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沙漠绿洲沿线的城镇，大多是在西域古国和屯垦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证实了漫长的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稳定与繁荣，担任了丝绸之路文明的传播桥梁与守护者(见图3-22)。
　　1.区域自然和人文特征
　　丝绸之路沿线的沙漠绿洲地区主要包括我国西部新疆地区的沙漠绿洲地带，该区域在历史上被称作西域，一是位于我国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西部，二是地域辽阔，地处中纬度亚欧大陆腹地。西域是我国早期的游牧民族聚集地，其自然环境条件较为严酷，制约着人类生产生活的范围和规模，而多民族聚集的特征，又蕴藏着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区域发展的动荡性，属于我国畜牧业经济发展区和欠发达地区。
　　(1)自然特征
　　西域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干旱荒漠地带，自然环境相对较为恶劣，北部有阿尔泰山、中间有天山、南部有昆仑山、东部有阿尔金山、西部有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和包围，历史上人类活动和聚落发展主要位于山脉围合起来的两大盆地：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和北部的准噶尔盆地。
　　塔里木盆地的面积为53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麓，东到罗布泊洼地，北至天山山脉南麓，南至昆仑山脉北麓，大体呈不规则的菱形，地势由南向北缓斜并由西向东稍倾。其中心地带是我国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塔克拉玛干流动沙漠①，东西长1000公里，南北宽400公里，面积为33.7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漠面积(不包括戈壁)的47%②。塔克拉玛干沙漠古称大流沙，在唐代时被称作图伦碛，1870年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称之为“死亡之海”③。“塔克拉玛干”源自波斯语，意思是“沙漠上连无叶小树也不生长”，后来居住在这里的维吾尔族人民将其理解为“山下面的大荒漠”④。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成因是海相积沙，形成于第三纪晚期至全新世初期，古地中海(特提斯海)退出塔里木盆地，印度洋板块冲击亚洲版块，青藏高原的抬升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得原本是地中海边缘的塔克拉玛干地区水源逐渐干涸，海底的裸露，干旱的气候逐渐使得海相沉积沙松散流动，在较强的东北季风和山谷风的影响下堆积成高度、大小、方向不等的流动沙丘。沙丘的高度，与其流沙堆积时间呈正比，一般在100～150m，高者可达200～300m。高大的沙丘主要分布在东部，由东向西沙丘高度渐低(见图3-23)。
　　准噶尔盆地的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二大盆地，位于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及西部诸山间，呈不等边三角形，东高西低。盆地西部有高达2000m的山岭，多缺口，西北风吹入盆地，属温带干旱荒漠区，冬季气候寒冷，雨雪丰富。盆地中部玛纳斯河以东、乌伦古河以南、天山以北以及阿尔泰山以西围合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中国第二大沙漠，面积4.88万平方公里，由西部索布古尔布格莱沙漠、东部霍景涅里辛沙漠、中部德佐索腾艾里松沙漠、北部阔布北—阿克库姆沙漠四部分组成，处于中亚向亚洲中部荒漠的过渡区。沙漠的成因主要是河湖积沙。沙漠内部绝大部分为固定和半固定沙丘，其面积占整个沙漠面积的97%，固定沙丘上植被覆盖度为40%～50%，半固定沙丘植被覆盖度达15%～25%，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由于远离海洋、高山环抱、地形封闭，南部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阻挡了夏季印度洋西南季风进入，降雨量少，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仅为147mm，而夏季青藏高原的热源作用加强了亚热带高压中心的昼夜温差，形成一年中长达1～2个月的大风气候，天山北部准噶尔盆地中起沙风的风速在6m/s以上，塔里木盆地的起沙风速约为17.2m/s，加上高纬度地区寒冷的气候特征、沙土的储水能力较弱，这些特征造成旱漠气候特征更加严重，干旱缺水、植被稀少、荒漠广布，生态环境脆弱，植被极其贫乏稀疏，加剧了水资源的蒸发和沙土的流动性，年平均蒸发量在2100～3400mm左右，干燥度在2.0～6.0以上。然而该区域太阳辐射大，光热资源足，日照长、辐射强，无霜期长达150～200天左右，光能资源丰富，积温高、温差大，年均积温达3000～5400℃左右，这样的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非常有利。
　　天山北部气候寒冷，蒸发量小于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地区，主要分布有源自阿尔泰山和天山的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玛纳斯河、开都河及其支流系统，地表和地下水资源丰富，形成绿洲范围较大；天山南部、沙漠北部主要分布有我国第一大内陆河塔里木河及其上源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阿克苏河、喀什葛尔河及源自天山南麓众多支流；沙漠以南主要分布有发源于阿尔金山的车尔臣河，发源于昆仑山的克里雅河、策勒河、尼雅河、和田河、安迪尔河、牙通古孜河、喀拉米兰河等众多河流支网，大多北流注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2)人文特征
　　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下，人类生存和文明活动主要依赖于高纬度地带的冰川融雪所形成的河流水系，水土组合条件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文化生活发展的首要因素。在丰富的冰川融水的滋润下，沿岸和尾闾形成许多古代绿洲，古城镇绝大多数分布在山前冲洪积扇平原及河流阶地形成的绿洲地带。
