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很早就知道印度支那，罗马作家马林诺斯记载：“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氏城(今印度恒河中游)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长安到卡蒂加拉(Kattigara)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走的。”据考证，罗马人所谓“卡蒂加拉”就是《汉书·地理志》中的“交趾”，在今天越南岘港。〔1〕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引述推罗城(Tyre)水手的话说：一个名为亚历山大的航海家曾远航比交趾(Kattigara)更远的秦那人(Thinae)的国度。罗马人所谓Thinae，就指中国而言。
　　一、沃奥遗址的发现和分期
　　20世纪40年代，湄公河三角洲南端沃奥(Oc Eo)地区发现大片古代遗址。1942—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海(L．Malleret)在此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许多与罗马东方贸易有关文物，今称“沃奥遗址”。1959—1963年，沃奥考古报告——《湄公河三角洲考古记》七卷本陆续发表。〔2〕沃奥距现代海岸约25公里，当时应在海边。
　　沃奥城市建筑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1—4世纪，印度教化前时期：沃奥早期文化属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山文化(以使用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这个时期，沃奥最适合人类居住，最初的居住点集中在沉积平原的小丘和巴泰山的低坡上。他们的住宅都是木结构的杆栏式建筑，底部用木支柱架空，我们可以通过现在印度尼西亚(与沃奥地区环境相似)的吊脚楼来认识这种建筑的结构。有一些建筑物顶部还铺盖了一些陶土烧制的瓦，形制与印度南部的阿里卡梅杜遗址出土的瓦非常相近。东南亚史前时代晚期和原始史时期，有用陶罐进行二次葬的传统。此时印度和东南亚的经济交流已经非常频繁。
　　第一阶段的晚期，人们开始在城市的周围挖掘护城河。同时开挖的还有城内外的水利系统，尤其是城内开凿的一条大运河，它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使得这座城市与海洋、湄公河以及吴哥其他城市相连。开凿运河的目的是解决平原地区排水问题，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以护城河为界限的城内居住。这一阶段尚未发现含有婆罗门教或佛教的雕塑的大建筑，表明这个时期扶南王国还没有被印度教化。
　　第二阶段为公元5—7世纪，印度教化后时期。这时木结构建筑的吊脚楼住宅从小丘上转移到可能被洪水淹没的平原和巴泰山低坡上，而小丘上和巴泰山侧坡上出现印度教或佛教遗址，说明沃奥已被印度文化教化。〔3〕此时城市中的水道开始破土动工，水稻种植业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当地人在陶器和砖瓦中加入碳化稻子枝叶和稻壳等作为掺和物，以减少黏土的黏性，防止开裂。法国考古队在沃奥平原发掘了一个宗教遗址，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属于7世纪前扶南国时代；第二层，属于7—8世纪前吴哥时代；第三层，属于9—12世纪吴哥王朝时代。
　　第三阶段为公元7—12世纪，前吴哥、吴哥时期：这个阶段属于印度支那历史上的前吴哥时代和吴哥王朝时期，此时扶南王国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当强大的高棉国家。吴哥王朝在公元9世纪建造了著名的吴哥城，这个时期湄公河三角洲开始向外围发展，地区中心已经远离海岸，并逐渐向内地的未来的吴哥城靠近。因此，沃奥平原的居住区和宗教建筑逐渐地废弃，水利系统也被淤塞、填没。只有在巴泰山坡的一些宗教建筑的修建，依然见证了与吴哥文化的关系。
　　沃奥是东西交通的重要枢纽之一，汇集了来自罗马、印度、中国的大批商品，分述于下。
　　二、与罗马的关系
　　中国古书把罗马帝国称作“大秦”。《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西与大秦近，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又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安敦即罗马皇帝安东尼(M.A．Antoninus，161—180)。沃奥至少发现四种罗马文物，相当引人注目。
　　第一，沃奥发现了152年和110—180年间罗马钱币，正是汉文史料提到的大秦王安敦在位时(Marcus Aurelius Antonius，121—180)发行的钱币。
　　第二，沃奥出土许多罗马玻璃珠和玻璃残片，其中一片是罗马搅胎玻璃，大英博物馆藏有完整器形，属于公元前1世纪产品，而中国东南沿海汉晋古墓出土罗马玻璃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沃奥输入中国的。
　　第三，沃奥发现了典型的罗马印章，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2—4世纪确实有罗马商人在湄公河三角洲从事国际贸易。
　　第四，沃奥遗址发现一种名叫“多面金珠”的罗马珠宝。这是一种镂空多面体金珠，直径仅1.4厘米，十二菱形，每面正中有个圆形穿孔，每个角有突起的圆珠四粒，采用焊珠工艺(granulation)制造，也就是先用一种黏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
　　焊珠工艺最早见于公元前四千纪两河流域乌尔第一王朝，后来传入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又传入印度。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遗址发现许多多面体金珠。这种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的工艺，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前1600—前1100)的希腊。西方流行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故称“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广州东汉前期古墓(编号4013)也发现多面体金珠，应该是罗马人积极开展东方贸易的产物。
　　三、与中国的关系
　　扶南国在形成之初，几乎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丝毫影响。这一点与扶南北部邻国林邑(今越南岘港)截然不同。在林邑故地发现许多汉代文物，分布地点一直延伸到今天越南东部海岸，但是中国文物在公元4—5世纪以前扶南遗址十分罕见，目前只在沃奥发现过一面西汉时代的连弧纹镜。这个现象和汉文史料的记载一致，因为沃奥不在汉代海上交通路线上，印度支那半岛的汉代港口在交趾(今越南中部的岘港)。
