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就《隋书·西域传》的体例、所载西域里数和资料来源进行了讨论，认为：按照交通路线，《隋书》所列西域各国编次是混乱的，传文出诸不谙西域事情的编者之手；传中所见西域里数堪与前史印证者不多，说明其有独立的资料来源，可能只是利用了大业三年前获得的数据；在史料来源上，只是依据档案编撰，而无意复述裴矩《西域图记》，同样也没有采用韦节《西蕃记》。
　　关键词：《隋书·西域传》 体例 里数 《西域图记》 《西蕃记》
　　一
　　传文的叙例。
　　《隋书·西域传》以“国”为记述单位，总共记载了二十三“国”。其中，第一国吐谷浑、第二国党项、第七国女国和第二十三国附国，习惯上不属于“西域”的范围。也就是说，《隋书·西域传》叙述的范围和《魏略·西戎传》、《晋书·西戎传》、《梁书·西北诸戎传》的叙述范围相同。区别在于后三者是将西域事情归入“西戎传”，而《隋书·西域传》和此后的《新唐书·西域传》一样，是将西戎事情归入“西域传”。
　　魏晋南北朝正史有时将西域和西戎分开编撰，有时又合为一传，大致取决于材料多寡，别无深意。
　　就西域诸国而言，国名之外，《隋书·西域传》亦重王治之地望，记述风土、物类、民俗(尤重婚俗)，与中原王朝之关系则重朝贡(所传二十国均曾朝隋)；也涉及各国与塞北游牧部族(铁勒、突厥)和诸国彼此间的关系，于诸国本身历史则甚为疏略。凡此均和前史“西域传”没有根本区别。诸国地望多以山水标识，如称石国“居于药杀水”，焉耆国“都于白山之南七十里”，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等等；凡此则与《周书·异域传下》有关西域诸国的记述极其相类。
　　就《隋书·西域传》而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二十三国的排列次序。盖南北朝以前编纂的“西域传”最重交通路线，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路线的位置。《隋书·西域传》似乎是一个突出的例外。
　　兹据传文所出四至，图示诸国关系如下：
　　国名前的数字表示各国在传文中出现的次序。最初两国吐谷浑、党项和末一国附国，由于传文没有提供四至情况，故未列入。由此可见，如果按照交通路线，各国编次是混乱的。既然别无其他编纂规则可循，不能不认为传文出诸不谙西域事情的编者之手。
　　二
　　传文所载西域里数。①
　　(一)高昌国“去敦煌十三日行”
　　1．“十三日行”：自高昌赴敦煌的行程，即1300里(以马行一日百里计)。按此乃经由“大海道”之行程。《西州图经残卷》：“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土，往来困弊。”②《史记正义》卷一二三引裴矩《西域[图]记》亦称：“［盐泽］在西州高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
　　(二)安国“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
　　1．“百余里”：自毕国去安国王治的行程。
　　(三)石国“南去?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
　　1．“六百里”：石国王治赴?汗国王治的行程。按：据下文可知“六百里”应为“五百里”之讹。又，据《魏书·西域传》，者舌(石国)去破洛那1000里。
　　2．“六千里”：自石国王治经?汗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石国王治去?汗国王治500里与?汗国王治去瓜州5500里之和。
　　(四)焉耆“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
　　1．“七十里”：自焉耆国王治至白山的行程。按：此里数与《周书·异域传下》所载相同。
　　2．“九百里”：自焉耆国王治至高昌的行程。按：据《汉书·西域传》，焉耆国王治至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835里，又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西州》卷四十，交河城至高昌80里，知“九百里”乃经由交河城的行程，不过约数。
　　3．“九百里”：自焉耆国王治至龟兹国王治的行程。按：据《汉书·西域传》，自焉耆国王治员渠城经尉犂国王治赴乌垒城的行程400里，自乌垒城赴龟兹国王治延城350里。两者之和仅750里。
　　4．“二千二百里”：自焉耆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焉耆国王治去高昌900里，与高昌去敦煌1300里之和。
　　(五)龟兹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
　　1．“七十里”：自龟兹国王治至白山的行程。按：《周书·异域传下》：龟兹国在“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应是本传夺“一百”二字。