　　由于天山南北水土光热条件的差异和沙丘性质的不同，古代地理环境和人类不同时代对自然的依附性不同，孕育出众多具有不同文化基础和特征的西域古民族和古国家。昆仑山北麓气温相对较高，从新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农耕文明发展的历程较早，两汉以前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民族过着半耕半牧的农牧交替式生活。而天山南北两线，因相对位置更靠近北部寒带气候区，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人类生存还主要依赖于河流及其地下水资源出露区绿洲的天然水草，两汉以前这些区域民族生活主要表现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式。
　　由河水滋润的绿洲，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和人类文明的聚集地，各族人民曾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每一个民族在其活动时期，生产、生活方式都对城镇的发展产生影响，特别是汉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对地域城镇的影响起到决定的作用。早期高山的阻隔形成的流域和地域的相对封闭性也成为多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民族之间的交往较少，以流域为相对独立的空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城郭国家和众多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水资源较充足的河流沿岸城镇数量也多。塞种、大月氏、乌孙、呼揭、车师、匈奴、乌丸、鲜卑、氐、羌、汉、高车、丁零、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哈萨克等众多历史时期民族繁衍于沿线绿洲地区。公元前1世纪左右，印度佛教通过贵霜移民和粟特(胡商)商人、中亚安息国(今中亚帕提亚)传教翻译家传入西域古国，在于阗、楼兰等国的大力弘扬下，影响远及我国中原内陆的广大区域。自汉通西域后，沿线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商贸往来在丰富沿线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将各方先进的农耕文化传入沿线地区，改变了沿线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部分定居下来的民族提供了沿线商贸和政客流动的沿途补给，使得沿线地区人流攒动。此后，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逐步由葱岭西部传入西域古国，活跃和丰富了沿线人民的文化生活，加速了沿线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人类文化进程和丝绸之路带来的经济活力，民族之间兼并、融合加深，人口大规模迁徙，民族文化扩散、整合，构成绿洲沿线多民族文化与城镇建设相互促动发展的局面。
　　西域地区地处古代中原内陆西通中亚、欧洲、非洲等外域的主要通道，一则承担着守边卫国的重任；二则是中西交通畅通的有力保障，在繁荣中原经济文化上的媒介作用不可小觑。每次城镇大发展都是政治社会稳定时期，如西汉、唐、清时期都是新疆北部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汉西域都护府乌垒、西晋西域长史府海头(楼兰北)、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庭州(今吉木萨尔县北)、清伊犁将军府所在地伊犁惠远城、新疆省会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都是在内地中央王朝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多民族文化对城镇建设和城镇文化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类政治经济发展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辉煌一时的西域文明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2.区域历史城镇变迁
　　城镇是依附于土地等自然环境的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特殊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沙漠绿洲沿线城镇发展历史悠久，大约7000年前，就已有了原始的居民点。但由于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城镇的形成要比黄河流域晚。公元前200年左右，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地带逐渐吸引着大量外来迁徙民族的驻留和定居，兴起了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如姑师国、焉耆国、龟兹国、楼兰国、于阗国和天山以北以畜牧业为主的蒲类国、呼揭国、伊列国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西域诸国在水草丰美的沙漠绿洲沿线筑城建邦，成为该地区早期的原始城镇。两汉初期著名的“西域三十六国”⑤就是这种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原始城镇最典型的代表，其国大都一城一国。
　　(1)城镇的萌芽与奠基
　　两汉以前因少数民族迁移定居逐渐在沙漠绿洲地带形成西域36国城邦国家分布格局，塔里木盆地南部分布着若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莎车等10个国家；塔里木盆地北部分布着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墨山、狐胡登12国：天山以北的东部分布着车师(姑师)、劫国两国；塔里木盆地的西南葱岭东南分布着皮山、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乌秏等8国；葱岭地区及其西部生活着大宛、捐毒、休循、桃槐等4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多的时候因民族迁移和分裂，曾经发展到57个国家。塞人、大月氏、乌孙等民族游牧于天山北部，牧民多“随牧草而居”，居无常所，只有匈奴部落管理机构驻地有稳定的根据地。而楼兰人、于闻人、尼雅人、贵霜人、吐蕃人、羌人等活跃在天山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且末以西诸国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⑥，以半耕半牧为主要生活方式；天山以北的东且弥、西且弥、劫、卑陆、卑陆后、乌贪訾离、单桓、车师前国、车师后国、郁立师、蒲类、蒲类后等12国多以游牧为主，随畜逐水草。虽有个别部落掌握了一些农业技术，如居天山西疏榆谷的蒲类国，卢帐而居，颇知田作，但也只在部分绿洲相对稳定的部落周围，数量较少(图3-24)。
