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交通路线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内在的根据。既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也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影响，如沟通亚欧、影响及于沿线许多国家、民族的“丝绸之路”，在汉王朝时期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因素的影响明显十分巨大。大量历史事实表明，通西域、断匈奴“右臂”的社会要求，引发出十分强大的组织力量，恶劣的地理环境受到改造，以保障道路的运行。同样，在另一不同的社会形势前，社会的力量也能使自然条件远为优越的交通线路被阻断、被封闭，形成人为的、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新疆南部地区，南有阿尔金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耸峙，地势高达5000米以上，只有在高山雪水下泄的几条内陆河道形成的绿洲上，人类才能生存、活动。与昆仑山相对，天山绵延起伏，除山前断续分布的绿洲外，还有一条横贯东西、流程全长达2437公里的塔里木河。这为“丝路”北道交通增加了便利。天山、昆仑山之西，是世界屋脊帕米尔，这形成了相当封闭的塔里木盆地。只是在东部天山与阿尔金山之间，留有一道宽数十公里的天然豁口，东接河西走廊。这一自然地理形势，在人类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大的变化。受这一自然地理形势的制约、影响，顺理成章，汉王朝时期开拓的“丝绸之路”“沙漠道”，比较便捷的路线只能是出河西走廊，寻路抵达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或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选择可以取得给养的路线前进。其间，可清楚地观察到强大的社会需求是不可阻抑的力量，不论条件如何艰难，交通总可以维持。而在社会条件稍显变化时，路线随即变化，如两汉、魏晋、隋唐时即各具特色。最后，翻越帕米尔高原中的大坂、沟谷，抵达西亚、南亚地区。
　　论及公元10世纪前“丝绸之路”新疆地段沙漠道的具体路线，如果说，塔里木盆地南北缘的“南”、“北”道线路，即使有变化，还不是太大时，那么，在出河西走廊，进入孔雀河流域前，还有一段500公里左右的路程，其间盐漠、雅丹、戈壁相继，水草补给困难。这段路途在不同历史时段，变化可谓相当的激烈。粗略分析这些变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大影响。具体分析其变化发展，大概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汉王朝以前、两汉王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
　　2.2.1 汉王朝以前
　　汉王朝以前，中原地区通过新疆与西方交通及经济、文化联系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前面介绍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时期或其以前，自黄河流域通向西方的交通路线，实际已经存在。只不过主要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无组织的状态，因此在官府文档中少见反映。地理位置最近河西走廊的罗布淖尔荒原，从很早的历史时期起已是人们使用的捷径，孔雀河水系内青铜时代墓地中所见的海菊蛤、玉石就是证明。而在开拓这条路线时，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秦王朝，在西向交往、联系中自然居于关键的地位，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且规模会日有进展。因此，“秦人”随这种联系的存在、发展而广播影响于南亚、中亚、新疆地区。印度、伊朗至今仍称中国为“秦”，据《史记·大宛列传》记录，当年的大宛称中国人为“秦人”。新疆拜城县保存至今的东汉时期摩崖刻石，刘平国治关亭诵，距秦王朝虽已有400年，却还是按当地传统，称凿石建关的工人为“秦人孟伯山”，等等。“秦人”的概念，没有疑问，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是周秦时期秦王国到后来的秦王朝，曾经有相当数量中原地区人民在新疆及中、南亚地区广泛进行活动，并留下深刻影响的产物。其实际交通路线，在没有敌对政治势力阻抑的情况下，不论是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还是天山北麓的通道，大概也都是随处可行的。即使偏僻如阿拉沟这样的天山峡谷，前引考古资料表明也都被网织在这一交通线上。
　　2.2.2 两汉王朝时期
