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丝绸之路，是指中国最早与西方之间政治交往、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陆路通道。这条通道在《汉书·西域传》中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就是汉通西域道。这是一条最长、最壮观的中西交往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因其开始主要以丝绸贸易为媒介，故19世纪70年代著名的德国历史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丝绸之路”这个专用名词，后被广泛使用。丝绸之路在形成过程中，包含着沿路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创造性劳动和历史活动。丝绸之路是中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也是这一地区古代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
　　中国是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中国发明的丝绸又从陆路和海路传到世界各地，从而出现了中国丝绸“衣被天下”的局面，丝绸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中国丝绸最迟是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就传入世界各地，但当时由于生产力和陆海交通均不发达，输出量很少。
　　在西汉以前，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已初步形成。西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及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两次遣张骞出使西域，与中亚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从而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地的联系，促进了这条大通衢的畅通和发展。同时，汉武帝几次派霍去病西征匈奴，设置四郡，开发河西，对丝绸之路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隋唐时期道路运输范围扩大，达到鼎盛景况。此后历代又继续发展，到元代开通亚欧大陆桥，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海运的兴起等原因，丝绸之路的功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朝曾通过丝绸之路多次用兵，保卫中国的边疆、征讨民族分裂势力。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前苏联援华物资曾沿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开通了新亚欧大陆桥，修通和启动了若干条为国际交往服务的铁路、公路和民航运输线。丝绸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沟通了亚、欧、非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成为中国人民同中亚、西亚、欧洲以及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建立了辉煌的功绩。
　　一
　　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豫西山区、关中平原、陇东高原、河西走廊，出玉门、阳关过天山南北到中亚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输出的主要通道，此外还有西南、草原和海洋丝绸之路等，我们这里主要研究的是古代横贯亚洲并联结非洲、欧洲的交通道路，即丝绸之路(或称丝路绿洲道)。
　　研究丝路交通的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更好地开发新的丝绸之路，建设亚欧大陆桥，以适应沿线甚至更远的地区经济、文化及社会文明发展和国际友好往来的需要。
　　记述丝路交通的历史，应先从丝绸说起。缫丝技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伟大发明。根据传说和在“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遗址发现的文化遗物中都表明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就发明了养蚕缫丝。再根据《尚书·禹贡》记载：早在大禹时期，当时九州中的兖、青、徐、扬、荆、豫等州，东至山东半岛，南到江淮流域，都能产丝出帛，缫丝织绸。到战国时期，丝织业已相当发达，那时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泽绚丽、花纹生动多样。当中国人穿着丝绸时，罗马帝国的人们还穿葛着麻。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蚕丝业已比较发达。南北朝时期，养蚕缫丝和织绸业已逐步在江南盛行起来。西南地区丝织产业也比较发达，成都平原是中国蚕丝业发展比较早的地区之一，这里生产的“巴缎”、“蜀锦”，在秦汉时期就已驰名全中国，成都素有“锦都”之称。到了隋唐时期，南方的养蚕织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丝绸织品已能够大量积聚起来。中国丝织业的发展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丝绸贸易的繁荣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丝绸之路的东端，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公元前数十世纪就生产出了人类所喜欢的、易于运输的丝绸。中国古代西北众多的民族在丝绸之路的形成中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活动于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族、乌孙族就曾西迁至中亚地区。月氏和乌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相继从河西向西迁徙，具体线路是沿天山北麓，迁至伊犁河流域及天山西部地区。当时的月氏曾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乌孙虽然人数较月氏少，但张骞在中亚所见到的乌孙已是“控弦者数万”[1]，这两个民族在西迁时，大约人数有数十万之众。这样大量人员的迁徙，不仅带去了东部地区政治、经济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从河西沿天山北麓到天山西部的线路。
