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交通在唐代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唐王朝曾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其中经由丝绸之路与东西方各地的交往，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当时这条道路，也是经过历代坚苦的斗争才得以维持通畅的。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建立了强大的突厥国，政权设于今蒙古北部的鄂尔浑河流域。它的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辽河上游濒海区)，西至西海(今里海)，南到阿姆河南，北过贝加尔湖。由于内部矛盾，突厥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唐代初年，东突厥军曾打到首都长安附近，而西突厥军则控制着中亚和今天我国新疆一带地方。突厥军不仅完全破坏了中国与西方的交通，而且经常南下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黄河流域人民的安全。唐高祖本已准备迁都，只是由于李世民的建议，才转而采取了积极戒备和奋起抵抗的政策。公元626年八月，唐太宗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便率兵40万进驻长安西侧的渭河便桥北；唐太宗针锋相对，也率兵至便桥南。颉利知唐王朝已有准备，因而请求讲和。唐太宗因为初即帝位，准备不足，同意讲和，送给了颉利可汗许多金帛。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李勣、柴绍等分兵六路出击，突利可汗被迫归降。第二年，又大破突厥军，俘获颉利可汗，将其统治区分设为州，建立都督府，任命归附的突厥贵族为都督。
　　唐太宗初期，西突厥连年内乱，发生分裂。贞观四年(630年)，西突厥所属伊吾(新疆哈密县)七城归附唐朝，在这里设置了伊州。唐又派侯君集攻下高昌，置西州(新疆吐鲁番县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在交河城(吐鲁番县西北)置安西都护府。随着形势的发展，唐终于在显庆二年(657年)击溃西突厥军。第二年，迁安西都护府至龟兹，统辖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苏联吉尔吉斯之托克玛克城附近)四镇，合称“安西四镇”。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于庭州(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各地。自此，天山南北都为唐王朝所控制。“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42)“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43)这些唐人诗句，便描绘的是唐朝将士为恢复丝路交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他们的英雄气概。
　　丝绸之路除汉代所开辟天山以南的南北二路之外，这时都已畅通，南北朝至隋代于天山北部新出现的一条通路，这时也正式开辟，一直通向了安西都护府所辖最西端的碎叶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此道的重要地名便有庭州、轮台(米泉县)、张堡守捉(昌吉县)、叶河守捉(乌苏县)、弓月城(霍城县东)、碎叶等。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和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唐王朝从河西走廊的凉州(甘肃武威市)起，一直到天山南北的各条交通要道上，在凡是名为军、镇、城、守捉的地方，都驻扎了军队。唐玄宗时驻在凉州的河西节度使即管兵7万余人、马1.9万余匹。这些驻军有事作战，无事屯田。驻军、家属、外来客商和当地居民汇集一起，就形成丝绸之路上许多繁华的都市。如“凉州七里十万家”(44)，以及“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45)这些唐人诗句，都反映了当日河西重镇凉州的盛况。据考古实测，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高昌和龟兹等城，遗址范围都很大，当时也都应该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叙述丝绸之路沿线的情况说：“是时(天宝十二年)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陇右道范围中有19个州，60个县以及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安远门后改名开远门，这是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当时从长安直到安西都护府所辖最西端的碎叶城，到处都有人种植桑麻田禾，无比富足。《南部新书》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表明了唐朝统治者对这条道路是多么关心。元稹《西凉伎》中的“开远门前万里堠”，则是举成数而言的。在偏远多沙漠的西北，能出现这许多富庶地区，无疑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存在和中外人民频繁的商业交往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纸张、陶瓷、竹器、漆器、金器、银器等大量运往西方，而西方的驯象、狮子、犀牛、象牙、犀角、骏马、珍珠、沉香、胡椒、玻璃等也为长安增添了光彩。陕西省礼泉县陪葬唐太宗昭陵的郑仁泰墓中，出土有三彩骆驼俑4件，背上铺椭圆形花袋，袋两旁各横置丝绸两卷，表示这是运输丝绸的骆驼队。墓志说郑仁泰的官衔是“故右武威大将军、使持节都凉、甘、肃、伊、瓜、沙六州诸军事……。”此6个州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曾任上述各处地方军政长官的郑仁泰墓中，也特意放入了表现地方色彩的运载丝绸的骆驼俑。
