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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安与西域各地的交往

作者:武复兴


  丝路交通在唐代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唐王朝曾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其中经由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地的交往,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当时这条道路,也是经过严重斗争才得以维持通畅的。
  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的突厥民族逐渐兴起,建立了强大的突厥国,政权设于今蒙古北部的鄂尔浑河流域。它的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辽河上游濒海区),西至西海(今里海),南到阿姆河南,北过贝加尔湖。由于内部矛盾,突厥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唐代初年,东突厥军曾打到首都长安附近,而西突厥军则控制着中亚和今天我国新疆一带地方。突厥军不仅完全破坏了中国与西方的交通,而且经常南下烧杀抢掠,严重危胁着黄河流域人民的安全。唐高祖本已准备迁都,只是由于李世民的建议,才转而采取了积极戒备和奋起抵抗的政策。公元626年八月,唐太宗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便率兵40万进驻长安西侧的渭河便桥北;唐太宗针锋相对,也率兵至便桥南。颉利知唐王朝已有准备,因而请求讲和。唐太宗因为初即帝位,准备不足,同意讲和,送给了颉利可汗许多金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李靖、李勣、柴绍等分兵六路出击,突利可汗被迫归降。第二年,又大破突厥军,俘获颉利可汗,将其统治区分设为州,建立都督府,任命归附的突厥贵族为都督。
  唐太宗初期,西突厥连年内乱,发生分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西突厥所属伊吾(新疆哈密县)七城归附唐朝,在这里设置了伊州。唐又派侯君集攻下高昌,置西州(新疆吐鲁番县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在交河城(吐鲁番县西北)置安西都护府。随着形势的发展,唐终于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击溃西突厥军。第二年,迁安西都护府至龟兹,统辖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苏联吉尔吉斯之托克玛克城附近)四镇,合称“安西四镇”。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于庭州(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各地。自此,天山南北都为唐王朝所控制。“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①“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②这些唐人诗句,便描绘的是唐朝将士为恢复丝路交通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他们的英雄气概。
  丝绸之路除汉代所开辟天山以南的南北二路,这时都已畅通之外,南北朝至隋代于天山北部新出现的一条通路,这时也正式开辟,一直通向了安西都护府所辖最西端的碎叶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此道的重要地名便有庭州、轮台(米泉县)、张堡守捉(昌吉县)、叶河守捉(乌苏县)、弓月城(霍城县东)、碎叶等。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和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唐王朝从河西走廊的凉州(甘肃武威市)起,一直到天山南北的各条交通要道上,在凡是名为军、镇、城、守捉的地方,都驻扎了军队。唐玄宗时驻在凉州的河西节度使即管兵7万余人,马1.9万余匹。这些驻军有事作战,无事屯田。驻军、家属、外来客商和当地居民汇集一起,就形成丝绸之路上许多繁华的都市。如“凉州七里十万家”③,以及“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④这些唐人诗句,就都反映了当日河西重镇凉州的盛况。据考古实测,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高昌和龟兹等城,遗址范围都很大,当时也都应该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资治通鉴》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条中叙述丝绸之路沿线的情况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唐陇右道范围中有19个州,60个县,以及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安远门后改名开远门,这是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当时从长安直到安西都护府所辖最西端的碎叶城,到处都有人种植桑麻田禾,无比富足。《南部新书》记载:“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人不为万里之行。”表明了唐朝统治者对这条道路是多么关心。元稹《西凉伎》中的“开远门前万里堠”,则是举成数而言的。在偏远多沙漠的西北,能出现这许多富庶地区,无疑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存在和中外人民频繁的商业交往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丝绸、茶叶、纸张,陶瓷、竹器、漆器、金器、银器等大量运往西方。而西方的驯象、狮子、犀牛、象牙、犀角、骏马、珍珠、沉香、胡椒、玻璃等,也为长安增添了光彩。1972年从陕西省礼泉县陪葬唐太宗昭陵的郑仁泰墓中,出土三彩骆驼俑4件,背上铺椭圆形花袋,袋两旁各横置丝绸两卷,表示这是运输丝绸的骆驼队。墓志说郑仁泰的官衔是“故右武威大将军、使持节都凉、甘、肃、伊、瓜、沙六州诸军事……。”此6个州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曾任上述各处地方军政长官的郑仁泰墓中,也特意放入了表现地方色彩的载丝绸骆驼俑。