　　这些围绕着沙漠绿洲地区立邦建国的部落都城成为城镇萌芽的雏形，除了王城也有其他城堡，如乌孙国的赤谷城，鄯善国有伊循城、扜泥城、楼兰城、弩支城，乌秏国都乌秏城；无雷国都城卢城，温宿国的温宿城，单桓国的单桓城，龟兹国的延城，车师后部的金满城、务涂谷，疏勒城等等(见图3-25)。城郭诸国以经营畜牧业和游牧业为主。城郭中的王城，都是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人口集中居住和商品交易的中心，如若羌国有450户，1750人，兵员500人；鄯善国1570户，14100人，兵员2920人；且末国230户，1610人，兵员320人；小宛国150户，1050人，兵员200人；精绝国480户，3360人，兵员500人；戎卢国240户，1610人，兵员300人。扜弥国3340户，20040人，兵员3540人；于阗国3300户，19300人，兵员2400人；渠勒国310户，口2170人，兵员300人；大月氏国10万户，40万人，兵员10万人；大宛国6万户，30万人，兵员6万人；莎车国2339户，16373人，兵员3049人；疏勒国1510户，18647人，兵员2000人；乌孙国12万户，63万人口，兵员188800人。姑墨国3500户，24500人口，兵员4500人；龟兹国6970户，81317人，兵员21076人。焉耆国4000户，32100人，兵员6000人。车师国4774人；单桓国(今玛纳斯东北)194人⑦。国家人口和城池规模都不大，出现了以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见图3-26)。
　　分布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国，可谓当时西域最大的城邦国家，其最盛时有人口35万人，国都在赤谷城，以游牧生活为主，以毡房为主要的居住建筑，有铸冶、制陶、毛纺织等手工业。从乌孙国的人口与经济实力看，赤谷城有可能是当时最大的城镇。
　　当时的城镇主要沿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和天山北麓气温、地形比较适宜的山前丘陵、平原地带分布。人口规模和国都城镇规模都不大，城廓分布稀疏，均有城墙，多是建立在共同防御外敌和立足自然环境压力基础上的人类居住聚集区，有一些原始的手工业和农耕经济。这些城邦国家属于丝绸之路沿线沙漠绿洲地区城镇产生与萌芽形态(见图3-27)。
　　(2)西域城镇的盛衰
　　随着两汉时期张骞的出使和内地中央政权影响的逐步深入，这些绿洲城镇在保卫边疆上的重要战略意义逐步显现出来，成为封建王朝开发经营的重点区域。公元前60年，西汉朝廷在乌垒(乌垒国，今轮台县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在车师前部(今吐鲁番)设立戊己校尉，并在各地设置各级军事机构和行政机构，大力发展屯垦和移民，增强了沿线国都城镇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战略作用。为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的食宿问题，汉王朝调遣军队在水源丰富的绿洲地带，大兴屯田，从而促进了一些新兴城镇的形成，如龟兹一带形成七连城的城镇密集形态。此外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性保障了交通的通畅和商业贸易客商的安全性，商业贸易频繁而昌盛，大批商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⑧，在商贸带来的经济活力和经济基础下，极大地促进了沙漠绿洲中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如楼兰、龟兹、疏勒等成为当时有名的商贸城镇，通过屯田和丝绸之路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西域城镇的发展。西汉末年，新疆沙漠绿洲地区形成一块绿洲草原一座国都城池的局面，稳定的发展45块较大的绿洲和草原⑨，其中天山北麓13国有居民和军队84万人，仅乌孙国(今伊犁河流域)人口就有122万(居民和军队)。公元74年东汉在车师后部(今木垒)恢复西域都护府(公元91年迁龟兹)，设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伊吾屯官，并多次徙民屯垦，延续120多年，以军屯为主，遣屯为次，民屯为辅，屯军5000人，开垦农田10万亩(约合0.66万公顷)⑩，主要在东疆地区扩展了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和楼兰三块绿洲。同时，西域城邦国家也开始不断兼并融合成为几个比较大的民族政权，至魏晋时，且末、小宛、精绝归并鄯善(楼兰)，戎卢、扜弥、渠勒、皮山归并于阗，祯中(今阿克陶境内)、莎车、碣石(疏勒境内)、西夜、依耐、蒲犁、亿若(今塔什库尔干)、榆令、捐毒、休循等归并疏勒，姑墨、温宿、尉头、轮台归并龟兹，尉犁、山国、危须归并焉耆，东且弥、西且弥、单桓、卑陆、乌贪訾离、蒲类等归并车师后部。而因佛教、摩尼教等民族宗教文化的兴盛，也增强了于阗、楼兰、疏勒、龟兹、焉耆等城镇作为西域文化中心的功能，增强人口凝聚力，加快城镇建置与发展。
　　南北朝时期，天山以北为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统辖，农田逐渐荒芜，变成游牧地，城廓建筑逐渐衰败(见图3-28)。
　　隋朝(公元581年—618年)短促，仅对西域沿线有过10年的屯管，加强了伊吾(今哈密附近)、鄯善(今若羌附近)、且末等地的屯田与城镇建设，屯军3000人，屯田6万亩(0.4万公顷)。唐朝统一西域以后，因沿线政治环境的稳定和繁盛的中西文化、经济贸易交流促进沿线人口、农牧业生产都达到鼎盛时期。内地军民大量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促进了西域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农业，无论其设施还是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在天山以北，也出现了许多农业区，加速了北疆城镇的发展。丝绸之路在天山南北分成南北中三条，沿线各地商业经济繁荣，人员交往频繁，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11)和著名的四大佛教文化城镇(疏勒、于阗、楼兰、龟兹)以及其他一些商贸文化城镇(见图3-29)。
