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区域自然和人文特征
　　丝绸之路东段的黄河流域(见图3-1)，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与西北内陆之间，包括乌鞘岭以东、太行山以西、长城以南、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处于承东启西、东靠西移的重要地位。这一地处黄河流域中段的区域，河谷、平原和高原相间，包括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两大地貌类型区。
　　关中平原地势平坦，自古有“八百里秦川”之称。这里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系纵横，有泾渭浐灞滈沣涝潏“八水绕长安”的优越自然条件，使之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粮仓，也是我国最早、最先进的农业经济地区之一。尤其是泾渭河谷地区，处于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城镇建设地区和兵家必争之地(见图3-2)。
　　黄土高原黄土广布、沟壑纵横、地形破碎，地表起伏大(见图3-3)。沟壑面积占地表面积近2/3①。这一地区为半湿润、半干旱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有冬寒夏热、寒暑变化剧烈且昼夜温差大的特点。降水不多，年降水量基本上介于400～600毫米之间，但季节分配不均，70%以上的年降水量集中在夏秋季。气温和降水量的地理分布都呈自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减的趋势。
　　黄土高原自然条件优越。质地疏松、肥力较强的黄土使这里成为我国土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穿行于黄土高原的黄河干流及其密集的支流(如洮河、湟水、无定河、延河、汾河、渭河、泾河、洛河、伊洛河、沁河等地表径流)将黄土高原总面积的88.6%纳入可灌溉区域，成为人类活动充足的水资源保障。复杂多样的地貌形态适合多元化农、林、牧业发展的需要。且该地区光能资源丰富，利于农业生产。
　　黄土高原之所以成为我国最古老的农耕区，农、林、牧业混合发展。其中银川平原、河套平原和关中平原地形相对平缓，土壤肥沃，是农业集中分布的地区；陇东等地牧业发达，贺兰山等山区森林密布，地表植被种类多，呈地带性分布(见图3-4)。
　　远古发展起来的狩猎业、畜牧业和之后发展兴盛起来的农耕文明，增强了黄河流域经济繁荣的基础。从上古时代到隋唐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文明由此发祥、传播。关中地区还是西北地区的重要粮仓，促进了黄河流域城镇文化建设和繁荣，也成就了汉唐长安城成为世界大都市这一辉煌的历史印迹。而黄河流域北部地区多被游牧民族占领，生产和文化发展一直比较落后，则多处在逐水草而徙的粗旷发展中。
　　2．历史城镇建置与发展
　　黄河流域作为我国古代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多处历史遗迹可以证实该区域城镇发源早，延续性强，城镇发展也自成体系。
　　(1)黄河流域历史城镇起源和初期发展
　　基于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选择在这一地区定居，黄河流域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品农业，城市开始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大大强化，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出现。黄河流域设置地方行政区划也始于这一时期。
　　黄河沿岸沿线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多与政治军事联系在一起。因为这里是京畿地区通往西北、西南和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军事、交通道口，城镇主要分布在陆路军事交通线路(河川谷道)旁侧和地势较高的地方，主要功能是控制东西走向的军事交通线。早期城镇的规模小，功能单一，人流不多，数量也少。
　　秦朝统一全国后，初步形成了“都城—郡城—县城”三级城市体系格局。秦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及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在黄河流域设上郡和内史，并新兴了一批以军事、行政、商业职能为主的城市，全国出现了许多城镇。“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说明了当时已经建有这些军事城镇。黄河流域是当时中国农耕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全国大部分的城镇都分布于此，都城咸阳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城市。
