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形成于中新世末期(即距今1200万年左右)，特提斯海的退缩和印度大陆板块北移，冲击亚洲板块，引起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青藏高原隆起，这种现象在上新世晚期(距今200万年以前)，间歇性重复使青藏高原上升到3000m左右，将印度洋的海风完全割断，使青藏高源北面的中亚气候逐渐变冷变干，森林逐渐收缩而草原不断扩大，造成我国西部与域外联系的阻隔。目前青藏高原已经隆升到平均海拔4000m以上，雄居亚洲大陆中部，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1／4，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地形最复杂、地况最险要、面积最大的高原，俗称“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因高海拔带来的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六月飞雪”，致使该地区人迹罕至，而且地形地貌极其复杂，河谷纵横，坡陡谷深，重重高山终年积雪和亚洲季风环流、印度洋暖湿气流成为我国和周边一些国家水源的发源地，如长江、黄河、印度河、湄公河、澜沧江、怒江和雅鲁藏布江等我国生命河流的上游都从青藏高原出发，汇聚沿途众多溪流，流向祖国的大江南北。青藏高原对我国、甚至对亚洲、北半球、南半球的大气环流演变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直接影响我国的旱涝等天气气候的形成和演变(见图3-35)。
　　青藏高原东北接黄土高原，东南接云贵高原，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与中西亚诸国相毗邻，在我国境内主要指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迄横断山区，北界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抵喜马拉雅山的广大山区，高原内还有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等，这些山脉海拔大多超过5500m，其中喜玛拉雅山有16座山峰超过8000m，高原被山脉分隔成众多的盆地、宽谷、湖泊，青海湖、纳木错等都是内陆咸水湖，行政范围上包括平均海拔2800m以上，西藏全省、青海全省、四川省的阿坝、甘肃省的甘南地区及云南的西南高原地区都属青藏高原的范畴，本次对于青藏高原古丝绸之路段城镇发展研究，主要涉及青海省东部湟水谷地、祁连山南麓和柴达木盆地等青藏高原东北部区域。
　　青藏高原地域广阔，很大的腹地范围属于高寒荒漠无人区，因而对该区域城镇发展建设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其东北部地势相对较低的高原河谷地区，该区域以牧业为主(绵羊和山羊)，也有青稞、春小麦和豌豆等种植业，但无灌溉农业。
　　1．区域自然和人文特征
　　青藏高原地处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和阿尔金山、祁连山脉的包围中，自北向南依次有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这些东西走向和西北—东南走向的大山海拔都在五六千米以上，形成了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复杂的地貌特色(见图3-36)。
　　(1)自然特征
　　青藏高原是我国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生态源”区，处在我国两大地势阶梯的交汇处和农牧区的交错处，生态环境较脆弱。
　　青藏高原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特征复杂，山高沟深的自然地理特征决定了其高寒、封闭和严酷的地域环境条件。由于高原西南突兀的地势限制了西南印度洋暖湿气流流入，东北又地接我国内陆干旱、半干旱的沙漠地区，因而降雨稀少，空气较干燥、稀薄，太阳辐射比较强，气温比较低。地区热量不足，年度最高月均温不足10℃，没有绝对的无霜期，谷物难以成熟，只能放牧，在海拔2600～3000m形成为农牧交错区；海拔3000m以上的西南部为游牧区，牧畜以耐高寒的牦牛、藏绵羊、藏山羊为主；海拔2600m以下的东北部属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接过渡地带，也是湿润的亚热带四川盆地与西北干旱、半干旱荒漠的交汇过渡区域，为青藏高原农业区，属于我国历史上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以种植青稞、小麦、豌豆、马铃薯、油菜等耐寒种类为主。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区大部分位于河谷和山麓地带，黄河流域上游、湟水谷地、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以及祁连山南麓的河谷地带。
　　(2)人文特征
