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骞西使的情况，自桑原骘藏的精心之作《张骞的远征》〔1〕问世以来，除一些概说性的著作外，尚未看到有关的研究论著。〔2〕但是，时至今日，即便是桑原的观点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例如，关于月氏的版图和关于张骞实际行走的路线等均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从东西交通史的观点来看，桑原未接触到的西南夷探险和出使乌孙(第二次西域遣使)等问题极为重要。因此，我想，从东西交通史的观点出发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和有关张骞的西使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关于张骞的第一次出使
　　张骞的传记，载于《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和《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后者乃原封不动地引述前者，只不过省略了一部分而已。《史记·大宛列传》的起始部分，对张骞第一次出使的记述其大要如下：
　　张骞，汉中人。建元(公元前140～135年)年间为郎。当时天子听匈奴降者说：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哀叹无与之共击匈奴者。武帝正欲消灭匈奴，听了此言，遂欲通使月氏。可是，自汉赴月氏，必需通过匈奴。因此乃召募能出使月氏之人。
　　张骞应募，愿出使月氏，乃与匈奴的堂邑氏甘父和随行人员百余人一起，自陇西出发，进入匈奴境内。匈奴将他们捕获，送到单于面前。单于将他们拘留，并对他们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张骞被留十余年，与妻，有子。但是，张骞持汉节不失。
　　经过漫长的岁月，监视逐渐松懈。一天，张骞与其部属逃往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王早知汉朝是个富饶的国家，但却不能相通。因此见到张骞后非常高兴，便问张骞要往何处去?张骞道：“我乃汉朝派往月氏的使节。但是被匈奴所俘，今逃出，希望您给我派个向导，送我到月氏去。如果真能到达月氏，等我回到汉朝，汉必将赠送王无数财物。”
　　大宛王听此话后表示同意，于是便给张骞派了个向导，将他送至康居，康居又将他送至月氏。由于大月氏王为匈奴所杀，已立其太子为王，并已臣属大夏，而且由于他们的居地，土地肥沃，少寇，又距汉甚远，因此已无讨伐匈奴的意愿。张骞又从大月氏赴大夏，但终未能得月氏要领。
　　张骞在大月氏和大夏滞留年余后，返国了。归途是沿着南山，欲通过羌中回国。但又为匈奴所捕获。在匈奴住了年余，正值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而自立，匈奴国内大乱之时，张骞遂与胡妻及堂邑父一起逃回汉朝。汉因为他的功劳，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为人强力，性格宽厚诚信，蛮夷也都很喜爱他。堂邑父原是匈奴人，善射，食粮困窘时便射禽兽为食。开始，张骞出发时有百余人，出使十三年，仅二人得以归国。
　　以上是有关张骞第一次出使情况的全部记载，桑原的精心著作实际上也无非是阐明了以这一记载为中心的一些问题。在我即将展开所要论述的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桑原的观点。
　　如果归纳一下桑原骘藏所著《张骞之远征》一文的话，那么可以把它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匈奴；(2)关于月氏；(3)关于乌孙；(4)关于张骞之西使；(5)张骞西使的意义及其影响。前三个部分分析了匈奴、月氏、乌孙等的种族、居住地和迁徙等情况，当时可以说是杰作。只是关于月氏，因为近年来出现了榎一雄提出的新的说法，〔3〕因此有必要稍作一些介绍。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说：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桑原骘藏和藤田丰八〔4〕依据这一史料提出了月氏的故地在甘肃西部，后来由于为匈奴所逐遂首先逃至伊犁地方，接着又迁徙到西突厥斯坦这样的所谓月氏二次迁徙说。对此，最早提出疑问的是和田清，他于1939年提出了“所谓月氏曾经在敦煌、祁连之间，恐怕并非事实。如果他们是占据着那样贫瘠地方的势力，绝不可能对盘踞在内蒙古中心地带的匈奴进行压迫。匈奴兴起以前大月氏的势力很强，匈奴冒顿单于幼时曾被大月氏捉去当了人质，这大概是事实。因此，从形势上看，大月氏无疑是奄有西北蒙古地带的一支巨大的势力。……(中略)……所谓曾居住在现今甘肃西部地带的大月氏为匈奴所逐而西奔，中间经过许多国家，最后在中亚阿姆河上游建立了另一个大国，实为难以想象之事。但是，如果说大月氏是个奄有西北蒙古的大国，那么其西迁也就不足为奇了。”〔5〕