　　一、唐长安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诸国的密切交往
　　隋唐时期把罗马东部帝国称为拂菻或大秦，它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地跨欧亚两洲，是一个著名的文明古国。罗马东部既是东、西商业往还的一个孔道，又处于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因而对沟通欧亚各地的文化交流曾起过很大的桥梁作用。《旧唐书·拂菻传》记载它与中国的通使有五次，并详细记载了罗马东部和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其中说：“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可知这是一个非常富饶美丽的国家。玻璃最早由埃及人发明，后来罗马东部的玻璃制造业大为兴盛，到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直到唐代，玻璃还被视为稀世之物，因而罗马东部将其作为礼品送人。《太平御览》引《玄中记》说：“大秦有五颇黎，红色最贵。”这也就是《旧唐书》中要将罗马东部所献“赤玻璃”加以记载的原因。
　　人们至今仍对古代中国与罗马东部的友谊交往津津乐道，土耳其朋友就指出，伊斯坦布尔城是当时丝绸之路东去的起点，又说伊斯坦布尔东南2100余公里的布尔萨城，由于最早从中国传入蚕桑，盛产丝绸，因而又名丝绸城等。
　　从汉代开始，波斯就与中国密切交往，唐代更有了新的发展。《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这里指的是公元226年波斯人所建立之萨珊王朝，历史上又称新波斯帝国。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康国在今苏联中亚的萨马尔罕一带，突厥可萨部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拂菻即罗马东部。波斯正西及南所临之海，即阿拉伯海的波斯湾和阿曼湾。《旧唐书》又说这个国家有火袄教，男子剪发戴白布帽，衣不开襟，有巾帔。妇女裙衫巾帔，辫发垂后，饰以金银。国中土地宽平，人民兼营农耕和畜牧，有鸟形如橐驼(驼鸟)。又多白马、骏犬，还出产大驴、狮子、白象以及珊瑚、琥珀、玛瑙、火珠、石蜜、千年枣等。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开始，波斯曾多次派遣使臣前来长安通好。在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被大食攻灭之后，波斯王子卑路斯还曾于高宗咸亨年间(670—673年)和武则天景龙二年(708年)前来长安求援，被封为唐王朝的右武卫将军和左威卫将军。他最后便终老于长安。
　　陕西乾县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前的60余尊王宾使臣石雕象中，有许多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装束，可惜人头早已被毁。据《长安志图》记录，原来这些石象背上所刻该人的姓名中，有一个正是“骁卫大将军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这无疑是唐代中波友谊关系的最好物证。
　　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散在各地的波斯王朝贵族还频频以王朝的名义来长安朝贺。据《册府元龟》记载，仅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前来的波斯使者即达十四五次之多。他们来时都带着狮子、豹子、珍珠、犀牛、象等礼物。唐王朝也回赠以绢帛、锦袍、钿带等厚礼。
　　在唐长安的西域人中，波斯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在布政、礼泉、普宁、靖恭、崇化等坊中，都修有作为波斯国教的袄教寺院。礼泉坊另有一所波斯王子卑路斯奏请建立的“波斯萌寺”，必然也是袄教寺。再加上专为波斯人修建的摩尼寺和景教寺院，数字就更大了。有这么多专门为波斯人兴建的寺院，足以表明唐长安城中的波斯人是很多的。
　　《资治通鉴》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有一条记载说：“自吐蕃(今西藏一带)人占领河西走廊等地后，大批西域使者住在长安回不去。当时有4000名这样的人都仰赖唐王朝的供给维持生活；有的居住长安已40余年，娶妻生子，有田宅，“安居不欲归”。唐王朝为减轻负担，提出设法送他们回去；愿意留下的，则应担负一定的职务，“给俸禄，为唐臣”。但结果，“胡客无人愿归者”。他们都被编入神策军中，王子、使者任散兵马使或押牙，其余的为士卒。这些胡客中，应该以波斯人为最多。
　　1955年，西安城西出土《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一方，志文用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合刻。汉文刻的是“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己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婆罗钵文墓志由日本京都大学伊藤义教授翻译为汉文，其中有“这是神策军的骑长之永灵者苏谅家的一员的女儿，王族之永灵者马氏，永灵者的(即祆历的)240年(也就是)唐朝的260年，威光赫赫的常胜的大王之咸通十五年……于26(岁)成为逝世者。她坐的居所(现在)已经同坐和奥赫尔马兹德以及阿迈须拉斯班特诸神于最好的世界……”(46)等话。可知苏谅妻是波斯人，在距离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已经200多年的唐懿宗咸通十五年，也就是公元874年，这块墓志中仍然用祆历纪年，用祆教徒信奉的善神奥赫尔马兹德和阿迈须拉斯班特为死者祝福，表明了波斯人的爱国精神，也表明她家都是祆教徒。这个在神策军中供职的苏谅，应该也是波斯人。
