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十世纪末以后，在鄂尔多斯地方所展开的唐古特族的活动，在东西交通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英主李继迁的兴起，1002年(咸平五年)攻陷灵州的唐古特族，不久便席卷了自古以来的东西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地带，此后历二百余年一直盘据在西北边疆地区。后来，该国自十世纪迄十三世纪作为东西交通中的中继国家异常活跃，在东西交通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此种情况虽已为两三位先学所指出，〔1〕但其实际情况却尚未充分得到阐明。
　　本文即拟阐明作为一个典型的边境王国的西夏是如何席卷了河西地方及其结果，同时在其独立后与宋、辽、金等保持着何种关系，以及西夏在东西交通史上的作用等问题。
　　二、关于西夏之侵入河西问题
　　在论述有关西夏侵入河西地方的问题时，首先让我们综览一下当时该地的大致情况。〔2〕五代宋初时代的河西地方，绝妙地体现了其作为绿洲走廊地带的地域特殊性。即在沙州、瓜州有曹氏归义军，在甘州有甘州回鹘可汗，在凉州有西凉吐蕃，他们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积极地开展着中继贸易。
　　当时，因为从事于劫掠的吐蕃族割据了自凉州至兰州，甚至远至更东面的秦州和原州，所以当时由沙州归义军、甘州回鹘、西凉吐蕃等所诱导的西域诸国和河西诸政权的入贡使，便分别经由灵州赴中原王朝入贡。〔3〕
　　因而唐古特族自十世纪末对环庆路的频繁劫掠和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的攻陷灵州，确实意味着唐古特族在当时已登上东西交通史的舞台。根据同年春正月甲子陕西转运使刘综的上奏，继迁在赤沙橐驼路设置了贸易场所。(《长编》卷五一)
　　当时在宋朝，对于灵州的弃守问题存在着种种议论，同时也有不少企图利用与唐古特族利害相反的凉州吐蕃的想法，于是在淳化二年(991年)为市马而赴西凉府的丁惟清也因吐蕃族的要求，于至道二年(996年)，作为知凉州赴任该地。(《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西凉府条，《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条)。此时断绝已久的凉州形势才稍为详细地传到了宋朝，证明了当时上述的形势。〔4〕
　　西夏对河西的入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按照其时代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不言而喻，其攻击目标首先是西凉府，而成为西涼府强有力的掩护的则是甘州回鹘。而且，由于甘州回鹘的支援极为有力，因此后来西夏从甘州受到的攻击，要比从西凉州受到的攻击更为厉害。
　　第一次，是李继迁在1003年(咸平六年)利用夺取灵州的余势，对西凉府进行的攻击。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五，咸平六年十一月甲子条中记载说：
　　西面部署言李继迁劫西番，攻陷西凉府，遂出其居人，知凉洲、殿直丁惟清没焉。(《宋史·吐蕃传》略同)
　　在《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西凉府，咸平六年十一月条中又说：
　　十一月，继迁攻西蕃，入西凉府，知州丁惟清陷没，潘罗支伪降。未几，集六合(谷之讹)诸豪及者龙族合击。继迁大败，中流矢死。
　　从以上记载可以了解到，继迁虽然占领了西凉府，但由于潘罗支的阴谋而败死。据《长编》卷五六，景德元年(1004年)春正月壬子条记载说：“继迁大败，中流矢，创甚，奔还，至灵州界三十井死。”
　　潘罗支欲乘此机会一举推翻西夏，同年六月，送其兄帕勒布斋至宋朝，乞求宋朝出兵援助。然而，恰巧由于西夏军于同月进攻咱隆(者龙)族，于是，潘罗支率领百余骑企图合击，但是，由于继迁的种落、敏楚克巴(迷般嘱)日布结罗丹(日逋吉罗丹)二族的阴谋而猝然死亡，因此该计划亦终未能实现。
　　这样，西夏第一次对河西的攻击，虽然攻陷了折角、西凉府，但由于潘罗支的反击，终归失败。另一方面，潘罗支则企图远征西夏，但由于罗支意外的死亡，而终未实现。
　　第二次，是李德明时代所进行的对西凉府及甘州的攻击。在此首先要注意的，是辽对甘州的攻击。
　　正如我在旧稿中已论述过的那样，〔5〕辽与甘州回鹘的关系渊源于辽太祖的西征。如前所述，李继迁的侵入灵州，因为完全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命脉，所以十一世纪初叶，辽对河西地方的关心，目的在于要打开与西域诸国直接进行贸易的道路，这种形势日益加剧。
　　在《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中，关于辽之河西经略曾作了如下叙述：
　　统和二十六年(宋大中详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剌里，抚慰而还。
　　进而又在二年后的统和二八年(1010年)，攻破了肃州，从而说明了辽对东西交通要冲的甘肃地方，进行了强力的干涉。
　　即在《辽史》卷十五《圣宗纪》中有如下记载：
　　〔统和二十八年五月〕乙巳，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土隗口故城以实之。
　　在此不能忽视的是，正如我在旧稿中所强调的那样，当时，辽对河西的攻击是通过远在漠北镇州镇戍的西北路招讨使之手进行的。因此，当时辽军的进军，估计是按照《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甘州删丹县条中所载连接回鹘衙帐——居延——张掖河(额济纳)——甘州的路线进行的。
　　在此让我们调查一下李德明时代西夏侵入河西的情况吧。李德明外交政策的特点是遵循其父继迁的传统，在其父死后仍继续向辽遣使请封。同时，在其整个一代还保持了与宋朝的友好关系。1006年(景德三年)，他向宋朝进誓表，被封为定难节度使、西平王，断了后顾之忧，企图悄悄地侵入河西地方。在《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九月丁亥条中记载说：
　　丁亥，边臣言赵德明谋劫西凉、袭回鹘。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顺，思抚宁之。乃遣使谕厮铎督，令结回鹘为援，并赐厮铎督茶、药、袭衣、金带及部落物有差，厮铎督奉表谢。
　　此即暗示了上述情况。