　　匈奴的主要活动地域虽然在蒙古高原，但早在汉高祖(公元前206至前195年在位)至汉文帝前四年(公元前176年)，其势力已进入“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2]。张骞出使至西域见到康居(今锡尔河、咸海以北)“东羁事匈奴”[3]，就是说早在张骞通西域前，匈奴势力早已达到今新疆及中亚一带。中亚以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相当一部分人是农业民族，这一带商业贸易早已有发展，与地中海沿岸已有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人把从汉朝及中原所获丝绸大部分运往中亚及其以西，换取匈奴所需物品。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生活中很少需要丝絮，然而对中原丝絮又特别感兴趣，其根本原因就是可把从中原获得的丝絮，贩卖给中亚和伊朗地区。匈奴人在丝路交通上的作用，以后又在突厥人身上得以重演。6世纪中叶，即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突厥族逐渐强大。突厥族与匈奴族一样，也是游牧民族，“食肉饮酪，身衣裘褐”[4]，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狩猎为事，活动于蒙古高原。突厥族从中原获得的丝绸用来与中亚、波斯和其他地区进行交换。公元8～12世纪的回纥、13～14世纪的蒙古族，对发展和进一步开通丝绸之路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因此，中国西北各民族在推动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在丝绸之路的枢纽路段，出现了强大的波斯帝因，其疆域西起地中海东部沿岸，东达印度河，隔帕米尔高原与中国相望。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中原地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建立起了周朝。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正是周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巨大发展变化的时期。丝绸之路东西两头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上的强大、统一，为丝绸之路的形成作了直接的准备，而且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通。
　　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时期。这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东扩，建立了超过波斯帝国版图的亚历山大帝国，再次沟通了地中海东部沿岸与中亚、南亚的联系，使东西文化的交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亚历山大死后，其帝国虽然瓦解，但在帝国境内很快形成了仍占有广大领土的阿萨西斯、塞流西和巴克特利亚王国，中国历史上分别称为安息、条支、大夏王国。在印度，这时也形成了强大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1～前185年)，其疆域包括了除印度半岛南端以外的全部南亚次大陆和阿富汗东南部，这几个国家疆域相连，关系密切，已经把丝绸之路的西部完全联成了一片。
　　公元前4世纪至前1世纪，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公元前4世纪起，战国中的秦国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活动。继秦朝之后，汉朝于公元前3世纪末统一了全国，其势力达到今新疆地区，并于公元前60年列入汉朝版图，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汉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越过帕米尔高原，与中亚、南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连接起来，丝绸之路全线开通。
　　公元1世纪至6世纪是丝绸之路得以巩固和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除了仍存在于波斯高原的安息王国之外，罗马帝国(公元前30年～公元176年)、贵霜王朝(1世纪上半叶～3世纪)相继在丝绸之路的西段和中亚、南亚兴起，中国在经过西汉末年短暂的混乱之后，东汉政权迅速强大。在公元1～2世纪，成为与罗马帝国、安息、贵霜王朝鼎立于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四大强国，为丝绸之路的畅达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在这期间，东汉相继主动派班超、班勇父子，为开拓、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西域奔波30余年，班超还派甘英出使罗马帝国，西至条支(今伊拉克)的波斯湾离地中海东岸达2000公里。