　　西汉时期沿袭秦制，城镇网络初现雏形，关中城镇密集区出现萌芽(见图3-5)。西汉时期，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已分别建有27、57座城镇，分属当时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武都郡、天水郡、安定郡、北地郡、陇西郡、金城郡和西海郡等。汉长安城人口50万以上，手工业、商业极繁荣，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同时，长安城附近还形成了一批繁华的陵园卫星城，如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等，人口密集，初步形成类似于城镇密集区的集合体②。与此同时，汉在北部长城沿线兴建了许多边邑③。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在河套地区置朔方郡(今内蒙乌拉特旗东)和五原郡(在今包头西)，后又于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临河郡。在河套平原还有云中郡、定襄郡。北地、上郡的北部也延伸到河套地区。武帝又在郡下设县，《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朔方郡有县10，五原郡有县16，云中郡有县11，定襄郡有县12。
　　西汉所设郡县皆筑城，作为郡县治所和军事防守的据点，以及地区重要的居民点和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在设置朔方郡的次年(即公元前126年)，遣将军苏建筑朔方城及新设置的县，如朔方郡之临戎县城，为武帝元朔五年筑，其三封、沃野两县为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所筑。西汉为充实边防徙民屯田的地方，后都演变为城镇。汉武帝数次从内地大规模徙民来充实北部边防，其中在大规模击退犯边匈奴后的三次移民规模较大，分别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陇西、北地、河西亦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天水、安定、北地等屯垦城镇皆因此兴起。西汉时，河套地区徙民总数约百万人。至西汉末，河套共有县90，户30.2789万，人口146.2467万(北地、上郡、西河三郡有部分地盘不在河套范围以内，其户口数均以1/2计)。当时，与河套同步开发的河西地区才28万人，仅为河套的1/5。
　　东汉时期，城镇的发展起起落落。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东汉后期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至东汉永和年间，全国13校尉部、刺史部均已建立了“郡一县”二级城市网。
　　两汉政府设立“属国”也演化为城镇。《汉书·地理志》所记五属国的治所位置为，陇西属国治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北地属国治三水(今宁夏同心东)、上郡属国治龟兹(今陕西榆林北)、西河属国治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五原属国治蒲泽(约在内蒙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一带)。
　　这一段时期是黄河流域城镇形成及发展的初期，一般城镇的规模较小，只拥有生产、居住、集贸或防卫等最基本的城镇功能，但也有秦咸阳、汉长安这样成熟的城市。这是因为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中，手工业、商业处于附属地位，大量人口仍分散于土地上，人口集聚功能并不强大，而关中的开发历史久远。关中地区城镇人口相对密集，而长城附近的高原山区(并州、朔方)，则“地绰远，人民稀”，人口密度仅及黄河中下游的1/10～1/5。
　　从城市分布的地域空间结构看，黄河流域的城镇分布已经相当广泛，在都城周围、渭河沿岸形成了城镇的密集带。秦汉时期都城、郡国县邑及西域诸城已达数百座。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五省)的城市数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0%④。
　　(2)黄河流域历史城镇的发展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使黄河流域的城镇数量相对萎缩，城镇建设和管理也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关中—河西沿线城镇共12郡53县，比汉代少。两汉时期的雍州和凉州，分隔成雍州、秦州和凉州三州(见图3-6)。
　　自十六国、北朝，因宗教而兴起一批城镇。当时的北方地区佛寺、佛塔和佛教石窟层出不穷。佛教石窟是供佛教信徒瞻仰膜拜的场所，其附近必有许多城镇村落⑤。
　　在封建社会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城镇发展空前繁荣。
