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虽然在《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这篇小论中阐明了中唐以后呈现出意外繁荣的所谓回鹘路的情况，但是，这条路线似乎在辽代也曾作为极其重要的国际路线而频繁使用。关于辽代漠北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早先有松井、箭内亘、津田左右吉等，近来则有前田直典等着手进行研究。松井、前田二位先生对此问题尽管写有专稿，但由于二位的去世未能发表，实在遗憾。〔1〕本文将继承先学的遗志，对以往被忽视了的辽对西北路的经营略作阐述。
　　一、关于辽太祖之西征
　　有关辽与漠北地方的频繁联系，始于辽太祖之西征，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在阐述此问题以前，我想首先要注意以下两个事件：
　　第一，是神册元年侵入阴山北部之事。《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记载着：
　　神册元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十二月，收山北八军。
　　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辽的势力已从河曲越过了阴山，席卷了山北八军。
　　见于《旧五代史》卷二八《后唐庄宗纪》天祐十三年九月条中的一段文字：
　　时契丹犯塞，帝领亲军北征，至代州北，闻蔚州陷，乃班师。
　　这可以说是此次西征的真实证明。接着，太祖于神册五年八月乘党项诸部叛乱之际，攻占了云内、天德之地，确立了辽在云朔地方的地盘。
　　第二，是建国以来对屡次与辽争夺权力的乌古部的镇压。这个乌古部，正如津田左右吉所阐明的那样，〔2〕又有于厥、于骨里、乌骨里、羽厥等异称，是与敌烈部一起居住在呼伦贝尔地方的一个民族。对乌古部的征讨虽自太组幼年时起就有零星记载，但予其以决定性打击的则是神册四年的北伐。即在《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记载着：
　　〔神册四年〕九月，征乌古部，……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铎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
　　这样，当时已经称霸于鞑靼部族所散居的阴山北部和连接漠北的鞑靼的乌古部的辽，其手指终于指向了乌古部的根据地。而太祖的西征就是在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进行的。即在《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可以见到如下记载：
　　〔天赞三年〕六月乙酉，……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麃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遣骑攻阻卜。……甲子，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
　　这段有关太祖西征的记载虽极为难解，〔3〕但其中的两三个地名已由松井等人所阐明。即古单于国就是《萧图玉传》(《辽史》卷九三)中之龙庭单于城，亦即窝鲁朵城，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一个故址，而下面的古回鹘城显然是散见于《辽史》中的卜古罕城(《辽史》卷三〇《耶律大石传》)回鹘单于城(《辽史》卷三《太宗本纪(上)》〕被比定为鄂尔浑河左岸的哈喇巴喇哈逊。〔4〕另外，辟遏可汗故碑，正如松井所说，大概就是鄂尔浑河畔的毗伽可汗碑。问题是此后的西征路线。关于此问题，过去都原封不动地接受见于该史料中的“拔浮图城”，而对太祖之西征则存在着已到达庭州和仅到达鄂尔浑河附近两种说法。〔6〕这里所看到的地名，大多是在《辽史》中仅出现一次的不清楚的地方，估计可能是西征途中当地居民的音译名称吧。下面拟根据能够阐释的两三个地名的考证来探寻一下辽的西征路线。
　　所谓与古回鹘城相连诸山均为自鄂尔浑河逶迤西去的说法，虽然迄今尚未发现例证。但在此应注意的是如下一节：
　　〔十月〕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
　　此处所说的霸离思山一名，也仅出现于《辽史》中，但情况不明。不过，我们从其后出现的地名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即从该史料中可以断定，太祖之西征至少到达了浮图城，这是肯定无疑的。不言而喻，浮图城即可汗浮图城(《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之简称，是唐庭州之地。〔6〕
　　另外，对关于“尽取西鄙诸部”一节，不能忽视《辽史》卷三《太宗本纪上》如下一条：
　　〔天显三年春正月〕丁巳，阅皮室、拽剌、墨离三军。
　　正如早先和田清〔7〕以及最近冈骑精郎所清楚论证的那样，〔8〕这无非就是自唐朝至明朝活跃于天山东北隅山地的墨离族。正是由于太祖西征才使其得以重新出现。和田核对诸书，将墨离族的根据地比定为哈密以北，即今天的卡尔里克塔格、托尔库尔地方，这一点可以说是肯定无疑的。也就是说太祖之西征估计是从哈喇巴喇哈逊讨伐了托尔库尔附近的墨离族，再向西到达了可汗浮图城。
　　这样看来，前面所说情况不明的霸离思山，看来大概就是指的蒲类海附近的一座山。所谓蒲类海，正如《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三)》河西道条所载：
　　蒲昌……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
　　又如《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典(四)》西州条所载：
　　蒲昌……东南有旧蒲类海，今名婆悉海。
　　估计当时的胡名是巴尔斯库勒(虎之湖)。
　　另一方面，正如《辽史语解》卷四《地理条》所说：
　　巴尔斯，即巴尔，蒙古语，虎也。卷二作霸离思，山名。
　　看来霸离思山即巴尔斯山的音译。当时地志对现在叫做巴里坤山脉的这一地区的诸山，都记载为天山，一名祁连山，而从未见到过巴尔斯山的名称，恐怕在当时，该地胡人就已经对蒲类海〔9〕附近的诸山使用了来源于该湖自古以来即十分著名的巴尔斯这一称呼吧。
　　这个巴尔库勒淖尔附近，是东部天山最肥沃的牧地。倘若无误的话，这样太祖才能够“军于霸离思山，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这段文字不是清楚地说明了太祖布阵于蒲类海附近，并派遣一部分部下攻击了浮图城这一辽的军事行动吗?