　　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李德明的军队果然侵入河西地方。《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条中记载说：
　　壬申，边臣言：“赵德明邀留回鹘贡物，又令张浦率骑数千侵扰回鹘。
　　又在同年三月条中载有：
　　赵德明遣万子等四军主领族兵攻西凉府。既至，见六谷蕃部强盛，惧而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
　　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西夏军袭击甘州及西凉府的溃退情况。同年八月庚寅，根据被带到宋廷的甘州回鹘夜落纥的报告，据说：“赵德明来侵，率众拒战，德明屡败，乘胜追之，越黄河。”(《长编》卷六九)
　　在此应当注意的是，这次西夏对甘州的攻击与前边所谈辽对甘州的攻击发生在同一年。考虑到李继迁以来西夏与辽的友好关系，〔6〕虽然未见到明确的记载，但是看来这两国恐怕是互相呼应企图侵入河西。例如，在前揭史料中载有：
　　万子等军攻西凉府，见六谷蕃部强盛，惧而趋甘州回鹘。回鹘设伏要路，俟其通过，奋击大破西夏军。
　　这句话暗示了西夏的前进基地在甘州那边，因此其进攻路线与辽军的进攻路线应为同一条路线。
　　也就是说，当时西夏进攻甘州的路线是自宁夏经贺兰山、阿拉善沙漠出居延海附近，在此与辽军会合后顺额济纳河南下向甘州进攻的。甘州回鹘乘势追击西夏军，据说渡过了黄河，大概也是走的这条路线。倘如此，不顾当时西凉吐蕃的强盛，而要越过该地去攻击甘州，是难以想象的。
　　李德明对甘州的攻击，此后不断发生，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四月，同十二月也进行了入侵。〔7〕因此，前述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之萧图玉对甘州、肃州的攻击虽然没有记载，但西夏可能也积极参与了。有关这次攻击，如果以《辽史·圣宗纪》与宋朝方面的史料对照来看，那么可以看出这次讨伐甘州只不过是羁縻政策。据说萧图玉将肃州人民全部俘虏后，修筑了土隗口故城，然后让他们居住在那里。此土隗口故城现在何处，迄今尚未有定论，史籍亦未有明确记载，估计它也许就是《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甘州删丹县条注中所记载的故同城守捉，即汉之居延城故地吧。〔8〕在连接辽军的根据地漠北与甘、肃州一线上，再未有比此地更重要的地方了。随着该地区重要性的增加，看来所谓哈喇和屯(黑城)的经营，这时由于辽军的势力而再次开始了。
　　从辽军对甘肃的征服来看，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西夏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东方的西凉府。1011年，李德明派遣苏守信着手经营凉州。即在《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九月甲申条中有如下记载：
　　曹玮言，赵德明遣军校苏守信领兵攻西凉乞当族，其首领厮铎督会诸族御之，大败其众。(《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西凉府，大中祥符四年九月略同文)
　　这次苏守信军对西凉府的攻击，根据宋朝方面的史料，确实是一次失败。俟后，尽管在《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料中暂时未见到有关西夏对西涼府攻击的记载，但在《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丙子条中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可汗王夜落纥上表言，巴乌公主病死，以西凉人苏守信劫乱日与交斗，不时奏闻。……苏守信者，夏州所遣，领兵七千马五千，戍西凉者。故夜落纥奏及之。
　　由此可知，在四年后的大中祥符八年，苏守信已经率兵七千，马五千，镇戍西涼府了。因此，恐怕在前述大中祥符四年的攻击后不久，西涼即已占领涼州众多绿洲群的一隅了。
　　在前揭史料的前文曾记载说：
　　初，甘州回鹘国可汗王夜落纥，数之夏州接战，其贡奉多为夏州抄掠。及总噶尔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
　　这时，因为凉州已经混乱，或者因为相当强大的西夏的干涉，总之，甘州回鹘经过青唐羌的媒介，到达了京师。〔9〕此后不久，苏守信去世，其子罗奔继之，但受到甘州回鹘的攻击。即在《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二月辛卯条有如下记载：
　　甘州回纥可汗王夜落纥圭呼，遣使来贡。……又言：苏守信死，其子罗奔领西凉府事。回纥遣兵，攻破其族帐百余，斩级三百，夺其马牛羊甚众。
　　李德明时代的进攻河西，看来好象有一个时期曾经在西涼府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但是，由于甘州回鹘的再三攻击，其统治似乎有些动荡不定。这一情况说明了西涼府的占领与甘州回鹘的征霸是不可分割的重要事情。总之，此一时期的西夏对河西的入侵，最后以不彻底而告终。但是不久，西夏便断然地进行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河西的第三次入侵。
　　1018年(辽、开泰七年)，辽经由夏国对吐蕃的招抚失败后，〔10〕便企图攻占东西贸易的大道和经由甘州与青唐羌进行联系，1026年(辽、太平六年)遂断然进行了著名的萧惠对甘州的攻击。即《辽史》(卷十七)《圣宗纪》中所载：
　　〔太平〕六年五月癸卯，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自是阻卜诸部皆叛。
　　正如我在旧稿中所谈，萧惠对甘州攻击的失败，给辽多年以来的西北路经营开始带来巨大的挫折。了解到辽军实力的阻卜诸族，以过去萧惠所杀阻卜酋长直剌之子为中心，在各地发动了叛乱。此后，辽忙于镇压漠北诸族，可以说完全放弃了对河西的经营。
　　根据《西夏书事》的记载，这次萧惠进攻甘州，李德明似乎也同时出兵援助了辽军。即在同书卷七，天圣四年(1026年)条中记载了这一情况：
　　夏六月，遣兵助契丹攻甘州。甘州回鹘阿萨兰部叛契丹，契丹主遣魏国公萧惠徵诸路兵讨之。德明点集蕃众，遣之西出。萧惠攻甘州三日不克，部下阻卜诸酋复叛。急引归，德明兵亦还。
　　正如载锡章对此段记载持有怀疑一样，虽然我们也不了解《西夏书事》的撰者吴广成是根据什么写的，〔11〕但它暗示了西夏与阻卜族一样，在辽对河西进攻时，经常与辽采取共同的行动。