　　唐代形成了以首都、道治、郡府(州)、县城四级行政中心为主体的城市体系。唐初对郡县制加以改革，全国分为10道，道辖州、郡，道驻地通常为区域中心城市。今关中、陕北属关内道。唐睿宗景云二年，以黄河为界东设陇右道，位处黄土高原西部、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里又是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统域西北边防的前沿地带。
　　隋唐时城镇数量多，规模大(见图3-7)。隋唐两代均建都长安，这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唐时，黄河流域有10州(府)，县城城镇数达286个，占全国的21.80%，总数量虽比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少，但密度居于全国之最⑥，尤其关中地区有较大城市60余座⑦。丝路贸易繁荣，城镇规模不断扩大。东西文明的交流也使城镇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唐长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更是享誉世界的国际性大都会。城略呈长方形，东西9.7公里，南北8.65公里，城周36.7公里，总面积84平方公里，是我国中古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据宋人宋敏求《长安志》称，唐代长安所辖的长安、万年两县有近8万户居民。根据户和人口比例，约43万人。加上不列户籍的宫中人口、僧尼道、禁军等，估计唐长安城内外总人口约60万，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⑧。北部的灵州(治所在今灵武境内)和原州(治所在今固原)规模也都较大。
　　隋唐时期城镇的职能增添了交通、商贸等特色。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形成了一批具有交通、商贸职能的新型城镇，原有的军事、政治职能很强的城镇也呈现出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特色的功能。城镇内部空间结构有所发展，唐长安城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主要大街宽达百米左右。城内北部正中是宫城(皇族所居)，宫城南是皇城(中央衙署)，长安城居住区有108坊，其中东西二市，各占两坊之地，坊市制发展到顶峰。
　　五代至元朝，由于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及战乱的影响，黄河流域，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城镇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尽管城镇体系仍然延续，但一批老城逐渐降低发展速度甚至没落。唐末混乱局面使古都长安遭到彻底破坏，西安城逐渐没落，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长安户“仅数万家”。明代西安的面积仅及唐长安的1/10。到清末，西安城人口亦仅11万多⑨。
　　宋代重视城镇管理，给处于停滞状态的城镇中注入了商业气息。宋改道为路，黄河流域包括永兴军路、秦凤路、河东路等。北宋中期时，黄土高原地区有265座城，其中的77座明确具备商税功能，占总量的29.1%，说明北宋西北地区城镇较普遍地具有商业功能。朝廷还在沿边地带设置了大量的交易场所，有榷场，还有和市、私市。榷场中交换的主要商品是贡马、牛、羊、骆驼、药材、茶、畜加工产品等大宗生意。和市贸易则为生绢、白布、杂色、罗绵、被褥、茶、青盐、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走私贸易、贡使贸易等。交易地点也一改最初宋帝只允许在汴京地贸易的规定为沿途均可交易⑩。北宋晚期，西夏境内天都山地区的城寨也出现了城镇化的趋势，商业区沿着主干街道分布和延伸，并与手工业区接近，商业功能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城镇内部空间结构。
　　元朝为贯通中西陆路交通广泛兴设的驿站，促进更为复杂的城镇网络形成，黄河流域的城镇得到一定恢复。该区域设置陕西行省(省会奉元，今西安市，辖境相当今陕西、甘肃东南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作为京畿地区和西域地区联络的中转站。当时关中地区著名的城市有长安、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凤翔和陇州等。
　　明清时代，黄河流域的城镇发展已经落后。随着东南沿海的进一步发展和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落，黄河流域已经从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变为落后的地方，加上多年来对高原地区森林植被的破坏，煤炭等资源开发加剧，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破坏导致区域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破坏，城市发展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尤其中心城市的衰落使城镇体系的发育速度缓慢了下来，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左宗棠路过此地时曾说：“甘省瘠苦，甲于天下”，这一区域的城镇大多迁徙或者衰退。