　　从公元3世纪开始，中国中原地区出现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但是由于河西、青海及西域相对平稳，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又都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和交往，所以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的交往并未断绝，特别是丝绸之路枢纽地带的波斯地区，原安息政权崩溃，代之而起的萨珊王朝(公元226～651年)，其势力逐渐扩大到印度河，西部到达两河流域，与罗马帝国接界，完全代替了安息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丝绸之路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对丝路交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隋(公元581～617年)、唐(公元618～907年)两朝，中国由分裂状况实现了大统一，唐朝西部边界达到葱岭以西。唐朝前期，社会财富丰富，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巨大发展，其影响远达中亚、西亚，与印度、南亚诸国、波斯、萨珊王朝及罗马都有直接频繁的交往。这时，虽然罗马帝国早已分裂和灭亡，而拜占庭帝国却雄踞于地中海东岸及小亚细亚，萨珊王朝及中亚诸国与唐朝仍然构成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伙伴，也使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频繁。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强大起来，至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控制了印度河及中亚的广大地区，与唐朝西疆交界。当时唐朝由于“安史之乱”以及吐蕃势力北上，造成西部衰落，但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基础仍然雄厚，北方回纥人的中转作用以及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及其商人们对从事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极大热情，丝路交通仍然十分发达。
　　但至公元9世纪后，由于中国政治进一步混乱，经济衰退，经济、政治中心开始南移，特别是海上贸易有了重大发展，丝路交通逐渐衰落。
　　二
　　丝绸之路，由于沿路各民族的开拓，民族的西迁，中国丝绸的西运，在史前时期，就已开始逐段形成和初步开通。但是在汉代以前东西方的交往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主要途径还是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丝绸之路干道，亦称绿洲丝绸之路全线开通。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丝绸之路干道沿线割据政权林立，线路受阻，今青海境内的吐谷浑道、羌中道等遂为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丝绸之路各条线路畅通，并呈现出繁荣昌盛之势。嗣后，丝绸之路时通时阻，到元代横贯亚欧两大陆，被后人称为亚欧大陆桥，清代形成了“官马西道”。现代铁路、公路交通的兴起和现代丝路交通即新亚欧大陆桥的开拓和建设，均以这条道路为基础。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时，长安为西汉京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丝绸之路开通时应以长安为起点。东汉、魏晋、隋唐时期，洛阳也是封建王朝的京都，随之洛阳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丝绸之路的东起点东移至洛阳。宋、元以后中国的京都在开封和北京，开封、北京成为全国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开封和北京也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但是，长安、洛阳仍是丝绸之路上重要城市，并没有改变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
　　丝绸之路的线路和走向分为东段、中段和西段，各段的具体走向，各个历史时期虽有变化，但是，大的方向都是相同的。
　　丝绸之路东段又有东段陇右道和河西道之分。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汉代，京都在长安(今西安西北)，到中国来的商贾、使者和僧侣，大都以到达长安为目的地。所以丝绸之路的东端一般都从长安算起，东汉、魏、晋直至隋朝，京都移到洛阳，丝绸之路东端也就从洛阳算起了。
　　东段陇右道的西面终点以黄河为界，渡过黄河后到达东段河西道重镇武威，东段陇右道通往河西道重镇武威的线路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线路，是由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过宝鸡(古称虢县)，再沿千水(古称*(左氵中千右干)水)，过陇县(古称汧县)，沿陇山东麓北上，越过六盘山，再从靖远渡过黄河达到武威。这条通道早在秦朝开始就是关中平原与陇东交往的重要线路。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出巡和公元前107年汉武帝的出巡都是走的这条线路，并对这条通道进行过整修。
　　第二条线路，是从长安到陇县，然后西行，从大震关(即陇关在今甘肃境内陇山东麓)，再越陇山，经略阳(今甘肃秦安北)、平襄(今甘肃通渭县城)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地区)，由现在的兰州过黄河到令居，越乌鞘岭到武威或由兰州北行再经今甘肃景泰到今甘肃武威。
　　第三条线路，是由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过陇关，经今甘肃天水(秦汉称上邽，隋唐称秦州)、临洮(狄道)、河州(枹罕)、永靖到今青海西宁，然后过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到东段河西道重镇张掖。这条线路也可在临洮到兰州间与第二条线路合一。