　　榎一雄对上述说法进一步作了说明，其叙述大致如下，即：“过去，月氏把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呼揭所居住的准噶尔盆地、乌孙游牧的东部天山山脉山麓、〔6〕塔里木盆地各国，以及羌族所居住的黄河上游皆置于其统治之下。他们在遭到冒顿单于的第一次攻击而失掉蒙古高原，撤退到甘肃西部地区时，依然继续统治着其他地方，并以丝绸之路的要冲敦煌和甘肃之间的地带作为其根据地。然而，由于公元前176年冒顿的第二次征讨，他们被从甘肃西部和黄河上游地区驱逐出来，不得不将其根据地迁移至天山山脉北部和伊犁河谷地带。这就是所谓的大月氏，而残存于南山、黄河上游一带的则是小月氏。
　　冒顿死后，至老上单于治世(公元前176～161年)时期，他杀掉了月氏王，并以其头骨作为酒器。这就是匈奴对月氏的第三次攻击。看来此后月氏似乎尚留在天山北部。这是因为匈奴俘虏张骞时(公元前139年)单于曾对张骞说过：“月氏在吾北”。然而，公元前129年，当张骞从匈奴逃出，到了西方时发现月氏这时已经迁移至阿姆河以北，统治着该河以南的大夏。即，正如桑原所论述的那样，大月氏在公元前139年至129年之间，由于匈奴、乌孙的压力，他们的一部分移居到了俄国突厥斯坦(或者说迁徙了根据地)，而乌孙则将其中心移至伊塞克湖方面去了。……
　　这样，榎一雄在论述月氏过去曾经是统治自蒙古到准噶尔，包括塔里木盆地的强大势力的同时，同意了月氏二次迁徙说。但是对于后者，过去介绍此新学说的护雅夫曾经指出：“关于月氏(大月氏)的原居地和势力范围，如果根据以上所说，那么月氏的‘迁徙’并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甘肃省的西端→天山北面→巴克特利亚方面的‘民族迁徙’，而应该说是月氏帝国从东部、北部边境的后退”，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说法。〔7〕
　　那么，张骞在这种形势下是如何出使西域的呢?首先桑原骘藏对张骞西征十三年间的事迹作了如下考证：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使大月氏
　　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39～129年)为匈奴囚禁十余年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到达大月氏
　　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公元前129～128年)在大月氏大夏一年余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末 登上归途
　　元朔二年初至三年(公元前127～126年)再次为匈奴囚禁一年余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中期 归朝
　　另外，关于张骞去时的路线，桑原骘藏指出：“张骞所走的路线，大体上是汉代所谓之北道，沿天山南麓西进，到达疏勒国，即现在的喀什噶尔地方，然后从铁列克岭越葱岭，至费尔干(大宛国)”。无奈因为没有任何史料，实际上难以进行比定。不过，我想张骞出使西域大概是经由天山北路的吧。
　　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据说守卫匈奴西部边境的日逐王在焉耆、危须、尉黎之间设置了僮仆都尉，从诸国征收赋税。被匈奴囚禁十余年，未失汉节，详细了解了西方情况的张骞，不会故意冒险去通过有匈奴官吏的道路。
　　二、桑原虽然以张骞报告姑师之事作为其通过北道的理由之一，但是，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不能认为此报告是其亲眼所见，倒不如认为只是一种传闻，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龟兹、疏勒等的报告，这是令人奇怪的。
　　三、在张骞归国后的报告中，关于乌孙的报告较为详细，看来对乌孙的情况很熟悉。
　　四、我们不清楚张骞被俘后十余年来是在何处度过的。但是，从苏武和李陵〔8〕等人的例子来考虑，估计他是在鄂嫩、克鲁连河流域的漠北被俘的。当时单于的王庭虽设在绥远附近，但是可以充分认为，随着冬夏幕庭的迁移，至少曾向漠北往返过几次。从《史记·大宛列传》中“西走数十日至大宛”一句，使人联想到自漠北经准噶尔、伊塞克湖、纳林河谷到达大宛的路线。《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有：“后部(车师后国)西通乌孙”，另外，《前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乌孙国条所载：“西与大宛……相接”即指的这条路。
　　张骞到达大宛国后，对大宛国国王谈了情况，给他派了个向导，经康居到达大月氏。关于此期间的情况以及大月氏与大夏的关系等，已由桑原骘藏、羽田亨等人所论述。张骞虽然在游牧于粟特地方的大月氏和大夏〔9〕停留了一年多，但终未得到月氏的要领而返国了。