　　这一发展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市分布呈现强烈的不平衡性。关中平原区城镇开发早，数量多，规模大，且变迁和兴废变化不大。这一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下，且为汉唐等强盛朝代的首都辖区，政局平稳，经济发达，城镇发展的自然条件较稳定，如秦咸阳、汉唐长安等规模较大的城市一直延续到今天。黄土高原区域城镇则因生态环境、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兴衰存废十分剧烈，发展极不稳定。
　　黄河流域的城镇发展形如一条起伏的波线。秦汉和隋唐时期是黄河流域城镇发展的高峰，地区经济发达，城镇空前繁荣，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他时期则处于城镇发展的低谷，尤其是隋唐之后，首都地位丧失，城市规模逐渐萎缩，城镇地位随之下降。
　　城镇功能的变化趋势大致经过原来由军事功能占主导地位变为行政功能占主导地位，直至城镇的功能日趋多样化，成为集生活、消费、居住、娱乐、集贸、服务为一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镇的内部空间结构也由简入繁。
　　3．区域城镇发展中的人地关系
　　黄河流域城镇发展中的人地关系主要表现在城镇分布指向的生态选择和生态环境的变迁两方面。
　　(1)黄河流域的城镇多分布在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
　　优越的自然环境为城市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在渭河、泾水河流域的河谷区，因为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可靠的水源保证和较为平坦的地形，城镇分布密集，集中了该区域大部分的人口。据统计，该区域有85%以上的城市分布于河流、交通、渠道附近，并呈现出从渭河支流向渭河沿岸发展的特点(11)。即便在黄土高原地区，也是择临近水源的交通要道上，或者地势险要之处兴建城镇。
　　地域范围的大小、地形走势、地貌特征等也影响着城市聚集区的规模和空间分布形态。流域交汇处除了水源相对充足外，地域更加开阔、土地相对肥沃、交通方便，往往分布着较大的城镇。小流域内的水流交汇处也多成为较集中的居民点。又如，长块形的关中平原城市聚集区正好和东西长的关中平原是一致的。
　　咸阳、天水、兰州都位于河流两岸，也都是这一区域的主要城镇。
　　(2)持续加剧的人类活动引起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的生态变化，进而影响到区域城镇的发展
　　1)唐代以前，黄河流域的植被保持良好。先秦至秦汉时期，黄河中游植被长势良好，这种状况基本保持到唐代前。其标志为草原十分辽阔，而且牧草丰美，许多地方是养马场所，森林面积广大，不仅山地丘陵大多有天然林，许多平原川地也有天然林；农业虽发达，但只限于泾渭河下游河谷及汾河、伊洛河等部分河谷平川，黄土高原或以牧为主，或农牧兼营；陇中一直地旷人稀，土地垦殖亦相当有限，自然环境优越，水土流失不严重。
　　如古浪县从西汉至唐代上千年间都叫苍松县，其南面有地名叫黑松驿，可见这里在当时曾是松林苍翠的地方。天祝东部、祁连山东段之松山，原属永登县境，有“大松山，卫东百二十里，山多大松”。大松山东坡的寿陆山(寿鹿山)，崇岗隐天，森林蔽日。华家岭以东、以南直到渭河谷地和陇山的广大地区年降水量在400mm以上，较湿润，是森林易于生长之处，古代这里曾有大片森林。据《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民以板为室矣”。唐代中期，于陇西、渭源等地的陇西群牧监，主要牧场在兰州、渭州、秦州、原州一带，有茂密的森林庇护，水草肥美，畜牧业发达，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有马45万匹，牛5万头，羊28.6万只。到北宋时，这一带尚有原始森林。“秦州夕阳镇，古伏羌县之地也，西北接大薮……”，大薮即原始大森林。
　　2)持续加剧的人类活动方式。唐宋以来持续加剧的人类活动，引起了当地生态环境变迁。这些人类活动主要是：
　　①摧毁森林。大兴土木、筑桥开路以及人类生存都需要木材。黄河流域森林的破坏从唐时开始。明清时代，尤其在明代中叶受到了摧毁性破坏。有研究推算，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游森林覆盖率为53%；秦汉时期下降为42%；唐宋时期下降至32%；明清时期下降至4%(12)。