　　不言而喻，河西走廊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贸易的大道。对于自鄂尔多斯侵入灵州，不久并欲在此地逐渐发展下去的西夏来说，萧惠的进攻河西虽然是友好国家的行动，但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无疑也会苦思熟虑的。因此，当辽军败退后，虎视眈眈窥伺着良机的西夏，犹如冲破堤堰的洪水杀到了河西。这就是李元昊的第三次侵入河西。但是，关于李元昊征服河西的情况，史料中极不明确。记载当时情况的史料，仅散见于《宋史·夏国传》、《长编》、《太平治绩统类》诸书中，而且这些材料也都杂乱无章。
　　首先，在《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中有如下记载：
　　天圣六年(1028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九年十月，德明卒。
　　虽然在《宋会要》、《长编》中未见到相应的记载，但稍后在《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十一月壬辰条中可以看到如下记述：
　　元昊……既陷甘州，复举兵攻拔西凉府。未逾时，德明死，元昊继立。
　　估计在天圣六年攻陷了甘州、同八年攻陷了瓜州的元昊，在此后不久(大概是在八年至九年)又攻陷了西涼府。如果注意一下：“未逾时，德明死”一句的话，那么看来西涼府的陷落是在天圣九年十月以前较为妥当。虽然《长编》把德明之死置于明道元年(1032年)十一月，但这是延州上奏到达的时期，估计德明实际去世的时间应为《宋史·夏国传》所记载的天圣九年(1031年)十月。〔12〕
　　这时西夏的进攻路线与前述之第二次的进攻路线一样，是从夏国→甘州→西涼府，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隆平集》卷二十，彝敌条也记载其顺序为：攻陷甘州，取西凉府。〔13〕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河西地方情况的记载极不清楚。迄今记载较为详细的河西形势之所以突然趋于不明，恐怕是因为当时西夏的攻击是从甘州开始的。过去，长期作为与宋朝、西域之间的中介，提供着西北地方情报的甘州回鹘，此时已完全溃灭。〔14〕
　　如上所述，西夏按照甘州→西凉府这样的顺序席卷了河西，这对于推断千古以来一直成为秘密的黑城的陷没年代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本世纪初叶(1908年)俄国的科兹洛夫以及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对额济纳河下游的黑城遗址进行了精密的考查，发现这里满布着极为丰富的带有西夏色彩的遗物。〔15〕然而，西夏的势力何时到达了此地则始终是个谜。
　　但是，如果考虑到以上所谈辽西北路军与西夏的关系和当时河西与漠北以及西涼府与甘州回鹘之间的关系等，同时再考虑到阿拉善沙漠的情况，那就不可能认为强大的征讨甘州的大军会在沙漠中盲目行进。西夏恐怕是在1026年(太平六年)萧惠溃退后不久便取代了苦于阻卜叛乱的辽，继承并确立了黑城的统治，并以此地作为中继基地，采取了以宁夏(兴庆府)→黑城→额济纳河→甘州这样的路线，消灭了甘州回鹘。也就是说，虽然在记载中未有明确记述，但西夏对黑城的统治估计是1026～1027年(天圣四至五年)左右的事。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么对于前载李德明时代越过西涼府而对甘州的多次进攻和后来元昊于1036年(景祐三年)确立了兵制时，该地已经作为十二监军司之一，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难以理解了。
　　由于西夏对甘、涼州的攻击而突然增加了重要性的是西羌的唃厮啰。正如《东都事略》卷一二九，附录七、西蕃条所叙述：
　　元昊取西凉府，而唃厮啰并厮铎督之众十余万，回纥亦以数万归焉，其势遂强于诸羌。朝廷命为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16〕
　　由于涼州吐蕃、甘州回鹘的遗民争先逃至青唐地方，因此，西羌在这里名副其实地得到了急剧发展。
　　丧失了西凉府与甘州的宋朝，立即以唃厮啰为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西羌变得如此强大，就连元昊也不能对它忽视，因此也就更不可能继续西征瓜、沙、肃三州了。
　　如同从前揭史料所了解的那样，早在1030年(天圣八年)瓜州王就率领千骑归降西夏(《宋史·夏国传》)，显然这是对征服了甘州回鹘的西夏表示敬意和表示维持和平的愿望。明道元年(1232年)以后，西夏曾在一段时期内全力以付地对西羌进行了远征。
　　据《太平治绩统类》卷七，康定元昊扰边条记载：
　　〔景祐〕二年十二月，赵元昊遣苏奴儿将兵二万五千人攻唃厮啰，败死略尽。苏奴儿被执。元昊又自率众攻牦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诈约和，城开，乃大纵杀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以兵十万总归路。元昊昼夜战，二百余日，子罗败。然兵溺宗哥河及饥死过半。元昊又尝侵唃厮啰，并兵临河、湟。唃厮啰知众寡不敌，壁鄯州不出，阴间元昊，颇得其虚实。元昊已渡河，插旗帜志其浅，唃厮啰潜使人移植深处，以误元昊。及大战，元昊溃而归，士视帜渡，溺死十八九，所卤获甚众。唃厮啰来献……〔17〕
　　自1035年末迄翌六年(景祐二至三年)，元昊对西羌进攻了二(三)百余日。这一记载由于前半部分是叙述景祐二——三年的攻击，后半部分是叙述过去进攻西羌的元昊的败北情况，因此，倘不注意就会以为溃败的乃是元昊。另外，即使只看前半部分，看来唃厮啰方面似乎也无何重大损失。但是正如榎一雄所指出，应当说这乃是对西夏故意的歪曲。〔18〕
　　景祐年间西夏的进攻极为激烈，攻占了西宁以北仅五十里的牦牛城(宣威城)，以唃厮啰所居住的青唐城(西宁府即鄯州)为首，安二城(西宁东五七里，保塞寨)、宗哥城(西宁东约八十里的龙支城。以上均根据《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陕西路条的记载)等均遭到疯狂的掠夺。此后，唃厮啰再也不能与西夏对抗了。由此亦可看出，这次攻击是何等的激烈。
　　另外，该史料前半部分所谈苏奴儿的出阵，《西夏书事》将它记为明道二年七月，〔19〕这可能是拘泥于《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壬子条原注的原故。即：
　　屠牦牛城，赵珣以为在明道中，误也。当在此年。