　　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地，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华夏文明史上流传千古的伏羲、炎帝、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和夏禹等都是古羌人，一直活动在藏东江河流域沿线。羌与藏是同根同源同文化的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呼，羌人以青藏高原(主要是今青海和甘肃西南部)为基地，以其超群的智慧和想象力，最先创造了牧业文明、农耕文明、彩陶文明、青铜文明和屋居文明，他们带着这些文明开始向东越过黄河、渭河、汾河，向着长江、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安宁河流域迁徙，与华夏大地上其他民族融合。青海湖北岸的刚察县，曾发现属于中全新世中期和晚期的齐家文化和卡约文化遗址，说明在当时这些地区适宜的气候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场所。
　　青藏高原地区气候和自然条件制约着人类活动，因而历史上该地区一直人烟稀少，虽然在两万年前就已经有旧石器文化的人类生存了，但是经过几万年的发展，这里的文化、民族、生产方式、人口规模变化很小，虽然也受到其周围文化(汉文化、西域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却一直保存了它的独有性，一直都是羌族为主的民族聚集区，以游牧为主，人类对地域环境的开发利用和改造还非常肤浅。
　　由于地势高，大部分地区热量不足，月平均温度不足10℃，谷物难以成熟，只宜放牧。在水土组合较好的湖泊周围、山间盆地和向阳缓坡地带、河谷两岸分布着大片草地，成为区域农牧业发展的基础。海拔较低的河谷两岸种植青稞、小麦、豌豆、马铃薯、圆根、油菜等耐寒作物，牧畜以耐高寒的牦牛、藏绵羊、藏山羊为主。湖泊多是内陆咸水湖，蕴含丰富的食盐、硼砂、芒硝等矿物资源。
　　2．区域城镇历史变迁的过程
　　青藏高原海拔3000m以上的游牧区基本上是城镇分布的空白区，高大山系与河流切割阻碍了族际、区际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与接触，长期以来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在高寒环境制约下发展的游牧经济文化具有很强的游离性，地广人稀，居民点之间的联系极其松散，人类的需求以自给自足为主，工业文明和城市经济活动对该地区的影响较小。东北部地区早期为先零羌部落联盟世居的地方，居住和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羌人以畜牧业经济活动为主，不同部落在广袤的高原上繁衍生息，建立各自独立的割据政权，并在水草丰足的天然河谷地区形成以少数部落首领(头人)和奴隶主(老爷)府宅为中心的手工业与畜牧产品交易市场，周围定居一部分牧民和奴隶，成为早期城镇的雏形。海拔3000m以下的东部黄河、湟水流域因环境相对较好，先秦以前，交通不便而且相对封闭，主要生活着羌(藏)和吐蕃等游牧民族，人类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没有丝绸之路西北部其他地区深刻，因而生态变化微弱，基本上还保存着高原原始风貌。秦汉以后，在东部河谷地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沿着河谷逐渐定居下来，并与汉、吐蕃、蒙族和西北其他少数民族互相杂居、交流，使得青海省东部黄河流域、河湟谷地、大夏河谷地人口增加，土地开垦力度逐渐加大，农耕文明相对发达，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城镇的主要分布区，也是青藏高原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最多、发展速度较快、文明进程较前沿的地区和早期城镇萌芽主要区域。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为解除来自匈奴的威胁，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进兵河湟，在今西宁附近设西平亭，这是青海出现的最早城镇(见图3-37)。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为了巩固边防而加强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在该地区设护羌校尉，统领西羌。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在河湟谷地设凉州金城郡(郡治允吾，今民和县)、临羌县(县治今湟源县)以控制黄河流域(今门源、祁连、海晏)的广大地区。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屯田湟中，中原农业耕作技术在青海东部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尤其是在黄河上游、渭水上游、湟水流域大规模屯田，在这里建立了一些郡县和边防城堡，促进了该地区的城镇建设。如破羌(今乐都老鸦城)、允吾(治今青海民和县暖治沟一带)、安夷(今平安县平安镇)、临羌(今湟中通海)、浩门、河关(今青海贵德一带)等湟水流域城镇建置被纳入全国的郡县制度体系内，成为汉王朝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汉末年汉平帝四年(公元4年)王莽执政期间，“令译讽旨诸羌，使其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置五县”①，在青海湖周边设西海郡(郡治龙耆城，今海晏县三角城)，下辖5县建立相应的城池，即三角城(海晏县)，孕海古城(海晏县)，北向阳古城(刚察县)，草多隆古城(共和县)，支东加拉古城(兴海县)②。先零羌族部落逐渐离开黄河上游西迁到刚察、青海湖周围或沿藏彝走廊南下。但是西海郡建立后不久，公元23年，由于王莽政权垮台，西海地区复被羌人所有，其城镇也逐渐荒弃(见图3-38)。