　　这样，对于太祖的西征，考察其远至北庭地方的经过，可以发现其漠北以西的行军路线与回鹘路是惊人的一致。如果考虑到唐代以来的回鹘路之繁荣的话，可以看出这是必然的结果。
　　并且，在《本祖本纪》中继上述记事之后记述有太祖遣使甘州的记载：
　　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
　　这件事虽然似乎有些突然，但是，如果考虑到前代以来的甘州与漠北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还应承认这件事也是事实。〔10〕
　　此次遣使在整个辽代好象是很著名的，许多年后，当耶律大石西奔之际，在其致回鹘王毕勒哥的书信中亦可看到：
　　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云云(《辽史》卷三〇《耶律大石传》)
　　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当时太祖也许是由于与阻卜的关系而有意将甘州回鹘迁回到过去回鹘的故地。
　　在此不可理解的，是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的行动。关于尧骨，在《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有如下记载：
　　〔天赞三年〕六月乙酉，……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四年春正月壬寅，以捷报皇后、皇太子。二月丙寅，大元帅尧骨略党项。……辛卯，尧骨献党项俘。……夏四月甲子，皇后、皇太子迎谒于札里河。
　　即天赞三年六月与太祖一起到漠北的尧骨，在翌年正月却出现了与太祖的行动不一致的地方，于二月讨伐了党项。
　　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可以把它解释为，这是辽的另一支军队利用连接漠北与阴山地方的回鹘路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旧五代史》卷三二《后唐庄宗纪》同光三年条中所看到的如下一段文字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估计。
　　六月癸亥，云州上言，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鞑靼因相掩击，其首领于越(乾隆本改作裕悦)族帐自碛北以部族羊马三万来降，已到南界，今差使人来赴阙奏事。
　　太祖之西征一直持续到了同光三年五月，而且由于此奏文是由云州刺史写的，文中“去年契丹从碛北归帐”部分，可以认为是自漠北南下赴阴山以北的辽之另一支军队的行动。也就是说尧骨与赴浮图城的太祖分手，从回鹘路南下而转向河曲之党项。这里所看到的鞑靼，一定是神册年间因西征被逐至阴山而游牧于回鹘路上的鞑靼之一支。
　　这样理解才第一次弄清了被冠于西征记事之初的：“是日，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一句。尧骨在同年二月，自山北讨伐了党项之后，一部分回到了上京，在四月与皇后一起，于札里河迎接了太祖。
　　最后剩下来的问题是，自上京至漠北的太祖的行军路线。正如迄今在诸例中所看到的那样，阴山地方的辽军的行动或多或少理应反映在《五代史》中，而且从地理性的障碍来看，很难考虑这次西征是从阴山地方北上的。虽然未有明确的记载，但从《辽史·兵卫志》等来观察，此次西征，估计兵马至少不下十万。〔11〕人们难以理解的是，这支大军在自上京到鄂尔浑河畔时会轻率地穿越戈壁沙漠。恐怕是沿着大河西行的吧。而且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如前所述，在这次西征前几年的神册四年，呼伦贝尔地方的乌古部被太祖完全镇压的史实。(《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在这个呼伦贝尔地方，克鲁伦河远自西方数千里蜿蜒流入。〔12〕也就是说，估计辽军是自上京经兴安岭西边的湖沼群，到达乌古敌烈部。然后再从这里经克鲁伦河、土拉河席卷了鄂尔浑河流域。正如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辽对西北路的经营，依靠这条路线而持续了整整一个朝代，虽然缺乏这部分的记载，但估计以上推论不会有什么错误。
　　在进行了以上考察之后，太祖的西征便成为如上述这样的惊人的扩张图。即从上京经呼伦贝尔地方，沿克鲁伦河、土拉河到达鄂尔浑河流域。太祖的军队便由这里西趋可汗浮图城，而尧骨的军队则南下赴河曲地方，并在途中向甘州回鹘可汗派遣了使者。
　　关于天赞二年的太祖西征，虽然表现为契丹向西方的扩张，但是并不能立即断言就是征服。虽然可以察觉到太祖想通过征服的阻卜(鞑靼)、墨离(*(上敝下龟)古里)于厥等诸族为媒介来开辟西方贸易的意图，但实际上未必如此。根据《旧五代史》卷四〇《明宗本纪》和《册府元龟》卷九七二《朝贡(五)》等记述，尽管在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明宗天成三、四年(928、929年)，长兴二、三年(931、932年)，应顺元年、清泰二年(934、935年)等年代有着鞑靼频繁向后唐入贡的记载，但是在辽代直到天显七年(932年)尚未见有阻卜的入贡。当然，《辽史》有许多杜撰的东西，仅靠它来判断形势是不够充分的。其实，辽代初期的西方贸易并不发达。经由阻卜的辽代西方贸易，只是自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献给了辽，切断了阻卜与中原王朝联系的道路之后，似乎才开始活跃起来。天福年间以后，在《辽史》中也才屡次出现阻卜的入贡。最近，由冈崎精郎所指出的墨离鹘末里之出使阿萨兰回鹘，实际上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13〕尽管如此，在《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条中记载着：“又次北西，至*(上敝下龟)古里国，又西北(原缺)，又次北近西，至达打国。……常与契丹争战。前后契丹屡为国人所败。契丹主，命亲近为西北路兵马都统，率蕃部兵马十余万防讨，亦制御不下。自契丹建国以来，惟此三国为害，无奈何蕃兵困乏，契丹常为所攻。如暂安静，以牛羊驼马皮毳为交易，不过半年，又却为盗。云云。”总之，太祖的西征并不是为了称霸而是苦于反复无常的这些民族的向背。如后所述，辽完全控制西北路，大概是在统和十二年(994年)以后的第三次进攻阻卜，并在漠北设置三州以后的事。由于这次西征，辽的势力首次伸展到了漠北。另外，从王延德《使高昌记》、《宋史》卷四九〇《西域传》、《文献通考》卷三三六、《挥麈前录》卷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中也可窥见辽的使者直接赴北庭的情况。辽之开辟西方贸易路线的历史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二、辽之镇州的建立