　　在唐王朝任职的波斯人中，以李元谅最为著名。李元谅由于祖先是安息(即波斯)人，所以原来姓安。他小时为宦官骆奉先收养，遂改姓骆，名元光。后成为唐王朝名将，因屡立战功，唐德宗“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改名元谅”(47)李元谅历任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等职。当他节度陇右时治良原(甘肃灵台县西北90里)，《旧唐书》说这里“古城多摧圯，陇东要地。虏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李元谅来后加筑烽火台，整修城墙，在平息朱泚等人的叛乱和抵御吐蕃军对丝路孔道河西走廊的搔扰等事业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62岁时，就死在良原任上。唐德宗对他的去世非常痛心，追赠给他“司空”称号，并因此“废朝三日”。
　　文明古国印度在我国唐代称为天竺，《新唐书》介绍说：“天竺国，汉身毒国也……居葱岭南，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从唐太宗时开始，印度便不断派使臣前来长安。中国的王玄策等人，也曾一再代表唐王朝出使天竺。
　　当时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除走传统的经由河西走廊和新疆翻越葱岭这条路之外，还有沿渭河西行，横过今甘肃，入青海省后西南行前往西藏的一条路，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始称这条路为“吐蕃路”(48)。许多僧人，还有王玄策等使者，都是取道吐蕃路出使印度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王玄策出使天竺时，适逢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逝世，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他当时逃到吐蕃西南部，求四邻各国援救，竟借得吐蕃精兵1200人以及泥婆罗(今尼泊尔)国骑兵7000多。王玄策率领这些士兵反戈一击，大获全胜(49)。这一事实表明，处于吐蕃路上的这些国家，当时都经由这条道路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交往。因此，他们也才能急唐使之难，出兵相助。
　　随着商人的往来，中国的纸张和造纸技术这一时期传到了印度。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也被译成梵文。其他如丝绸、瓷器等传统货品，更成为交换中的大宗。印度的火珠、郁金香、胡椒、菩提树、波罗树等也传到中国。唐太宗还曾专门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法。用印度这一先进技术，熬扬州所产甘蔗，“色味愈西域远甚”(50)。尼婆罗国的波薐菜(菠菜)，这一时期也传到了长安。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盛期，中印两国僧人也频频互访。他们的交往，在彼此的文化史上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从唐初开始，印度僧人即纷至沓来。唐玄宗时期，更形成高潮，如当时在长安创立佛教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名印度僧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其中的不空和尚，北天竺人，十五岁出家，随金刚智来中国。金刚智死后，不空又前往师子国(斯里兰卡)和天竺求经。天宝五载(746年)返回长安，向玄宗“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以及杂珠和白*(左疊右毛)布等(51)。他曾在长安大兴善寺等处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共由梵文译成汉文大乘佛教及密宗经典120余卷。因而他又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一说四大译经家中无不空而有义净)。
　　当时一般中国僧人大都不认识天竺梵文，印度僧人如不空等来长安学习汉语后，对佛经的翻译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空70岁时圆寂。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曾给他以很高的荣誉和奖赏，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和“肃国公”等。因而《高僧传》赞叹：“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正赖有他和其他许多人所完成的这些汉译佛经，印度佛教和其中所保存印度古代的许多神话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某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才得以在中国广泛流传，为中国人民所熟知。
　　中国的玄奘、玄照、义净、慧超等一大批僧人，也不远万里，主要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习。玄奘是其中成就最大、名望最高的一个。唐代那么多僧人，大家唯独给玄奘以“唐僧”的称号，即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二、东西方文化在唐长安的大融合
　　唐代人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又对从丝绸之路传来的新鲜事物，大胆地加以熔铸改造，从而使长安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艺术、体育运动等方面都出现了崭新的、蓬勃发展的形势。