　　首先，唐王朝为了巩固边疆、防御外敌，平息叛乱、开疆拓土的需要，加强对西域的管理，先后设立了安西(今库车)和北庭(今吉木萨尔)两大都护府，在天山南北设置众多的行政管理中心和军事城镇、军事守捉等，并在西域推行与内地一致的州、县、乡、里管理体制，由此而形成不同规模层次的城镇，这种管理体制对唐代西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隋朝伊吾镇置伊吾县，以鄯善所筑故城置纳职县(在哈密拉布楚克)，在柔远故城置柔远县，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置伊吾军城(今巴里坤)。北庭都护府的管辖下有金满县(治所金满城，瀚海军)、轮台县(治所乌鲁木齐附近)、蒲类县(治所老奇台附近)及西海县(治所巴里坤湖附近)；而在天山北部木垒县东南独山守捉、阜康西部俱六城守捉、沙湾县叶河守捉、乌苏县黑水守捉、精河县东西林守捉等等。这些筑有城池和城墙的行政管理单元和军事防卫机构，成为后期城镇建设的基础。
　　其次，唐王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仅兵屯就多达5万人，还有规模宏大的民屯和犯屯(将罪犯放逐到西域)，开耕农田50万亩(2.33万公顷)形成了天山北麓以庭州为中心以及伊吾(今哈密附近)、轮台(乌鲁木齐附近)、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等屯垦城镇和天山南麓以龟兹(今库车)为中心，以及西州(今吐鲁)焉耆、乌垒(今轮台)、疏勒(今喀什附近)、于阗(今和田)等屯垦城镇。垦田范围广布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和吐鲁番绿洲、哈密盆地、喀什绿洲和伊犁谷地，大大促进了沙漠地区绿洲城郭的发展。屯垦促进了集镇的形成，戍边驻防，保境安民。而行政管理能力的加强和军屯带来的政局稳定，使丝绸之路沿线的商贸、文化发展都达到鼎盛，中西方文化、贸易络绎不绝，促进了沿线以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为主的商贸中心城镇的发展和壮大，进一步带动了沿线城镇的繁盛发展。
　　盛唐中期，塔克拉马干南北缘建立州县制的城镇在今中国境内有31处，在今葱岭以西还有17个都督府和18个州，合计达到49座县级以上的城镇，此外还有55处(12)军城、关城、守捉城和商镇。
　　蒙元时期，因统治阶级强化对西域的开发与管理，形成了新疆北部以北庭为中心和新疆南部以吐鲁番为中心，西部以喀什格尔为中心的城镇体系，主要有北庭都元帅府(别失八里)、漳八里(今昌吉)、仰吉八里(今玛纳斯)、古塔巴(今呼图壁)、独山(今木垒)、轮台(今乌鲁木齐附近)、秃儿古阇(今伊吾)、八儿思阔(今巴里坤)、哈喇火州总管府(吐鲁番)、他古新(今托克逊)、叉力失(今焉耆)、坤闾(今库尔勒)、罗卜驿(今若羌)、亦剌八里(今伊宁市)、苦叉(今库车)、也迷里(今额敏)、普刺(今博乐)、阿速(今阿克苏)、倭赤(今乌什)、可失哈耳(今喀什)、鸭儿看(今莎车)、斡端(今和田)等城镇，部分城镇的功能趋于多元化，兼具政治、军事、交通、经济、文化与贸易等现代城镇功能(见图3-30)。北庭已具有当时国际大都市的水准，在中原与中亚、西亚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力。
　　但因地处边境，且与中原内地相隔较远，沙漠绿洲沿线的历史城镇发展一方面受自然气候和水土资源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受民族战争、部落迁徙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和破坏，城镇建置非常不稳定。尤其是宋、元、明时期，一方面受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另一方面各种叛乱和战争，许多城镇遭受到空前的破坏，如历史上存在了1000多年的高昌城和交河城毁于战火，元代统治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别失八里(即唐代的庭州)，曾因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正月阿史那贺鲁叛乱，在庭州杀掠数千人致州荒废并于显庆二年重新修置后，在公元1298年蒙古叛军攻占别失八里，元在别失八里的屯田全遭破坏，城池也被迫再次废弃(13)，其他许多城镇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清朝平叛准格尔叛乱统一新疆以后，城镇有了较大发展并渐趋稳定，也形成现今中国新疆城镇分布的框架体系和基本格局。清政府(公元1759年)为稳定和重建当地经济，加强统治，大力开展北疆屯田戍边，以“军屯、犯屯、民屯”为主的人口大迁移，为城镇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沙漠边缘绿洲地区的深度开发，城镇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带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据《新疆图志·建置志》、《清史稿》等史籍记载，其中1755～1783年(乾隆二十年～乾隆四十八年)，新筑乌鲁木齐城(今市东)、迪化城(红山南)、巩宁城(即老满城)、会宁城(也称旧满城，巴里坤城东南)、孚远城(今奇台)、靖远城(今老奇台)、恺安城(今吉木萨尔)、阜康城、宁边城(今昌吉市二六工镇)、景化城(今呼图壁)、康吉(今玛纳斯西)，绥宁(今玛纳斯东)、乌苏屯城(后扩修改名庆绥城)、安阜城(今精河)、肇丰城(今雅尔)、绥靖城(雅尔东100公里处)及“伊犁九城”(14)，同时在天山北麓地区聚集近270个农牧业定居庄、区。同时，清政府十分重视新疆的商业发展，重点发展官方商业，促生了乌鲁木齐、伊犁、喀什格尔、哈密等一批商业城镇逐渐兴起。出现了伊犁地区“商旅云集，关外巍然重镇矣”(15)和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16)的盛况。
　　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下设四道、六府、九厅、三州、二十三辖县对新疆各地进行管理，对新疆城镇建制的层次、结构产生了极大影响。