　　如前所述，以太祖西征为转机，更由于石敬塘献出燕云，辽之经由漠北的西域贸易，逐渐得到了发展。但是，如上所述，由于诸部族的背叛，该贸易路线屡被中断。如自穆宗应历十四年(964年)起至十七年的乌古、敌烈、室韦诸部的叛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根据《辽史》卷七《穆宗本纪》，在应历十四年十二月攻杀了详稳僧稳等的乌古部，翌年，与室韦、敌烈相呼应反抗了辽朝，于七月丁丑近迫上京北榆林峪。此次叛乱于翌十六年，由于耶律贤适的出阵而逐渐被镇压下去。但是辽军屡因乌古部的活动而受到沉重打击。
　　这样，在景宗保宁三年(971年)，中断已久的漠北路始重新恢复畅通，辽遂派遣使节到阿萨兰回鹘。在《辽史》卷八《景宗本纪(上)》所记载的：
　　保宁三年二月壬午，遣铎遏使阿萨兰回鹘。
　　便是证明。是年，也是早先征讨乌古有功的贤适，首次被任命为西北路招讨使的一年。由此可知，辽朝对易为切断的西北路之经营倾注了最大的努力。同年十一月，胪朐河的于越延尼里等，率四百五十户内附。同五年，阿萨兰回鹘的使节作为对铎遏出使的回敬访问了上京。
　　然而，在此发生了对辽朝不能忽视的事件，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的王延德出使高昌。这对于太祖以来的长年传统和当时正企图开始提出奋力经营西北路的辽朝来讲，实在是值得忧虑的问题。
　　正如前田直典所解释的那样，〔14〕王延德的出使是从所谓的回鹘路经漠北，从中原赴高昌去的。这次出使对漠北诸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条中有如下叙述：
　　所过蕃部，皆以诏书赐其君长袭衣、金带、缯帛，其君长各遣使谢恩。
　　不但如此，而且在五代末流亡入鞑靼的汉人后裔中也持欢迎态度：
　　延德初至鞑靼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向其乡里亲戚，意甚凄感，留旬日不得去。
　　当时，王延德一行有百余人，往返都是经过漠北。〔15〕到达高昌的王延德每次都遇见来到此地的辽使，辽的使者对高昌王作了如下叙述：
　　〔契丹使者〕谓师子王曰：“闻汉遣使鞑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鞑靼，无使久留。”因言：“汉使来觇王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
　　发生于王延德出使翌年乾亨四年(982年)的辽对阻卜的第二次进攻，如前所述，除为了镇压动摇的漠北诸部外，显然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对宋朝进行的第一次示威行动。据《辽史》卷一〇《圣宗本纪》所载，其顺序如下：
　　乾亨四年十二月戊午朔，耶律速撒讨阻卜。……统和元年(983年)春正月辛巳，速撒献阻卜俘。……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诏褒美；仍谕与大汉讨党项诸部。……二月乙巳，速撒奏讨党项捷，遣使慰劳。……十月癸巳，速撒奏敌烈部及叛蕃来降，悉复故地。……统和二年冬十一月，……是月，速撒等讨阻卜，杀其酋长挞剌干。
　　速撤于统和元年五月，在击败阻卜之后，自漠北南下，与西南招讨使大汉一起讨伐了党项诸部。阻卜虽被征服，但看到速撒南下，遂再次蠢动，故速撒于同年秋再度北上，于翌二年冬十一月杀阻卜酋长挞剌干。挞剌干之名，在《辽史》卷八五《耶律题子传》中作陀罗斤，在同卷九六《耶律仁先传》中作塔里干。此正如前田氏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可能是指王延德《使高昌记》中的“九族鞑靼中尤尊者”的达干吧。〔16〕这个统和二年正是王延德返回宋朝的雍煦元年。
　　即在《辽史》卷一三《圣宗纪(四)》中所看到的：
　　〔统和十五年五月〕是月，敌烈八部杀详稳以叛，萧挞凛追击，获部族之半。……九月戊子，萧挞凛奏讨阻卜捷。
　　本来，这个敌烈八部之叛，看来是开始于前几年，即统和十二至十四年的西北路诸部兵远征西南边境的时候。对于这次远征《圣宗本纪》有如下记载：
　　〔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诏皇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
　　一看便会使人怀疑，这是否是对西北边境的抚定?但是，在《辽史》卷八五《萧挞凛传》中对当时的情况则有着如下叙述：
　　〔统和十二年〕夏人梗边，皇太妃受命总乌古及永兴宫分军讨之，挞凛为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师还，以功加兼侍中，封兰陵郡王。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了解到，此次远征是西北路兵对夏人的攻击。据《圣宗本纪》的记载，还师应当是在统和十四年十二月甲子。大概是敌烈忍受不了这次远征的赋役，而举起了叛旗吧。看来响应敌烈的阻卜似乎也不少。因此发端于镇压敌烈之第三次对阻卜的进攻，便成为迄今较彻底的攻击了。在《萧挞凛传》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
　　但是，即便是这第三次进攻也未能完全征服阻卜。在仔细阅读了《辽史》之后就会看到，在统和十八年、二十一年关于阻卜叛乱和来降的记载屡有所见。迭次发生的阻卜叛乱和边疆诸族之蠢动，是促成辽下诀心经营西北路的原因，最后建立了所谓的辽之漠北三城。有关三城之建立在《萧挞凛传》中载有：
　　挞凛以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绝边患，从之。(《辽史》卷八五《萧挞凛传》)