　　②持续扩大的土地垦殖。土地垦殖自汉代开始，到唐、元发展到高峰，使生态环境遭遇浩劫。从长安到陇东黄土高原一带，早为农业区。西汉武帝打击匈奴取得胜利后，大规模移民实边，丝绸之路东段南线许多地区的森林和草原被垦殖。由于自然环境基础好，当时并未损伤元气。后因东汉的边战和农民起义，国家无暇顾及垦殖，使当地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唐安史之乱使逃亡民众来到陇右垦荒度日，加上军屯，垦荒、伐树的力度加大。如唐李元谅带的士兵就在良原毁林垦荒，“辟美田数十里”(13)，不仅草原开垦了，许多山林也被开垦。明初在黄土高原北部陕北(延安、绥德、榆林地区)和晋北大力推行“屯田”制，强行规定每位边防战士毁林开荒任务。如当时的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屯田为168400多顷，延绥镇48100余顷。由于军民争相锄山为田，使林草被覆的山地丘陵都被开为农田，丝绸之路东段南路的环境变坏并进一步向西发展。清代推行奖励垦荒制度，垦荒范畴自陕北、晋北而北移至内蒙古南部，黄土高原北部和鄂尔多斯高原数以百万亩计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使大面积的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加剧。清代的中期，即所谓的康乾盛世，人口迅速增加，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对水利灌溉的需要日益迫切。仅宁夏沙坡头地区，从乾隆到道光的81年中，居民增加了34469户，131339口，达52049户，214107口。沙坡头地区共有水渠10条，总长度为545里，共灌田133360亩，此外还有复垦耕地500顷(即50000亩)，合计灌溉面积达183360亩。清代沙坡头地区的农业种植获得空前的发展，但也造成了自康熙以来，屡屡出现在中卫县的沙尘暴(14)。腾格里沙漠也不断南移，流沙已经越过明长城，进入长城以内地区，到达黄河南岸，沙漠化日益严重(见图3-9)。
　　③不合理的城镇建设及过度发展。不合理的城镇兴起建设阶段，必大兴土木，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流域内生态环境被破坏。城镇发展阶段，城镇人口猛烈增加，大量人口的生存需要——农耕区与城市区的扩大、薪炭的需求、住宅与家具需求等使环境承受压力越来越大，导致生态进一步被破坏。城镇繁荣阶段，人类活动更多地向高风险区进入，城镇的建设规模越大，人口密度越大，同等程度的不良条件造成的生态灾害后果也越严重。城镇的过度发展也可从人口密度来看。西汉时，金城郡、安定郡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2.2—2.5人，天水为15.4人/km2，地广人稀。但自清初到清中叶，人口猛增到1820年的2466万，人口密度兰州府为68.85人，巩昌府为54.61人，秦州为41.93人，平凉府更高达230.3人，都超过了本区所能容纳的人口限度的2～10倍。城镇发展忽视生态系统相对有限的稳定与再生能力，超过了环境承载力，是生态环境恶化、水旱灾害频率增大的主要原因。
　　3)黄河流域生态变迁的表现。黄土高原大面积森林遭到破坏以后，便失去了生态屏障，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从而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主要表现以下在五个方面：
　　①自然植被严重破坏。后来的古浪县连灌木都很少了，松山、寿鹿山虽仍残存一些云杉、松柏林，但已大不如以前。明朝正德年间的《华亭县志》反映，当时的华亭已是“林竭山童，风蔽日喧”，临泾(今镇原西)为“昔日昆夷之地，占者省山启辟，惟患其木多，今濯濯童矣”(15)。明代修筑长城也使贺兰山的森林遭到空前的砍伐破坏。凡是人迹能到的山岭，林木被砍光伐尽。清代中叶时的渭源与天水间已是“童山白草，地咸脉松”(16)，民国年间的六盘山为“沿途赤地，一望无际”(17)。
　　②河川水文状况严重恶化。破坏森林就破坏了水源涵养条件，必然导致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日益加多，水位暴涨暴落。一些河流变迁甚至消亡。汉代渭河行船通漕运，后来沿河森林植被减少，渭河水也越来越少，漕运时断时通，现几成间歇性河流。
　　③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黄土高原及其周围土地的开垦和自然植被的消失，使雨水和径流直接冲刷黄土地面，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多年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70%。既带走了难以数计的表层肥沃土壤，致使黄土高原农业低产，也将黄土高原切割成无数沟谷纵横的零散地块，导致“塬”的缩小甚至消失。黄土丘陵沟壑区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历史上在陇西黄土高原有不少塬，今天已所余无几。榆中南以草地广阔出名的百草塬如今只剩长宽不到1公里的残塬。今庆阳县的董志塬唐时名彭塬，据唐代后期的记载彭塬东西宽60公里，南北长约81公里，现在的董志塬南北长度依旧，而东西最宽仅18公里，最窄处只有0.5公里，大不一样了。水土流失也导致河水变黄，河谷变窄，河床变浅、淤塞。据史料记载，唐宋以前，黄河多称“大河”或“河”，河水变黄后才始称黄河。唐宋时黄河河床较现在高。关中地区，到清乾隆时，泥沙杂流，渠堰乃至淤塞(18)。