　　赵珣的《聚米图经》在记载当时的形势方面，虽然是可靠性很强的史料，〔20〕但就牦牛城的陷没年代而论，由于《朱史·夏国传》、《长编》、《太平治绩统类》三书均主张景祐二年说，因此还是依照此一说法为是。只是因为《聚米图经》的原文不清楚，如果仅限于此注，是难以解释的。不过，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推断出西夏对西羌的进攻早在明道年间即已经开始。前揭史料的后半部分“元昊又尝侵唃厮啰……”大概叙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事情。
　　估计西羌曾经多次遭受到西夏的猛烈进攻，即使西夏未能进行直接统治，但也给予西羌以相当大的打击。同时并利用唃厮啰诸子分立的形势，以重赂离间之。即在《长编》卷一一九，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条有如下记载：
　　初，嘉勒斯赉娶李埒克女，生二子，曰辖戬，曰默戬觉，又娶乔氏，生子，曰董戬。埒克遵死，李氏宠衰，斥为尼，置廊州，锢其二子辖戬及默戬觉。母党李巴沁，窃载其母出奔。辖戬据河州，默戬觉据邈川城，抚有其众。嘉勒斯赉不能制。元昊闻斯赉二子怨其父，因以重赂间之，且阴诱诸酋豪。而温布且之子伊实济噜者，拥众万余，阴附元昊。斯赉势蹙，更与乔氏，自总噶尔，西徙哩沁城，元昊益得自肆。
　　这样，在攻陷了甘、凉二州，瓦解了西羌之后，在西夏军面前就只剩下衰弱的沙州归义军了。如前所述，瓜州早在1030年(天圣8年)即已归降西夏，但是，西夏尚欲进一步进据其本家沙州。于是，西夏利用征讨西羌的余威，终于进行了期望已久的对整个河西的征服。关于这一时期的详细情况，《聚米图经》(《长编》卷一一九所引)作了如下叙述：
　　天昊既屠牦牛城，筑凡川会，诱肋嘉勒氏诸部酋豪，斯赉因二子猜沮，徙居哩沁城。元昊无吐蕃之患，始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
　　元昊更进一步将其矛头转向兰州，终于切断了西羌与宋朝的道路，断了后顾之忧。即《太平治绩统类》卷七，康定元昊扰边条中所记载的：
　　〔景祐〕三年冬……广庆三年，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故地。将谋入寇，恐唃厮啰拟其后，复举兵攻兰州诸羌，南侵至马衔山，筑城瓦川会留兵镇守，绝吐蕃与中国相通路。(《长编》卷一一九略同文)
　　这样，西夏于1036年(景祐三年)，终于完成了自李继迁以来多年的宿愿，即对整个河西地方的统治。
　　三、西夏王国的成立与宋辽两朝的关系
　　如前所述，十一世纪初叶，西夏的对外发展尤为活跃，同时，这个时代也是西夏国内进行整顿充实的时代。不久，西夏与当时的宋、辽两朝形成了复杂的国际关系。自1030年迄1040年，是所谓的宋、辽、西夏三国呈现出最典型的鼎立关系的时代。有关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将在另稿加以论述。
　　下表，首先依年代顺序将西夏对河西的侵入及其内部发展加以排列，再以年表形式将西夏与宋的关系，西夏与辽及外国的关系分别列出。根据此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夏在向河西侵入的同时，逐渐充实了各种制度，企图在内外确立起西夏王国。
　　元昊于其父德明在世时，对其父所言：“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曾豪语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德明死后则变得更加独立不羁，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元昊首先发布秃发令，〔21〕同年五月制定了文武官制及服饰制度。
　　即在《宋史·夏国传》有如下记载：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西夏书事》、《西夏纪》共作飞龙苑)，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大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云云。
　　进而攻占了瓜、沙、肃三州。在征服兰州诸羌的景祐三年(1036年)，奠都兴州，大力充实了官制和兵制，并且制定了蕃书等，〔22〕名副其实地具备了独立王国的体制。《宋史·夏国传》对其情况曾作如下记述(《长编》卷一百二十，景祐四年十二月条略同)：
　　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阻河依贺兰山为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左者又多)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长编作十八监)委豪右分统其众。〔中略〕设十六司于兴州，以总庶务。
　　当时，元昊自称乌珠(华言青天子也)模仿中国的黄天子。归降宋朝被送还，后为元昊射杀的从文善约特(山遇)之悲剧，暗示了自秃发令以来的强烈民族意识与诸豪族的动摇情况。〔23〕
　　元昊终于在宝元元年(1038年)冬十月，筑坛受册，自即帝位，并遣使宋朝，宣告独立。即《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十月条所载：
　　甲戌，赵元昊筑坛受册，僭号大夏，为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改大庆二年，曰天授礼法延祚元年，遣攀密布伊里马奇，点兵集蓬子山，自诣西凉府祠神，仍遣使以僭号来告。
　　该使节于翌宝元二年正月癸丑，经延州到达京师，奉表如下：
　　臣祖宗本出帝胄，……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地，建为万乘之帮家。于时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据《宋史》夏国传，西夏文存，《长编》卷一二三为略文)
　　(《涑水纪闻》卷九)尤其是文中“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一句，意味着西藏，蒙古、河西、吐鲁番各地与西夏的交往，显示出西夏的国际性，是极为重要的。宋朝方面于同年二月戊子，封闭了保安军榷场，同六月壬午，诏令削去元昊官爵，并在边境粘贴榜文悬赏，如有擒杀元昊者封为定难节度使，以示报复。(《长编》卷一二三)这样便揭开了宋、夏激烈攻防战的序幕。西夏独立后不久，宋朝与西夏的斗争自宝元二年(1039年)一直持续到庆历二年(1042年)。在此期间双方的形势大致如下：
　　当时，在鄂尔多斯内的西夏领域，西自兴州、灵州，东至夏州、银州，两国的对抗自然是以争夺自夏州经延安至京兆的鄜延路以及连接灵州与京兆的环庆路、泾原路三路为中心而展开的。尤其是正如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范公墓志铭上所刻“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将不守则关辅皆危。”那样，由五城构成的坚城延州则是两国斗争的中心。〔24〕