　　从上述奏文中可以看到，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设置了镇州可敦城。
　　在《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统和二十二年条中载有：
　　六月戊午，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
　　这个可敦城曾在前年六月进行过修补。在《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记载了建立镇、维、防三州的情况。
　　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都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
　　维州，刺史。
　　防州，刺史。
　　其记载虽不够明确，但此三州大概是与萧挞凛所谓的三城相对应吧。有关三城的位置及名称等等早已由沈壵、松井、箭内等人所论述：
　　所谓三城即古回鹘城、龙庭单于城、可敦城。古回鹘城为鄂尔浑河左岸之哈喇巴喇哈逊，龙庭在和硕柴达木诺尔附近，可敦城则是ughei nor正西之Dashin dzil。〔17〕
　　不过，镇州为可敦城这一点虽很清楚，但是，防、维二州哪一个是龙庭，哪一个是古回鹘城并不明确。
　　应当注意的是：在《地理志》继镇州之后，尚有如下记载：
　　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静边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邻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皮被河城。地控北边，置兵五百于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纥北，东南经羽厥，入胪朐河，沿河董城北，东流合沱漉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塔懒主城。太康九年(1083年)置，在胪朐河。
　　箭内在严谨的考证之后指出：“看来可以把河董城比定为在Urshun河西岸，皮被河城在哈拉哈河下游，而静边城则被比定为在皮被河正西，贝尔湖之正南。”这可以说已成为定论。〔18〕只是在这四城之内，除塔懒主城处，其他三城，尚不清楚其建置之年代。另处，如前所述的呼伦贝尔地方，从其自太祖神册年间就已处于辽的统治之下，在会同年间就设置了屯田，从《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来看，可以认为三城之渊源是相当早的。
　　在《辽史》卷一五《圣宗本记》，开泰四年条中记载说：
　　四月壬申，耶律世良讨乌古，破之，甲戌，……世良讨迪烈得至清泥埚。……获其辎重及所诱于厥之众，并迁迪烈得所获辎麦里部民，城胪朐河上以居之。
　　毫无疑问，至少在开泰四年就已建筑了上述三城之一。在统和至开泰年间，因为是辽的势力扩展至漠北的最强盛的时代，所以虽然未有明确记载，但是这个时期与漠北三城相呼应，在这里建筑了河董、静边、皮被河三城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同意这一估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象上述那样作如下考虑，即在上京的西北方，利用哈拉哈、克鲁伦、额尔古纳河等，分别建筑了静边城、柳董城、皮被河城等等，而在更西部的鄂尔浑河流域则设置了镇、防、维三州，即可敦城、龙庭单于城和古回鹘城等，作为辽统治漠北的前哨基地，以保持有机的联系。
　　在建立镇州以后，阻卜的叛乱明显地减少了。虽然，此后还发生了如磨古斯叛乱那样的重大事件，但辽在漠北的霸权大抵一直持续到辽代末期。三城的建筑可以说是奠定了辽在漠北的地位。不久，在此又经营了屯田。〔19〕在《辽史》卷九一《耶律唐古传》中就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统和二十四年〕……西蕃来侵，诏议守御计，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
　　三、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辽对西北路的经营，如上所述，乃是以统和二十二年建立镇州而奠定了基础，这不仅确保了辽对漠北的统治和与阿萨兰回鹘的贸易路线，并且还成为辽朝维护西南边境的极其重要的根据地。不但如此，辽还积极利用了从这里连接漠北与甘州的所谓回鹘路，对甘肃地方进行了攻击，特别是对新兴的西夏屡次采取了以西南招讨使和西北路招讨使联合夹击的政策。
　　辽与甘州回鹘虽然自太祖西征时起就已经通好，但是不久，在统和末年以后，辽为了直接统治甘州，遂派遣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对甘州回鹘发动了猛烈的进攻。〔20〕即在《辽史·圣宗纪》中有如下记载：
　　〔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
　　〔统和二十八年〕五月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
　　从以上所述可以了解到，辽对正当东西交通大道的甘肃地方进行了强有力的干涉。另外，在《辽史》卷一七《圣宗纪》中还记载了著名的萧惠对甘州的攻击：
　　〔太平六年(1026年)三月〕是月，阻卜来侵，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破之。……五月癸卯，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辽军与战，皆为所败。监军涅里姑、国舅帐太保曷不吕死之。诏遣惕隐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将兵讨之。
　　根据《辽史》卷九三《萧惠传》和《辽史》卷八五《耶律谐理传》等，萧惠对甘州攻击的失败似乎引起了漠北阻卜的剧烈动荡不安。围攻甘州三日，最后始终未能攻克而返回漠北的萧惠等人，又不得不镇压过去为其所杀的阻卜酉长直剌之子的叛乱。耶律谐理、阿不吕等人前去营救，但在可敦城西南阵殁，而萧惠在阻卜酋长乌八等人的合作下，才逐渐把叛乱镇压下去。萧惠之败似乎传到了宋朝，据说重熙中，充任宋国生辰使馆于白沟驿的耶律合理只，曾为宋优者嘲笑了萧惠河西之败(《辽史》卷八六《耶律合里只传》)。