　　④水旱灾害日益频繁。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改变了气候和下垫面状况，降低了空气湿度，减少了成雨条件，导致水旱灾害的加剧。随着历史的发展，水旱灾害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据郑肇经《中国水利史》提供的资料，在秦代以前的近两千年间，黄河下游的水患很少，总共只漫溢过7次，改道一次，平均200多年才有一次。西汉以后，水患显著加重，200多年间便发生漫溢、决口、改道达12次之多，唐代平均每10年一次，宋代每10年达5.5次，明清时代达到每年近2次，到民国时代已演变到一年4次的严重程度。还有研究以明清之前，关中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与都城的建设、发展和衰败之间的联系为例，证实了城镇建设、发展及其衰败的阶段性与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间的明显联系：历史上关中地区气候灾害的发生频率与人口数量的发展趋势相一致(19)。
　　⑤高原北部部分土地开始沙漠化。黄土高原北部靠近西北干旱区，年降水量只有400mm左右，生态环境脆弱，森林草地一旦遭到破坏，便会引起土地沙化或沙漠化。西夏时期贺兰山中的大兴土木造成了该区流沙移动的隐患。建于公元413年的大夏国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约50km)，林草丰美，风景宜人，但到唐代后期开始受到风沙侵袭，到北宋则被沙漠所毁。
　　4．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主导因素
　　(1)历史基础和区位条件是区域城镇兴起的前提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城市萌芽早，具备城镇兴起的历史基础。这一区域的城镇相对密集、城镇规模较大，也是我国历代王朝建都历史最长的区域。
　　区位条件是黄河流域城镇兴起的前提。黄河流域是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北方)联系西南和西北的重要通道，是城市建设的有利区位。这一区域也是北达塞外，南抵秦巴，东至中原，西及陇东的咽喉区和东西南北文化、物资汇集之地。其中的关中有“天下上游，交通四达；金城千里，四塞为固；天府之国，陆海之地”之说，地理位置极为优越。这里平原和台塬广布，水资源丰富，物产丰富，是城镇发展的有利之地(见图3-10)。
　　(2)生态环境决定了区域城镇的变迁与兴废
　　黄河流域的城镇发展史表明，无论边塞的战乱，还是早期的生产力不发达，都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城镇的发展轨迹，但生态环境的变迁却使该区域的城镇经历了从古代文化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到唐代“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直至清代中叶“甘省瘠苦，甲于天下”的极其悬殊的变化。
　　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城镇失去承载的基础，逐步废弃。黄土高原北部的城镇因为沙漠化，逐渐废弃。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上塬的缩小或消失，也导致城镇的兴废。
　　生态环境恶化还导致一些城市环境有较大的变化。古之长安，八水环绕，周围园林连片，无疑是当时世界和中国美丽、繁荣的名城。但唐代后“沣、滈亦俱断流，是以关中八水，今仅得其六”(20)。渭河断流使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渭河古渡”也只能从历史文献上看到其“遗迹”了。
　　(3)政治军事因素保证了区域城镇体系的稳定发展
　　政治军事原因是黄河流域城镇兴起和发展最古老的因素。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管理和军事统治，使位于我国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城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规模等级结构。因戍边和政权统治的需要，黄土高原地区不少军事城镇兴起，其他城镇的军事色彩也相当突出，保证政局稳定，满足城镇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4)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城镇网络完善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工商业不断发展，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镇规模逐渐扩大，职能多样化。尤其商贸活动的展开，一方面推动了原有城镇规模扩大、结构形态演化和经济繁荣，如唐长安城：另一方面也新兴了一批集市，后发展为城镇，如边塞的榷场。
　　在封建社会发展中，各朝通过政权推行郡县制或其他的城镇体系，城镇网络得以形成和发展。传统农业以自给自足为特征，而商品经济则促进了人员流、物流的传输，加强了城镇间的联系，推动城镇网络的完善。
　　5．区域城镇兴衰规律
　　历史事实表明，黄河流域城镇的兴衰受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及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
　　(1)城镇发展的区位选择表现出沿主要河流沿岸和交通沿线扩展的“点—轴—面”的地域分异规律