　　归途，因为记载说是自大夏“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史记·大宛列传》)，那么正如桑原骘藏所论述，他本欲溯阿姆河进入瓦罕溪谷，经叶尔羌、于阗，柴达木地方归国。但是，由于张骞惧怕再次被匈奴俘虏，遂欲经南道——婼羌——青海归国。但是这种慎重的考虑还是落空了，张骞在归途中再次为匈奴所俘虏，当了一年多的囚犯，只是由于军臣单于死后发生的内乱，张骞才乘机带着胡妻和堂邑父，好不容易地于公元前126年〔10〕(元朔三年)归国。
　　关于匈奴的这次内乱，《汉书》卷九四《匈奴传》有如下记载：
　　……(前文略)……是岁，元朔二年也。其后冬(元朔三年(前126年)《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斜自立为单于，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於单亡降汉，汉封於单为陟安侯，数月死。
　　此时，太子於单为王弟伊*斜所攻，亡命于汉朝，被封为陟安侯，所以张骞大约是於单的向导。因此，他才得以与其长期旅行的堂邑氏甘父、胡妻一起归国。
　　另一方面，武帝等不及行踪不明的张骞归国，自公元前129年起已三次派遣将军卫青去讨伐匈奴。尤其是公元前127年第三次征讨，卫青逐匈奴自云中至陇西，将匈奴势力逐出鄂尔多斯地区，修复了朔方城。张骞归国正是其第二年。根据张骞的报告，汉朝与月氏的结盟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所谈到的有关西突厥斯坦的情况，激起了武帝的极大关心。从此，武帝更加积极地征讨匈奴，致力于开辟与西域的贸易关系。在张骞归国五年后，汉朝终于胜利地从河西地方廓清了匈奴的势力，十年后，直接控制了该地区，不久，依靠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便逐渐繁盛起来。
　　二、张骞的第二次出使
　　自张骞归国时起，长期使汉朝苦恼的匈奴，由于单于后继者的内讧与汉军的进攻，逐渐屈服于汉朝。但是在张骞归国后不久，中国的边疆，尤其是河西甘肃地方仍完全控制在匈奴手中。因此张骞便向兴致勃勃的武帝讲了如下的话：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史记·大宛列传》)
　　武帝从张骞那里听说大宛、大夏、安息诸国全是大国，有许多奇珍异物，并且生活与中国象似，酷爱汉朝的财物，而其北边的大月氏诸国兵力极强，可以赂遗使之附随汉朝。武帝听到张骞讲的这段话非常喜悦，因此立即命令张骞从四川方面(蜀、犍为)向四方派出使团。关于当时的情况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作如下记述：
　　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即，武帝命令张骞，自蜀(四川省成都郡)犍为(四川省犍为郡)派出四个使团向西南出发。使团虽然分别从駹(四川省)、冉(四川省向州)、徙(四川省徙县)、邛(四川省邛县)出发，但在北方却遭到氐、筰，在南方遭到嶲、昆明的阻碍，特别是在昆明，汉使遭到当地民族的杀害，因而无法继续西进。但是派遣该使团的结果，其中的一队到达了现在的云南一带的滇国，而且了解到在其以西千余里有个乘象国，叫做滇越，活跃的蜀国商人往来于此进行交易。估计这个乘象国即指缅甸地区，这是历史上最早有关缅甸路的记载。
　　总之，企图经过缅甸北部或西康地方到印度去的尝试虽然失败了，然而幸好对匈奴的关系不久开始好转起来，很快就打开了经由河西地方的西域贸易路线。
　　有关这个西南夷探险，在《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有如下记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实际上西南夷探险开始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到西南夷去的王然于、柏始昌和吕越人等人。张骞因为是汉中人，所以肯定很熟悉蜀布和邛竹杖。〔11〕再有，因为蜀地商贾万里迢迢来到滇越一带，所以蜀国产品经由缅甸路运到古代印度大概是事实。作为张骞本人来讲，对开拓这方面的道路具有相当大的信心，因而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明确记载的那样，实际计划西南夷探险的人无疑是张骞。但是，如前所述，实际从事探险的却是王然于等人，而当时张骞似乎已不在四川了。正如我们即将在后面叙述的那样，从此时起，对匈奴的作战愈益激烈了。
　　三、张骞的第三次出使