　　东汉在河西走廊设凉州刺史部，其下金城郡辖地广至今青海省北部诸县。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金城郡西部都尉移驻于龙耆(今海晏县三角城)。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置雍州西平郡(今西宁市)、西郡(县治同郡治)，大大促进了青海省东北部地区城镇建设。两汉时期青海古代城镇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环青海湖区和海北、海东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河西走廊诸侯割据，交通堵塞，中原西进西域的丝绸之路受到阻隔而面临重新开辟新路径的需求压力。从陇东沿着青海湖西行，穿越柴达木盆地的青海道逐渐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干道，沿线经济贸易的繁荣使得海东、海北一带的政治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原王朝不断加紧青海省东北部地区辖地的扩张和政治、军事城镇的建设。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南凉定都乐都，扩建了都城，发展农业，加上其与北魏交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城镇发展。与此同时，原位于南部贵南等地的地方统治政权吐谷浑，因逐渐强大，版图不断扩张，辖地包含今祁连、海晏、门源等地，其地方王朝的统治中心国都也不断北移，公元405年在贵南莫河川、兴海赤水一带，公元452年移至柴达木盆地都兰县境内的伏罗川(一说是今兴海曲什安河一带，又一说是共和县境内)，公元535年移至青海湖西北15里处建伏俟城③，使青海城镇空间分布扩大到柴达木盆地。吐谷浑统治下的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畅通无阻，异常繁荣，沿途的驿站为往来客商提供食宿，伏俟城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西达西域各国，北至河西、东至鄯州、陇西，南下益州、建康，商业、交通的发达促进了青海省城镇职能的多样化(见图3-39)。
　　隋唐以来随着青海东部地区封建统治的加强，经济开发促进了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河湟谷地城镇的发展。目前发现的古城遗址有220多处，这些是青海高原古代原始城镇的雏形，现在的不少城镇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亲征吐谷浑，在青海境内设西海、河源两郡，西海郡设在原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辖宣德(与郡治同)、威定(今都兰县境)两县，控制青海西部地区；河源郡(今兴海县夏塘古城)，辖赤水(与郡治同)、远化(约今兴海县境内)两县，控制青海西南部地区。在河湟地区设鄯州和廓州，后改鄯州为西平郡都城(今西宁市)，下设湟水县(今西宁和乐都县一带)、化隆县(治今化隆及其以西地区)、龙支县(今民和县)。改黄河南岸的廓州为浇河郡，辖河津县(今贵德地区)、达化县(今同仁尖扎地区)、米川(今循化一带)。此外，隋炀帝还派大量戍卒驻防郡县，并在黄河上游谷地大兴屯田，在沿边置烽墩，建立燃烽报警的通信系统。但是隋末，由于中原王朝的混乱，海东、海北诸州再度被吐谷浑政权占领。
　　唐代除了恢复隋朝在青海东部的鄯、廓2州，还同时建立了河源、镇海、积石、白水、临蕃、合川、承风戍等军镇。同时，青海省西部的吐蕃逐渐强大，取代了吐谷浑政权，成为高原上的统治者。唐王朝与吐蕃交往密切，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与吐蕃在赤岭(今日月山)开设茶马互市。青海成了拉萨至长安的交通要道(即唐蕃古道)，赤岭地区一度成为“交马”与“互市”的中心地域，先后出现了一批以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城镇，如青海湟源城关镇和玉树结古镇就兴起于这一时期。唐代丝绸之路繁盛的贸易经济活力和军镇、屯田活动促进了青海省城镇的建立、恢复和发展，河湟地区的屯田达到空前规模，盛时屯田总面积达五六千顷。开元、天宝时，包括今青海东部在内的河陇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商业的繁荣，鄯州(今乐都)一度是陇右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长安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与此同时，从西南传人的藏传佛教也得到广泛宣传，以循化、湟源为主的佛教文化传播功能城镇出现。鄯州下辖的鄯城、龙支、化隆以及廓州所辖达化、米川、河津等县治驻地都是当时及以后历史上商业相对集中的城镇。而且从民和古鄯到乐都、西宁、湟源、恰卜恰、大河坝、玉树、拉萨成为唐蕃古道上食宿、驿传、经商的中心点与中转点(见图3-40)。