  唐王朝与东罗马、波斯、印度等国家,也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隋唐时期把东罗马帝国称为拂菻或大秦,它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地跨欧亚两洲,是一个著名的文明古国。东罗马既是东、西商业往还的一个孔道,又处于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因而对沟通欧亚各地的文化交流,曾起过很大的桥梁作用。《旧唐书·拂菻传》所记载它与中国的通使有5次,并详细记载了东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情况,其中说:“拂菻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栊,多以水精琉璃为之。……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可知这是一个非常富饶美丽的国家。玻璃最早由埃及人发明,后来东罗马的玻璃制造业大为兴盛,到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入中国。直到唐代,玻璃还被视为稀世之物,因而东罗马将其作为礼品送人。《太平御览》引《玄中记》说:“大秦有五色颇黎,红色最贵。”这也就是《旧唐书》中要将东罗马所献“赤玻璃”加以记载的原因。
  人们至今仍对古代中国与东罗马的友谊交往津津乐道,土耳其朋友就指出,伊斯坦布尔城是当时丝绸之路东去的起点,又说伊斯坦布尔东南200余公里的布尔萨城,由于最早从中国传入蚕桑,盛产丝绸,因而又名丝绸城等。
  从汉代开始,波斯就与中国密切交往,唐代更有了新的发展。《旧唐书·波斯传》记载:“波斯在京师西一万五千三百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之可萨部,西北拒拂菻,正西及南俱临大海。”这里指的是公元226年波斯人所建立之萨珊王朝,历史上又称新波斯帝国。吐火罗在今阿富汗北部,康国在今苏联中亚的萨马尔罕一带,突厥可萨部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拂菻即东罗马。波斯正西及南所临之海,即阿拉伯海的波斯湾和阿曼湾。《旧唐书》又说这个国家有火袄教,男子剪发戴白布帽,衣不开襟。有巾帔。妇女裙衫巾帔,辫发垂后,饰以金银。国中土地宽平,人民兼营农耕和畜牧,有鸟形如橐驼(鸵鸟)。又多白马、骏犬,还出产大驴、狮子、白象,以及珊瑚、琥珀、玛瑙、火珠、石蜜、千年枣等。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开始,波斯曾多次派遣使臣前来长安通好。在公元651年萨珊王朝被大食攻灭之后,波斯王子卑路斯还曾于高宗咸亨年间(公元670——637年)和武则天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前来长安求援,被封为唐王朝的右武卫将军和左威卫将军。他最后便终老于长安。
  陕西乾县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前的60余尊王宾使臣石雕象中,有许多都是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装束,可惜人头早已被毁。据《长安志图》记录,原来这些石象背上所刻该人的姓名中,有一个正是“骁卫大将军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这无疑是唐代中波友谊关系的最好物证。
  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散在各地的波斯王朝贵族还频频以王朝的名义来长安朝贺,据《册府元龟》记载,仅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756年),前来的波斯使者即达十四五次之多。他们来时都带着狮子、豹子、珍珠、犀牛、象等礼物。唐王朝也回赠以绢帛、锦袍、钿带等厚礼。
  在唐长安的西域人中,波斯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在布政、醴泉、普宁、靖恭、崇化等坊中,都修有作为波斯国教的袄教寺院。醴泉坊另有一所波斯王子卑路斯奏请建立的“波斯胡寺”,必然也是袄教寺。再加上专为波斯人修建的摩尼寺和景教寺院,数字就更大了。有这么多专门为波斯人兴建的寺院,足以表明唐长安城中的波斯人是很多的。
  《资治通鉴》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有一条记载说:“自吐蕃(今西藏一带)人占领河西走廊等地后,大批西域使者住在长安回不去。当时有4000名这样的人都仰赖唐王朝的供给维持生活;有的居住长安已40余年,娶妻生子,有田宅,“安居不欲归”。唐王朝为减轻负担,提出或者设法送他们回去;愿意留下的,则应担负一定的职务,“给俸禄,为唐臣”。但结果,“胡客无人愿归者”。他们都被编入神策军中,王子、使者任散兵马使或押牙,其余的为士卒。这些胡客中,应该以波斯人为最多。
  1955年,西安城西出上《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一方,志文用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合刻。汉文刻的是:“左神策军散兵马使苏谅妻马氏,已巳生,年廿六,于咸通十五年甲午岁,二月车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时身亡,故记。”婆罗钵文墓志由日本京都大学伊藤义教授翻译为汉文,其中有“这是,神策军的骑长之水灵者苏谅家的一员的女儿,王族之永灵者马氏,永灵者的(即袄历的)240年(也就是)唐朝的260年,威光赫赫的常胜的大王之咸通十五年……于26(岁)成为逝世者。她坐的居所(现在)已经同坐和奥赫尔马兹德以及阿迈须拉斯班特诸神于最好的世界……”⑤等话。可知苏谅妻是波斯人,在距离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已经200多年的唐懿宗咸通十五年,也就是公元874年,这块墓志中仍然用袄历纪年,用袄教徒信奉的善神奥赫尔马兹德和阿迈须拉斯班特为死者祝福,表明了波斯人的爱国精神,也表明她家都是袄教徒。这个在神策军中供职的苏谅,应该也是波斯人。