　　1.西方音乐舞蹈在长安的本土化
　　就音乐舞蹈而言，长安除太常寺的太乐署有很多乐工外，位于皇宫的内教坊、位于光宅坊的右教坊和位于长乐坊(后改名延政坊)的左教坊，也有许多乐师和舞蹈人材。唐玄宗还曾亲自给300多名乐工教授音乐。民间的歌舞能手为数更多。唐初在隋宫廷九部乐的基础上，又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增设高昌一部，共为10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可以看出，其中的后八部，都是西方少数民族和外国乐舞。当然就总数量来说，汉民族固有的乐曲仍占多数。但不能不说，外来乐曲已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乐与舞是密切相关而不能分开的。《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龟兹乐舞时的情况说：“龟兹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銙帑、乌皮靴。”所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横笛、箫觱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康国乐工人则是“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者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所用乐器有笛、正鼓、和鼓、铜钹等。《新唐书》更说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这些都表现出鲜明的西方色彩。当时所用西方传来的乐曲，也早已有了长时期广泛流行的历史，“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52)。
　　从初唐开始，许多皇帝都酷好音乐，而西域音乐艺人也接踵来到长安。隋时乐舞大师白明达、安叱奴，入唐后仍得到宠信，二人分别是龟兹和安国(今苏联中亚之布哈拉)人。唐太宗自己也曾制作乐歌和设计舞蹈动作。如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秦王破阵乐》，画出了《破阵乐舞图》，由100余人演出。他们披甲执戟，“发扬蹈厉，声韵慷慨”。在表演中“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53)表现了李世民带兵赴敌时的战阵变化和士卒们英勇杀敌的情景。相传演出中“观者皆扼腕踊跃?”(54)很能鼓舞人心。玄奘在印度时，戒日王便曾询问有关《秦王破阵乐》的情况，足见这是一个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乐舞。
　　玄宗是唐朝皇帝中音乐修养最深韵一个，他善于吹笛，能打羯鼓，会制谱作乐。又由于玄宗曾在皇家梨园教授数百名乐工习艺，以致后世称戏班为“梨园”，将玄宗奉为梨园之祖，并相沿称戏剧艺人为“梨园子弟”。唐玄宗作品中最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便是改编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带来之西域《婆罗门曲》而成的。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说：“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这也是一支影响很大，受人欢迎的乐舞，连鉴赏力很高的白居易都认为“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人们为了渲染这支曲子的美妙，有意给它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说是一个叫罗公远的道人，于中秋之夜取桂树一枝抛向空中，化作一条长长的银桥。他陪伴唐玄宗缘桥步入月宫，但见“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上前问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记其声调。”回来后，玄宗便写出了《霓裳羽衣曲》(55)。这便是杜牧所概括的“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白居易曾在《霓裳羽衣舞歌》中，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这一著名舞蹈的场面说：“舞时寒食春风天，玉钩栏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真可算得绘声、绘影，将这一乐舞所用的乐器、服饰、音乐的动听、舞姿的优美、表演者的神情，都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诗中的“萼绿”、“飞琼”，即萼绿华和许飞琼，是神话传说中两个女仙的名字，这里用以比喻舞女。
　　唐玄宗在刚得到杨贵妃时。进见之日，便“奏霓裳羽衣以导之”。杨贵妃也娴熟这一舞蹈，由于她身体稍胖，一次玄宗翻阅史书，看到汉成帝专门为瘦而轻的宠妃赵飞燕修造了七宝避风台时，便向杨贵妃笑说：“尔则任吹多少!”贵妃随即答道：“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她又曾“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使玄宗大为高兴。(56)
　　安史之乱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又往往联系华清宫和这支著名的乐舞，对唐玄宗后期的昏庸表示惋惜或批评，如白居易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杜牧的“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张继的“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等。
