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学术是指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除了儒学之外，它还应当包括佛、道及各种民间宗教文化和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文章认为龟兹学是多种文化(包括宗教)的兼容并蓄，它们对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龟兹学 国学 乐舞 石窟艺术
　　近几年来，在国家重视文化建设的大氛围中，“振兴国学”成为学术、教育和文化宣传领域里的热门话题。相应教学机构、传播场所、出版社纷纷参与，乃至国家与地方的节日庆典，小学、幼儿园的读经诵诗活动，以及海外上百所“孔子学院”的建立，都在为此鼓吹造势，可谓热潮涌动，波及万众。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今人脑海里的“国学”概念是否明确清晰，是否科学准确，却是大有问题的。许多人尽管也承认我国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事实，却自觉不自觉地又祭起“尊孔读经”的大旗，强调“儒家文化”即“华夏传统文化”，把敦煌学、藏学、西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民族地域文化和文明交汇色彩鲜明的学问排除在“国学”之外，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据我所知，首先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的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季羡林先生和顾问冯其庸先生。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2007年7月，季老在病榻上撰文提出“大国学”的观点，强调指出：“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冯先生在国学院开学典礼上也强调国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并且积极倡导在国学院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国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家洲教授在回答记者采访时，也援引了张岱年先生20世纪90年代为《国学今论》一书作序时下的定义：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中国学术”，肯定是指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包括佛、道及各种民间宗教文化和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可惜，他们的呼吁和建议似乎尚未引起有关部门和学界足够的重视，目前的“国学热”，还是基本上局限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多年来，笔者也一直在关注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特征的研究，认为多种文化(包括宗教)的兼容并蓄是其主要特性，其对中国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贡献至巨；最近，又拟就《藏学与国学》一文，提出藏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兹不赘述。我对龟兹学所知甚少，因为20世纪60～70年代曾在新疆工作10年，后来撰写过《岑参边塞诗研究》、《胡旋舞散论》等学术论文，考察过库木吐拉、克孜尔等石窟，这20多年来又参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工作，可谓与龟兹有缘。近年来，我阅读了新疆龟兹学会精心编印的两辑《龟兹学研究》，亦深受启益。因此，愿意不揣浅陋，就“龟兹学”与“国学”关联的几个问题，简略谈谈自己的感受。
　　龟兹学是以我国新疆古龟兹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继承和弘扬龟兹文化为重要使命的一门综合性学问。由于它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性，又鉴于它的兴起和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东西方多国探险队对新疆的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密不可分，所以又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既和敦煌学、吐鲁番学密切相关，又有自己独有的特性。根据我的初步思考，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究。
　　其一，龟兹乐舞是融合力、创新力、生命力最强的中国民族民间乐舞，也是最具戏曲因素的中国早期戏剧的雏形和催化剂。原始龟兹乐舞的产生，不会晚于秦汉之际。广袤的龟兹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人文环境，应该是孕育它生长的摇篮；而汉武帝开拓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及中亚、西亚、天竺各国的交流，则是它形成与不断发展的丰厚土壤。汉晋时期，龟兹乐传入中原，不断变异创新；隋唐之际，随着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和文化艺术交流的稳定、畅通与繁荣，“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龟兹乐既成为朝廷正式颁布的“七部伎”、“九部乐”、“十部乐”之一，又成为全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乐舞形式。之后，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内，无论是在其发祥地，还是在其传播地，龟兹乐舞均久盛不衰，显示出强大的兼容态势和创新能力。至于龟兹乐舞和“钵头”、“苏幕遮”等歌舞戏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尤其是研究者通过对库车昭怙厘寺遗址出土的舍利盒乐舞图的分析，认识得以逐渐具体、深入。20世纪在新疆陆续发现的吐火罗文A(焉耆语)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经季羡林等中外专家的释读研究，又大大推进了对中国古典戏剧渊源及早期形态的认识。但是，这些年来，虽然学界对龟兹乐舞的渊源、内容、程式等，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而对其创新的动因、融合的轨迹、演变的规律等，还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它对唐宋曲词、宋元戏曲的影响以及在个国戏剧史上的地位，还鲜有详论。现有的《中国戏曲史》、《中国戏剧史》或《中国曲艺史》等对龟兹乐舞蹈的论述基本阙如。我注意到《龟兹学研究》第二辑上吴寿鹏的《龟兹乐舞与中国戏剧浅析》、钱伯泉的《源远流长的龟兹乐舞》等论文，已经论及于此，应该启示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探究。