　　2．“九百里”：即里数(四)下之3。
　　3．“千四百里”：自龟兹国王治至于阗国王治的行程。
　　4．“千五百里”：自龟兹国王治至疏勒国王治的行程。按：据《汉书·西域传》，疏勒、龟兹去乌垒分别为2210里和670里，龟兹去疏勒应为2210里和670里之差——1540里。
　　5．“六百余里”：自龟兹国王治至突厥国王治的行程。
　　6．“三千一百里”：自龟兹国王治经焉耆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龟兹国王治去焉耆国王治900里，与焉耆国王治去瓜州2200里之和。
　　(六)疏勒国“都白山南百余里……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汗国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1．“百余里”：自疏勒国王治至白山的行程。
　　2．“千五百里”：即里数(五)下之4。
　　3．“千里”：自疏勒国王治至?汗国王治的行程。
　　4．“八九百里”：自疏勒国王治至朱俱波国王治的行程。
　　5．“千余里”：自疏勒国王治至素叶城的行程。
　　6．“四千六百里”：自疏勒国王治经龟兹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疏勒国王治去龟兹国王治1500里，与龟兹国王治去瓜州3100里之和。
　　(七)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
　　1．“二百余里”：自于阗国王治至葱岭的行程。按：此里数与《周书·异域传下》同。
　　2．“千五百里”：自于阗国王治至鄯善国王治的行程。
　　3．“三千里”：自于阗国王治至女国王治的行程。
　　4．“千里”：自于闻国王治至朱俱波国王治的行程。
　　5．“千四百里”：即里数(五)下之3。
　　6．“二千八百里”：此里数有误。
　　(八)?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1．“五百余里”：自?汗国王治至葱岭的行程。
　　2．“千里”：即里数(六)下之3。
　　3．“五百里”：自?汗国王治至苏对沙那国王治的行程。
　　4．“五百里”：自?汗国王治至石国王治的行程。此里数与“石国条”有异，似乎应以此为准。
　　5．“二千余里”：表示?汗国王治去素叶城的行程(20×100里／日)。
　　6．“五千五百里”：自?汗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五千五百里”或系“五千四百里”之讹。
　　(九)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
　　1．“五百里”：自吐火罗国王治至葱岭的行程。
　　2．“千七百里”：自吐火罗国王治至漕国王治的行程。
　　3．“五千八百里”：自吐火罗国王治至瓜州的行程，经由不明。
　　(十)挹怛国“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1．“二百余里”：自挹怛国王治至乌浒水的行程。
　　2．“千五百里”：自挹怛国王治至漕国王治的行程。
　　3．“六千五百里”：自挹怛国王治至瓜州的行程，经由不明。
　　(十一)米国“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
　　1．“百里”：自米国王治至康国王治的行程。按：据《魏书·西域传》，悉万斤国王治悉万斤城去米国王治迷密城一日行程(100里)。
　　2．“五百里”：自米国王治至苏对沙那国王治的行程。
　　3．“二百里”：自米国王治至史那国王治的行程。
　　4．“六千四百里”：自米国王治经由?汗国去瓜州的行程，亦即米国王治去苏对沙那500里、苏对沙那王治去?汗国王治500里，和?汗国王治去瓜州5400里之和。
　　(十二)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1．“十里”：自史国王治至独莫水的行程。
　　2．“二百四十里”：自史国王治至康国王治的行程。
　　3．“五百里”：自史国王治至吐火罗国王治的行程。
　　4．“二百里”：自史国王治至那色波国王治的行程。
　　5．“二百里”：即里数(十一)下之3。
　　6．“六千五百里”：自史国王治经由米国赴瓜州的行程，亦即史国王治至米国200里，和米国王治至瓜州6400里之和。“六千五百里”或系“六千六百里”之讹。
　　(十三)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1．“数里”：自曹国王治至那密水的行程。
　　2．“百里”：自曹国王治至康国王治的行程。
　　3．“百五十里”：自曹国王治至何国王治的行程。
　　4．“六千六百里”：自曹国王治经由康国、米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曹国王治至康国王治100里、康国王治至米国王治100里，和米国王治至瓜州6400里之和。
　　(十四)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1．“数里”：自何国王治至那密水的行程。
　　2．“百五十里”：即里数(十三)下之3。