　　《胡旋舞》是玄宗天宝末年传至长安的最流行的舞蹈之一，白居易《胡旋女》诗下自注说：“天宝末，康居国献之。”唐代康居指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昭武九姓之地而言，唐王朝曾于康国置康居羁縻都督府，治所在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城北。从白居易此诗注文知，有一些舞蹈家也来自西域。《胡旋舞》可独舞，也有数人合舞的；有在球上舞的，也有在一块圆毯子上舞的。连杨贵妃和安禄山，也是跳胡旋舞的能手。白居易叙述康居女子跳这一舞蹈时的情景说：“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57)
　　《浑脱舞》又名《苏莫遮》，这本来是西域某些国家与民间节日活动中相配合的音乐和舞蹈，后来又发展成为独立的乐舞。由于在这个节日中人们要互相泼水祝福，因而又名《泼寒胡戏》或《泼胡乞寒之戏》(58)。今天印度、缅甸以及我国云南傣族地区每年的泼水节，大约就是这一古老风俗的延续。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说，这一舞蹈原出伊朗，传至印度、龟兹等地后，才辗转传至长安。据《唐会要》记载，神龙二年(706年)，吕元泰上书说：“比见都邑城市，相率为《浑脱》，骏马胡服，名为《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吕元泰是从反对《浑脱舞》的角度写这一奏章的。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大受欢迎的舞蹈活动，无论京城长安或各地城市，都普遍流行。每次参加的人数很多，可以说是一个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参加者骑骏马着胡服，衣服艳丽，还有鼓乐相伴，场面极其热烈壮观。但多数情况下，似乎都是舞蹈者作为节目演出，张说曾在三首《苏摩遮》诗中描绘道：“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这里点出了《苏莫遮》舞的原产地以及表演的胡人的形象：“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阴气，不虑今年寒不寒!”这里表现了胡人的装束和边歌边舞，并包含有泼水情节或动作的神态：“腊月凝阴积帝台，豪歌急鼓送寒来。油囊取得天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这里说明了举行这一活动的季节，以及在鼓乐中边歌边舞边从油袋中取水泼洒等动作。
　　唐长安的《狮子舞》，既反映了中国人民朝气蓬勃、勤奋勇敢的精神面貌，也是中国与西方人民友谊交往的象征。历史记载，波斯等国曾多次向唐王朝赠送狮子。由于中国人民对它分外地珍爱，不仅将其威武的形象大量用石材雕塑出来，或者阴刻在碑石上，而且编成了舞蹈。据《乐府杂录》记载：“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所奏乐属龟兹部，乐器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羯鼓、鸡娄鼓等。“五方”，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一而又以青、赤、黄、白、黑五色，各代表五方中的一方。《狮子舞》以缀有不同色毛的五头狮子进行组舞，由于这种狮子的个头很大，每条狮腿中都有一名舞者。相传唐代一名原属皇家教坊的乐工，曾作五狮中西方狮子的左腿达30年之久。白居易的《新乐府·西凉伎》在描写狮子舞演出情况时说：“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下坡路，河西走廊一带逐渐为吐蕃军所占领，切断了丝绸之路的交通，因而演员借《狮子舞》演时事，表现了胡人不能返回故乡的苦闷，似乎就连西方来的狮子，也产生了无限的乡愁。《狮子舞》是这样的深入人心，时至今日，它还是我国民间节日中最受欢迎的传统节目之一。
　　乐器中的琵琶、胡笳、觱篥、羯鼓、笛子都由西域传来。当时许多演奏这些外来乐器的著名演员也是西域人。如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中的曹刚，便是西域曹国(苏联中亚撒马尔罕西北)人。曹刚(亦作“纲”)与他的祖父曹保保、父亲曹善才都是琵琶大师。
　　长安也有以声乐驰名的西方表演家，如唐宪宗时的米嘉荣便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据《姓氏辩证》：“米氏，西域米国胡人入中国者，因以为姓。唐有供奉歌者米嘉荣，望出陇西高平。”米国也位于今苏联的撒马尔罕附近。刘禹锡曾在《与歌者米嘉荣》中赞扬他的演出技巧说：“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这些西方乐工在长安表演的节目中，固然有许多西域成分，但随着文化的交流，其中也逐渐更多地增加了汉民族文化的色彩。如李白在听他们吹笛子时就发现：“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愁闻出塞曲，泪满逐臣缨……”(59)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西域乐舞大量传来长安的事实，虽然评价不同。元稹《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火凤》与《春莺啭》都是乐曲名。相传懂音乐的唐高宗，一天清晨听到莺鸣声，便命龟兹乐工白明达谱写出了《春莺啭》一曲。从这首诗，即可见当时西域音乐歌舞在长安、洛阳等地广泛流传的盛况。这些经由丝绸之路传来的乐舞和艺术家的精湛表演，丰富了当时长安人的精神生活，推动了我国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也更进一步促进了中西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2.东西方绘画雕刻艺术在长安的扎根和发展