  在唐王朝任职的波斯人中,以李元谅最为著名。李元谅由于祖先是安息(即波斯)人,所以原来姓安。他小时为宦官骆奉先收养,遂改姓骆,名元光。后成为唐王朝名将,因屡立战功,唐德宗“念其勋劳,又赐姓李,改名元谅”⑥因为他是波斯人,所以叛将徐庭光在与李元谅对阵时,故意“以优胡为戏于城上,辱元谅先祖”⑦。李元谅历任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等职。当他节度陇右时治良原(甘肃灵台县西北90里),《旧唐书》说这里“古城多摧圯,陇东要地。虏入寇,常牧马休兵于此。”李元谅来后加筑烽火台,整修城墙,“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榛。俟乾,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生殖之业,陶冶必备。仍距城筑台,上彀车弩,为城守备益固。无几,又进筑新城,以据便地。虏每寇掠,辄击却之,泾陇由是乂安,虏深惮之。”李元谅在平息朱泚等人的叛乱和抵御吐蕃军对丝路孔道河西走廊的搔扰等事业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62岁时,就死在良原任上。唐德宗对他的去世非常痛心,追赠给他“司空”称号,并因此“废朝三日”。
  文明古国印度在我国唐代称为天竺,《新唐书》介绍说:“天竺国,汉身毒国也,……居葱岭南,幅圆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从唐太宗时开始,印度便不断派使臣前来长安。中国的王玄策等人,也曾一再代表唐王朝出使天竺。
  当时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除走传统的经由河西走廊和新疆翻越葱岭这条路之外,还有沿渭河西行,横过今甘肃,入青海省后西南行前往西藏的一条路,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始称这条路为“吐蕃路”⑧。许多僧人,还有王玄策等使者,都是取道吐蕃路出使印度的。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出使天竺时,适逢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逝世,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从骑三十人与胡御战,不敌,矢尽悉被擒。胡并掠诸国贡献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他当时逃到吐蕃西南部,求四邻各国援救,竟借得吐蕃精兵1200人;以及泥婆罗(今尼泊尔)国骑兵7000多。王玄策率领这些士兵反戈一击,大获全胜⑨。这一事实表明,处于吐蕃路上的这些国家,当时都经由这条道路与唐王朝保持着密切交往。因此,他们也才能急唐使之难,出兵相助。
  随着商人的往来,中国的纸张和造纸技术这一时期传到了印度。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也被译成梵文。其它如丝绸、瓷器等传统货品,更成为交换中的大宗。印度的火珠、郁金香、胡椒、菩提树、波罗树等也传来中国。唐太宗还曾专门派人去天竺学习熬糖法。用印度这一先进技术,熬扬州所产甘蔗,“色味愈西域远甚”⑩。尼婆罗国的波薐菜(菠菜),这一时期也传到了长安。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盛期,中印两国僧人也频频互访。他们的交往,在彼此的文化史上都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从唐初开始,印度僧人即纷至沓来。唐玄宗时期,更形成高潮,如当时在长安创立佛教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名印度僧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其中的不空和尚,北天竺人,十五岁出家,随金刚智来中国。金刚智死后,不空又前往师子国(斯里兰卡)和天竺求经。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返回长安,向玄宗“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以及杂珠和白氎布等(11)。他曾在长安大兴善寺(位于今西安城南之大兴善寺公园)等处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共由梵文译成汉文大乘佛教及密宗经典120余卷。因而他又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一说四大译经家中无不空而有义净)。
  当时一般中国僧人大都不认识天竺梵文,印度僧人如不空等来长安学习汉语后,就在翻译工作中占有了很大的方便。唐玄宗曾针对这一状况在《题梵书》中风趣地说:“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不空70岁时死去。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曾给他以很高的荣誉和奖赏,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和“肃国公”等。因而《高僧传》赞叹:“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正赖有他和其他许多人所完成的这些汉泽佛经,印度佛教和其中所保存印度古代的许多神话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某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才得以在中国广泛流传,为中国人民所熟知。