　　这些郡县城镇的建立对发展河湟地区社会经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城镇建设也吸引周边羌人弃牧务农，弃牧经商，加速羌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进一步维护了河湟地区交通、邮驿发展。横贯青海东西的羌中道(也称青海路)，经湟水流域，到青海湖、柴达木再到西域各国，是汉代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的南线辅道，每当丝绸之路东段主道“河西道”出现隔阻时，古青海道便成为东连关中，西通西域的重要通道，城镇既是交通要道上的中转站，也是保证交通邮驿畅通的战略基地(见图3-41)。
　　宋朝时期，*(左口右角)厮啰部在青海东部建立宗哥吐蕃政权，建都于青唐城(今西宁)，历时百余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左口右角)厮啰政权控制区盛产的马匹、羊毛、谷物等，通过“进贡”、“交换”等方式，与中原宋朝互通茶马贸易，青唐城成为茶马贸易中心，中原汉族客商、西域高昌回鹘商人云集于此。公元1097年在邈川(今民和上川口)、讲朱、斫龙(均在今循化、化隆县境内)等地都有了交易市场，促进了青海东部地区商业、交通和城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北宋中央政权力量到达河湟地区，并将唐置都城改为西宁州，西宁的名称就是这时候开始使用。
　　元代在青藏高原建立众多的边防军城和千户所、百户所等封地。蒙古宗王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在海北地区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今甘肃临夏州)。此外元代藏传佛教得到大规模传播，在今青海境内又兴起了一批寺院城镇。这些城镇一般是较大规模寺院的所在地，由于僧众往来众多，人口繁盛，于是围绕着寺院宗教活动逐步发展起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城镇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今黄南藏族自治州的隆务镇就是在元代隆务寺兴建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宗教性城镇的典型(见图3-42)。
　　明代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下设千户所。公元1386年，在西宁州旧城的基础上建筑新的城垣，城垣面积比唐代的城址缩小，西宁以地处农牧两种经济类型的毗连中介区，当之无愧地成为内地与青海边地的贸易中心。明清时期，青海城镇除政治功能外，经济功能进一步加强，商贸、矿产开发性城镇开始出现。公元1397年(明洪武三十年)设西宁茶马司，以茶易马，商业功能加强。公元1596年西宁兵备按察使刘敏宽在今西宁北山建炼铁厂，青海现代工业出现。互助“威远烧酒”开始酿造，大通地区采煤业的兴起，较完备驿递机构的出现，主驿站有西宁、平戎(今平安镇)、嘉顺(今乐都碾伯镇)、冰沟(今乐都冰沟)、老鸦(今乐都老鸦)、古鄯(今民和古鄯)、巴州(今民和巴州)等。门源、大通等地开始开采金矿，柴达木盆地锡铁山铅锌矿采炼，茶卡盐池的开采，以加工畜产品和少数民族用品的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牧区经济实力。
　　清代城镇的设置和建设方面，较多地继承了元明时期的建置。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将青海蒙古编制为5部29旗封地，筑大通城(今门源县浩门镇)，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另外在青海设置的新城有：雍正五年(1727年)筑丹噶尔城(今湟源)，雍正八年(1730年)筑循化城，乾隆四年(1739年)筑巴彦戎格城。这些城镇的设置，主要是政治和军事用途。乾隆九年(1744年)，大通卫署迁至白塔，大通城降为协营，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大通卫为县，辖33堡。清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居于黄河南部地区的藏族刚察部落(驻今贵德县)、达如玉部落(驻今贵南县)、阿力克部落(驻玉树鄂拉山以南温泉一带)、和硕特前左旗(驻今刚察县)等遭果洛藏族抢掠后移牧于今门源县以西，祁连县以东地区，咸丰八年(1858年)，获准在刚察定居。青藏高原成为羌、汉、藏、蒙等多民族群居之地。
　　因皮毛、矿产、农畜产品、药材带来的商业贸易量大增，极大地促进了青海城镇的形成和发展。1900～1914年，英、美、俄、德等国商人在西宁、丹噶尔等地设立洋行。丹噶尔城以其“路通西藏，逼近青海边隘”④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汉、土、蒙古、回民和藏人的交易场所。西宁城也因“城中四方之至、四境之牧不与焉。羽毛齿革、珠玉布帛、烟豆麦之属，负提荤载，交错于道路”，城东商业区“举袂成云，挥汗成雨”⑤的盛况。青海、西藏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客商辐揍而来，碾伯城、白塔尔城、多巴城也由于商业贸易发展而兴旺。
　　1928年国民政府从甘肃省西宁道划出西宁、大通、碾伯、巴戎、循化、丹噶尔(湟源)、贵德等县，建立青海省，以西宁为省会。但因社会动荡不安，加上军阀政权割据和对商人的盘剥，扰乱了本来繁荣的市场状态，青海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为数不多的城镇交通落后，工商业发展和基础设施薄弱，城镇发展缓慢，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全省仅建成城镇西宁市1座，县(设治局)城19个。全省城镇人口约10万人，占1949年全省总人口的7%左右。城镇职能单一，除行政职能外，大都是规模很小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在空间分布上，大都集中于青海东部地区，环湖地区只有规模很小的数座小镇，广大的柴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几乎是空白。