　　唐人在继承前代绘画成就和汲取外来表现技法的基础上使这一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著名的艺术大师们，都奋笔挥毫，或者歌颂英雄人物，或者反映宫廷生活，或者表现佛教故事，或者描绘壮丽山河，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为长安增色添彩。在谈到外来艺术的影响时，最先要介绍的便是著名画家尉迟乙僧的作品。
　　尉迟乙僧是西域于阗(新疆和田县)国贵族，善画佛像、鬼神、人物、花鸟。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初，由于阗国王推荐来长安任宿卫官，袭封郡王。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他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乙僧的父亲尉迟跋质那在隋朝也是著名画家，人称“大尉迟”，而称他为“小尉迟”。
　　据《西阳杂俎》续集中《寺塔记》载：慈恩寺“塔西面画湿耳师子，仰摹蟠龙，尉迟画。及花子钵、曼殊，皆一时绝妙。”又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说：“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其中“凹凸花”的画法，是用渲染深浅和阴影明暗的笔法变化，使所画莲花等物像突起而富有立体感。这种画法来自印度，早在南北朝时期梁朝的画家张僧繇已有所尝试。到了唐代，这一印度绘画技法就被尉迟乙僧等人，更多地介绍到了长安。
　　盛唐时期的吴道子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集大成的画家，被后世誉为“画圣”。他的作品以佛像和山水等最为著名。佛像画，单就题材说，便是在印度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吴道子与张僧繇属同一流派，注重写意，追求神似，以豪放见长。他善于捕捉事物的特点，所画人物衣带随风飘举，富有质感。而北齐画家曹仲达则笔法稠叠，人物衣服紧窄贴身，体感强烈，北宋郭若虚遂在《图画见闻志》中概括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
　　据古代文献记载，吴道子的画法也深受印度凹凸法的影响。宋米芾《画史》中说：曾见苏轼家“收吴道子画佛及侍者志公十余人，破碎甚。而当面一手，精彩动人。点不加墨，口浅深晕成，故最如活”。又说王防家收有吴道子所画二天王像，“行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圆润；折算方圆，凹凸装色如新”(60)正如近人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诠释的：“口浅深晕成”、“其傅采，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等话表明，大致是“于线条以外，别施彩色，微分浅深：其凸出者施色较浅，凹入之处傅采较深，于是高下分明，自然超出缣素矣。”(61)也如上引米芾《画史》中所评，这是“凹凸装色”法。由于吴道子汲取西域传来的绘画经验，改变了过去一色平涂的办法，而有轻重浓淡的变化，才使人物“有八面”，而极富于立体感的。
　　绘画中也有直接以西域人物为题材的。唐睿宗未当皇帝之前，便曾在长乐驿之东的滋水(灞河)驿站厅堂中，看到西墙上画有一个胡人的头像，他挥笔诙谐地题词说：“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可知是一个深目高鼻的典型西方人的形象。这无疑也是西域人大量往来于长安一带的反映。
　　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唐代雕刻艺术，主要表现在陵墓石刻和寺院佛像两方面。
　　唐代近300年间的21个皇帝(包括武则天)，除末代的昭宗李晔、哀帝柷分别葬于河南和山东省外，其余19个皇帝，都葬于今西安市渭河北岸的18个陵墓中。它们从西而东是乾县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礼泉县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泾阻县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三原县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富平县懿宗李柷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蒲城县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玄宗李隆基的泰陵。其中的献陵、庄陵、端陵、靖陵是用土夯筑成复斗形土冢。其余14陵，则都是依山为陵，将帝王埋葬于山侧开凿的墓室之中。无论是依山为陵或筑土为陵，都十分雄伟高大，因而统称之为“山陵”。在庞大的陵园范围中(从数十里到100余里不等)，除陪葬墓、树木和建筑物外，还有大量的碑刻和石雕艺术品。在现存的陵墓石雕中，以狮子、马和驼鸟最多、最突出，它们最能体现唐代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以乾陵为例，从南门朱雀门外第一对土阙起，向北依次有八棱形华表一对、翼马和朱雀(驼鸟)各一对、石马5对、戴冠着袍持剑的值阁将军石人10对、《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各一通、石坐狮一对，以及参加高宗葬礼的各国家和地区的王宾、特使石刻像61尊(其中便包括前文介绍过的波斯王子卑路斯的石像)。紧靠内城南门外的这对雄狮，蹲坐于石座之上，体形高大、肌肉隆起、颈上鬣毛蓬松拳曲。它前腿直立而双爪微微斜向前方；双耳后贴，口牛张，露出牙齿和正在抬起的舌头，似乎就要吼出声来；它双目圆睁，眼球突起，炯炯有神，凝视着过往的行人，一副威武雄壮的神气。
　　狮子又作“师子”，古代也称为“狻猊”。《后汉书·大秦传》说：“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害。”反映了古代波斯多狮子的情况。元代刘郁《西使记》中也说：“其拔里斯城，狮子雄者，鬃尾如缨拂，能伤人，吼则声从腹中出，马闻之，怖溺血。”丁谦注解说：“拔里寺(斯)，即波刺斯转音。”(62)“波刺斯”，即波斯语波斯国名，又据《册府元龟》、新、旧《唐书》记载，康国、吐火罗、米国、波斯等国家，都曾向唐王朝送狮子，唐皇家禁苑中豢养的狮子，应该便是上述国家带来的礼品。唐代这些栩栩如生的石狮，无疑是工匠们在反复观摩活狮形象的基础上艺术加工而成的。
