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以前很久开始，北方以畜牧业为主的匈奴族就不断南下骚扰我国的黄河流域一带。匈奴人在西周初年称为“鬼方”，后来改名“猃狁”，东周时称“狄”，又有“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等不同的名称。战国以后直到秦汉时期，一直称为“匈奴”或“胡”。西周时，匈奴人便曾多次打到丰、镐京一带，《诗经·小雅·六月》记述宣王时匈奴军入侵，并被宣王派出的部队击退的情况说：“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估且闲。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大意是说，匈奴人猖狂不自量，整治军旅占据我泾河北岸的焦获地方(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并进而侵犯镐京、丰京。周王部队军旗上绣着鸟形图案，白色的垂旒，鲜明光亮。大型战车10辆，开路滚滚走前方。车子稳稳当当，车顶看上去忽俯又忽仰。4匹雄马多强健，有力而娴熟地拉车向前。去讨伐来犯的匈奴军，一直赶到大原地方。文武双全的尹古甫率兵取得了这次胜利，成为全国人民效法的榜样。
　　秦、汉时期，匈奴军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这种侵扰几乎总是直接破坏了我国与西域各地的交通往来。秦始皇曾命大将蒙恬率兵攻取今内蒙、宁夏一带黄河南岸的河套地方，并专门修筑了从咸阳以北的云阳(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开始，沿子午岭直达九原郡(内蒙包头市附近)长城下，长1800多里的“直道”，以便用最快的速度向前方输送部队、物资，加强对匈奴军的抵抗，这便是史书上说的“除道九原，抵云阳”①。当时把战国时燕、赵、秦各诸侯国设在各自北方断续的长城，连接成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到辽东(辽宁省辽河岸)长5000余公里的万里长城，也是为了防御匈奴军的侵扰。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②王昌龄这首名诗，以及李白《战城南》中的“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都形象地表现了匈奴军威胁时间之长，以及带给人民的痛苦之深。汉代正像从前一样，巩固边防仍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课题。
　　秦末汉初，我国北方的匈奴转入奴隶制社会。冒顿单于即位后，东灭东胡，到达今朝鲜西侧，西侧到达今新疆东界；控制大漠南北，隔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交通。然后，他们便频频越过长城南下，进犯中原地区。匈奴军除杀人放火，抢掠大量财物外，还俘虏大批汉族人员去作他们的奴隶，这就是《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的：“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
　　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曾试图抵抗匈奴军，但由于国家统一未久，内部又存在很多矛盾，因而军事上很不顺利；公元前200年他亲自率兵出征，结果反而在平城白登山(山西省大同市东)被匈奴军围困了七天七夜。只有临时采用陈平的计策，向单于阏氏活动求情，才得以脱身。“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③这种危急的形势，迫使刘邦采用娄敬的建议，以刘姓宗室女儿冒充公主嫁给冒顿，以丰厚的丝绸、珠玉等作为赔嫁礼品。并应允以后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物资，这才暂时缓和了匈奴军的压力。此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汉王朝基本上都沿用了这种屈辱的和亲政策。但按岁纳贡财物，并不能满足匈奴首领愈来愈大的贪欲，他们还是不断地前来抢掠。正如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在诏令中说的：“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侵上郡。……”④对这次入侵，汉文帝断然下令进行反击，第一次改变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政策。丞相灌婴率军前往高奴(陕西省北部的安塞县)，汉文帝也亲自到直道起点的甘泉宫指挥战斗。在汉军强大的攻势下，匈奴右贤王迅速退还塞外。
　　匈奴军这一时期又迅速向西发展，攻占了居住在今甘肃酒泉一带的大月氏人的领地，并占领了楼兰(新疆罗布泊西北)等地，控制了前往西域必经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在甘肃省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合黎山、龙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是一条长约1000公里的峡谷地带，南北宽度为100到200公里左右。匈奴人控制了这一咽喉地带，就完全切断了由长安前往西方的通道。
　　汉武帝时期，由于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发展生产，聚积了相当的物力和财力；地方割据势力也已经被相继铲除，国家统一，国力进一步强大起来。武帝也深感“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⑤的状况，已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因而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开始，展开了一系列反抗匈奴军的战争。首先是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领率军北上，收复河南地(内蒙古河套一带)，设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北)，又改秦九原郡为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移民10万到河套屯田和戒备匈奴人，终于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