　　沃奥出土中国文物主要为两类：一是铜佛像，法国学者认为与公元5世纪北魏佛像惊人地相似；〔4〕二是铜镜，年代在西汉时期。可见，远在中国与扶南建立经常性贸易关系之前，西汉铜镜就已传入沃奥。这种样式的铜镜在越南北部一些遗址不断发现。
　　公元4—5世纪，沃奥成为扶南国一个重要港口，开始与中国有所接触。西晋葛洪曾到过扶南，他说：“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逸，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5〕据陈国符《道藏源流考》考证，葛洪游扶南在东晋光熙元年(306)。
　　魏晋南北朝时期，扶南频繁遣使贡献，扶南佛像输入中国也许在这个时期。据中国文献记载，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出身天竺的扶南国王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薄衣透体式的扶南佛像输入中国，对中国佛教造像风格再次产生影响，中国佛像由于受到印度文化影响，风格进入第二时期。近年青州出土的薄衣透体式佛像，与原来所见犍陀罗式衣料厚重的佛像风格迥异，可能是扶南佛像对中国的影响。扶南佛像可能来源于南印度雕刻艺术的一大流派——阿玛拉瓦蒂雕刻，印度本土文化传统在这个流派中表现得更加纯粹。与犍陀罗、马图拉并为贵霜时代的三大艺术中心。与阿玛拉瓦蒂雕刻相比，这里的浮雕构图更生动，人物形象更柔软苗条，空间安排更老练。类似的阿玛拉瓦蒂式的佛像曾传至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一致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朝佛教艺术居于主导地位，美国纽约大学梭柏(A1exander Soper)教授撰写《中国南朝对六朝佛教艺术之贡献》一文，认为北朝佛教美术遗物虽多，但是根据文献，南朝佛教兴盛，佛教艺术成就甚高，对北朝佛教艺术风格变化实际上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他还认为梁朝张僧繇“凹凸画”的新风格很可能自南方海路，经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传来。〔6〕
　　四、与印度的关系
　　据当地古史传说，从印度来的婆罗门混填与扶南女王柳叶通婚，“生子分王七邑”而成为扶南国。公元4世纪时，又有印度婆罗门从印度到盘盘，再从盘盘到扶南。被迎立为王。〔7〕因此，沃奥考古工作的重点集中在辨认印度式陶器。在沃奥发掘出了接近两吨的陶器。在公元1—4世纪的陶器群中，印度风格的陶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都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并非贵重器物。
　　远在公元5—7世纪印度教化之前，沃奥和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相当频繁，甚至和中亚贵霜王朝有贸易关系。三国时，东吴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据康泰《吴时外国事》记载：“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于路羁绊，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太平御览》卷三五九引)。月支，即称雄中亚和北印度的贵霜帝国。加营，《洛阳伽蓝记》卷四作“歌营”，有学者认为是南印度Koyam(Padi)或Koyam(Muturn)的节译，〔8〕也有学者认为在马来半岛。《吴时外国事》介绍东南亚风土人情，所以后一说较为可信，只是目前尚不知确切地点。据《洛阳伽蓝记》卷四，歌营国沙门菩提拔陀曾经到过北魏首都洛阳。《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士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所谓“胡人”指的是中亚的月氏人或粟特人，可见三国时期有许多中亚人在印度支那经商。
　　沃奥出土了许多贵霜钱币，尤其是一尊印度女神像与公元前1世纪犍陀罗出土印度女神像非常相似，但是其余佛像多为南印度式。公元3—4世纪，沃奥文化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尤其在宗教和艺术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印度教艺术风格；公元5—6世纪的扶南文化则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佛教和印度教艺术同时并存。沃奥遗址发现了公元5—7世纪佛像和公元4—7世纪印度教雕像(如带基座的毗湿奴坐像)，说明沃奥文化与印度文化关系密切。
　　关于扶南文字，《晋书·四夷传》说：“扶南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发，倮身跣行……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亦有书记府库，文字有类于胡。”沃奥遗址发现一些黄金装饰或金叶，上面写有公元4—5世纪婆罗谜文，说明扶南使用古代印度文字。扶南时期遗存中发现许多金锡制品，诸如指环、耳环、钗等佩饰和小型铸像、铸造锡耳杯的砂岩石范等。后者可证这些金锡制品是当地居民自己生产的。铸像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锡制品多于金制品。在一些锡制印章、小锡片和金箔上刻有印度婆罗谜文，语言为印度俗语。〔9〕
　　注释
　　〔1〕《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27。
　　〔2〕Louis Malleret，L'archaeologie du Delta du Mekong，Paris：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Orient，1959-1963，4 tomes en 7 vols．本文所引沃奥考古资料主要根据这本报告，恕不一一出注。
　　〔3〕有学者根据碳14年代资料，认为在4—7世纪。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李裕群博士认为，沃奥出土佛像实际上和南朝佛像更接近。
　　〔5〕《道藏·洞神部·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
　　〔6〕Alexander C．Soper，“South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Buddhist Art of the Six Dy- nasties Period，”BMFA，No．32，1960，pp．47-112．
　　〔7〕《梁书·诸夷传》。
　　〔8〕杨衒之著，范祥雍注：《洛阳伽蓝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173—174。
　　〔9〕莽甘(Pierre-Yves Manguin)著，陈晓露、盛洁整理：《关于扶南国的考古学新研究：位于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沃奥遗址》，欧亚非考古与文明系列讲座之一，北京国家图书馆北海分馆，200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