　　宝元二年四月，攻打延安的元昊，于同年六月听到取消了其赐姓、官爵，同年十一月向保安军、承平寨、笼竿城等发动了激烈的进攻。(《长编》卷一二五，《宋史》卷三二四《许怀德传》，同卷三二五《刘兼济传》)。
　　正如《涑水纪闻》卷十三所载：
　　〔宝元二年六月〕丙戌，诏河东安抚司，牒北朝安抚司，以赵元昊背叛，河东缘边点集兵马，虑北朝惊疑。
　　宋朝在通知辽以后，开始了正式的迎击。即在同年七月戊午，仁宗以夏竦为知泾州兼泾原秦凤路沿边经略安抚使，以知延州范雍为兼鄜延环庆路沿边经略安抚使，调整了战斗部署。但是翌康定元年(1040年)春，西夏对鄜延路的攻击异常猛烈，终于在正月攻陷了金明寨(肤施县)，并进围延州、鄜州。五月，又攻破安远、塞门、永平诸寨，关辅大震。宋朝增募了内外诸军百余营，又设置了万胜军二十营，并调京师禁军驻屯陕西。这些措施均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危急情况。〔25〕
　　同年九月以后，西夏的矛头转向了泾原、环庆路方面。九月乙丑，元昊袭击了三川寨(镇戎军)，杀死了都巡检杨保吉，又围攻师子定川堡。(《长编》卷一二八)宋朝急忙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故宽州城之地建筑了青涧城，〔26〕同时并逐渐发动了反攻，环庆副都部署任福等攻陷了西夏的白豹城。
　　面对西夏的猖獗而束手无策的宋朝，又象真宗时代那样，想利用西蕃唃厮啰从侧面进行攻击。
　　即在宝元二年四月癸亥，授与唃厮啰二子瞎毡和磨角毡以团练使(《宋史》仁宗纪)，翌康定元年二月，诏命唃厮啰攻击元昊。(《长编》卷一二六)另外，于同年八月派遣屯田员外郎刘涣，九月派遣三班借职杜赟至西蕃(《长编》卷一二八)，又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以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27〕但是，当时依靠景祐年间以来已经衰弱的西蕃势力已无法控制西夏。
　　庆历元年二月，元昊再次侵入渭州方面，近逼怀远城。韩琦徼巡边，命行营总管任福等共击元昊。宋军屯于陇山外好水川、笼洛川，企图生俘元昊，然而却陷入元昊之重围中。这次三川口一战，宋军大败，以行营总管任福为首，指挥使将佐死者十五人，官兵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人。此外，据说还丧失了大量军马、虏民、熟户。(《涑水纪闻》卷十二，《宋史·夏国传》，作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这次战役可以说一举打破了泾渭方面两军对抗的形势，《乐全集》卷二一，西夏谘目上中书对当时泾原路的情况作如下记述：
　　贼连岁入泾原，渐引而深，杀掠老幼，驱拥畜产，焚荡舍屋，民不得耕获树艺，缘边篱落索然一空，自镇戎军原渭等州，城垣之外，南亩萧条矣。
　　总之，攻占泾原路的西夏，于同年秋以后集中全力进攻河东、麟府地带。庆历元年七月，围攻麟府二州的元昊，虽然未能占领二州，但翌月乙未，终于占领了丰州(《长编》卷一三二～一三三)。元昊遂又乘势于同年十一月，袭击了麟府间的要冲建宁寨(麟川北51里)，但由于守将张亢等人的反击而溃退。〔28〕因此，宋朝才得以确保麟府的馈路。此后，二州便长期作为宋朝的前线基地与西夏的东境为邻。
　　西夏之所以敢于以全力连续南侵，不言而喻，是因为自李继迁以来与辽朝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同时，两国间有着紧密的连系。在宋朝的史料中也屡次可以见到辽与西夏之间暗中进行的联系。
　　例如，在《乐全集》卷二三，奏夏州事宜中记载说：
　　初元昊欲阻命，先威服诸戎，潜通契丹，结辅车之势。
　　另外，《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秋七月条，在记述郭禛等遣使契丹的原因时作了如下记载：
　　议者谓元昊潜结契丹，恐益为边患，故特遣禛等谕意契丹主，厚礼之。
　　另外，似乎也经常发生误报契丹乘西夏南侵而南下的情况，例如，《涑水纪闻》卷九所载：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国疲敞，阴谋入寇。朝廷闻之，十月始修河北诸州城。
　　记述了由于宋朝惧怕契丹入寇，因而修筑了河北诸州城。〔29〕
　　然而，这种传说也决非空谷来风。果然，辽于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屯兵于幽蓟之间，派遣宣徽南院使萧英，翰株学士刘六符等，要求割让关南之地(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30〕这无非是看到苦于西夏侵掠的宋朝的困窘而提出的难题。同年四月，宋朝为解决此问题以富弼出使契丹。众所周知，这次交涉，由于富弼的巧妙外交，最后宋朝未向辽割让关南之地，而只是增加了岁赠银、绢各十万，即每岁赠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妥善地得到解决。
　　《涑水纪闻》卷十一对其间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前略〕 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书与之。其一增物二十万，其一增十万，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从与契丹约曰，能为我令元昊称臣纳款，我岁增二十万物。不能者，岁增十万物。契丹曰，元昊称臣纳款，我颐指之劳耳，汝当以二十万与我，……然后可。至于公主，则不必尔也。富公固争献纳之名，归白朝廷。
　　即宋朝认为，如果辽能制止西夏的侵寇，那么就可以增加银、绢各十万，对此，契丹主回答说：“元昊称臣纳款，我颐指之劳耳，汝当以二十万与我。”这一条正暗示了当时西夏与辽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宋朝对于是否使用纳字议论不决，最后乃采取晏殊的意见，同意使用纳字。于是辽立即向西夏派出使节，达到了与宋和亲的目的。
　　即《辽史》卷十九《兴宗纪》二所载：
　　〔重熙〕十二年(宋庆历三年，1043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正惟吉谕夏国与宋和。
　　翌月，西夏来贺辽帝之加上尊号，继上述兴宗纪前条记述说：
　　二月甲寅，耶律敌烈等使夏国还，奏元昊罢兵，即遣使报宋。
　　由此可见宋朝与辽之间的和约奏效。
　　庆历二年以后，西夏不断攻击延州、渭州等地，这时就连元昊似乎也逐渐感觉到宋朝的强大潜力。在《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九月癸巳条记载说：