　　另处，在重熙十三年(1045年)，以围绕叛附夏国的党项为中心而展开的辽对西夏的征讨，得到了西北路招讨使的呼应，从而采取了自北方夹击的政策。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辽史》卷一九《兴宗纪》中的一段文字：
　　〔重熙十三年五月〕戊辰，诏徵诸道兵会西南边以讨元昊。六月甲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
　　这里所说的元昊派遣的来援使窊邑改，是西夏为向阻卜求援而派来的使者，乌八将其捉住而乞辽以兵助战。以上一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却清楚地暗示了当时以西夏为中心，阻卜与辽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次进攻西夏，虽然是后由于李元昊的上表谢罪而中止。但不久，在重熙十八年(1040年)乘元昊死后的动荡又进行了第二次对西夏的攻击。
　　根据《辽史》卷二〇《兴宗纪(三)》所载：
　　〔重熙十八年〕六月壬戌朔，以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秋七月戊戌，亲征。八月辛酉朔，渡河。夏人遁，乃还。九月丁未，萧惠等为夏人所败。冬十月，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军至贺兰山，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乌古敌烈部都详稳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死焉。
　　从上文可以看出，辽的作战是南北相呼应的，而且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不仅率领阻卜诸军，而且还率领有乌古、敌烈部。他不但攻击了贺兰山，而且还派遣萧慈氏奴攻击了凉州。在《续资精通鉴长编》卷一六八，皇祐二年三月庚子条中，作为契丹使耶律益的话，记述了第二次对西夏的攻击：
　　契丹三路进讨。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橐驼二十万，牛五百，俘老幼甚众。惟南路小失利。
　　正如从该耶律益所讲话中了解到的，自漠北夹击的政策似乎收到了很大成效。在翌十九年与诸将校一起，阻卜等部酋长均分别进了爵位(《辽史》卷二〇《兴宗纪》)。
　　这样，辽之利用漠北诸部对西北路的经营，在军事上也极为有效。但要维持远距上京三千里的镇州，其艰苦也远非寻常。因为以慓悍而自豪的阻卜、乌古等部，只要看到辽的权势稍有一点衰弱，便会立即发动叛乱。正如所看到的那样，萧惠在攻击甘州失败之后，立即为阻卜的叛乱所苦恼，这种倾向屡有发生。开泰元年的阻卜之乱，自大安五年(1089年)至寿隆六年(1100年)的磨古斯之乱，便是其最典型的例子。与磨古斯之乱的同时，达理得、拔思母也蠢蠢欲动，漠北治安一时完全陷于混乱。当时，辽命令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乌古敌烈部统军使萧朽哥、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等试图讨伐磨古斯，但是，根据《辽史》卷九四》耶律那也传》的记载：
　　耶律那也，……大安九年，为倒塌岭节度使。明年冬，以北阻卜长磨古斯叛，与招讨都监耶律胡吕率精骑二千往讨，破之。
　　可以了解到与攻击西夏时相反，即从阴山地方的倒塌岭北上与东方的乌古敌烈部诸军夹击磨古斯。虽然漠北诸族叛乱的原因极为复杂，但统和中，流放到西北部的文人耶律昭的一段话却简要地概述了当时的情况：
　　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纠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驯至耗竭。(《辽史》卷一〇四《耶律昭传》)
　　这段话虽然是回答当时的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的问题，但却强调了不可使赋役过重及限制牧地。
　　另处，对西北路之经营耗费了辽国许多的经费，辽人的苦难亦很深重。因此在辽国国内的知识阶层中要求废止这种做法的呼声并不少，《辽史·文学传》中就充满了反对西北路经营的文人语言。例如，著名的萧韩家奴《辽史》卷一〇三《文学传》的奏文就是其中最好的例证。他认为西戍是方今最重的任务，镇州的建立反而有可能刺激了阻卜，因而主张：“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把可敦城移至近处，与西南部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部相联系，即从南、东两方面声援相接。
　　再者，磨古斯之乱后，也有人提议把汉人安置在漠北的盐泺进行耕田。在《辽史》卷一〇四《文学传》的《刘辉传》中记载说：
　　刘辉，……大安末，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重熙年间在征讨西夏之后，随着辽之西南经略的进展，而以连接漠北与河曲地方的回鹘路取代了辽初的上京至漠北的道路，并且愈益显得重要。
　　辽在这方面的根据地，不言而喻是西京大同府，而连接西南边境与漠北的重要据点却是倒塌岭。据《辽史(卷二〇)。兴宗纪》的记载，辽在征服西夏的重熙十九年(1051年)，首先设置了倒塌岭都监，在道宗清宁三年(1057年)又于倒塌岭置节度使。但《辽史》卷二一早就指出此倒塌岭的位置是个难题，松井说在“山西边外，阴山东边”，而A.K.威特福格尔则认为是在“今察哈尔之西北边境”。〔21〕但据《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在与山西兵马都统军司、夏州管内蕃落使等一起，在西路诸司中可以看到有倒塌岭节度使司、倒塌岭统军司之名。又因为在倒塌岭的群牧中屡有阻卜、拔思母、达理得等部前来抢夺牧马，所以可以认为对两者的比定当相距不远。但无论如何，总有点儿隔靴搔痒之感。
　　在《辽史》卷一〇〇《耶律棠古传》中曾记载他在保大元年(1121年)出仕倒塌岭，复被任命为乌古部节度使之事。
　　明年(保大二年，1122年)，天祚出奔，棠古谒于倒塌岭，为上流涕，上慰止之，复拜乌古部节度使。