　　3．“三百里”：自何国王治至小安国王治的行程。
　　4．“六千七百五十里”：自何国王治经由曹国王治至瓜州的行程，亦何国王治至曹国王治150里和曹国王治至瓜州6600里之和。
　　(十五)乌那曷国“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1．“四百里”：自乌那曷国王治至安国王治的行程。
　　2．“二百余里”：自乌那曷国王治至穆国王治的行程。
　　3．“七千五百里”：经由安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由此可以推知安国王治去瓜州7100里，亦即乌那曷国王治去瓜州7500里与乌那曷国王治去安国王治400里之差。
　　(十六)穆国“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
　　1．“五百里”：自穆国王治至安国王治的行程。
　　2．“二百余里”：即里数(十五)下之2。
　　3．“四千余里”：自穆国王治至波斯国王治的行程。
　　4．“七千七百里”：自穆国王治经由乌那曷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亦即穆国王治至乌那曷国王治200里，和乌那曷国王治去瓜州7500里之和。
　　(十七)波斯国“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
　　1．“数百里”：自波斯国王治去地中海东岸的行程。
　　2．“四千余里”：即里数(十六)下之3。
　　3．“四千五百里”：可能是自波斯国王治往赴拂菻国王治的行程。按：据《魏书·西域传》，自波斯国王治赴伏卢尼国(拂菻)王治3100里。本传所载也许是经由陆路的行程。
　　4．“万一千七百里”：自波斯国王治经由穆国赴瓜州的行程，亦即波斯国王治去穆国王治4000里，和穆国王治去瓜州7700里之和。
　　(十八)漕国“北去忛延七百里，东去刦国六百里，东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1．“七百里”：自漕国王治去忛延的行程。
　　2．“六百里”：漕国王治去刦国王治的行程。
　　3．“六千六百里”：自漕国王治赴瓜州的行程，经由不明。
　　推敲以上里数，似乎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第一，本传不载诸国王治去隋都的里数，仅通过去瓜州里数间接表示。这是和前史“西域传”最大的区别，不能不说是编者的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
　　第二，本传所载里数多有重复，如里数(五)下之4与(六)下之2、(十六)下之3与(十七)下之2等，这也是前史“西域传”很少见的，似乎也能说明编者的漫不经心或资料的短缺。
　　第三，瓜州，北魏置，治敦煌(今敦煌西南)。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沙州》卷四〇，隋大业三年(607)改为敦煌郡。本传以瓜州为基准的里程记载均依据大业三年前的资料。
　　第四，本传所见西域里数堪与前史印证者不多，说明其有独立的资料来源。一般认为可能取材于裴矩《西域图记》，但并无确证。因此，不能不认为由于“中国大乱，朝贡遂绝”，档案被毁，“事多亡失”，以致编者在记录里数时只能利用大业三年前业已获得的数据。
　　三
　　一般认为裴矩《西域图记》是《隋书·西域传》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只要仔细推敲，便不能不认为这不过是想当然罢了。
　　裴矩书明载于《隋书·经籍志二》卷三三：“隋西域图三卷，裴矩撰。”《隋书》编者无疑见到此书，书序即见诸《隋书·裴矩传》卷六七。《隋书·西域传》末“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云云，更进一步说明本传编者也是见过这本书的。
　　据研究，裴氏书完成于大业二年。③这和传文以瓜州为记述诸国位置的基准点也是一致的。
　　但是，说《隋书·西域传》取材于裴矩《西域图记》至少有以下几点无法解释。
　　第一，裴序称：“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可是本传所传西域诸国不过二十国，即使加上西戎三国也只有二十三国。④
　　第二，如果说囿于体例，本传只能记述来朝诸国，则传首明载，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考虑到这三十余国来朝，均系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的结果，虽然这三十余国朝隋已在裴著完稿之后，但无疑包括在裴著之中。这也说明本传并未参考裴著。
　　第三，裴序明载当时通西域道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户。”然如前述，传文叙述各国次序全无章法，说明编者对于西域道路走向以及诸国在交通在线的位置不甚了了。