　　自刘平败于延州，任福败于镇戎，葛怀敏败于渭州，贼声益震。然所以复守巢穴者，盖鄜延路屯兵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有以牵制其势故也。
　　西夏虽一再侵寇，但终未能给宋朝以决定性打击，而国内形势日趋恶化。《宋史·夏国传》对此种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
　　张方平上疏(《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冬十月壬寅条)中所载：
　　自元昊叛命以来，王师数出无功济其凶谋，气焰益盛。今自陕西四路河东麟府，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尝就自边来者，询贼中事。多云，贼为寇三年，虽常得逞，然重于举众，故必岁年乃能一入，连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也。而绝其俸赐，禁诸关市。今贼中尺布，可值钱数百，以此揣贼情，安得不困。
　　切实地反映了当时宋朝方面的疲弊与西夏物资匮乏的情况。〔31〕总之，可以说两国之间逐渐趋向和平是极自然的。这样，自庆历三年(1043年)春正月癸巳开始的和平谈判(《长编》卷一三九)几经折冲，终于在翌年十月庚寅，元昊以自名曩霄，岁赠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当初庆历三年为绢十万，茶三万)达成了协议。
　　以上虽极为简略，但是由此可以窥知，自宝元二年李元昊宣布独立以来，迄庆历三年宋夏抗争的大致经过。从以上情况来看，我们在宋、辽、夏三国复杂的活动背后可以窥到如下的国际关系：即，首先是西夏经常与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是辽不断利用西夏，对宋朝占有优势。第三，是宋朝采取联系青唐羌的政策以对付西夏。正如过去所说，即当时的国际形势呈现出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更确切地说，是宋、青唐羌与辽、夏对立的形势。
　　四、关于西夏漠南路之经营
　　通览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初期的宋、辽、夏三国的外交关系，益发证明前章考察的推论是正确的。自李继迁以来，西夏国王历代都娶辽朝公主，〔32〕由辽任命为夏国王，经常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辽与西夏开启战端，在整个辽代，只有围绕辽领内党项部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庆历四年辽军的入侵与乘元昊死后的混乱所进行的重熙十八～十九年(宋皇祐元～二年)的进攻这样两次。〔33〕与之相对，宋朝与西夏之间，自李继迁以来，元昊、谅祚、秉常、乾顺各王，每隔二、三年乃至数年便与宋干戈相交，或是在麟府、延州方面，或是在环庆、泾原方面发动了顽强的进攻。总之，从大局来看，西夏与辽大致保持着友好关系，专门与宋朝反复进行斗争。
　　因此，景祐四年(1035年)，当西夏统治了河西地方，掌握了东西交通的实权之后，历来自河西地方流入京兆(长安)方面的东西贸易的主流，以后便依靠西夏为媒介，转变为经由河西→西夏→辽这条路线了。
　　在《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西夏国贡进物件条中载有：
　　细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从容*(左石右甘)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
　　本国不论年岁，惟以八节贡献
　　契丹回赐，除羊外余并与新罗国同，惟玉带，改为金带，劳赐人使亦同。
　　记载了西夏给辽的朝贡品，同时在诸小国贡进物件条中载有：
　　高昌国 龟兹国 于阗国 大食国 小食国 甘州 沙州 凉州
　　已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硇砂，玛瑙器 宾铁兵器 斜合黑皮，褐黑丝，门得丝，怕里呵，褐黑丝已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记载了西夏中继贸易的贸易范围和贸易品。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此处所看到的贸易范围除河西地方的沙州、甘州、涼州，塔里木盆地的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外，还包括更远的岭西诸国的大食国、小食国。
　　然而，这些每岁八节(西夏)及三年一次(河西及西域诸国)的入贡，纯属官方贸易。除此之外，估计还有不少私人贸易和入使朝贡。这从《辽史》卷七十，属国表等的记载可以得到阐明。〔34〕在此中继贸易中最活跃的似乎是所谓的回鹘，时代虽然稍晚，但在宋洪皓的《松漠纪闻》中有如下一文值得注意：
　　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绵、毛*(左疊右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镔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至连中(毛连以羊毛缉之，单其中两头为袋，以毛绳或线封之。有甚粗者；有间以杂色毛者，则轻细)，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奉释氏最甚。
　　这段文字乃是留金十五年，熟谙松漠情况的洪皓所写之见闻。这种情况看来在辽代一定也差不多。《辽史·地理志》中所载留居上京的回鹘商贾，设有回鹘营一节便是证明。此处所叙述的河西四郡的回鹘，全都隶属于西夏，而塔里木盆地的回鹘则各自独立，与辽频繁地进行着贸易，西夏人要收取十分之一的通行税，商贾苦于交税，往往把商品隐匿起来或向税吏进行贿赂。
　　另外，文中所谓的回鹘物产，与前载《契丹国志》中所载诸小国的进贡物品极为相似。然而，这些物产一眼就可以看出全非河西地方所产，可以认为这是前代以来所进行的珍贵物品贸易的证据。〔35〕
　　如果看一看《辽史》卷五六《仪卫志》，《金史》卷四三《舆服志》等，就可以了解到这些征服王朝十分憧憬中原的文化，争相模仿汉人的服式。大量使用金、玉、象牙、犀角、各种宝石、玻璃等物来装饰服装。在宋夏斗争时期，对于失去了宋朝这个客户的西城诸国来说，辽、金无疑是个绝好的贸易市场。西夏之所以能与宋反复进行斗争，并能很好地积蓄国力，实际上就是依靠中继贸易所获得的莫大利润。