　　再据《辽使》卷二九《天祚纪》，天祚皇帝在保大二年三月，当听到金兵迫近的消息时，即从白水泺逃往夹山，四月又逃到了讹莎烈。此讹莎烈未见其他例证，在《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中也仅是作为地名而出现，详情不明。关于天祚帝的西奔，在估计为概括了《史愿亡辽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所引)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中记载道：
　　宣和四年正月，……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将至鸳鸯泊，则适与天祚遇，天祚大窘，因仓皇从云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军，趋渔阳岭，又窜入阴夹山。夹山者，沙漠之北，传谓有泥淖六十里。独契丹能达，他虏所不能至也。〔22〕
　　由此可知，天祚帝自云中府(山西省大同县)经云岗石窟寺，到达了丰州天德军(白塔)，〔23〕又从这里越过阴山逃到了山北的阴夹山。由于耶律棠古击破敌烈是在保大二年七月丁巳(《辽史》卷二九)，所以前述他在倒塌岭与天祚帝的会见可以看作是在皇帝逃往阴夹山附近时为宜。即可以认为倒塌岭是在白塔以北的阴夹山附近。
　　要把倒塌岭与漠北连接起来，使之成为辽的强大防线的计划，很早就提出了。据《辽史》卷九二《萧夺剌传》，在其出任西北路招讨使时曾陈述说：
　　萧夺剌，……授西北路招讨使。因陈北边利害。请以本路诸部与倒塌岭统军司连兵屯戍。再表，不纳。
　　当然，辽末天祚帝逃往该地乃是企图依靠漠北诸族的支援以复兴辽朝。
　　即在《史愿亡辽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中记载道：
　　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归，又得阴山鞑靼毛割石兵，自谓天助，谋出兵收复燕云，……遂率诸军，乘粘罕之归，出夹山，下渔阳岭，取天德军、东胜、甯边、云内等州，南下武州。
　　当时跟随的鞑靼兵据称为三万。〔《东都事略》卷一二四《茅斋自叙》(《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所收)〕看来，虽然他们是以夹山四部族卫、阴山鞑靼为主体，但是可能也包括有从漠北前来救援的鞑靼吧。
　　历史上著名的耶律大石之西奔，正是发生在此时。大石由于先前曾与天祚帝议论过耶律淳的问题，并且反对过天祚帝的南下，所以自己感到不安而北上。过去已故的羽田亨博士曾经驳斥了历来的谬论，把大石之西走比定为是经由漠北。〔24〕如果考虑到上述辽与漠北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这真可以称得上是合乎时宜的军事行动。而且，辽末逃亡到漠北的并不止耶律大石一人，天祚帝的次子耶律雅里也曾为耶律敌列等拥之北走。(《辽史《卷三〇》耶律雅里传》、《辽史》卷一一四》萧特烈传》)中曾叙述了当时的情况：〔25〕
　　天祚决意渡河奔夏，从臣切谏不听，人情惶惧不知所为。特烈阴谓耶律兀直曰：“事势如此，亿兆离心，正我辈效节之秋。不早为计，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奔西北诸部，伪立为帝。
　　四、关于辽之西方贸易
　　如上所述，辽与漠北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通过这条西北路线，辽与西北诸国之间开展了频繁的东西贸易也是不容否认的。最近，冈崎精郎在其《墨离军及辽与西域的关系》一文中也接触到这个问题。虽然，正如他所主张的那样，正辽与西域的关系中，墨离族的动向极为重要。但是，如果研究一下上述路线的话，则这种看法还需进一步扩大，显然有必要对乌古、敌烈、阻卜、朮不姑等诸部，进行更加慎重的研究。
　　辽的西方贸易大致可分为：一、与漠北诸民族的贸易；二、与西域诸国的贸易；三、与河西、甘肃地方的贸易。其中的第三点，因为准备另行探讨，在此暂且不谈。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其中的第二点，即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始终为漠北诸族的向背所左右这件事。例如，如前所述，保宁三年铎遏遣使于阿萨兰回鹘，无非就是企图恢复应历十四年以来因乌古部背叛而断绝了的与西方的交通。
　　正如《契丹国志》卷二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条所记载的，辽与漠北诸族的交易以牲畜、毛皮为主。即：
　　正北至蒙古里国，……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余里，又次北至于厥国，……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东南至上京五千余里。……又次北近西至达打国，……契丹常为所攻。如暂安静，以牛、羊、驼、马、皮毳为交易，不过半年，又却为盗。东南至上京六千余里。
　　在《辽史·本纪》中虽然记载有天显八年(935年)以后，阻卜、乌古、敌烈诸部每年都要数次入贡，但估计实际入贡次数要远比这些记载为多。
　　例如，在《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中记载着：
　　〔开泰八年〕七月癸亥，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辽史》卷七〇》《属国表》略同)
　　由此可以了解到西北路招讨使管下的阻卜，每年都以惊人的大量牛、羊、驼、马、皮毳之类入贡。例如，在辽对西夏进行攻击之前的兴宗重熙十七年，就贡奉马、驼二万。貂皮对漠北诸部来说，好象并不太贵重，在《松漠纪闻》中曾记载说：
　　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虽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妇人以羔皮帽为饰，至直十数千，敌三大羊之价。不贵貂鼠，以其见日及火，则剥落无色也。
　　这对于特别喜爱貂皮的辽人来讲，一定是绝好的交易品了。〔26〕但是，要进贡这样多的貂皮对于漠北诸族来说似乎也逐渐成为负担。因此，在《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中有如下记载：