　　第四条线路，是由长安到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渡黄河，向西行到武威，进入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五代时高居诲曾沿该路出使于阗。北宋和尚继业，也经此道到印度。
　　第五条线路，是由长安出发，向西北经咸阳、礼泉、永寿(今陕西永寿西北)、邠县(今陕西彬县)、长武和今甘肃泾川、平凉，至肖关口(今称金佛峡)。从肖关口西逾六盘山(又称都卢山)；下六盘山过宁夏隆德、甘肃静宁、会宁，到安定(即今甘肃定西)，由安定西北行到达金县(今甘肃榆中)；过金县到达兰州，由兰州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
　　在上述五条线路中，从洛阳出发，经渑池、灵宝、潼关、华县到长安一段，长750余里(375公里)，属丝绸之路的东延路段，不称陇右道。
　　丝绸之路东段河西道：河西走廊以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从乌鞘岭(在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算起，西到玉门关，东西长约2000余里(1000余公里)，南北宽约200～400里(100～200公里)。河西走廊南倚祁连山，北面自东向西有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绵延。在南山外有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终年积雪，道路艰险；在北山以外是浩瀚的腾格里和巴丹吉林大沙漠，唯有河西走廊是东西道路交通的孔道。这段道路一般由武威起西行，过骊靬(在今甘肃永昌县城西)、删丹(今甘肃山丹县城)到达觻得(今甘肃张掖西北)是汉唐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贸易地带。由张掖西行至福禄县(今甘肃酒泉市)，这里是接待外国使臣和客商的重要城镇。再往西就是明代修筑的嘉峪关，号称“天下雄关”。出嘉峪关向西北，过玉门(今甘肃玉门市玉门镇)、悬泉，向西到敦煌(今甘肃敦煌西)，由敦煌或向西北出玉门关，或向西南出阳关进入丝绸之路中段。
　　与丝绸之路东段河西道相平行的，还有一条通西域的道路，即汉时的“羌中道”，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道”。这条道路由永靖渡过黄河后，经青海湖北部，沿祁连山的南麓和柴达木盆地北缘，越阿尔金山的噶斯山口(约在今新疆索而库里)直达若羌。这条线路自北魏时起，就成了商贾、僧侣和使者来往于中原和西域的通道之一，直到清初，还在沿线设置卡伦、台站，控制往来青海和新疆交通。这条线路在黄河以东，与陇右南道相接，由河州的河关或临津关、或凤林关过黄河，越抗脊山(即小积石山，又称唐述山)，西行至今青海乐都一带；由乐都沿湟水西行，至今西宁。由西宁西行又有两道：一道过日月山，经青海湖北西行，进入柴达木盆地北缘；另一道过日月山南端山口，由青海湖南部经盐湖西北行，进入柴达木盆地北缘，至阿尔金山噶斯山口(今青海噶斯汗尔西北库布地区)进入若羌与西域南道相接。经扁都口到河西，也是经由这条道路通行的。
　　在今青海境内，还有一条不经西域，直接经西藏到达印度的道路。这条线路的大体走向是：由河州进入今青海后，北上至乐都，沿湟水西行，至青海湖西，向西南行，经今青海都兰、格尔木，越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在西藏境内，经过安多(敢国)、那曲，到达拉萨，再由拉萨西南行，经日喀则，由聂拉木进入尼泊尔。
　　丝绸之路中段又称西域段，它是东以玉门关或阳关为起点，西止葱岭(今新疆西界)的一段。在汉代就是著名的天山以南的南、北两道。天山以北也形成了一条通道，被称为新北道。
　　南道是指昆仑山(又称西域南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之间的东西通道。这条道路东自阳关，西至帕米尔，中间经过的地区由东往西，从阳关出发，经白龙堆沙漠南缘到达古鄯善(今罗卜卓尔)，由鄯善向西南到且末《今新疆且末南》，由且末往西到精绝(在今新疆民丰以北，尼亚河下游)、扜弥(在今新疆于田东)、于阗。于阗是丝绸之路线上的重镇，自古以来就是昆仑山北麓的一个东西方民族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唐代更是交通畅达，经济十分繁荣。它还是西域佛教中心和纺织、手工业中心，养蚕织丝业等都比较发达。于阗是西域南道上的大国，控制着南疆大部分地区，一直到明代通过于阗，由南道进出于中原的商贾、使者仍不绝于途。
　　由于阗向西就是葱岭。由南道登葱岭有两条岔道：一条是经皮山(今新疆皮山一带)、莎车(今新疆莎车，又称叶尔羌)、无雷(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一带)过葱岭；一条是由于阗向西南经子合(又称西夜)、悉居半、朱驹波(在今新疆叶城以南)到竭盘陀(又称竭义，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过葱岭。
　　北道从玉门关向西，沿天山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直达葱岭。经过的地区，从东往西，主要是：西出玉门关、经哈顺沙漠南缘，首先到达今吐鲁番地区。由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南到达危须(今新疆和硕县)、焉耆、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尉犁)。这条线路由东通向焉耆，也有两条通道：一条是由玉门关西行，过莫贺延碛，先至高昌，然后再到焉耆；另一条是由阳关西出，渡白龙堆沙漠，由罗布泊北至焉耆，这条线路又称大碛道。由焉耆西南行，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达于阗的捷径，但路途异常艰险，稍有差失，即有渴死于沙漠的危险。法显就是从焉耆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于阗的。由龟兹往西，沿中线又有两条岔道：一条由龟兹往西，过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出拔达岭(今别叠里山口)到乌孙的首府赤谷城；另一条是由龟兹西南行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越葱岭上的捐毒(今新疆乌恰县一带)、休循(今帕米尔阿赖谷地一带)到大宛。