　　3．区域城镇发展中的人地关系特征
　　青海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受游牧生活方式的制约，城镇文明形成较晚而且非常不稳定。
　　(1)人类区域开发受到自然约束较多，城镇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带性。
　　青海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因山高沟深，地形条件限制区域交通条件和农耕文明的分布范围，再加上青藏高原自然环境存在的高寒、严酷的特征，城镇集中分布在海拔3000m以下河谷和山麓地带的农耕区和农牧交错区。高大山脉和河流的切割阻隔了民族间、种族间的交流，形成了城镇分布的离散性和较强的封闭性，区域发展中的政治、民族、宗教、农业技术、牧业经济等成为影响区域城镇兴衰的最主要因素。如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为了拓展和防御的需要在海北、海东地区设郡置县，直接推动了城镇的建设。而在海西、海南等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和封闭的区域，历史上基本没有城镇建置，人类对区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纵观青海省城镇体系演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城镇大多产生于人居环境相对较好、农耕文明相对发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交往频繁的河湟谷地、洮岷谷地、大夏河谷地等封闭的流域社会经济系统中。
　　(2)从区域城镇建设与人口发展、环境变化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历史上对该区的各种活动限制较多，因而影响较小，保存了该地区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因为地处牧区，当地农耕文明发展缓慢，游牧经济活动对区域环境影响较小。虽然历代中央政权也都曾在青海东北、东南地区戍卒驻防，置郡设县，在黄河上游谷地屯田垦荒，但因地理环境复杂，交通条件相对闭塞，高原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使屯垦活动受到的阻碍因素太多，规模难以扩展，对地域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即便是盛唐时期屯田与商贸活动达到空前规模，在河湟地区的屯田总面积也才五六千顷，这与西域或河西走廊相比，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少的。直到19世纪末期，青藏高原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藏、羌等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尽管青藏高原的隆升活动和气候干旱的条件仍在加剧，但这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前，青藏高原还是森林茂密、绿革如茵、江河纵横、湖泊密布、野生动植物较为丰富的人间净土。
　　(3)中原王朝在青藏高原郡县和边防堡垒的建立有效地改善了区域基础设施条件，改变了高原相对闭塞的环境状况，繁荣了高原文化。
　　横贯青海东西的青海路(也称羌中道)，经湟水流域，到青海湖、柴达木再到西域各国，是魏晋十六国时期关中西通西域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段的南线辅道，每当河西走廊因民族战争或封建割据出现阻塞时，青藏高原上这些城镇在丝绸之路中转中的重要作用便发挥出来，保障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和交通邮驿的畅通。中原王朝沿边设置烽墩、邮驿、军城等军事、交通设施和通信系统，极大地改善了青藏高原封闭落后的局面，为牧业商品与外界的商品贸易提供了便捷的信息通道和安全的商品运输通道，促进了高原藏羌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博采众长，改进地区生产生活技术，提高地区经济、文明、社会的发展。
　　4．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主导因素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分割和区域经济的初级化特征，青海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城镇空间分布分散，城镇间缺少交通干线的连结，伊斯兰文化、汉文化、蒙、满文化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与羌藏文化有过接触，但是由于民族特性的局限与内聚，民族间的融合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文化背景差异制约下的生活习惯、心里障碍，因而民族间的融合还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其历史城镇发展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城镇建设区位的地理约束性