　　这时，强大的匈奴继续败退。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将军卫青率十余万大军自朔方城出击，包围了右贤王，俘获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翌元朔六年，张骞从军于大将军卫青讨伐匈奴的队伍中，由于他了解戈壁沙漠中有水草的地方，因而被封为博望侯，然而，根据《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翌年(公元前122年)，张骞作为卫尉与李广将军出右北平，讨伐匈奴的左贤王。但是，李广反而被左贤王所包围，丧失了众多士兵。此时，由于合骑侯与博望侯张骞误期，该当死罪，然而被赎为庶人。是年，正当开始进行西南夷探险的元狩元年，由此看来，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张骞已经由四川到了漠北。
　　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了划时代的进征河西的战役。他两次进攻了河西地方的匈奴，从焉耆山、祁连山逐走了匈奴，获得了俘虏“裨小王十余人以下三万余人”的巨大战果。为此，惧怕单于追究战败责任的浑邪王杀掉了休屠王，带领四万部下归降汉朝。据说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匈奴丧失了河西地方的十万精兵。
　　武帝不失时机地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给予卫青、霍去病以精兵十万，去攻打匈奴的根据地。单于引其精锐待机于漠北，但是却被汉军从左右包围而溃败。骠骑将军的军队打败了左贤王，俘虏七万余人，一直追击到遥远的贝加尔湖附近，获得了巨大胜利。此后，匈奴将其根据地置于漠北，于是汉军遂决定进入河西。对于这一情况，《汉书·匈奴传》作如下记载，即：“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总之，由于匈奴的势力完全退到了漠北，从鄂尔多斯迄甘肃地方已趋平定，此时，武帝从张骞那里不断听到有关西突厥斯坦的情况。当时，由于张骞已经失去侯爵，因此论述了与乌孙的攻守同盟政策，其大要如下：
　　乌孙王号昆莫……。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被弃于野。鸟和狼运食物喂之，单于对此很奇怪，以为神，而把他带回将他养大成人。到了壮年，屡立战功，单于将其父之遗民给昆莫，令守西方。单于死后，昆莫独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对其进行攻击，但不胜，以为神而远之。今匈奴自河西逃走，而故浑邪王之地(即甘肃地方)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今如以厚礼将乌孙招来甘肃，则可断匈奴右臂，不久即可连结乌孙，并招其以西大夏诸国而为外臣。
　　于是，武帝感到真是如此，遂再次任命前几年降为庶人的张骞为中郎将，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夏，组成三百人的使团，携带马各二匹，多达一万头的牛、羊和价值数千巨万的金银币帛前往乌孙。该使团人数之所以如此庞大，是因为配置有许多副使，想尽量把他们派往附近其他国家。对此，《史记·大宛列传》作了如下记载：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
　　尽管张骞热诚劝说，但是终未能使乌孙迁移河西。这是因为当时乌孙王昆莫为了王子大禄和岑娶争夺继承权而将乌孙分为三部分，昆莫所统治的人民大概也是分为三部分。于是张骞遂将副使分遣至西域诸国。即《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卒。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副使被分派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西突厥斯坦各国，以及于阗、扜罙等东突厥斯坦诸国。派遣这些副使的意义极为重要，其结果是：
　　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乌孙之甘肃迁徙虽未成功，但这时依靠派往各国的使节，开始了期待已久的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活动。由于乌孙使者的报告，昆莫也了解到汉朝的版图与实力，不久便来请求公主，汉朝将江都王之女细君送与乌孙，与乌孙建立了姻亲关系。
　　据《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乌孙国条的记载，继江都王之女细君之后又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嫁昆莫之孙岑陬，又以解忧之弟子相夫为公主。另外，随行解忧的使者冯嫽被称作冯夫人，成为乌孙右大将之妻。解忧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七十岁时回到京师，被赐予田宅、奴婢，两年后死去。如上所述，汉朝与乌孙的友好关系其后持续了很久，汉朝并让长罗侯常惠率三校驻屯于赤谷城。从与匈奴的对抗形势来讲，与盘据于天山山脉北方的乌孙结盟对汉朝来说也极为必要，而开其端绪的张骞的功劳确实是很大的。