  中国的玄奘、玄照、义净、慧超等一大批僧人,也不远万里,主要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习。玄奘是其中成就最大、名望最高的一个。他在途中的经历是那样的曲折复杂,充满了危险,但他能以坚忍不拔的惊人毅力,一个个地化险为夷,并取得了光辉的成果,为古代中西人民的友谊谱写了动人的篇章。他的事迹引起了当时和以后历代的普遍注意,被不断地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唐代那么多僧人,大家唯独给玄奘以“唐僧”的称号,即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玄奘原姓陈,名祎,洛州缑氏(河南偃师县)人,出家后法名玄奘。他年轻时曾遍访名僧,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印度那烂陀寺著名僧人戒贤的门徒波颇来长安兴善寺讲学,他立即前往请教。从波颇处得知戒贤仍在那烂陀寺后,玄奘便下了去印度学习的决心。由于唐王朝建立未久,加之突厥军不断南下骚扰,北方很不安定,当时一般不许人们出国。因而玄奘等人的出国申请,也未获批准。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长安一带遭灾,朝廷命百姓自谋生计,玄奘便混在逃难的人群中,踏上了万里征途。他从长安出发后,大致是先到咸阳(今咸阳市东),然后沿渭河西行,经今陕西省的凤翔、陇县,以及甘肃省的天水、兰州等地后,到达河西重镇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因玄奘没有“过所(通行证”)命他迅速返回长安。幸亏在当地慧威和尚的协助下,逃往瓜州(甘肃安西县东)。瓜州刺史独孤达也信奉佛教,收留他住下,并详细告诉他路上的情况。玄奘在这里买了一匹老马,绕出玉门关后,在茫无边际的沙漠中,仅靠一堆堆白骨和马匹、骆驼的粪便辨认道路和前进的方向。为了躲过烽火台的盘查,他有时只得白天隐蔽而晚上赶路。当进入长800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12)的莫贺延碛时,玄奘迷失了道路;在解开马背上盛水的皮袋喝水时,由于疲劳已极,又失手将水全部倾覆沙中。“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磷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13)当他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口焦舌燥,即将死去时,多亏第五天夜半,阵阵凉风把他吹醒,马也有了生气。又往前走了10里左右,老马固执地把他引向另一个方向。在几里路外,眼前忽然出现一大片青草,并有一湾甘甜清冽的池水。玄奘和马喝了个够,然后装满水袋和青草,一口气便赶到了伊吾(新疆哈密县)。关于这一路恶劣的自然条件,唐代随军诗人岑参也曾描绘道:“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14)在《过碛》诗中,他又说:“黄沙碛里客行迷,回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军官骑马过沙漠,无缺水断粮之虞,尚且如此艰苦;玄奘路途上的不易,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伊吾向西到高昌国(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玄奘受到高昌王盛大的欢迎,并得到很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帮助。从这里开始,他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向西,比较顺利地经过了阿耆尼(新疆焉耆县)、龟兹等国后,再从跋禄迦(新疆温宿县)西北行,翻越凌山(天山山脉之腾格里山的穆素尔岭),好不容易才到达素叶城(即碎叶城)。玄奘从这里继续西行,越帕米尔高原后转南,到达吐火罗(阿富汗北部),然后穿过大雪山(阿富汗之兴都库什山)和黑岭(阿富汗东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山峰)进入北印度境内。这时距离从长安出发时已经一年多了。他游了北印度的犍陀罗国(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及阿富汗东部一带地方,都城布路沙布罗即今白沙瓦),这里由于受古希腊文化和古印度佛教文化的综合影响,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和雕塑艺术,被称为“犍陀罗艺术”。玄奘又曾在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用两年时间阅读佛经,并学习声明学(语言文字学)和因明学(逻辑学)。随后他访问了中印度羯若鞠阇国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之坎诺吉)。当时这里正由戒日王统治,国力强盛,因而曲女城成为全印度的政治中心。当玄奘在这里以及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故乡迦毗罗卫国(15)(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等地广泛游览、学习,对佛教和有关情况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后,才来到摩揭陀国王舍城东著名的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地方)。这里收藏有大量佛教经典和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的著作,有许多渊博的僧人兼学者在这里研究大、小乘佛教以及因明、声明等学问。因而它又是当时全印度的一个学术文化中心。玄奘在那烂陀寺拜年近百岁的戒贤法师为师,悉心研讨,博览群书。5年之后,他又到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各地去游学、访问,以扩大见闻、增进知识。
  5年多之后,41岁的玄奘再次回到那烂陀寺,戒贤便让他主持全寺讲席。这时玄奘的声名已远近传扬,信奉大乘佛教的戒日王专门招见了他。谈话中,玄奘详细介绍了唐太宗,以及歌颂唐太宗的《秦王破阵乐》等有关中国各方面的情况。