　　青海丝绸之路沿线众多历史城镇大多建于关口，河岸交通要道等地势较为险峻的地段，如海晏三角城位于河谷三角地带，易守难攻；鄯城(今西宁)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中心位置上，南通羌蜀，北达河西，西通西域，东连河陇与关中；丹噶尔城面临湟水、背依日月山，东通西域；大通城位于西宁城北45公里，北上直抵河西走廊中心的张掖；碾伯城南达古鄯东通中原，城东北45公里处有位于冰沟谷口的定西关，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古丝绸之路青海段的城镇位置的选择受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较多。
　　(2)政治军事建置是早期城镇产生的根本动力
　　军事，即“守边防塞”。《循化志》23卷中说：“经国之模，莫大于守边；而守边之道，莫要于建城”。青海历代为边疆要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兴建城镇首先是着眼于其军事地位是否重要。如大通城是因其地“踞湟水上游，引极甘凉，控临青海，内屏西宁，外阂番夷”⑥的险要位置而建立的。也正因如此，城镇的布局、形状、规则都以军事防御为中心，如高大厚实的城墙、坚固的城楼、城门、城外的护城河等。在城内突出了守城官府的位置与兵士的驻地，而市民生活设施、市场建设则成从属的、次要的地位。
　　(3)城镇社会经济基础薄弱
　　由于突出了政治军事功能，所以城镇一般与当地经济社会相脱离。一方面，由于强调城镇的政治性与军事性，所以城镇建设不顾城镇所在自然环境，区域城镇与环境、经济联系的基础薄弱，城镇生存发展的区域自然社会基础差。另一方面，城镇总是随中央政权的守边政策与权威的变化而变化，中央政权控边能力削弱，边疆的城镇即衰败，最后归于完全毁灭、消失。历史上许多城镇，如海晏的三角城，兴建，衰败，又兴建，又衰败，几度反复，最终未发展成城镇社区。城镇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尤其与当地农区牧区没有直接联系，是古代青海城镇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4)城镇空间分布不平衡性
　　城镇地域空间分布不均主要是因为各地区所面临的历史发展机遇和地理环境条件影响的综合结果。城镇分布呈现出东北多，西南、西北少，这是因为东北地接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发达的区域，受其影响较深，加上青海省东北部距离中原王朝统治中心较近，为了巩固政权，从西汉开始历朝历代都比较注意海东、海北地区的军事建设和屯垦管理。而相对来讲，海西、海南主要是羌族、吐蕃的领地，受其游牧生活方式的影响，城镇建设较为落后。
　　(5)城镇文化多元性
　　青海省境内民族众多，有藏、蒙古、撒拉、土族、汉等，少数民族分布广泛，人口众多，因此地域文化表现出兼容并蓄的多元化文化特色。城镇为多民族混居，少数民族人口在城镇总人口中占相当的比例，在历史上经过多年的融合与杂居，互补长短，加上回商、汉屯、羌牧等构成了丰富而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
　　5．区域城镇兴衰发展的规律
　　自然环境地域分异决定了社会经济地域分异的基本格局。大致海拔2600米以下为农业区，海拔2600～3000米为农牧交错区，海拔3000米以上为游牧区。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区大部分位于河谷和山麓地带，这里自然环境条件相对较好，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区，因而成为城镇的主要分布区。海拔3000米以上的游牧区基本上是城镇分布的空白区。
　　民族人口及地域经济类型的空间分布反映了该地区长期以来在特定地理环境下建立的人地关系和人居模式。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地理分割严重，且封闭性强．致使人口生存、生活的优势空间相对狭窄，人口总量有限，人口分布稀疏。藏、蒙民族在高寒冷湿环境下建立和发展的游牧经济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而以毡房、蒙古包为主的居住模式又表现出较强的迁居游离性。地广人稀和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使得这一区域城镇发育的条件极为苛刻，居民点之间的联系极其松散。因这些外在的客观条件制约着城镇建设的步伐，现代文明在青藏高原上的进程较为缓慢。截至1949年，仅有城镇建置15个，平均4.8万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城镇，城镇之间经济、文化、交通等有机联系较少，成为区域发展的障碍。
　　①《后汉书·西羌传》
　　②青海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③《魏书·吐谷浑传》
　　④林福生，湟源民族贸易概况，《湟源文史资料》第四辑，1996年，P19
　　⑤《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
　　⑥《大通县志》卷一(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