话之本质，神话乃历史之夸张。”③张星烺亦说：“黄帝时代，黄帝为游牧民族，亦如成吉思汗能征服欧亚，黄帝西来有何不可能?”④其实华夏草原的兄弟民族先后经不同途径早已到达中亚殖民，何止成吉思汗而已!
　　(三)治先秦史的学者，对三皇五帝也是表示存疑的；即使认为有黄帝之名，其实是帝喾、舜、帝俊，四者只是同一人而已，并举有六大证明。⑤但是要把先秦历史文献厘清，黄帝、穆天子及西王母诸疑案，仍是论证困难，各持一说；要从地下找出印证至今尚未发现。从古文献论证，是从因求果的方法；从地下发掘求证古文献，才是从果求因，较有说服力。根据因果律：“从因求果，未必真；从果求因，必然真。”既然，从地下尚未发掘，或不可能发掘，以印证古文献所说之真假。我们不妨以“中国民族发展之史事”来作反证先秦史文献所说之可能性。也许我们仍不能证明三皇五帝是存在之具体人物；但可证明有其类似之时代存在。
　　(四)在前(一)段已指出华夏民族之先民，尤其指北方草原部族，无论经北方草原，经阿尔泰山北麓，到天山南北道，或经河西走廊到中亚，除了汉唐之盛世，中国的中原政府掌握实际主权外，其他时期几乎都是他们的逐鹿场。直到唐玄宗晚年与大食在怛罗斯战败，西亚才有现代西亚及东方突厥民族之角逐。所谓先秦时的塞西安人是西亚原生族，可能也有印欧血统，也只是占有短暂一席之地，其中理由何在?
　　据我们所了解的印度民族史，奥族人(Australoid)、荼卢毘人(Dravidian)、雅利安(Aryan)人都是印欧民族之分支，他们源于高加索，一向在西亚草原，经开布尔隘口，以游牧生活进入印度河流域，即今巴基斯坦地区。其向西一支，沿着匈奴阿特拉大帝与元蒙征西路线，向西进入东欧。牧民顺着草原、平原发展是很自然的事；如向东发展，则受葱岭高原所阻，无论在地形、气候上，东进都比较困难。
　　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沿着草原向阿尔泰山北麓一带，牧民很自然地进入天山南北草原内陆。牧民部落之间之争战往往非常残酷，败的一方则经内蒙阴山山脉到达河西走廊，如遇强敌再西迁到西域，所以河西走廊几乎是草原民族西迁中亚之中途站。甚至西羌、吐蕃，北接河西走廊，西接天山南路和阗，中唐以后，也是逐鹿中原的主角之一。
　　基于以上所述，华夏文化与西域之关系极为深厚，在陆路成为中印文化交流之关键所在；而且，印度早期殖民之奥族，由于渔牧族长于海上活动，沿着印度洋、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途经各岛屿，即与我国南方边境接触。有考古资料足以证明，中印在先秦前已有海路上之文化交流，以下我们将依次说明。
　　①《中国通史》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3-34页。
　　②《中国文明史》之《先秦时期》下册，台北地球出版社，第1063-1065页。
　　③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台湾华正书局，1979年出版，第15页。
　　④张星烺撰、杨家骆主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第12-14页。
　　⑤沈海波《山海经考》，大陆文汇出版社，第218-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