　　新北道由玉门关西北行，过莫贺延碛到伊吾，经蒲类到北庭，再由北庭西过沙钵城守捉、冯洛守捉、耶勒城守捉、俱六城守捉、轮台县，至弓月城(今新疆霍城一带)，渡伊犁河，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
　　丝绸之路中国境内路段以北，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通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它也由三段组成：第一段，由关中平原北上至塞上大同云中或中受降城。这段线路，是以秦汉时期的驰道、直道、圣人道和隋唐时期发展的关中至夏州，以夏州至塞上大同云中道为基础，在唐代史籍中，称为“阴山道”；第二段，是由塞上至回纥、突厥牙帐的哈剌和林，它的范围辐射到大漠南北的色楞格河(仙俄河)、鄂尔浑河(嗢昆河)、土拉河(独逻河)、叶尼塞河(剑水)、贝加尔湖(小海)、库苏泊(延侄伽水)流域和杭爱山(乌德鞬山)一带。这段道路在唐代史籍中称为“中受降城入鹘道”；漠北诸民族在唐代把这条路又称为“参天可汗道”；第三段，由哈剌和林西去阿尔泰以北，经里海以北的南俄草原，至小亚细亚、地中海。
　　丝绸之路西段的主要线路也分南、北线路：南线与中段(即指今新疆自治区内，下同)南道相接，过葱岭后，或经瓦罕，越兴都库什山，到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由这里向东到罽宾，再向东南达今印度各地；或由帕米尔瓦罕谷地东部南下，由今克什米尔地区沿印度河南下，直到阿拉伯湾，与水路相接；中线与中段北道相接，越葱岭到大宛。大宛是古代中亚的一个大国，自大宛向西北到康居，也是汉代中亚大国。到唐代又有康、米、史、曹、何、安等国，均位于丝绸之路沿线上，这些国家称为“昭武九姓国”。过昭武诸国，到达波斯(今伊朗)。波斯是亚洲的古国，汉代称安息，由波斯再向西行，沿丝绸之路通向罗马帝国；北线与中段新北道相接，由碎叶城向西，过里海北，经地中海到欧洲。这段线路是：由怛罗斯(或塔拉斯)西北行，过咸海北，西涉亦克河(今俄罗斯厄姆巴河)、得嶷河(今俄罗斯的乌拉尔河)、阿拉斯河(今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然后到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三
　　丝绸之路长达万余里，沿途地形复杂，尤其经过戈壁、沙漠、雪山、大河，气候多变，人烟稀少，如果没有一定的管理、维护和保障，绝不可能长期通行。对丝路交通的管理、维护和保障，是通过沿途各国和各地区从国家政治、经济需要出发，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经济行动，客观上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创造了条件。
　　在管理、维护方面，首要的是交通设施，在古代的条件下，一是路，二是驿。丝绸之路沿线的道路畅通、驿站设置等，是与各国政治统一有密切关系，而且交通线路也是随着一个地区的政治统一，一段一段开通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从地中海东岸直到印度河就有了畅达的道路和驿站设施。在波斯帝国全境，“修筑有很好的驿道网，各道(波斯帝国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个道)和苏萨(波斯帝国首府，在今伊朗胡泽斯坦省的卡尔黑河畔迪兹富勒附近)的交通很便利，军队可以沿着这些道路迅速地由这一道调到另一道。从爱琴海沿岸到波斯湾的所谓‘御道’以及从巴比伦、傍比希斯通山(在克尔漫沙赫附近)通至大夏和通向印度边境的驿道上设有军事岗峭，保证行人和商队的安全，并办理驿站的邮递。”[5]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波斯帝国通达的道路网和驿站设施，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开通，创造了条件。
　　随着波斯帝国的衰亡，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兴起，在其东进远征过程中，在沿途重要地区建立许多亚历山大城(约有70～100个以上)，最东边的亚历山大城修在浩罕附近，城内驻扎部队，移居有希腊和马其顿人，他们修筑道路，重视交通，使这些城市成为希腊经济、文化向东方各地传布及其进行贸易、交往的中心。继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罗马帝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交通建设，罗马道路网不仅布满亚平宁半岛，而且另有无数支路通往帝国各行省，并与波斯“御道”相接，在当时就有“条条大道通罗马”之说。
　　从波斯帝国到罗马帝国，他们为了控制其帝国的广大地域，开展经济贸易交流，都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建设，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中亚腹地，道路四通八达，驿站联成一片，客观上开通和发展了丝路交通。阿拉伯倭马亚、阿拔斯王国，也都十分重视境内交通建设。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著《道里邦国志》一书所载，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以首都巴格达为中心，道路四通八达，西可达东罗马各地，东可达印度、中亚及东亚。在这些路途上，都设有供商人、官员休息、换乘的驿站，这本书记载，阿拔斯王朝境内驿站有“930个。”[4]河西地区的月氏、乌孙举族西迁，开通了西域通道；从《史记》所记西域情况可知，早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西域各绿洲就建立了众多“城国”，互相之间交往密切，而且与中亚各国交往频繁。周朝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说。在主要道路上，设有置、遽、市，即不同等级的驿传馆舍，相距30～50里(约15～25公里)。秦朝时，秦始皇实行“车同轨”之措，进行道路建设，修有“驰道”、“直道”。这都为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张骞通西域，特别是第二次出使西域，“将三百人……，马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6]直达中亚各地。为了保障中西道路交通的畅通，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设郡治，筑长城，建城障，起列亭，集交通、食宿、防御为一体；在西域地区驻军屯田，置都护府，管辖交通，对维护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西巡至新秦中(今陕、甘、宁交界地区)，“因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7]。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汉武帝执法之严，是一位十分重视交通建设的皇帝。
