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艺术分为四个发展时期，也即荷马时期(前12—前8世纪)，因荷马史诗是当时唯一文字史料而得名；古风时期(前750—前6世纪末)，因这个时期雕刻艺术呈古朴稚拙的风格而得名；古典时期(前5世纪下半期—前334)，指希波战争结束到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东侵；希腊化时期(前334—前30)，指亚历山大东征至罗马灭亡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
　　尽管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推向东方各地，但是文化征服却不像希腊远征军攻城占地那样容易；相反，希腊文化在许多方面被东方文化征服，演变成一种融合大量东方文化因素的希腊艺术。为了和古典艺术相区别，西方艺术史家称之为“希腊化艺术”(Hellenistic Art)。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夏王国的希腊人在鼎盛时期，影响力向东最远可达时称“赛里斯”(Seres)的中国以及蒙古草原的匈奴部落(Phryni)。
　　中亚希腊化时代的艺术品在丝绸之路北道亦有发现。一件为通古斯巴什古城(新和县西南44公里)出土的模制陶碗的内范，口径22厘米、高8厘米，灰褐陶，主要图案为希腊飞马(Pegasus)，上下两边装饰有浪尖纹等古典艺术纹饰。〔1〕另一件为羊达克协海尔古城(新疆沙雅县英买力乡阔什科瑞克村附近)出土的模制陶碗内范，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高4.4厘米，主要图案为忍冬纹，边饰采用古典艺术的浪尖纹。〔2〕在塔里木盆地，在和田山普拉墓地和楼兰古墓发现过古典艺术的浪尖纹毛织物，皆为汉代之物。而丝绸之路北道发现的两个模制陶碗的内范都有浪尖纹，年代或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
　　希腊飞马是古典艺术马赛克和希腊古钱流行图案，在古罗马时代一个希腊石棺内发现过用一个飞马纹青铜牌饰，年代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公元前2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崛起后，取代西域昔日霸主大月氏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此后，西域一直在匈奴与中原王朝争夺之中。匈奴部落联盟中的鲜卑部落大概在这个时期接触到西域文明，所以吉林老河深鲜卑墓出土公元前1世纪鎏金牌饰上装饰了希腊艺术风格的飞马纹。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鲜卑飞马纹鎏金铜牌，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发现两座战国年间的中山王墓，随葬品达1.9万余件。其中1号墓出土青铜列鼎9件、编钟14件、编磬13件以及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大型山字形铜杆首等青铜器。青铜列鼎中最大的中山王鼎刻铭469字，记载了中山王世系以及公元前316年中山王参与伐燕的史实。我们感兴趣的是墓中随葬的错银双翼神兽。
　　尽管中山王下葬年代在希腊化时代，但是这件双翼神兽却带有波斯艺术风格，可能模仿塞琉古时期波斯艺术品而制作。中山王墓中随葬有西亚制作的蜻蜓眼玻璃珠，也说明中国与塞琉古王朝之间确实存在文化交流。
　　中亚希腊化艺术流行有翼狮子图像，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贝格拉姆的罽宾王宫遗址发现的象牙雕刻中，就有印度摩羯鱼吞食有翼狮子的象牙雕刻。在希腊艺术影响下，中亚草原的斯基泰艺术也流行有翼狮子图像，他们还把狮子图像传入中国内地。郭璞注《穆天子传》说：“狻猊，师子，亦食虎豹。”《尔雅·释兽》郭璞注对“狻猊”的解释是：“即师子也，出西域”。据英国语言学家贝利(H.W．Bailey)研究，于阗塞人称狮子为sarau。这个词的形容词形式为sarvanai；抽象名词为sarauna。〔3〕显然，汉语“狻猊”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sarvanai(形容词)或sarauna(抽象名词)。至于中文中的“狮子”或“师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它是吐火罗A方言(焉耆语)中表示狮子的词汇sisak之音译。
　　20世纪70年代，新疆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发现四座战国时代的竖穴木椁墓，出土遗物与斯基泰文化相近。在众多随葬品中有两件表现狮子的文物，一件为对狮“高足承兽方盘”，在中亚七河流域斯基泰墓中发现过这类艺术品，另一件为狮子纹金箔饰件，采用后蹄翻转形式。〔4〕这个发现相当重要，为汉语“狻猊”源于斯基泰语的理论提供了重要证据。尽管中原地区尚未发现战国时期的有翼狮子，但是天山东部昌吉地区发现过一件青铜有翼狮子，年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从纹饰看，这件有翼铜狮相当中国化，很可能是中原工匠制作的艺术品。
　　注释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图233。
　　〔2〕同上书，图616。
　　〔3〕H.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421．
　　〔4〕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页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