　　为了给打通河西走廊的战争作准备，武帝便招募人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打败后迁往西方的大月氏，以共同夹击匈奴军。当时在宫中任“郎”官的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张骞首先应募，武帝便派他率领100多人，带着礼品，去完成这一使命。其中，有一名善于射箭的匈奴人甘父⑥作向导。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一行离开长安。当他们穿过陇西(甘肃省临洮县南)，进入河西走廊后，就被匈奴人捉住，一直软禁了10年多时间，还强迫他在当地娶妻生子。但他始终牢记着自己的使命，“持汉节不失”⑦。当匈奴人对他的看守放松时，便带着甘父乘机逃走。他日夜兼程，有时只得靠甘父射杀禽兽充饥。由于汉武帝只是从匈奴俘虏口中得知月氏人西迁，并不知道确切的地址。张骞与甘父途中请人带路，几经辗转才到达大月氏。
　　原来大月氏这时已征服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在妫水(阿姆河)流域定居下来，由原来的主要从事游牧业变成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而大月氏人已没有必要返回河西走廊，也不愿意再与匈奴人交战。张骞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时间，作了大量考察后，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出发回国。途中他又不幸被匈奴人捉住。一年多以后，适逢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脱身带着他的妻子和甘父返回长安。这时距离他出国时已长达13年之久。
　　张骞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却带回大量西方各地的地理，文化知识，提供了有关匈奴人活动的详细情况。并且如前边提到的，他因为在大夏看到了由身毒(印度)转运去的中国蜀地出产的竹杖和布，因而正确地推知蜀地有向西南通身毒的道路。
　　正是根据张骞所提供的详细情况，汉武帝最后下了收复河西走廊的决心。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青年将领霍去病在长安接受武帝的命令后，率军西征。他在皋兰山(位于今甘肃省兰州市黄河西岸)下首战告捷，然后沿河西走廊挥鞭西进，在焉支山下俘虏了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等，并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率军迂回经居延海至今张掖县附近的祁连山下，大获全胜，歼敌3万余人。匈奴浑邪王杀了与他有矛盾的匈奴休屠王，率4万余匈奴兵向霍去病投降。从此，汉王朝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霍去病是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南)人，早年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18岁即被任为剽姚校尉。屡立战功；20岁升任骠骑将军。指挥几十万部队，独立作战。他在与匈奴军的多次交战中，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而被封为冠军侯。战争中，汉武帝曾在长安为霍去病修了一所宅院，他却以国家事业为重，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⑧这样感奋人心的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仅仅24岁时，便不幸病逝。为纪念他在河西走廊的战功，汉武帝特命将他的坟墓建成祁连山的形状，陪葬在自己的陵墓茂陵之旁。在送葬时，“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⑨。这是汉王朝给予已故将领最高的荣誉。
　　今陕西兴平县的霍去病墓前，立有石人、人抱熊、马踏人、跃马、伏虎、卧牛、卧象、怪兽吃羊、野猪、石鱼、卧马等十余件大型西汉石雕。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石刻艺术品，其刀法简练、风格古朴，往往是利用原石形状，兼用圆雕和线刻手法，寥寥数刀，就表现出了动物或人的形象及其内在的风格。如卧牛，不仅外貌神似，而且突出了温顺驯良而又强壮有力的特征。这些石刻，很可能表现的是霍去病转战南北各地时所见到的动物。而其中的马踏人，在骄健的马腹下，有一个仰面挣扎着的人，它描写的是霍去病所率领的骑兵在与匈奴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情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霍去病军的凯歌声中，张骞以中郎将的身份(这时张骞也已因功被封为“博望侯”)，率领300人，带着大量黄金、丝绸和1万余头牛羊作礼品，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住在乌孙国(在今伊犁河与伊塞克湖一带)，而派他的副使前往大宛、大夏、安息(伊朗)、身毒等国家和地区。他们代表汉王朝与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被汉武帝任为大行，负责与外国往来的全部事务。第二年，他便因病去世。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忠于国家的坚定信念和巨大勇气，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沟通了中国与西方各地人民的友谊，考察了沿途，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情况，了解了乌孙、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身毒等地的人口、物产、交通、气候、风土人情，以及方位、距离等，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关于西方各国的记载，主要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的。