　　其二，佛教传入中国，龟兹因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原因，是最早接受传播并流行小乘佛教的地域。而且，与其他较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不同，其得风气之先，还特别表现在用当地使用的民族语言(如吐火罗语)翻译梵文佛经原典并进而译成汉文上。但是，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佛教最初的活动情况，因为书缺有间，我们不大清楚，最初译为汉文的一些佛教术语，是通过吐火罗文的媒介，这个事实虽然是铁证如山，可是时间和过程，至今仍然是隐而不彰。”不仅公元4世纪中叶出生于龟兹的鸠摩罗什在中国的佛教翻译史、传播史上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而且同样早于玄奘的一大批在以龟兹、敦煌为中心的“华戎音义，莫不兼解”(见《高僧传》卷一《译经》)的高僧，如帛尸梨密多罗、竺法护、昙无谶等人，无论是在龟兹本地，还是从龟兹出发或途经龟兹到中原地区礼佛，都为佛经的翻译与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像法显、玄奘等大师，他们的译经实践和龟兹也有密切关系。目前，我们对上述译经高僧个人及组织的译经实践与理论的研究，仍比较零散，种种事实还有待钩沉与彰显，而这正是构建一部完备的《中国翻译史》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其三，龟兹早期石窟艺术的创制时代要先于敦煌、麦积山、云岗、龙门等地，其吸收和融合印度、希腊及中亚和西亚其他地区的艺术成分更为明显，其反映小乘、大乘佛教经义的壁画及塑像也更为完备和丰富；龟兹晚期石窟艺术则和东部的石窟遗存相辅佐，为研究中原和西域及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回流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材料。这些年来，经过贾应逸、霍旭初等一批新疆当地学者专家的不懈努力，对龟兹石窟艺术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只是宣传推介的力度还不够。与此密切相关，龟兹在中外关系、中外文化交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老一辈的学者在这方面古代文献资料的整理、释读、研究上以及国外著作的译介上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如何进一步拓展视野，开掘新材料，运用多重证据、图像学、比较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从零散到系统、从个案到全局的梳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目前，如何扩大和宣传已经获得的成果，以求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中国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撰著中充分体现这些成果，似乎还滞后于敦煌艺术研究，有待于各方面的努力。与此相关，近年来上海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的赵丰教授等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通力合作，在新疆出土的汉晋织物的图案、色彩和工艺的研究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也将大大丰富和改进《中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史》的内容。
　　其四，古代龟兹地区各民族语言的研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由于古新疆地区的语言状态特别错综复杂，如《汉书·西域传》所言五十国中，莎车、疏勒、姑墨、温宿、龟兹、乌垒、尉犁、危须、焉耆、卑陆、卑陆后、郁立师、单桓、蒲类后、劫、山、车师前、车师后等国均明确记载专设译长官职，以备语言交流之需。唐代初期玄奘在《大庸西域记》中明确记录的“语言有异”、“稍异”、“别异”或“语异诸国”的有阿耆尼、屈支(龟兹)、睹货逻(吐火罗)、瞿萨旦那(和阗)等19国。这些分属印欧语系、突厥语系、汉藏语系的语言，因历史变迁，几乎都已消亡或变异。幸而近一个多世纪来，在新疆和敦煌出土了用婆罗迷、笈多、佉卢、窣利等字母书写的各种古代语言写本残卷，如梵语、印度古代俗语、于阗语、窣利语、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回鹘语、藏语等，为今人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可是早年发现的这些民族语言的写本大多为外国探险家掠走，流散德、法、英等国，几乎成为欧洲与日本学者解读和研究的案头掌中“天书”，我国学者罕能注目。近40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掘出一些古代西域民族语文写本，不仅丰富了研究的新材料，也方便了中国学者的先行考察与比较，特别是1974年冬发现于焉耆七个星千佛洞附近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经季羡林先生成功释读，大大增强了我们在这方面研究的发言权和信心。更可喜的是，对新疆各地所出古回鹘文写本的整理与释读，在老专家的带领下，也培养出了若干位有志于此的年轻的民族语言文字学者。当然，这支队伍还亟待壮大，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如何拓宽“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跳出乾嘉学派以汉语言文字的训诂、音韵、义理考据为全部内容的“小学”窠臼，将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语言学，真正纳入“大国学”的范畴，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重要分支，还需要学界做艰苦的努力。
　　从本质上来讲，龟兹学还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它与国学的关联远不止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还可以做更广泛、深入的探讨，前面所谈，只是我的一些很不成熟的粗浅感受，提出来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柴剑虹，中华书局编审。
　　参考文献
　　[1]赵丰：《西北风格 汉晋织物》，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2008。
　　[2]季羡林：《季羡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3]季羡林：《季羡林说自己·镜头人生》，中国书店，2007。
　　[4]季羡林：《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龟兹学研究》(第2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7。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