　　历史时期城镇的选址受地形、河流、地理位置等微地貌景观等因素的影响。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黄河流域的多数城镇临水而建，分布在河流沿岸，或沿交通要道而设。自然条件也影响着城市的规模和空间分布形态。关中平原、河套平原的城镇因地形呈条带状分布，陇东黄土沟壑区地域面积较小，城镇呈点带状分布。
　　(2)区域城镇系统的调节由区位、自然资源、劳动力、政策等要素的地域组合决定
　　各要素的优劣程度决定了区域发展的稳定性与再生能力的强弱，尤其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较量决定了城镇发展的方向。人类活动对自然要素的影响若在其更新与再生能力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则可以通过生态系统内部的调节、更新和再生形成新的平衡，继续保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否则，生态系统便会失调并趋向恶性循环。关中、河套平原地域广阔、土壤肥沃，原是发达的农业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土沟壑区、黄土丘陵区原为农牧区，陇东原为林区，但历史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环境恶化、灾害频发。
　　(3)政治军事控制的持续性制约城镇体系的分异
　　黄土高原地区早在奴隶社会的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中原政权的根据地，此后中央王朝对其的实际控制基本上都是具有延续性的，政局平稳，加上城镇发展的自然条件较稳定，保证了关中地区城镇变化不大，规模等级结构稳定。
　　(4)经济、交通区位诸因素的作用促使城镇形态功能变迁
　　黄河流域是传统的农耕区。因长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束缚，城镇个体的形态演变缓慢。历数千年兴衰，城镇数量有所增减，但大部分没有进一步发展为更大的城市，这是由土地的分散性不能有效集聚人口所决定的。但随着分工的发展，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城镇的经济职能日益显现，城镇的职能由单一化向综合性发展。城镇逐渐向外扩展，城镇的空间结构也发生变化。随着交通的发展，一些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逐步向区域中心城市演进。
　　①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②姚士谋等．中国城市群．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③引自 曲英杰：古代城址
　　④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⑤景爱.沙坡头地区沙漠考古，沙漠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⑥统计中的黄河流域指陕西地区。顾朝林．中国的城镇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⑦姚士谋等．中国城市群．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⑧许学强等．城市地理学
　　⑨王雅红．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研究，学位论文
　　⑩孙伟．北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城寨堡体系演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1)肖爱玲，朱士光．关中早期城市群及其与环境关系探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4(5)
　　(12)桑广书．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19(4):54～59
　　(13)《新唐书·李元谅传》，卷一百五十六
　　(14)《续修中卫县志》。转引自景爱：沙坡头地区沙漠考古
　　(15)道光《镇原县志》．转引自王勋陵．我国境内丝绸之路生态环境的变化．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3)
　　(16)李殿图《泾渭清浊辩》．转引自王勋陵．我国境内丝绸之路生态环境的变化．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3)
　　(17)《陕甘纪程》．转引自王勋陵．我国境内丝绸之路生态环境的变化．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29(3)
　　(18)《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五十七
　　(19)殷淑燕等．历史时期关中平原水旱灾害与城市发展.干旱区研究，2007，24(1)
　　(20)《关中胜迹田志》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