　　尽管裴著是地志，重在地理；本传则注意人事，即文治武功，但两者定有不少相通之处。正如历代正史“西域传”无不重视西域交通以及诸国在交通在线的位置，本传的编撰宗旨似亦不应例外。换言之，如果取材裴著，传文在这些方面应该有更充实、准确的表述。
　　另外，《隋书·西域传·高昌传》有载：
　　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
　　说者以为这是《隋书·西域传》取材裴著的确证。盖《史记正义》卷一二三引裴矩《西域[图]记》云：
　　[盐泽]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魑魅魍魉也。
　　又，《太平寰宇记·陇右道七·西州》卷一五六：
　　柳中路：裴矩《西域[图]记》云：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乏水草，人难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得行。兼有魑魅。以是商贾往来多取伊吾路。
　　字句的相似似乎已足以说明问题。⑤
　　今按：类似文字已经出现在《周书·异域传下·高昌传》中：
　　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
　　《周书》虽亦出自唐人之手，但不能排除编者利用北周档案的可能性，或者说不能排除《周书》、《隋书》和裴著有关记载具有共同数据来源的可能性；质言之，上引文字也不能作为《隋书·西域传》征引裴著的确证。
　　又，《史记正义》引《西域图记》云：“钵汗，古渠搜也。”⑥这虽与《隋书·西域传》的记载相符，也不能看做是《隋书·西域传》取材《西域图记》的证据，盖钵汗前身为渠搜有可能是一种当时流行的说法。
　　《隋书》编者在本传的跋语中斥责裴矩，但似乎很难将本传不取材裴著归结为因人废言。目前看来，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隋书·西域传》只是依据档案编撰，无意复述裴著。
　　当然，本传和裴著记述的对象均系西域诸国，客观记事相同或相似不可避免。特别是裴矩奉诏赴武威、张掖间招致诸国，了解到的情况必定进入政府档案，这些材料中没有佚失的部分(例如以瓜州为基准的里数记载)也可能被本传编者吸收。
　　四
　　最后，说一说本传与韦节《西蕃记》的关系。盖据传首序言：
　　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
　　这位侍御史韦节著有《西蕃记》。《隋书·经籍志二》卷三三：“《诸蕃国记》十七卷。”全书已佚，仅《通典·边防九·西戎五》收有若干断简残句。韦节进《西蕃记》的年代最早应在大业五年。⑦
　　既然本传编者注意到了韦节西使，又没有证据表明在《隋书》编撰的时代《西蕃记》已经散佚，按理说本传也可能取材韦著。但是，从现存《西蕃记》之断简残篇与传文所载并不相符来看，只能认为本传亦未取材韦著。
　　第一，《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引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翦发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着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这些重要信息在《隋书·西域传·康国传》中几乎没有得到反映。
　　第二，《通典·边防儿·西戎五》原注引韦节《西蕃记》云：韦节抵达挹怛国，“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这亦不见于本传关于挹怛的记载中。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
　　* 余太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关于里数，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第135～180页。
　　② 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210页；王去非：《关于大海道》，《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第485～493页。
　　③ 关于裴著，参看〔日〕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记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第115～128页。
　　④ 除设有专条的二十国外，传文中提及的西域国家还有小安国、那色波、毕国、朱俱波、鄯善、苏对沙那、忛延、刦国、拂菻，凡九国。
　　⑤ *(左山右岛)崎昌：《〈隋书〉高昌传解说》，《隋唐时代の東卜ウルキス夕—ン研究》，东京，1977，第310～340页。
　　⑥ 见《玉海》卷一六。
　　⑦ 北村高：《〈隋书·西域传〉について——その成立と若干の问题》，《龍谷史壇》(78)，1980，第3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