　　民国时期，1945年迪化设市，其他县级城镇也相继设立，区内共置15县：迪化县(红山南侧修建的新城)、昌吉县(宁边城)、景化县(今呼图壁的景化城)、绥来县(今玛纳斯的绥来城)、乾德县(今米泉的辑怀)、阜康县(阜康城)、孚远县(今吉木萨尔的凯安城)、奇台县(靖远城)、木垒河县(木垒河城)、乌苏县(库尔喀喇乌苏城)、沙湾县(小拐)、精河县(安阜城)、博乐、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等，各县城所在地相继筑城，形成了成熟的城镇群落结构与分布形态。
　　3.区域城镇发展中的人地关系
　　新疆地处内陆，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境内多荒漠、戈壁，特殊的自然条件导致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受到制约性较大。从历史城镇发展过程来看，城镇的地域分布受自然条件影响，总体上呈不平衡态势。
　　(1)古代城镇分布变化
　　丝绸之路经过的西域地区多是山地、荒漠与绿洲。城镇的形成和人口的聚集，首先要解决基本的用水问题，因而沙漠、山地沿线城镇多分布在水草丰富的河谷绿洲地带。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天山、阿尔泰山的高山冰雪融水成为该地区城镇发展与生长的基础。
　　从西汉时期开始，历代对西域治理的措施主要通过屯田、筑路、修驿，发展农业等方式达到戍边与粮食供给同步化，历史上在沙漠沿线绿洲地区建设起来的城镇也多是在行政管理中心、屯垦军城、农都尉、驿站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仅在今天库车县南，新和、沙雅一带废址就数以千计，有的规模之大超过现今县城。
　　由于塔里木盆地干旱少雨，人类赖以发展的河流水系的水源主要靠冰川融水。每一条比较大的河流，上源都有数十条冰川乃至数百条冰川，叶尔羌河、喀喇喀什河、玉龙喀什河上源的冰川多达1000条以上。而塔里木盆地南缘17条比较大的河流，共有冰川7980条(见表3-6)。水资源量较大的河流流域，城镇数量也多，北疆的水资源量多，其城镇数量亦多(见图3-31和表3-7)。
　　在干旱区的人类生存和城镇发展都体现了明显的“向水趋势”，这种“向水趋势”不仅体现在水资源量养育的绿洲面积的多少上，同时也体现在河流年径流的变化上。历史上因塔里木河、孔雀河、玛纳斯河、开都河等流域水系相对较为稳定，尤其是河流上游冰川融水较稳定，这些区域的城镇建置与人口发展也相对较为稳定，即使历史上因改朝换代或行政区划变更而导致城镇发展的机遇条件出现波动，但终究会有新的人类活动于这些稳定的绿洲上，区域发展中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继承性较好，如天山南麓的焉耆、轮台、库车、沙雅、阿克苏沿线，自古至今都是人类生活集中的地区，城镇的兴废比较少。
　　西汉末年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和天山沿线因屯田而聚集总人口达122万(居民和军队，天山北部84万人，塔里木盆地南北缘38万人)(17)，由内地迁入的兵屯和民屯人士从内地引进铁器农具、耕牛技术和井渠技术，大力发展农耕种植业，扩展开垦土地面积。东汉时期仅在东疆的楼兰、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三地开垦农田就达到10万亩以上。魏晋十六国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0年)，鲜卑、柔然、高车、嚈哒争霸西域，汉、匈两大政权衰败，中原割据，政局动荡，难以集中力量来巩固边防，屯田规模也约4万亩(0.275公顷)，沿线绿洲面积大大缩减。隋唐时期，为了巩固边防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度加大沙漠绿洲地区的开垦力度，尤其是天山以北开耕农田50多万亩(2.33万公顷)，形成人类活动的稳定区域分布特征。清代以后，展开了西域屯垦的全面推进，1716～1840年间，先后加强三大垦区24个地方的屯垦力度，在东疆地区以巴里坤、哈密、吐鲁番3地为主，北疆地区以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等13地为主，南疆地区以喀喇沙尔、巴尔楚克、喀什格尔、乌什、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和田等8地为主，改变了自古以来新疆以天山为农牧界的局面，农垦使北疆的绿洲很快得到拓宽，同时南疆的绿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当时新疆军屯约12.67万人，还有旗屯、民屯、商屯、回屯、犯屯，总人口48万多人，总开垦耕地300多万亩(20万公顷)。直到清末(1911年)，新疆有耕地1055万亩(70.33万公顷)，总人口216万人(18)，这大大推动了天山南北绿洲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步伐。
　　(2)沙漠绿洲的变迁
　　随着历史上各朝代对沙漠绿洲沿线农业开垦规模逐步扩大，水资源的相对紧缺状态逐步恶化，上下游之间相互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也不断升级，从而引起人类为水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和人为更改河流水系流向、堵塞河道、过度开采等问题，致使绿洲赖以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变迁，破坏塔里木盆地沿线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沿线众多的文明成为沙海中的废城。
　　在《水经注》卷二中记载：塔里木河中下游还有3条支流汇入，即姑墨川、龟兹东西川(渭干河)、开都河，在和田河口还有阿昔克河和库鲁克河两条支流，但如今塔里木河的支流除和田河与开都河外，绝大部分消失在沙漠中，原来生长茂盛的胡杨、芦苇等植物也相继衰亡。塔里木河水系的剧烈变化明显地影响着湖泊的变化，如罗布泊、博斯腾湖、台特马湖等，除博斯腾湖外，位于荒漠中的湖泊大多都经历了缩小、干涸、消失的变迁过程。如罗布泊在早期称之为“渤泽”、“蒲昌海”等，到晋朝还记载：“广袤三百里，其水澄清、冬夏不灭”(19)。但到隋代孔雀河入罗布泊之道已断(20)，罗布泊湖面缩小，湖边成沙碛。历史上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每次分合都影响到罗布泊的消长和河水归宿地的改变，使罗布泊分成小水洼。和田、皮山间的伊斯库尔淖尔、叶斯淖尔也都相继消失。而塔里木盆地下游的台特马湖也面临同样的际遇(见图3-32(21))。