　　出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需要，两汉王朝对开拓“丝绸之路”十分重视。张骞、班超通西域，李广利征大宛，在敦煌至罗布淖尔一线建烽燧、设邮置，在楼兰、轮台、扜泥等地开屯田，设“西域都护府”，设官置守，使汉朝政令“颁行”于西域。“丝绸之路”交通，始得正常运行。经过两汉时期坚持不懈地努力，从长安通向西方世界的“丝绸之路”，成为得到政府经营、沿途给养、通讯、联络可以保证的国际交通命脉。自此，“丝绸之路”正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亚欧交通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同时，汉王朝开拓、建设通向中亚的“丝绸之路”，始终与匈奴王国的矛盾、冲突密切关联。
　　西汉王朝通西域的路线，最初由于匈奴王国控制着新疆北部草原、哈密绿洲及吐鲁番盆地，在焉耆地区设置着统领西域最高机构的“僮仆都尉”府。在这一形势下，西汉王朝通向西部世界的道路，就只能是出敦煌，穿阿奇克谷地，经羊塔克库都克斜向西南，循库姆塔格沙漠北缘，西南走，经墩力克、米兰、扜泥沿昆仑山北麓匈奴控制相对较弱的地区西行。西汉时称此为“南道”。与“南道”并存，出敦煌后，沿疏勒河谷经过白龙堆、盐泽、楼兰到焉耆盆地，沿天山南麓而西出大宛的路线，也是一条可以伺机而走的道路，西汉时称此为“北道”。但沿途匈奴的干扰不小，为了使这条道路可以顺利行走，西汉王朝在军事上作过相当艰苦的努力。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1〕把握这一形势，汉王朝遂自敦煌而西，筑长城、亭燧，稍后并在渠犁、轮台置屯田，核心就是把握对匈奴取得的军事胜利，加强建设通向中亚大地的“北道”路线。目前仍然屹立于地面的玉门关以西、沿疏勒河谷铺展的汉代长城遗迹，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淖尔湖北岸发现的汉居卢訾仓故址——土垠，自土垠而西，现在仍可以见到的沿孔雀河谷、库鲁克塔格山南麓铺展的汉代烽燧，都是西汉王朝努力开拓、东汉王朝进一步建设“北道”干线保留至今的历史纪念碑。
　　通过伊吾、车师进入焉耆，沿天山南麓西行中亚的路线，汉王朝得以施行比较稳固的控制，实际只是在东汉取得对匈奴王国的决定性胜利，匈奴基本丧失对新疆的影响以后，才得以实现的。东汉时期，窦固征匈奴，组织伊吾屯田；班勇在公元123年以“西域长史”身份屯驻柳中，都表明了东汉王朝仍进行着艰苦努力，力图加强对伊吾、车师的控制，力求“丝绸之路”的便捷，交通之安全。
　　2.2.3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与两汉时期比较，魏晋南北朝阶段“丝绸之路”“沙漠道”的最大变化，是避开异常艰难的白龙堆，另觅新途的努力得到成功。这新的通途，一是经伊吾绿洲到吐鲁番的路线更为顺畅，再是经“五船北”的新道已成为现实。古代文献、出土古文书资料都说明了这个结论。
　　《魏略·西戎传》称：“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龙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并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已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2〕这里所说的“新道”要“出五船北”，没有疑问，就是两汉时期曾经力图开拓的“五船北新道”。
　　关于这条“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是历史地理学界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有关古籍记录，参证近年出土的古文书资料，结合自然地理形势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新道，实际就是从高昌古城东出柳中，沿库木塔格沙漠西、南缘，翻库鲁克塔格山，进抵疏勒河流域，而抵达古玉门关。这样的行程，避开了令人谈之色变的白龙堆沙漠，而且路程大大缩短，故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一条重要的支线。
　　为探寻这条径道的具体路线，作者在吐鲁番考古中，曾向鄯善县敢于出没沙海中的猎手调查，并在《吐鲁番古代文明》一书中说明过有关结论。其路线是“从鄯善县鲁克沁绿洲斜向东南行，经底坎尔、土古满它、比尔阿塔尔布拉克、肖尔布拉克、玉尔衮布拉克、央布拉克、乌宗布拉克、巴勒衮布拉克、红柳泉抵库木塔格沙漠南缘；也可以从底坎尔向南，经和加玉尔衮，穿库鲁克塔格山道、阿里提未布拉克，经七个泉、布尔衮布拉克到红柳泉，与前路合。复经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麓，顺山势东行，经库木库都克、羊塔格库都克、科什库都克、臭水泉、具什托克布拉克等，抵达疏勒河流域，与出玉门关后通楼兰的大道结合在一起，把白龙堆沙漠、无法通行的盐碱滩抛在了身后”。〔3〕简单说，这条通道是从鲁克沁斜向东南，经底坎尔，逐渐进入库木塔格沙漠，遵循着一些泉水溢出地点，过库鲁克塔格山，到红柳泉，顺山东行，即可抵达敦煌。这条道路，据说在1949年前还有人通行。这条道路的最大特点，是要穿越渺无人烟的库木塔格沙漠，即“沙海”，因而唐代也曾被称为“大海道”。