　　从对匈奴的作战考虑，武帝异常重视西域诸国的名马，因而将乌孙马称为西极马，将大宛的汗血马称为天马。〔12〕由于张骞未能招致乌孙，此后武帝更加积极致力于直接控制河西地方。首先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现今甘肃省的张掖县地方设置了河西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设置了酒泉郡。〔13〕总之，汉朝将匈奴击退到遥远的漠北，直接统治了河西地方的结果，使所谓的丝绸之路得以和汉都长安直接连接起来，武帝多年所渴望的西域贸易开始盛行。《史记·大宛列传》对当时的情况曾作如下记载：
　　而汉使筑(亭障)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随着西域贸易的盛行，给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不久，汉朝逐渐对西域诸国实行了统治。汉朝第一次进入西域，是在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从骠侯赵破奴以属国骑兵及郡兵数万进攻漠北匈奴的根据地，翌年又攻占了楼兰与姑师。汉朝又自酒泉郡至玉门建筑了亭障，愈益加速了对西域的经营。
　　第二次进入西域，是在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和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式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征伐大宛之战。第一次征伐虽然失败了，但第二次却获得了成功，以善马数十头，中马以下三千余头为战利品凯旋而归。由于这次远征，东西突厥斯坦开始了解到汉朝的实力。与此同时，整顿了汉朝在西域的交通机构，武帝在敦煌配置了酒泉都尉，在其西郊设置了阳关，在轮台、渠犁开拓了屯田，并以使者校尉屯驻之，为出使外国的使者提供食粮。另外，为了防御匈奴的侵袭和交通安全，还自敦煌至罗布泊建筑了亭障。
　　这样，在张骞遣使乌孙以后，东西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汉朝成功地进行了远征大宛，在西域大显其威力。这种情况虽然看来似乎与张骞的第三次遣使无何直接关系，但是事实上可以说，这次遣使至少是个诱因，即历史上最早绽开的丝绸之路之花的汉代贸易，可以说是张骞出使乌孙的副产品。他竭尽全力于这次出使乌孙，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归国后不久便死去了。
　　结束语
　　如上所述，张骞以使节或直接的策划者三次奔赴塞外，成功地开辟了武帝多年所憧憬的东西贸易。关于张骞之出使西域，历来认为其首次出使大月氏尤为著名。这次出使，虽然在把西突厥斯坦的情况带回汉朝这一点上显得可贵，但是实际上东西贸易并未由此开始。当时，匈奴在西北边境仍然非常强盛，汉朝的使节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西域去。
　　因而武帝命令张骞经由西南夷去探索赴身毒去的路线。这次试探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却开辟了自四川至滇国(云南)的道路。不过，根据《史记·大宛列传》及《匈奴列传》的记载，张骞只是策划了这次探险，实际上并未参加。在实施该计划之际，他反而作为对匈奴作战的向导活跃于北方。
　　在戈壁沙漠的作战中，他因误期而被判处死刑，后降为庶人。但是，由于成功地攻打了匈奴，张骞提出的让乌孙返回河西的意见被采纳了，因此，导致其第三次出使乌孙。在这次出使中，虽然让乌孙返回河西未能取得成功，但是此后汉朝与乌孙得以长期地保持了友好关系。再者，由于当时张骞派往西域各地的副使与各国使节一起回到了汉朝，因此从此开始了活跃的西域贸易。第一次遣使，虽因将大月氏、大夏、大宛等西突厥斯坦诸国的情况带回到汉朝，意义极为重大，但是应当说与乌孙的结盟以及东西贸易的盛行主要还是由于第三次遣使才初次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关于张骞之出使西域，桑原骘藏以来极高地评价了第一次遣使，但是，如果从所谓的东西交通这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应该说第三次遣使尤为重要，西方物产至少是自第三次遣使以后(公元前115～114年)才传到了中国。正如桑原博士早已阐明的那样，〔14〕后世所传西域的植物和音乐都是张骞带来的说法，只不过是始祖传说而已。下面举《史记·大宛列传》的一段记载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种情况。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首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