　　从历史时期的考古和沙漠形成演变分析，塔里木南缘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总趋势是持续干旱，并有所加剧，近期百年尺度的变化是与全球的气候变暖趋势相一致。依据古代遗址分布展示的古绿洲分布来看，公元5～6世纪气候持续转干，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沙漠化进程进一步加剧，导致米兰、达乌孜勒克、阿塞胡机、丹丹乌里克等著名古城相继废弃。宋元时期，达木沟以北的吴六麻提麻扎、阿克斯皮尔、巴尔马斯及叶城的可汗城、安迪尔遗址群相继废弃；之后的环境干旱化使塔里木河水系瓦解，流程缩短，水量减少或断流，明清时代废弃5个古城。
　　随着河流、湖泊的变化，加上战争或资源利用不当，一些绿洲面积逐渐缩减，绿洲分布范围由沙漠中心向着山前地带退缩，历史上在河谷下游绿洲地区发展的城镇因环境条件变化而不得不废弃，众多的古城也变成沙海包围中的废墟荒漠。在丝绸之路南道一度繁荣的楼兰、精绝、米兰等古城成为历史中的废墟，丝绸之路中道龟兹一带自西汉建立的七连城也已经成为历史上的神话。结合历史上我国对西域开发治理时间来看，遗址的使用期和废弃时间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公元4世纪以前，人类活动范围受到交通和民族实力的制约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公元4～5世纪，因上游地区大量屯垦和民族割据战争，导致河流水系发生较大的变化，南疆的楼兰、尼雅等河流尾闾城镇因沿线生态发生大的变化而衰亡。到公元8～9世纪，由于隋唐时期沿线大量屯垦，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干预的进一步加强，导致生态环境发生相应的变化，大量城址废弃，人类活动的领域由河流中下游进一步向山前地带退缩或随河道左右方向的变动，如尼雅河、安迪尔河等从河流的中下游向中上游迁移，且末河、克里雅河和和田河则是随一部分河道的左右摆动而变动。
　　因水资源的短缺和自然生态修复功能的损伤，绿洲地区得不到充足的水资源，河谷沿岸大片的胡杨林、梭梭枯死，加速了周边流沙的流动能力和就地起沙的土地沙漠化过程(见图3-33)。
　　在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绿洲的存在是以丰富的水资源为前提。有水的地方即会生长森林树木，成为绿洲；没有水的地方则是荒漠(沙漠、戈壁均属于荒漠)。古代的绿洲国家，多在河流的下游尾闾地区，因为这里是水资源最充沛，森林植被最茂盛的地方。然而古代的绿洲国家，现在却是茫茫的沙海，只有那枯萎的胡杨和红柳，在证明着从前这里曾是绿洲。很显然，河流的退缩、干涸导致了绿洲的消失。
　　河流的退缩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是导致人类文明变迁的最主要原因，而且塔盆地两缘目前仍然存在河流退缩问题。从古代的尼雅河尾闾的精绝国尼雅古城位置与现在尼雅河的末端位置来看，尼雅河的流程由公元4～5世纪的284km缩短为现在的210km，即缩短了74km，河流流程的退缩是造成精绝国消失的直接原因。克里雅河和和田河在古代是塔里木河的两条重要的支流，水流穿越塔克拉马干沙漠直接注入塔里木河。两汉时期克里雅河的尾闾在喀拉敦一带，并在河流的尾端建有扜弥古国，和田河中游建有于阗国。后来由于河流退缩，克里雅河与塔里木河彻底分离，成为一条独立的河流，而和田河也仅在丰水年度，发大水的时候才会偶尔抵达塔里木河，扜弥国和于阗国也成为一片废墟。如今克里雅河下游季节性河道长124km，干河道长79km，季节性河道在来水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逐渐变成干河道。随着河流的退缩，原先的绿洲消失，古河流下游胡杨林枯萎，绿洲在风蚀作用下荒漠化、盐碱化。克里雅河的退缩，目前仍在不断加剧。
　　河流的改道也是造成绿洲城镇和国家衰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阿克斯皮尔古城原先在玉龙喀什河畔，后来玉龙喀什河改道偏西而流，导致了古城缺水而废弃。原先的玉龙喀什河道现在被称作大库马提河，只有发生洪水时才偶见流水。安迪尔河下游也频频改道，古代的提英木城、达乌孜勒克城都在安迪尔东岸河滨，现在安迪尔河远离古城偏西北而流，在古城旁留下了干涸的河道。克里雅河下游也存在这种现象，在扜弥古遗址的东侧出现了新河道。
　　河流的退缩和改道的原因，既有自然气候变迁的成分，也有人类活动带来的结果。从自然气候条件来看，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河流，其水源主要靠冰川融水，少部分来自地下水。冰川融水，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气温高融水多，气温低融水少。从春秋到西汉，温暖的气候持续了700多年，西汉时期因气温较高，冰川融水充盈，水资源较为丰盛。东汉以后，气候转冷，冰川融水减少，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水的退缩，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绿洲国家的衰落。从人类活动来看，早期河水在黄土层上流动，虽有蒸发，但很少渗漏，因而流程较长，水资源损失较少。但是人类一些不适当的砍伐和农牧业活动破坏了河道的黄土层，加之大风将黄土带离盆地，流域出现许多沙土地带，大量河水在流经这些沙土地区时下渗，地表水体退缩，地下水位下降，人为造成的地漏加速水资源耗损。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普遍存在厚薄不一的黄土层。在黄土层的下面，则是厚达数百米的粉沙。黄土有很好的承水性，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河流，与黄土层相互滋润，就形成了绿洲。历史上生活在绿洲上的居民和屯兵，为了生活而不断砍伐森林，开荒耕种，挖渠引水，所有这些生产活动都会导致黄土层的破坏，使地表支离破碎。在黄土层遭到破坏以后，风蚀作用加剧，地下粉沙出露，在水流的冲刷下携带的泥沙在河道中沉积，河床升高，导致河流改道。在河流改道以后，河道沿岸的绿洲很快消失，古绿洲土地粉沙在风蚀作用下四处飞扬，从而形成流沙堆积，与绿洲相依偎的城镇文明也逐渐被遗弃。此外，人类农垦过程中不断开挖灌溉水渠，致使河流改道，流域水资源难以平衡，如《新疆图志》记载：“塔里木河下游罗布庄各屯当播种时，上游库车以西城邑，遏流入渠，河水浅涸，难于灌溉”。上、中、下游争水和下游城镇所处的不利位置，造成下游绿洲衰落。
　　(3)人类文明的动态特征