　　人们都把乾陵前的这对鸵鸟称为“朱雀”，朱雀又名“朱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鸟名。古代天文学家为了观测天象，在黄道带与赤道带的两侧绕天一周，选取了二十八个星官(各由若干颗恒星组成一组)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又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人们把春天黄昏出现在南方的星宿想象为一只鸟的形状，把东方的星宿想象为龙形，西方的为虎形，北方的为龟蛇的形状，合为四方之神。后来道教徒又进一步对其加以神化。当方向与颜色相关的说法流行后，上述四种动物也配上了颜色，成为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合称“四象”。
　　细看乾陵这一对朱雀石雕，的确是鸵鸟的形状，鸵鸟古代作“驼鸟”，因其形似骆驼而得名。又有“大爵(雀)”、“驼蹄鸡”、“安息雀”、“大鸟”等不同的名称。汉、唐时期，波斯等国曾屡次向我国赠送鸵鸟，但名称很不固定，到唐高宗时，《旧唐书》仍记载：“永徽元年(650年)，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63)吐火罗在今阿姆河上游一带。乾陵前的一对朱雀，可能正是根据这次所献鸵鸟的形象雕凿而成的。
　　佛像雕刻无疑是在印度佛教文化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中国艺术家并非简单地模仿，而是不断融入了中国人民的习尚和好恶，因此不同时期的佛像，也就有了不同时期的气质、情趣和特点。例如魏晋时期的长脸秀眉、清癯雅致、神情飘逸以及威严高远的风格，到唐代，则代之以从容丰满、容颜美丽、服饰繁富、慈祥可亲为主的风格。唐代佛像除前文叙述过的陕西麟游县慈禅寺石刻外，彬县大佛寺石刻更为著名。泾河南岸的彬县，是唐代丝绸之路关中北路的必经之地。从大佛寺如今紧靠西兰公路的情景，也可以想见当时这里地处交通要道的重要形势。
　　大佛寺原名庆寿寺，位于彬县城西约20里处的泾河南岸，始建于贞观三年(629年)。如今以大佛窟为中心，在左右岩壁上密布着一个个洞窟佛龛。大佛窟前倚岩石建成砖木结构楼阁三层，高50余米。登临其上，眼前坡原叠翠，泾水如练，在烟霞明灭中的婉蜒大道上，正像古代一样，西去或东来的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当然，今天的交通工具已远非唐人能够想象的了。楼阁后窟内唐刻大佛，石胎薄敷泥彩，迎面高起24米左右。他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上，头发束成螺髻形，大耳方面，坦露前胸，体态丰盈，左手心向下扶膝上，右臂抬起，手向上伸出，无名指微屈向前，满脸自信地在那里讲说着佛经。身后背光即凿刻在石岩上，四周还浮雕着7尊坐佛和19个飞天，刀法流转细腻。
　　大佛两侧侍立菩萨各一尊，高度都在5米左右。这两尊菩萨头戴宝冠，服饰华丽，容态动人，都微微含笑地审视着来人。从刀法的流畅和造型的优美看，菩萨像似乎比大佛更能代表唐人的风格。从大佛西侧拾级而上，进另一门，便到了由四孔石窟组成的“罗汉洞”。窟内除圆雕佛、菩萨像外，还有在岩壁上浮雕的经变故事图以及历代游人题刻。从大佛窟向东，是由三个石窟组成的。“千佛洞”，其中有圆雕佛、菩萨以及浮雕人物画300余幅。
　　在出大佛寺门向西约200米的范围中，沿公路的石岩壁上也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一些佛窟。虽然其中的佛像和摩岩石刻早已风化、损毁，但却大致表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上这座寺院的巨大规模。这是西安附近保存至今的规模最大，也最完整的唐代石窟佛寺。
　　现今屹立在西安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建筑是唐代中外文化艺术交往和当时建筑业高度发展的生动见证。从远处遥望大雁塔整个塔身，庄严大方，气势雄伟；既符合印度佛教建筑形式总的格局，又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物的韵味。
　　位于唐长安荐福寺的佛塔，当时人称“荐福寺塔”，后来人们因其比大雁塔小，也称为“小雁塔”。荐福寺在唐皇城朱雀门南仅隔一坊的开化坊中，而它的塔院却在向南隔街相望的安仁坊中。这是文明元年(684年)，在唐高宗死后100天，睿宗为给高宗“献福”而修的寺院，故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改名“荐福寺”。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年)，才在安仁坊全部用砖砌成高15层的佛塔。
　　在明代，小雁塔曾经经过两次大地震的考验，地震震毁了顶部两层，塔身自上而下被震开一条很宽的裂缝，但它仍然高耸碧空，充分体现了唐代建筑业所达到的高度水平。这其中，应该也借鉴了印度人民修建高层砖塔的经验。
　　解放后又对小雁塔作了大规模的整修和加固：弥合了裂缝、加上了钢箍、修补了塔檐、安装了楼板扶梯；根据整旧如旧的原则，既保持了它原来的风姿，又解决了倾覆之忧。小雁塔顶，也成为一个极好的登眺之处。
　　3.盛行于唐长安的西域马球运动
　　打马球曾经在唐王朝上下、京城内外，风行数百年之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由于这项运动是从波斯传来的，因而又名“波罗球”。当时长安人一般称为“打球”或“击鞠”。