　　那么，这些回鹘商贾走的是哪条路线?他们又是去往何处的呢?《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上京道条中记载说：
　　上京，……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
　　从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曾经在遥远的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东北140里)设有贸易场所。从万里迢迢的西域到达河西地方的商贾们从黑城或从凉州到达宁夏(《聚米图经》)，再从这里横断鄂尔多斯到达辽的天德军。
　　《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四至邻国地理远近条中记载说：
　　正西与西夏以黄河为界。
　　又在《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西京道条中记载说：
　　河清军。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
　　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开辟有自宁夏至天德军的直达道路。关于这条路线，虽然在史乘中未有明确记载，但在《隆平集》卷二十，彝敌，赵保吉条中载有：
　　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
　　另外，在《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的西夏地形图中记载了自灵州界至契丹界的十驿名称：
　　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咩逋驿，梁*(左口右夌)驿，横水驿。
　　这是否就是在《辽史·地理志》河清军条中所见的直达路线呢?从西夏赴辽，另外还有从宁夏经过夏、银川北上的路线(《元和郡县志》卷四)，通过麟府的路线(《长编》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壬辰)，沿黄河或利用黄河的路线等。从前后的形势来考虑，利用最频繁的则要数前述经由河清军的路线了。
　　自天德军东行至归化州(宣德州)，从这里经察干诺尔至上京的路线是后晋胡峤所利用的路线〔36〕(《胡峤陷虏记》)也就是说，十一世纪以西夏为媒介的回鹘对辽贸易，乃是沿着河西地方→兴庆府→天德军→归化州→上京或称燕京这样的路线进行的。松田寿男将这条横断鄂尔多斯东北行的路线命名为“漠南路”，并指出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37〕
　　以西夏为中继利用此漠南路的决不只是辽代，金代就更加频繁地利用了这条路线。除了金初及金代末年的混乱时期外，西夏连年，正月，三月，九月还有十二月，三次乃至四次地向金派遣了朝贡使节(请参看《金史》卷六十—六十二，交聘表，同卷一三四，《西夏传》，及《西夏纪》、《西夏书事》)。我们应当注意《西夏纪》和《西夏书事》中十二世纪以后的叙述，完全为这些入贡记录所充满。金以后，元、明、清历代王朝的首都大致都在燕京，而这条河西→鄂尔多斯→蒙疆→燕京的贸易路线，随着时代的推移变得越发重要。从黑城出土的许多遗物和马可波罗旅行记等也可以了解到元代也频繁地利用了这条路线。〔38〕
　　如上所述，西夏的漠南路经营，是阐明极其复杂的宋、辽(金)、西夏三国国际关系的关键。另外，它作为现代漠南路商队贸易的滥觞，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结束语
　　概括以上种种论点，西夏对河西的入侵是由李元昊从黑城、甘州方面开始的，景祐四年左右，大致已席卷了整个河西。西夏对河西的入侵不久便使该国成为东西贸易的中继国家并成为其经济基础。在这个时代，元昊改革和充实了内外各种制度，完成了独立王国的形态。此后，西夏为了联合辽，与宋继续进行斗争，因此以戈壁沙漠南边为中心的漠南路开始被频繁利用。活跃于这条贸易路线上的主要是回鹘人，西夏向回鹘商贾索取十分之一的通行税。回鹘在遥远的辽之上京建立了回鹘营，在珍贵商品的贸易中十分活跃。不久，随着由辽变为金，北上东北的漠南路的末端，向东大转弯折向了燕京，这样便形成了现代仍在利用的赴北京去的商队贸易的形态。
　　注释
　　〔1〕松田寿男：《东西交通史上的居延考》(《东方学论集》11～25页，昭和29年)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关系——尤其是对其政治史的考察》(《东亚学》9，1～44页，昭和18年)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羽田傅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825～843页，昭和25年。
　　〔2〕关于当时河西地方的情况，参阅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下编(《东方学报》，京都13-1、2，昭和17年)
　　〔3〕藤枝晃前载论文及拙稿：《关于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参阅《安田学园研究纪要》2，49～66页，昭和34年，本书262页)
　　〔4〕当时凉州的情况正如《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十一月条所记载的，即：“十一月丙辰朔，河西军右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河西军即西凉府也。游龙钵四世受朝命为酋长，虽贡方物，未尝自行，今始至，献马二千余匹。游龙钵自言：“河西军东至故原州一千五百里，南至雪山、吐谷浑、兰州界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同城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川二千里。旧领姑臧、神乌、番禾、昌松、嘉麟五县，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今但有汉民三百户。城周回五十里，如凤形，相传李轨旧治也。”
　　〔5〕拙稿：《关于辽之西北路经营》(《史学杂志》66-68，昭和32年)。冈崎精郎：《有关河西回鹘历史之一研究》(《石浜先生古稀记念东洋学论丛》68～79页，昭和33年。)
　　〔6〕李继迁殁后，李德明于景德元年(1004年)立即遣使告哀奉献遗物，两国交互派遣了吊赠使，谢吊赠使，翌年德明请封，同年七月辽封他为西平王。以后两国保持着完全友好的关系。