　　吐鲁番曾出土过十六国时期的文书，有北凉建平时期“守海”文书两件。文书均出土于高昌城北郊哈拉和卓第91号墓。内容为北凉王国兵曹下文，命令高昌、横截、田地三县发人发骑服役守海，役期十日。〔4〕这里的“海”，只能是高昌东部的库姆塔格沙“海”。文书表现了北凉王朝对戍守“大海道”十分认真，证明当年高昌通过“大海道”往来敦煌，仍是一条相当重要的交通路线。
　　与“大海道”至少处于同等地位或较“大海道”更为重要的是由伊吾经白力来去高昌的通道。这是一条传统古道，汉代即受重视，但受政治形势影响，时通时阻，并不顺畅。在出土的北凉文书中，有6件文书与发人戍守白力有关。〔5〕
　　白力，是高昌东部重镇，控扼伊吾与高昌之间的交通。北凉“兵曹”，不断向各县下文，催遣军队戍守白力，说明位于今鄯善县境的白力，是由伊吾进入高昌的一处重要关隘。
　　北凉王朝对“大海道”、伊吾道建设、经营的重视，既表明从高昌通过大沙海前往敦煌(或经过伊吾到敦煌)，是当年吐鲁番盆地通达敦煌的重要交通线，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出敦煌后过白龙堆、楼兰交通路线地位的降低，在逐渐被新的路线取代。楼兰出土的古文书表明，楼兰古城在魏晋、前凉时期还是一处屯田基地，西域长史驻节之所，但遗址内绝不见公元330年以后的纪年文字资料。人们一般都认可，此后的楼兰即逐步趋于衰落，沦入荒漠。这当然意味着经过楼兰城的交通路线已失掉既往的重要地位。与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密切相关，根据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期古文书，可以想见与此同时或较此稍后，与楼兰径道具有同等地位、但条件稍好、路线大大缩短的“大海道”已是一条受到官方经营、管理的交通路线。这不应是巧合，而应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表明，开拓“五船北新道”亦即“大海道”，一直是改进“丝绸之路”“沙漠道”这一路段交通情况的希望。开通这一路线，可以回避白龙堆之险，大大缩短运输日程。北凉时期这一路线的畅通(其时间当然会比文书中所显示的时间更早)并为人们所接受，意味着楼兰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及楼兰历史地位的没落。
　　2.2.4 隋唐时期
　　进入隋唐，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丝绸之路”的交通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空前繁荣的阶段。
　　根据出土文物及各地古代城镇遗迹，结合历史文献可以结论，这一历史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路线，可以说是全面畅达。不论是缘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还是天山北麓的交通往来，都并无阻碍。但全面分析有关资料，可以更进一步具体结论：由河西走廊进入哈密绿洲，复由哈密绿洲经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的路线；由伊吾(哈密绿洲)翻天山松树塘大坂进入蒲类海(巴里坤盆地)，沿天山北麓西行，过北庭，或由伊吾入西州，由白水涧道入轮台，西入弓月(在今伊犁河流域)的路线，尤其是最后一条路线，更明显居于一种主体的地位，成为唐代最主要的交通路线。
　　唐朝政府，深切关心“丝绸之路”路政建设。近年，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唐代路政建设多有揭示，颇可与古籍记录相呼应，有助于我们对“丝绸之路”的深入认识。
　　为保证“丝绸之路”交通便捷，唐朝政府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置驿馆、配置驿马、驿丁，保证往来官员交通、食宿之需。吐鲁番阿斯塔那曾出土一件纸棺，糊制纸棺的材料是唐天宝十三至十四载(753—755年)轮台、柳中两县下属郡坊、驿馆的马料账，来往官员住宿、用马耗料均逐日登记、逐日结算。因为是官方账册，其上钤有唐轮台、柳中两县的官印。涉及驿馆有交河、天山、酸枣、礌石、神泉、达匪、草堆、银山、柳谷、吕光、东碛石、柳中、罗护、赤亭等，当年唐代封疆大吏北庭副都护封常青及其幕下的边塞诗人岑参来去住宿、用马、消耗马料的细账，也都历历在目。〔6〕
　　为维护社会安定，保证交通安全，在“丝绸之路”沿线唐朝政府设军置守，从戍、烽、铺到守捉、军、镇，组织严密。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自甘州至西州途中有悬泉、苦水、常乐、盐池守捉；自西州至庭州，有赤亭烽、酸枣戍、岸头府游弈所；自西州至安西都护府途中有铁门关镇戍守捉。出土文书中所见烽，在伊州境内有阿查勒烽、泥熟烽、故亭烽、青山烽、柽槌烽、高颈烽、速度烽、花泉烽、伊地烽、柳望烽、明大烽、波色多烽、工耳烽、乌谷铺、乌骨裸铺；西州境内有赤亭烽、小岑烽、维摩烽、神山烽、柳中上烽、武城上烽、交河上烽；在庭州境内有耶勒烽、干坑烽、柽林烽等。这当然不是完整的统计，而是仅见于新出土吐鲁番文书中的部分烽铺。在吐鲁番盆地西缘，进入天山的阿拉沟口，作者曾清理过一处唐代戍堡，为天山县属的鹏鹆镇游弈所故址。据戍堡出土文书，镇下属有白水、黑鼻、礌石、阿施、鸜鹆、赤山、小白水等烽，临蕃、揔见、断贼等捉铺，总有镇兵约百人，镇将名孙玖仙，几乎都是来自中原大地的长住健儿。〔7〕他们戍守在阿拉沟东口，实际控制了吐鲁番与焉耆、伊犁河流域交通往来的隘口，维护交通安全，颇见组织的严密。