  公元641年,戒日王亲自在曲女城召开佛学学术辩论大会。到会的有18个国家的国王、大小乘佛僧3000余人、婆罗门和其他教派的教徒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1000余人,还有许多旁听者。场地上大象、车辆、旗帜等“峨峨吸吸,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16)
  大会请玄奘为论主,主讲大乘佛教,并由那烂陀寺僧代他宣读了论文;同时将内容相同的另一份文稿悬挂在会场门外,请大家提出反驳。但会议一直开了18天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会后,戒日王让玄奘坐在一头盛饰的大象上,令贵臣陪着游行,两侧的人拉着他的袈裟高声欢呼。从此,印度教徒都尊称他为“大乘天”,小乘教徒也尊称他为“解脱天”。
  此后不久,玄奘便带着大量佛经、佛像和印度各地的植物种子,启程回国。戒日王送给他一头大象和各种路上需用的物资,并与其他许多国王和僧侣、百姓一道,来给他送行。由于有戒日王的亲笔书信,沿途各国都精心接送,他比较顺利地翻过雪山和葱岭,到达于阗。在于阗寺庙的壁画中,玄奘曾看到一些有趣的、关于中国古代桑蚕业向西方传播的描绘。这就是于阗王借娶中国公主的机会,要公主将蚕种藏在帽絮中带回于阗的故事。
  由于玄奘是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出国的,因而当他回到于阗时,先托商队向唐太宗转呈了一份表章,说明自己出国的缘由和情况,请求处理。唐太宗很快回复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17)并命于阗等地派人护送;命敦煌等地派人远道迎接。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往返5万余里,经历110个国家和地区后,回到离开已17年的长安。当时唐太宗正在东都洛阳,长安的许多官员和百姓都到西城门将玄奘迎入弘福寺中。不久,太宗又在洛阳召见了他,详细询问了各地的情况,并要他写一部《大唐西域记》,记述旅途中的见闻。
  玄奘返回长安弘福寺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并由他口述,由门徒辩机笔录《大唐西域记》。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为纪念亡母文德皇后而修的慈恩寺(位于今西安大雁塔一带)落成,便请玄奘由弘福寺搬到这里讲学和翻译佛经。
  玄奘日以继夜地工作,白天耽误了的,晚上一定补上。他这样一直辛勤地苦干了19年,共主持翻译佛教经论70余部,1300余卷,成为中国古代翻译佛经最多、也是最著名的人。由于玄奘精通梵汉两国语言文字,熟悉印度和佛教的历史,加之态度谨严,一丝不苟,译意准确,语言流畅,因而在翻译的质量上也超越了前代和同时代所有的翻译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印度”国名,便是玄奘首先正确译出,而一直沿用至今的。他在《大唐西域记》中指出:“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唐太宗曾为他翻译的佛经作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一文,太子李治也写了《述圣记》一文。佛教史上将能通晓全部佛教经典的高僧称为“三藏法师”。“唐三藏”,就是对玄奘这位学问渊博的僧人的尊称。
  《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述了玄奘目睹耳闻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山川风貌、城邑关防、道路交通、物产气候、风土人情、政治文化,特别是有关佛教的遗迹和传说等。它为研究中亚、南亚、西南亚各地的历史、地理、佛教文化,以及古代中西交通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在,这本书已被译成法、英、日等多种外国文字。
  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玄奘因积劳成疾,于65岁时逝世。他的遗骨先安葬在西安城东的白鹿原上。5年后,唐高宗又主持迁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畔新修的兴教寺中。这里除玄奘墓塔外,他的两个弟子窥基和圆测的墓塔,也修在两侧。
  唐代之后,人们开始把玄奘取经的故事加以神化。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更在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等作品的基础上,写成不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玄奘为完成自己的事业而不避艰辛、勇往直前的精神和事迹,也早已成为中国人民交口传诵的佳话。
  ①王昌龄:《从军行》其六。
  ②王昌龄:《从军行》其七。
  ③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④元稹:《西凉伎》。
  ⑤伊藤义教授:《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译》.《考古学报》1964年第二期。
  ⑥⑦见《旧唐书·李元凉传》。
  ⑧详见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
  ⑨见《旧唐书·天竺传》。
  ⑩见《新唐书·摩揭它传》。
  (11)见《高僧传》。
  (12)(13)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4)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15)即前引法显《佛国记》中的“迦维罗卫国”。
  (16)《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7)《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丝路起点长安/武复兴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