　　〔7〕《西夏纪》卷五，《西夏书事》卷九，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条中分别记载着“夏四月，遣兵攻甘州，败还。”据说当时西夏将张治率精骑二万攻打甘州，大败，但在《长编》、《宋会要》、《宋史》中却未看到相应的记载。《长编》卷七二，同年十二月条有：“赵德明帅所部出侵回鹘。常星昼见，德明惧而还。(〔原注〕此据仁宗实录德明附传。他书无有，不知何时也，书之岁末，俟考。)”在《西夏书事》卷十一，天圣六年夏五月条注中记载说：“祥符中尝五次图甘州”，但出处不明。
　　〔8〕《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三，陕西十二中所载：“土隗口在卫北塞外。宋大中祥符二年契丹伐回鹘。破肃州。云云。”只不过是顾祖禹的想象而已。
　　〔9〕《朱会要辑稿》，蕃夷四，回鹘，大中祥符八年九月条记载说：苏守信自咸平末年巡查了凉州，据说是领兵七十，马五十。另外，从同九年五月秦州的上奏中可以看到当时自甘州回来的杨知进使节等人的见闻，从中可以了解到唃厮啰与回鹘可汗的不和，以及杨知进一行是依靠宗哥城立遵的帮助而往来的。
　　〔10〕拙稿：《辽代吐蕃遣使考》(参照《史观》57册，本书332页以下)
　　〔11〕《西夏纪》卷五，天圣四年夏六月条注。
　　〔12〕《长编》卷一一一，仁宗明道元年九月条中记载说：“丁酉，环庆走马承受李德言西贼寇边，诏都署司严饰兵备，又令鄜延路移文夏州，戒约之。此事当是元昊袭甘州及西凉府时也。”看来李焘好象认为西凉府之陷没是明道元年九月。
　　〔13〕《东都事略》卷一二七，附录第五，文略同。
　　〔14〕《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西凉府的消息于天圣四年以后中断。同蕃夷，回鹘条的消息自天圣五年至熙宁元年中断。
　　〔15〕科兹洛夫，P.K.；Die Mongolei，Amdo und die toten stadt Chara-Choto，Leipzig，1955. Stein， M.A．；Innermost Asia vol.I.chap. ⅩⅢ，Oxford， 1928
　　〔16〕太平治绩统类》卷十六，神宗开熙河条，文略同。
　　〔17〕《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壬子条，《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略同文。但两书均写作“昼夜(角)战三百余日”。
　　〔18〕榎一雄：《王韶之熙河经营》(《蒙古学报》1，92～93页)。
　　〔19〕《西夏书事》将苏奴儿之败绩记述为明道二年七月，将元昊之破牦牛城记为同年十月，将元昊之攻青唐、宗哥诸城记为景祐二年十一月，将史料后半部分之元昊之败绩记为同年十二月，并记述说：“厮罗数以奇计破夏兵，元昊遂不敢窥共境。”但这是拘泥于李焘的厚注，并由于大意而忽略了史料后半部分的“元昊又尝侵唃厮哆”一句中的“尝”字，而纂改了史料。在《西夏书事》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曲解和篡改，因此需要加以注意。
　　〔20〕赵珣的《聚米图经》是佚书，只见于诸书之注释中，但由于该书是根据实地调查所写，因而包含有不少宝贵的史料。关于赵珣可参阅《宋史》卷三二三《赵振传》。另外，关于本书的内容，在《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戊午条中载有：“戊午，以右班殿直阁门祇候赵珣为阁门通事舍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都监。珣初随其父振在西边，访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凡地之利害究其实，作聚米图经五卷。韩琦言于帝，诏取其书，并召珣至。又上五阵图兵事十余篇。”又关于完成本书的年代，在《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天成元年二月甲寅条注记载说：“赵珣聚米图经，宋康定、庆历间(1040～1048)所进也。”
　　〔21〕《四夏书事》卷十一，《西夏纪》卷六均把“升兴州为兴庆府，遂立官制”记为明道二年五月。《长编》卷一一五将官制服制之确立记在景祐元年冬十月乙丑条中。关于秃发令请参阅冈崎精郎：《西夏之李元昊与秃发令》(《东方学》19)。
　　〔22〕虽然《长编》将有关充实此官制、兵制置于景祐四年十二月末，但是《西夏书事》、《西夏纪》均记为景祐三年。
　　〔23〕《长编》卷一二二，仁宗宝元年九月己酉条。
　　〔24〕《范文正公集》卷十三，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墓志铭。同样的话散见于《长编》卷一二五，宝元元年闰十二月条之知延州范雍的言语中。有关延州城的情况请参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25〕关于伴随着西夏的入侵，宋朝的兵制、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拟另稿论述。
　　〔26〕《涑水纪闻》卷九。
　　〔27〕参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三，秦州唃厮啰事，及《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春正月己未条，《涑水纪闻》卷十二等。
　　〔28〕《长编》卷一三六，庆历二年五月甲辰条。《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五，河东奉使奏草卷上，麟州五寨兵粮地理条。
　　〔29〕《宋史》卷十一《仁宗纪》将此一事件置于庆历元年10月。在《长编》卷一二五～一二六中可以看到有关西夏与辽的联系。
　　〔30〕《涑水纪闻》卷九将萧英的遣使置于庆历二年正月，《长编》、《宋史·仁宗纪》则置于同年三月己巳，将契丹之出兵置于同一年月。
　　〔31〕《长编》一三四，庆历元年冬十月壬寅条。
　　〔32〕根据《宋史·夏国传》及《辽史》本纪，西夏外纪，李继迁、德明、元昊、乾顺等都娶了辽的公主，被任命为夏国王。参看《西夏纪事本末》卷28，契丹婚媾条。
　　〔33〕田村实造：《辽与西夏的关系——特别是对其政治史的考察》(《东亚学》9，昭和19年)。关于西夏与辽之斗争将另稿论述。
　　〔34〕张亮采：《补辽使交聘表》。
　　〔35〕关于这些贸易品的质量，拟专稿加以论述。
　　〔36〕田村实造：《辽、宋交通资料注稿》(《东方史论丛》1，273～809页，昭和22年)
　　〔37〕松田寿男：《漠南路》(《历史》19—1，昭和19年。同上：《东西交通史之居延考》(《东方学论集》1，昭和29年)
　　〔38〕请参看拙稿：《关于马可波罗河西以东所走之道路》(《安田学园研究纪要》1，昭和32年，本卷606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