　　〔统和六年〕闰月甲寅，乌隈于厥部以岁贡貂鼠、青鼠皮非土产，皆于他处贸易以献，乞改贡。诏自今止进牛马。
　　辽与漠北诸族的这种关系，如前所述，是叛服无常的，但是辽的统治大致一直持续到辽朝末期。
　　其次就是辽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不言而喻，它是以太祖西征之界限的北庭阿萨兰回鹘为媒介来进行的。〔27〕
　　在《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中记载着：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
　　另外，在《契丹国志》卷二六《诸蕃记》中也有着如下记载：
　　高昌国，〔中略〕契丹时，三(又作一)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
　　所以说，辽在高昌设置了互市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上面的记载虽然简短，但却是记载高昌存在互市，高昌王通过北主即北庭之回鹘可汗为媒介，与辽使进行贸易的宝贵资料。根据这一材料，可见高昌国是每三年进行一次(有说一年一次)朝贡。这种定期性的入贡恐怕也不是每次都在正史中有所记载。过去，动辄把正史的入贡记事加以集录，从而对两国的友好或敌对关系进行类似推测。但是，从史料的性质来看，特别是从杜撰的《辽史》的情况来看，这种尝试应该说是毫无道理的。〔28〕至于未记载下来的经由漠北的东西贸易，估计尚为数不少。否则，见于王延德《使高昌记》中的辽使的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此外，跟随阿萨兰回鹘，经由漠北赴辽的西域诸国也并不少。例如在《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中就记载说：
　　〔统和七年二月〕戊寅，阿萨兰、于阗、辖烈并遣使来贡。
　　这清楚地表明了于阗国使随同阿萨兰回鹘一起，向辽朗入贡的事实。
　　另外，在《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中还有：
　　〔开泰九年十月〕壬寅，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太平元年三月，是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
　　记载了大食国遣使请婚的情况。当时，由于辽完全打开了经由西夏的东西贸易路，〔29〕所以虽然不能笼统地讲，但是考虑到这次遣使是请婚，是公主下嫁的事，所以，这次经由漠北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在《辽史》卷三〇《耶律大石传》中有大石西奔时致回鹘王毕勒哥之书信，信中写道：“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由此可知，当时自辽至大食的道路显然就是经由漠北——北庭的路线。从这封书信来考虑，那么前面所提到的大食国之遣使恐怕也是经漠北，这样考虑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吧。
　　已经由恩师松田寿男多次介绍过的，在《契丹国志》卷二一，诸小国贡进物件条中有如下重要的记载：
　　诸小国贡进物件
　　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
　　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里丝。
　　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
　　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这一史料，正如已为松田寿男所详述的那样，是说明契丹的贸易范围和贸易品的宝贵记录。但如《松漠纪闻》中所见，其中混杂有经由西夏的漠南路和经由漠北的西北路的记载，〔30〕正如前面所引述的高昌国的互市那样，至少应当把它明确地看作是经由漠北的那条路。
　　另外，由于劫掠阿萨兰回鹘使者而引起物议的西北诸部也不少。例如在《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中载有：
　　〔统和四年(986年)六月〕己未，闻所遣宣谕回鹘、核列哿国度里、亚里等为朮不姑邀留，诏速撒赐朮不姑货币，谕以朝廷来远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
　　这段文字如实地表现了辽朝为了维护西方交通如何煞费苦心。但阻碍万里迢迢远道而来的阿萨兰回鹘等的并不仅仅是西北诸部。
　　连这方面的长官，西北路招讨使，也屡次对这些使者加以干涉。现举一、二例子如下：1.“耶律化哥，……上复遣化哥经略西境。……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囊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诸蕃由此不附。”(《辽史》卷九四《耶律化哥传》)2.“〔耶律〕涤鲁，……改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请减军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后以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事觉，决大杖，削爵免官。”(辽史《卷八二》·耶律涤鲁传)这样，连率领阻卜诸军，攻击西夏建立了大功的耶律敌鲁古，亦于重熙十五年六月，因坐赃而被免职。(辽史《卷一九》《兴宗纪》)
　　贯穿辽阔的漠北山河，保持着血脉联系的辽之西北路，受到这种自然的、部族的，还有政治上的制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除了上述将公主嫁给大食国外，正如在《辽史》卷二〇《兴宗纪》重熙二二年条中所载“二月丙子，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两国甚至发展到了军事同盟的关系，这不是清楚地暗示往来于西北路的双方关系是如何亲密吗?我们应该说，作为辽朝西北以及西南的防卫线、作为西域贸易公路的西北路的经营其意义至为重大。