　　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繁荣和昌盛，不仅驿道、驿站设施完善，而且还在西域交通要道上驻扎军队，进行屯田备物，供过往商贾、使者食用，并在帕米尔高原设有葱岭守捉，保障交通安全与畅通。从出土文书上可知，唐朝在西域设置了很多驿站，其中有交河、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等等。每个馆都设一名“捉馆官”，负责驿馆供给过往商贾、官员的食宿和牲畜饲料。《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诗中，唐代诗人岑参用诗句对西域驿路做了这样描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经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诗句清楚地反映了唐代西域的驿道畅通，设置完备。但是，丝绸之路所经地域地形复杂，道路艰险。当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后，陆路丝绸之路的地位发生变迁，并开始衰退。元代，虽然成吉思汗拓展了丝路交通，从蒙古汗国各地到欧洲、中亚、西亚许多重要地方，设置驿站，道路四通八达，使者、商贾往来不绝。明代，由于海运兴起而衰退。清代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清军屯驻巴里坤，到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平定了准噶尔，维护了国家统一，巩固了边防，在嘉峪关外设置军台、驿站，将西路驿道，延伸至巴里坤。尽管海运兴起，陆路仍是通往中亚、西亚最捷径之路，因此依然保持着古老纯朴传统，基本上平等互利地进行丝绸贸易。到了19世纪，沙俄相继吞并了哈萨克汗国等中亚国家，至此，开始了中国与沙俄的不平等贸易，中断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传统丝绸贸易。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政府主动中止了某些不平等条约，为扩大中苏交往创造了政治条件。20世纪初，中国开始在这条大道上修建现代公路，至此丝绸之路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丝绸之路长达万余里，所经地形复杂，越高山，过高原和大漠。沿线民族居住区分散，运输的物资品种繁多，为了适应不同气候和地形，因而运输工具也是多样的。
　　在漫长历史岁月中，早期的运输方式只是靠手提、背负、头顶、肩扛，进而用绳拖、用橇载来搬运物品。后来，掌握了驯服和饲养牲畜的方法，逐渐使用畜力，驮运开始出现。自汉通西域后，西域和中亚各种牲畜源源流入中原，骆驼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运输工具。吕光自西域牵回骆驼两万余峰，一时被视为珍品。骆驼多食棘、红柳，能耐饥寒、劳渴，用以度碛。单驼背负300余斤，三五峰至十数峰，组成骆驼队运输物资，在丝绸之路上往来。伴随着运输发展，车的出现是运输工具发生的第一次革命，使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进入了以车代步的新阶段。
　　车，在这里指的是人力车、畜力车，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发明。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根据全国19处先秦遗址，42座墓葬，近百辆车痕，过千件车饰的考查，从坚固、轻巧、快速、平衡、舒适、适用六个方面，论证了商周时期车的制作技艺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到了汉代，车已是陆地上的主要运输工具。汉代车辆大多为两轮车，其制作因不同的用途而异，有的适用载重，有的利于速行，有的轻便舒适，还有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代的车辆种类繁多，有玉辂、乘舆、金根、安车、立车、戎车、耕车、猎车、軿车、青盖车、绿车、皂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载车、导从车等20余种。总起来说，可分为大车、小车、手推车三大类。魏晋之际，在北方牛、马是驱车或驮载主要的运输工具，其次还有驴、骡、骆驼，尤其驴的使用更为普遍。这一时期官民运输，行旅多乘驴、骡车。驴车在民间运输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些地段，如河西凉州等地驴群运输就很普遍。
　　隋唐时期，马多用于单骑或驾车，牛驾车则更为普及，如河西走廊一带的大轱辘车多用牛驾车。丝绸之路沿线经过长期的使用和改善，到了清代道路运输，特别是军粮运输均以车运为主，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左宗棠率7.8万大军进入新疆途中，就是从西北地区调集大量车畜为运力往新疆运粮。据载：仅兰州和肃州间就组织大车2000辆，驴1500头；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间组织官驼3000头，商驼10000头，大车300辆；肃州、古城子间组织大车1000辆；古城子和乌鲁木齐间组织大车500辆，官商驼8000头；巴里坤、齐克胜之间驴1000头；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间组织大车900辆、驼8000头；吐鲁番到南疆前线组织大车300辆、驼8000头，在不足半年的时间内，从甘肃武威、张掖等地运往新疆哈密、巴里坤的军粮达1980万公斤。