　　城镇是人类文明的集合体，历史上沙漠沿线古城的位置变化很好的反映出人地关系的动态变动特征。一方面因河流水源具有不稳定性，水量的季节性变化较为明显；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上的屯垦、改道、开发等活动也不断改变着河流、湖泊的水位和流向。受这两个因素影响，河流摆动和变迁很大。从人类废弃的古城遗址的趋势来看，呈现出向着河流上游溯源而上的特征(见图3-34)。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在历史上许多民族为了争夺良好的生存环境而战争，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也是塔里木盆地绿洲城镇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绿洲城镇所处的地域生态环境是脆弱的，民族战争频繁，造成森林植被、水利灌溉设施的破坏，也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绿洲的衰退，城镇的兴废。自汉代至元末，塔里木盆地南缘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不但使城镇文明毁于一旦，而且致使灌溉系统荒废、河流改道、土地沙漠化、流沙入侵，众多城镇废弃于荒野。如于阗地区就在7世纪后半叶，唐朝与于阗为驱逐吐蕃人而发生过战争，在11世纪初又一次陷入李氏于阗与喀喇汗王朝势力的战争中，这些人类历史上的战乱都会对绿洲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以及城镇建设的间断性和动态性。
　　另外人口增长过快及人类大量毁林开荒、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绿洲退化、沙漠化。秦汉时期塔里木盆地已形成规模不等的绿洲，汉武帝时内地人民开始移居南疆开垦屯田，共开垦土地约2.67万公顷，魏晋南北朝期间屯田规模较汉代小，主要集中在吐鲁番、罗布泊、尼雅等地，唐代耕地约有3.33公顷，清朝前期全疆开垦的耕地共有20.1万公顷，至1911年耕地达70.36万公顷。由于农业开发在山前平原消耗太多的水量，致使下游河流径流逐年减少，绿洲外围的地下水位连续降低，随着供水的减少，下游河床和土地逐渐干枯，河流沿岸的胡杨林和柽柳逐渐退化，加上人类大量毁林开荒，使固定、半固定沙丘复活，沙漠化扩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上城镇的兴盛衰亡不是一种随机的变化，而是受丝绸之路沿线生态环境的制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水。在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最初位置都是近水地带，在城镇的历史变迁中，也是随水源的摆动而变动，有丰富的水源条件，人类就在此能够繁衍生息。所有被废弃的古城大多都是由于河流改道或断流所致。当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自然本身的变化，也有人类的不合理利用的原因。所以，丝绸之路沿线自然环境与其城镇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城镇产生于自然环境好的区域，自然环境的变化会促成城镇的发展或衰亡。
　　4.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主导因素
　　从影响绿洲城镇发展的主导因素来看，可以将其总结为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
　　(1)水土资源对城镇区位的选择
　　沙漠沿线城镇区位选择表现出与绿洲空间分布的高度一致性，城镇分布与水资源的高度相关性。历史上该区域城镇依托绿洲而建，绿洲城镇出现在天山、昆仑山和阿尔泰山等洪冲积扇形中部和下部，塔里木河、叶尔羌河等中下游的洪、冲积平原区，这些冲洪积扇和河谷平原集中分布了较多的城镇。如伊犁河谷、额尔齐斯河河谷、托什干河谷等河流山间谷地绿洲城镇，焉耆绿洲、乌伦古湖东部的福海绿洲、艾比湖南部的博乐、精河绿洲等湖滨平原绿洲型城镇，在拜城盆地、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等也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山间盆地绿洲城镇。其中，洪冲积平原及河谷地带绿洲城镇占新疆绿洲型城镇的79.3%以上。绿洲面积的大小与城镇的数量成正比，天山南北相连或不相连的绿洲面积大小各异，面积较大的绿洲和较发达的绿洲农业能支撑较大的城镇或数量较多的城镇带(群)。绿洲的分布格局基本上决定了城镇的分布格局，即北疆环绕准噶尔盆地，南疆环绕塔里木盆地，中央沿天山南北麓伸展的城镇布局。
　　(2)交通条件对城镇发展的引导
　　在水土资源制约下，人类城镇建设空间分布疏散，相距遥远，这也导致区域发展过程中对交通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城镇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道路条件和交通设施的限制。城镇的兴衰往往与交通条件密切相关。早期为了抵御匈奴，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主要走向是沿着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前进，促使沿线城镇获得发展的先机，楼兰、龟兹、于阗等地的城镇建置与发展远比天山北部游牧地区早。但是自魏晋以后，由于罗布泊干涸和楼兰废弃，丝绸之路塔里木盆地南道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而自唐以后以吉木萨尔的北庭古城为主的车师古道，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作用逐渐凸现，促进了蒲类(巴里坤)、木垒、奇台、伊宁、碎叶等城镇的建设与发展。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增强了天山北路各城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极大地改变了沙漠绿洲地区城镇分布的最初格局。
　　(3)行政干预对城镇发展的决定性
　　历史时期西域城镇建置与发展首先是基于政治和军事功能，作为中央王朝驻外官员或者当地政府的驻地而兴建与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央王朝的决策系统下的产物。如北庭古城的发展最初因为其为车师后国国都、东汉的戍部候城，唐朝的北庭都护府及元代的别失八里行尚书省，通过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立，使其逐渐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城镇。而清代伊犁九城的设置，也是基于西北边陲的国防安全所建立起来的军事中心。
　　(4)文化融合提升城镇发展的凝聚力