　　我想在张骞所派遣的副使中，有人带回了这种珍贵植物的种子。总之，我们应当认为这些西域的植物都是通过其后的无名使者的往来逐渐带回来的。〔15〕作为汉与西域诸国的密切的东西贸易的开端，我们不得不说张骞的出使乌孙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注释
　　〔1〕桑原骘藏：《张骞之远征》(《续史的研究》大正五年，后收录于《东西交通史论丛》弘文堂，昭和8年及《桑原骘藏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昭和43年)
　　〔2〕参照Hudson， G.F.；Europe and China， London，1931，Chap.11，Chang Ch'ien， pp.53—67.Mirsky，J.；The Great Chi-nese Travellers， London，1965， Chap.11， Chang Ch'ien，the Han ambassador to Bactria pp.13—28，拙著《丝绸之路》(校仓书房，昭和37年)第五章等。
　　〔3〕K，Enoki“Yüch—shih=Scythian Identity——A Hy-pothesis，”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1957，Tokyo—Kyoto，1959.
　　〔4〕藤田丰八：《月氏的故地及其西移年代》(《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所收)
　　〔5〕关于和田清、榎一雄有关月氏之新说，护雅夫有很好的介绍文章，请参照该氏：《匈奴游牧骑马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东西文明之交流1，汉与罗马》(平凡社，昭和45年，185～193页)
　　〔6〕过去，桑原、藤田两氏，根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认为乌孙之旧地是在甘肃地方，但松田寿男先生认为，乌孙似乎原居于东部天山北部。请参照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学研究》第一部序说2。
　　〔7〕护雅夫，前揭书，189页。
　　〔8〕《汉书》卷五四《李陵·苏武传》。
　　〔9〕大夏并非通常所称之巴克特利亚王国。巴克特利亚的历史在公元前160年以后，由于续后所进行的向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出兵，在本国引起了内讧，以后情况不明。当月氏到达索格底安纳时，巴克特利亚王国已经灭亡或已经分裂。公元前140年，巴克持(特)利亚王国被从北部南下的斯基泰族的阿息、帕希安、吐火罗、萨迦劳卡伊等人所灭。张骞到达巴克特利亚的时候，已是斯基泰族的吐火罗占领该地之后的事情了。羽田亨：《西域文化史》(昭和23年，座石宝，34—38页)。Ta rn，W.W.；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p.270—283。
　　〔10〕参阅《资治通鉴》卷十九，元朔三年条及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
　　〔11〕但是，竹杖是否是邛的东西，尚有疑问。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特拉伊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竹子，在世界上也是有数的竹文化地带。
　　〔12〕关于大宛的汗血马，在白鸟库吉：《大宛国的汗血马》(《西域史研究》上，昭和十六年，岩波书店，62页以下)一书中有详细考证。白鸟根据Heinrich Noses的见闻等，认为汗血马实际上是出汗时发出血液的土库曼种马，据说见于《续博物志》中的贡进名马之红叱拨，紫叱拨等的叱拨，即费尔干语之aspah之译音。根据布尔努瓦所著：《丝绸之路》的记述，费尔干地方的马，皮肤下有寄生虫，行走两小时在马的肩(应为臀—译者)和背部就会出现肿物，行走时就会出血，故名为汗血马。
　　〔13〕日比野丈夫：《关于河西四郡之成立》(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记念论文集》昭和29年)
　　〔14〕桑原骘藏，前揭论文，第五章。
　　〔15〕随汉使来朝的西域诸国使节所带来的西域珍品也不少。例如：“初，汉使至安息，……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犁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 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史记·大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