　　到19世纪，汽车、蒸汽机车在欧洲出现，运输工具开始发生根本性变革，20世纪初，汽车开始行驶在丝绸之路上。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公路从中原通向古代西域，铁路从中原通向阿拉山口。1990年6月20日，丝绸之路号专列客车驶过阿拉山口车站，标志着一条横贯亚欧大陆新的陆桥运输线贯通，这条中西交往便捷通道从此以崭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到来。
　　自1978年，中共中央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执行以后，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国内和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近年来，中国又提出经济建设战略重点西移的问题，西北各省(区)经济，特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有了较大地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现代世界上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很多，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中亚区域性合作组织，原来只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3国，1992年后又增加了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成员国增加到10个国家。1995年3月14日中亚综合组织首脑会议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召开，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和促进本地区贸易的问题，并签订了过境贸易等协定。中亚各国与中国政治上有较好的稳定关系，经济上有较大的互补性，又有几千年通过丝绸之路交往的传统影响，所以发展经济交往的前景是光明的。同年11月27日，欧洲、地中海27国外长会议商讨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欧盟15国、地中海沿岸12国)的问题。1996年4月间，通过俄中两国领导人会谈，使俄中关系进入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阶段。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5国签署的边疆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增强了5国与毗邻国家的相互信任。为各国间经济交往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也为丝路交通的再度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6年3月，在曼谷召开的亚欧会议提出了建立亚欧新型的伙伴关系，也提出了建立新的亚欧大陆桥的议题，这是发展亚欧新型伙伴关系的具体体现，也给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为此修筑铁路干线，建设复线，大大提高了线路的运输能力，货运量大大增加，形成了从中国东海岸到西欧的鹿特丹新的交通线路。同年5月7日至9日，在中国北京召开的“96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着重研讨了现代亚欧大陆桥交通运输与通信，沿桥地区经济与科技合作的继续发展等问题。与此同时，欧洲联盟和中国于1996年5月7日正式签署了4项合作协议，包括知识产权领域的培训、高等教育和大学合作、奶类行业的技术与商业合作以及水产发展等。新亚欧大陆桥会议在北京召开及欧洲联盟与中国四项合作协议的顺利达成，说明亚欧大陆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亚欧扩大合作中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连接中亚和波斯湾的铁路全线贯通，也有利于发挥现代丝路交通的作用。这条铁路首起伊朗的马什哈德，直至土库曼斯坦的塔詹，途经两国边境的萨拉赫斯，全长295公里(其中165公里在伊朗境内，130公里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它同伊朗境内的铁路相连接，从而使中亚内陆国家通向了波斯湾沿海地区。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在剪彩仪式上说，这条铁路将与亚欧铁路网连接，从而复兴了古老的丝绸之路。他说，“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以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闻名”，随着当今世界通信、公路和铁路的发展，它将不仅有利于世界贸易和互利关系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本地区各国政府增进信任、了解和团结。1996年，从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连云港过境的国际集装箱达12118标准箱，比上年增加了47倍，新亚欧大陆桥国际运输显示了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前景，现代丝路交通将日益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2]《汉书》卷94上《匈奴传》
　　[3]《汉书》卷96上《西域传》
　　[4]宋岘译注《道里帮国志》第163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5]《伊朗史纲》第14页
　　[6]《汉书》卷61《张骞传》
　　[7]《资治通鉴》第2册第665页，中华书局1956年
　　注：本书章后参考文献中，凡属二十四史的书目，均只列出书名，省略其著者、出版者等内容。——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