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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晋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敦煌经济与文化

作者：《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

　　西晋王朝对敦煌郡县又作了一番调整，将冥安、渊泉两县分别改名为宜安、深泉，将西汉时就已设立，原属酒泉郡的乾齐县改隶于敦煌郡，同时还另外增设了昌蒲县。这样，西晋前期敦煌郡的辖境大体包括了今敦煌市、安西县，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部和玉门市的西部地区，比两汉时增大了一些。但是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西晋将位于敦煌郡东境的宜禾、冥安、深泉、广至等县分出，另行设置了晋昌郡，使西晋后期的敦煌郡仅有昌蒲、敦煌、龙勒、效谷4县，辖区仅及今敦煌市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北部，面积大减。
　　西晋政府领有河西敦煌后，继续沿用曹魏以来的各项政策，使这一地区得以延续魏时的繁荣。随着西晋经营西域活动的展开，敦煌的经济与文化更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随着大量流民纷纷回归故土，西晋时敦煌的人户已达六七千户，虽不及两汉，却远胜于曹魏。人口的增多促成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敦煌郡内已修筑了储存军粮的大型仓城——河仓城，表明当时的农业已有很大进步，可以大规模储粮了。
　　西晋时敦煌商业发展很快，那时在敦煌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原居住于中亚等地的粟特人，他们之中有行商，也有坐贾，行商们将敦煌视为中转站，经由这里更向河西东部甚至中原内地进行贸易。有关这些商人的活动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据研究，写于西晋末年的“粟特文古信札”就记载了粟特商人在敦煌、酒泉、金城、洛阳等地的活动情况，并提到当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自由民有百家之多，说明敦煌此时已逐渐恢复了商业都会的地位。
　　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进步。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文人大量涌入，西晋时的敦煌已拥有了相当厚实的文化基础，出现了许多世族文人。在传统儒学方面最负盛名的是索靖、氾衷、张甝、索*(左纟右上人右下彡)、索永等“敦煌五龙”，内中又尤以索靖更为后世推崇。索靖曾在晋朝任高官司空，著有《索子》、《晋诗》各20卷，他又善草书，撰写了论述草书形体结构的专著《草书状》，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
　　除儒学之外，晋时道教也开始在敦煌流行起来。道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汉代就有一位名叫议(蚁)君的道士被贬斥到了敦煌，但其活动情形已难确考。西晋时有关敦煌道教的材料渐渐多了起来，本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而在敦煌地区规模宏大的魏晋墓葬群中，道教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从中可以找到神仙崇拜、羽化飞升思想的影响。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西晋时的敦煌还接纳了外来文化——佛教文化。敦煌地当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印度与西域高僧东行传法的必经之地。佛教至晚在东汉明帝时就已传入内地，敦煌对佛教也当有所接触，但那时敦煌的居民主要是贫苦的农民和屯戍的士兵，不具备广泛传播佛教的文化基础。魏晋时敦煌的文化积淀已相当深厚，逗留，甚至定居敦煌的西域胡商日益增多，当地人民对佛教信仰的具体内容有了较多了解，这样曹魏末年敦煌地区便出现了最早的传教佛僧。据《高僧传》记载，3世纪中叶，高僧竺高座就曾在敦煌活动，并收竺法护为徒，法护则主要活动于西晋。
　　竺法护本是月氏人，原名昙摩罗刹，“法护”是中土人对他的称呼。他曾游历西域、中原，通晓36国语言，一生致力于西行取经、译经，共译出佛教经典100余部，其中《修行道地经》和《不退转法轮经》等就是太康五年(284年)以后在敦煌译出的，当时敦煌已有许多胡汉僧徒参与协助译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译经团体，法护就是这个团体的中心和领袖，被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
　　协助法护译经的主要弟子是法乘，他曾追随并师事法护，往来于敦煌与长安之间，后来因避难西来，在敦煌定居，并积极建立寺院，开设讲筵，教授僧徒，诲而不倦，为弘扬佛法忘身为道，最终圆寂于敦煌，也是敦煌佛教传播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
　　竺法护，法乘等高僧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佛教在敦煌已十分盛行。那时敦煌佛教的特点是专重译经、诲人知礼，虽尚处于初期阶段，却已为几十年后敦煌成为佛教圣地，创建莫高窟打下了基础。
　　

敦煌史话/《中华文明史话》编委会编著.-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