　　由于张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派遣、冒着很大危险出使西域、最早打开了通往西方道路的人，因而史书上把他的事业称为“凿空”⑩。张骞之后，西域各国都相继派使臣来长安回访。长安也出现了出使西域的热潮，许多青年都争相前往。当时汉王朝每年派出这样的使团少则五六次，多则10余次，各使团每次或百余人，或10余人，以致“使者相望于道”(11)。由于张骞的崇高威望，后来的使臣，只要称颂博望侯的功绩，便可以得到所在国的信任。从此，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正式开辟，中外人民通过这条友谊的纽带频繁交往，互通有无。丝绸之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极大地促进了长安的繁荣。
　　自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之后，在卫青、霍去病军节节胜利的基础上，汉王朝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省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12)。并设置酒泉(甘肃省酒泉市)，武威(甘肃省武威市)二郡，把长城从令居西延至酒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进一步分酒泉以西之地设敦煌郡(甘肃省敦煌市)，分武威以西之地设张掖郡(甘肃省张掖市)。这就是河西四郡。
　　武帝元封三年(公正前108年)，汉将赵破奴打败了受奴控制、屡次拦截汉朝使臣的楼兰(新疆罗布泊西北)和车师(新疆吐鲁番县)军，再次把长城西延至玉门关。“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13)这些诗句，便表现的是汉家将士誓死保卫这条交通大道的英雄气概。
　　玉门关遗址在今敦煌县西150里处。它的东南另有一座汉代所修的著名关口，名叫阳关，其遗址距敦煌县130里左右。两关所在地是小片的绿洲，人可以居住。绿洲外便是无垠的沙漠，再加修了长城，“阨以玉门、阳关”(14)。这里便成为当时东西交通必经的孔道。历史上所谓“列四郡，据两关”(15)，就指上述这些措施。
　　西汉初期人们去西方各地，主要是出阳关至楼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侧的昆仑山北坡向西，经于阗(新疆和田县)、莎车(新疆莎车县)等地，越葱岭(古代对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天山西段的统称)前往安息、大秦(罗马帝国)。这条路后来称为“南道”。到汉宣帝时，北道才畅通无阻，它的路线是出玉门关至车师，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侧的天山南坡向西，经龟兹(新疆库车县)、疏勒(新疆喀什市)后，翻越葱岭。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命徐自为在秦长城之外的阴山以北增修了一条外长城，这就是《汉书·匈奴传》中说的：“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此城今天仍清晰可见，它是由今内蒙古包头市附近的固阳县北，向西北蜿蜒，穿越中蒙边境，继续西行，又延伸至我国内蒙古邻接甘肃省酒泉地区的额济纳旗一带。这里在汉代属居延地区，四周多沙漠，由弱水(额济纳河)形成一条通向河西走廊的甬道，形势险要。汉王朝在修外长城的同时，便“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塞)居延泽上”(16)。外长城和居延塞的建成，形成了北方完整的防御体系，切断了匈奴人南下的道路。
　　西汉时期位于长安郊区云阳(淳化县)甘泉山的甘泉宫(改建秦林光宫而成)并非仅供皇帝游乐的清闲所在，而实际上是一个前线指挥部。如文帝时“胡骑入代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之句注山，又名雁门山)，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17)。说明当时作为战争情报的烽火，照例要传到甘泉宫。再如前文所述公元前177年匈奴入寇，汉文帝便亲临甘泉宫坐镇。当汉军取得胜利后，文帝又“自甘泉之高奴(陕北安塞县)”(18)，沿直道去前线劳军。汉武帝又于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徒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阳)”(19)。茂陵(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是武帝为自己营建的陵墓，所以按照汉代在帝王陵墓附近设陵邑、迁富豪，以保护陵园的惯例、营建了茂陵城。而对云阳也这样安排，足见其地位的重要。汉武帝也曾从甘泉宫经直道北上，再经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然后又回到甘泉宫。李白《塞下曲》第六首中的“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帝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这些诗句，便形象地反映了甘泉宫在对匈奴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王昌龄：《出塞》其一。
　　③李白：《关山月》。
　　④《汉书·匈奴传》。
　　⑤《汉书·武帝纪》。
　　⑥甘父原为匈奴堂邑氏的奴隶，所以又名“堂邑父”。
　　⑦《史记·大宛列传》。
　　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⑨
　　⑩见《史记·大宛列传》。
　　(11)《汉书·张骞传》。
　　(12)《汉书·匈奴传》上。
　　(13)王昌龄：《从军行》其四。
　　(14)《汉书·西域传》上。
　　(15)同上。
　　(16)见《汉书·匈奴传》上。
　　(17)《汉书·匈奴传》上。
　　(18)见《汉书·文帝纪》。
　　(19)《汉书·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