　　为纠察奸宄、保证交通安全，唐朝政府对“丝绸之路”上来去行人颁给“过所”。行人通过关戍、守捉时，必须勘验“过所”，这是汉代以来就实行并取得效果的一项制度。在罗布淖尔、尼雅的汉、晋遗址中发现过这类木简，而到唐代，制度就更进一步完备了。吐鲁番出土的石染典“过所”、唐益谦“过所”、蒋化明“过所”等，对了解唐代“过所”制度及有关交通路线，都是难得的资料。〔8〕石染典是安西商人，到瓜州市易。返程，由瓜州据原安西“过所”改给“过所”，途中经过的悬泉、常乐、苦水、盐池守捉，守捉官或守捉押官都勘验、签名、放行。石染典最后止于西州，随身“过所”存留伊州刺史的签押。唐益谦是安西官吏，要前往福州都督府长史唐循忠的任所，随同有唐循忠妾薛氏及奴婢、马、驴等，申请文书说明了每个人的身份、年龄，奴婢、马匹的来路及有关证件，说明准备通过的路线是“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蒲津等关”。由于里程远，问题涉及较多，请“过所”者身份也不是平常百姓，所以最后要经过当年西州都督王斛斯亲自批准签发。蒋化明的“过所”丢失，在由西州返回北庭的途中，即被酸枣戍检查拘留。保留至今的这些“过所”文书，既表现了唐朝政府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也表现了在“丝绸之路”上只要有“过所”在身，即使迢迢千万里，也可以通行无阻。
　　为便于交通运输，据出土文书反映，唐代在西州设置有“长行坊”。这是一种专司运输的官办运输机构。运输工具有牛车，其他兽力如长运马、长运驴等。管理这类运输事务的机构称“长行转运史”。不仅在出土文书中见到“转运史”、“车坊”、“北馆坊”、“赤亭坊”，采办“车材”、“具”，存储备用，也见到有关“长行驴”死后处理肉、皮的文书。而且木制、陶制牛车，马、驴、驼俑等更是屡见的文物。
　　为保证“丝绸之路”交通所需给养，自汉代以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就是实行屯田。唐代屯田同样取得巨大成功，伊州、高昌、安西等处都是当年重要的屯田基地。反映屯田状况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数量颇多，有关论述不少。很明显，没有屯田作为后盾，要维持“丝绸之路”行政管理机构，沿线驻军、驿馆开支、使节商旅沿途供应等等，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说，正是得力于唐代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才保证了唐代“丝绸之路”交通的顺畅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
　　论及陆上“丝绸之路”交通，一般均止于唐代。实际唐代以后的陆上交通线，虽然因海上交通的发展而相对降低了它在沟通亚、欧交通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它在唐代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并发挥着作用的。即使如五代时的分裂割据，宋王朝也不能号令西北，使得“丝绸之路”交通不能如唐朝一样畅达。但宋王朝与于阗回鹘政权关系就相当密切，高昌回鹘与辽也有相当频繁的往来。元朝，通过陆路与欧洲的交通，又形成过一次高潮。明代，中国的大黄、茶叶，在欧洲、西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运输大黄、茶叶的路线，就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些例子，说明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并没有完全退出亚欧交通联系的舞台。只是它们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1〕《史记·大宛列传》。
　　〔2〕《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3〕王炳华《吐鲁番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9～132页。
　　〔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4～435页。
　　〔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4～435页。
　　〔6〕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4～240页。
　　〔7〕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八卷。
　　〔8〕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1～72页；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