　　此外，因自古以来沙漠绿洲地区就是小国家和多民族构成较为复杂的地区，受贵霜、安息、大宛、乌孙、突厥、回鹘、吐蕃以及中亚各国文化影响较深，历史上中西文明交流中，众多的人类文明和发明汇聚与此，沙漠绿洲沿线的城镇发展集聚了人类在这一地区发展过程中的精华与智慧，建立在多民族的社会文化与科技水平之上，城镇文化兼有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人类科技文化的综合特征。无论是城镇建筑还是城镇设施、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都非常丰富，具有多元文化与国际化的风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各方政权的影响，城镇及其经济、文化都随着统治政权和民族迁徙表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具有较高的包容性和兼收并蓄的特征。
　　5.区域城镇兴衰发展的规律
　　总体来看，沙漠绿洲地区的城镇兴衰与人类的开发与垦殖过程呈现出相互对立的特征。沙漠绿洲城镇的兴衰一方面取决于自然水土资源形成的绿洲面积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沙漠绿洲地区的政局稳定状态。城镇的产生是为了满足行政军事建置的需要，城镇兴衰的原因是行政军事变故和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绿洲农牧业产生的经济剩余和文化影响力。
　　首先，沙漠绿洲地区的城镇建设与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中原王朝的治理措施表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凡兴屯田，西域安，丝路通，城镇起；屯田废，西域乱，丝路绝，城镇衰”。历史上但凡在中央王朝强盛时期，也是对西域开发治理力度较大和屯田发展规模化发展的时期，因大量屯军、屯民居住生活带来沿线城镇建设的高峰，促进区域经济、文化、社会的共同发展。但是也正是因为强大时期的大量垦殖破坏了沙漠地区的自然水文生态环境，又导致人类部分城镇建置的废弃，甚至带来沙漠绿洲地区难以恢复的历史创伤。
　　其次，每当中原王朝衰微之时，沙漠绿洲地区因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性降低，沿线生态得到部分恢复，但同时也因缺少中原王朝的治理和维护，西域各民族群雄争霸，多方征战也会毁灭掉部分区位条件优越的城镇和人类文明。
　　最后，城镇规模分布与绿洲分布非常一致，绿洲面积的大小与城镇的数量、规模成正比。但周边脆弱的生态环境与城镇发展呈反比，如楼兰、交河都是典型的例子。
　　综上来看，历史上人类对于沙漠地区的农牧业开发和中原王朝的行政能力是城镇产生和兴衰的基本因素，这也要求我们在开发治理中，必须考虑人地关系的协调性，通盘考虑，整体规划，才能既保证人类开发活动促进该地区城镇化发展，又不至于对区域环境带来大的伤害。
　　①按照面积来计，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十大沙漠；按照流动性来计，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仅次于阿拉伯半岛的鲁卜哈利沙漠(65万平方公里)；按照沙丘的流动性比例来计，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流动性比例最大的沙漠，流动比占到沙漠总面积的85%。
　　②参见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P272。
　　③参见斯文·赫定，《丝绸之路》。一般沙漠并非寸草不生，而是生长一些稀疏的无叶或刺叶少叶的树木，可以减少叶片上水分的蒸发，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连无叶小树也不能生长，说明其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与“死亡之海”相近。
　　④维吾尔语中“塔克”、“塔格”、“博格达”的“达、克、格(轻声)”都是山的意思，“拉玛干”是“广阔的大荒漠”的意思，“塔克拉玛干”就是“山下面的大荒漠”的意思。
　　⑤根据王作之著，《新疆古代畜牧业经济史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P19～20和袁祖亮《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出版社，1998年P2～4的资料整理。
　　⑥《汉书·西域传》
　　⑦袁祖亮.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出版社
　　⑧《后汉书·西域传》
　　⑨《新疆屯垦史》：45国(昆仑北麓16国、天山南麓16国、天山北麓13国)
　　⑩钱云，郝毓灵主编.新疆绿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11)唐代“安西四镇”的组成：第一期，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第二期，调露元年(公元679年)龟兹、碎叶、疏勒、于阗；第三期，开元七年(公元719年)龟兹、焉耆、疏勒、于阗。
　　(12)目前这类军城、关城、守捉城和商镇的数目难以确定，这里的55处仅是从谭骐骥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汇总的。
　　(13)《旧唐书·程知节传》记载：“显庆二年(公元656年)，授麓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师次怛笃城，有胡人数千家开门出降，知节屠城而去，贺鲁遂即远遁。”
　　(14)伊犁九城：塔勒奇城(今霍城，公元1761年)、绥定城(公元1762年)、宁远城(今伊宁市境，公元1762年)、惠远城(今霍城县，公元1764年)、惠宁城(今伊宁市巴彦岱，公元1766年)、广仁城(今霍城县芦草沟，公元1777年)、瞻德城(今清水河，公元1777年)、拱宸城(今霍尔果斯，公元1777年)、熙春城(今伊宁哈喇布拉克，公元1777年)。
　　(15)伊犁九城：塔勒奇城(今霍城，公元1761年)、绥定城(公元1762年)、宁远城(今伊宁市境，公元1762年)、惠远城(今霍城县，公元1764年)、惠宁城(今伊宁市巴彦岱，公元1766年)、广仁城(今霍城县芦草沟，公元1777年)、瞻德城(今清水河，公元1777年)、拱宸城(今霍尔果斯，公元1777年)、熙春城(今伊宁哈喇布拉克，公元1777年)。
　　(16)《新疆图志·建置志》
　　(17)钱云，郝毓灵主编.新疆绿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18)参见《新疆绿洲》注释29
　　(19)《水经注》卷二
　　(20)裴矩《西域记》：“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
　　(21)宋郁东，樊自立等编著.中国塔里木河水资源.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