　　解放后，在西安火车站北唐大明宫遗址区，曾出土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乙未年建”等字样的石碑一块，这里应是当年唐皇家举行过很多次马球赛的一个球场。1971年，从陪葬乾陵的章怀太子墓出土打马球壁画一幅。这幅马球图画于墓道西壁上，画中“有二十多匹马，骑马人均着各色窄袖袍，黑靴、戴幞头。打马球者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鞠杖。最南面飞驰的马上坐一人，作回身反手击球状，另一人回头看球。后面的两人作驱马向前抢球之态。其后还有数十骑，有一马奔向山谷，臀部及后蹄露在山外，山顶露出人头和半个马头。最后一骑为枣红马，四蹄腾空，往南驰骋。骑马人着淡绿色袍，红色翻领，面部微红，未持鞠杖，可能是观者。马后为古树和重叠的青山”(64)。那奔驰的骏马以及运动员在马上于驰骋中使用一头弯曲的球杖击球的场面。都为我们了解这一运动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鲜明的形象资料。
　　4.经由丝路东西方文明互相渗透、融合而留给西安的遗存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现存于西安碑林。
　　景教是大秦(罗马东部)基督教中的一个流派，它的创始人聂斯脱里由于教派之争，在公元435年被罗马东部皇帝驱逐出境。这一教派便传至波斯，并伴随着波斯与中国的频繁交往，经由丝绸之路传入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在长安义宁坊修建了景教寺院园(65)。这是现在所知长安最早的基督教寺院。
　　由于景教是由波斯人传来的，因而当时很长时期中人们都认为这是波斯的宗教，而称其为波斯寺。直到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唐王朝才明令改名为“大秦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载了这一宗教传入中国的经过，来中国传教者的简历以及他们的活动等。在景教碑的下端刻有一段古代叙利亚文字，这是西安一带唯一的一件有古叙利亚文字并保存希腊纪元的出土文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西安唐墓大量出土的载丝绸三彩骆驼，用生动的造型艺术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繁忙景象。杜甫的“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的确不愧为写实之笔。
　　1954年，西安南郊嘉里村唐代裴氏小娘子墓曾出土黑人陶俑一件。陶俑高15厘米，仅穿一件短裤，头发黑色而卷曲，隆乳鼓腹，左臂自然下垂，右手握拳置于右腹前，唇红眼白，嘴唇较厚。除短裤部分外，全身皮肤都是纯黑色。这是一个“典型的非洲黑人的形象”(66)。说明遥远的非洲在当时曾有人前来长安，这无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它同样生动地表明了唐代长安的确是各地人民所向往的城市之一。
　　1983年11月，西安西郊出土唐代佛教密宗绢质经咒(佛教祈福的经文和咒语)一方，长宽各26.5厘米，中间画坐于莲座上的八臂菩萨像一幅，肥胖而逗人喜爱。左下方有头戴幞头，身穿长袍合十跪地的一个人，上侧书“弟子焦铁头一心供养”几个汉字。四周除另有“一切佛心咒”等少数汉字外，满布用古梵文书写的经文和咒语。像焦铁头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死后在臂环中置有用梵文书写的经咒，不仅表明印度佛教在长安的流行，也表明了当时印度文化在长安的巨大影响。
　　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大量唐代器皿和钱币中，除波斯库思老二世银币、罗马东部希拉克略金币外，还有琉璃碗一只。出土时碗上便有唐人墨书“琉璃碗”三字。“琉璃”古代又写作“流离”或“瑠璃”，是一种矿石质的有色半透明体。唐人颜师古在注解《汉书·西域传》中的“流离”时引《魏略》说：“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隋书·何稠传》又说：“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瑠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可知大秦人制作琉璃的技术，后来传到了中国。西安出土的这只琉璃碗，若不是直接从罗马东部运来的，便应是中国工匠们学习外来技术烧制而成的。
　　(42) 王昌龄：《从军行》其六
　　(43) 王昌龄：《从军行》其七
　　(44)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45) 元稹：《西凉伎》
　　(46) 伊藤义教授：《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译》，《考古学报》1964年第二期
　　(47) 《旧唐书·李元谅传》
　　(48) 详见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
　　(49) 《旧唐书·天竺传》
　　(50) 《新唐书·摩揭它传》
　　(51) 《高僧传》
　　(52) 《杨太真外传》
　　(53) 《旧唐书·音乐志》
　　(54) 《旧唐书·音乐志》
　　(55) 《杨太真外传》注引《逸史》
　　(56) 《杨太真外传》
　　(57) 白居易：《胡旋女》
　　(58) 欧阳予倩主编：《唐代舞蹈》
　　(59) 李白：《观胡人吹笛》
　　(60) 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6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59页
　　(62) 浙江图书馆丛书中之《西使记地理考证》
　　(63) 《旧唐书·高宗本纪》
　　(64)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合写之《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65) 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
　　(66) 杜葆仁：《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谈起》，《文物》197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