　　注释
　　〔1〕松井等：《契丹可敦城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一，东京帝国大学，大正四年)；箭内亘：《鞑靼考》(《蒙古史研究》525—584页，刀江书院，昭和五年)；津田左右吉：《辽代乌古敌烈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二，大正五年)；前田直典：《十世纪时代之九族鞑靼》(《东洋学报》32—1，昭和二十三年)。
　　〔2〕津田左右吉，前揭论文。
　　〔3〕松井等，前揭论文。
　　〔4〕田坂兴道：《漠北时代之回纥绪城郭》(蒙古学报》二，昭和十六年)。
　　〔5〕松井、前田两氏前揭论文。根据威特福格尔《中国社会史——辽朝》第576页之鄂尔浑河说。最近冈崎精郎由于考察了墨离军，也赞成松井说。冈崎精郎：《墨离军与辽对西域的关系》(《史林》十一，昭和三十二年)。
　　〔6〕安部健夫在《西突厥国史研究》中提出了庭州=古城说，此论证有很多疑问，我仍然认为庭州=济木萨说较为妥当。《关于庭州之位置》(参照《古代学》9—13)。
　　〔7〕和田清：《乜克力考》(《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清史论丛》337—347页，昭和六年)。
　　〔8〕冈崎氏，前揭论文。
　　〔9〕蒲类这一称呼并不限于蒲类海，也有用于天山东北部的例子，如《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蒲类国条。参看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六，蒲类条。唐代蒲类县也是例证之一；松田寿男：《论唐庭州之领县》(《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292—323页，早大出版部，昭和31年)。
　　〔10〕《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甘州删丹县条；松田寿男：《关于东西交通史中的居延考释》(《东方学论集》1，1—25页，昭和二十九年)。
　　〔11〕根据《辽史》卷三四《兵卫志(上)》的记载，太祖军大抵三、四十万，而辽的兵制规定正军一名马三匹。西征的兵数虽然在本纪、列传均未有明确记载，但是可以认为是相当庞大的军队。
　　〔12〕Atkinson，T.W．：Travels in the Region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Amoor and the Russian Acquisitions on the Confines of India and China，London 1860.p.416.
　　〔13〕冈崎氏，前揭论文。
　　〔14〕前田氏，前揭论文。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四月条：“又明年，延德与其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于是至京师。”
　　〔16〕但是，达干乃是古代漠北诸族使用的官号targan，darxan，大概不是前田氏所说的人名或部族名。
　　〔17〕沈壵：《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浙学庐丛书》第一集)；松井氏、箭内博士前揭论文。
　　〔18〕箭内博士前揭论文。威特福格尔据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卷，8104页)，将三城比定为克鲁伦河畔。出处同前，67—68页。
　　〔19〕呼伦贝尔地方的屯田，早自太宗时代就已经开始，见《辽史(卷四)·太宗本纪》。
　　〔20〕从漠北干涉河西地方并不是突然的事情。唐初突厥也屡屡侵犯凉、甘、灵州等地。参看《资治通鉴》卷二九一，高祖纪武德九年三月辛亥、戊寅；同书卷二九三《太宗纪》贞观三年十一月辛丑条。
　　〔21〕松井氏，前揭论文，威特福格尔，同上，95页
　　〔22〕在《北征纪实》(《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八)中亦可看到阴夹山的名称。在《辽史》卷二九《天祚纪》、《史愿亡辽录》中写作夹山，《金史(卷二)·太祖纪》则写作阴山。
　　〔23〕和田清《关于丰州天德军之位置》(《史林》16——2，昭和16年)。
　　〔24〕羽田亨：《西辽建国始末及其年代》(《史林》1—2，大正5年)。
　　〔25〕在《辽史》卷三〇《耶律雅里传》中，关于保大三年北走之记载为：“乌古部节度使纠哲、迭烈部统军挞不也、都监突里不等各率其众来附。自是诸部继至。”在同传中还有盐泺的记事。雅里之北走与大石之西奔不同，估计是到达布苏泊地方。
　　〔26〕《辽史》卷五六。松井等：《契丹人之衣食住》(《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9、131至140页，大正11年)
　　〔27〕估计辽代时期的北庭，辽的统治是相当强大的。安部健夫，前揭书，468页。
　　〔28〕松田寿男，昭和30年度特别报告。
　　〔29〕在《辽史》卷一六《圣宗纪》中载有：〔开泰七年闰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从之。”
　　〔30〕松田寿男，前揭论文。在《松漠纪闻》回鹘条中可以见到瑟瑟、珠玉、兜罗绵、毛毡、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腽肭脐、硇砂、乳香、安息香、笃耨香、安铁刀剑、乌金银器等的名称。关于这些商品贸易的情况记述道：“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它。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云云”明显地表明是经由漠南路。如果象冈崎敬那样，认为只是经由漠北的话是不正确的(前揭论文注60)。在这些商品内，关于硇砂，请参照松田寿男《关于天山所产的硇砂》(《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392—406页，早大出版部，昭和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