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二月余，由黄支国(今南印度本地治理)，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史自此还矣。”由此可知，汉代与西方海上交通的始发港当在今天广东省的徐闻县。
　　徐闻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立县，属于合浦郡。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南端，这里的汉代遗存集中在徐闻县华丰村一带，村西南3公里有一个现代港口，今称“七旺港”；汉代徐闻港也在这一带。汉代徐闻县城在北海市合浦县城东北13公里的古城头村，以盛产珍珠而闻名。古城头村地处古代水路交通要道：从通往北部湾的干流南流江分流的周江，流经村子西面。周江古河道尽管早已干涸变塞、长满作物，但是仍可分辨出河道痕迹。20世纪60年代在村里发现大浪古城，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20米左右。城墙及城池(护城河)皆清晰可辨，东南北三面城池均为人工开挖，西面直接利用周江。〔1〕
　　徐闻的古代交通不如番禺(今广州)和合浦(今北海)那样发达，有河流可通内陆。这个偏僻的小渔村之所以成为汉代远洋航海的始发港，与古代海上交通尚不发达，海船仍需沿海岸线行驶有关。近年中国东南沿海不断发现与汉代海上交通有关的文物，而罗马人为开辟这个时期东西方海上交通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舶来品：1983年，广州象岗山的西汉南越王墓不仅出土了非洲象牙、埃兰银盒，而且发现了红海珊瑚和乳香。这座墓是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说明广州与中东诸国海上交往甚至早于张骞通西域。〔2〕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异国情调的银盒，通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圈足和盖纽都是后来加配的，盖上还加刻了汉文铭文，出土时银盒内藏有药丸。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滇王墓(12号墓)也发现一个埃兰艺术风格的列瓣纹金属盒，器高12.5厘米，口径14厘米，现藏云南省博物馆。不同的是，这个异国情调的金属盒用青铜铸造而成，表面镀有锡层。〔3〕
　　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的一个漆盒内藏有红海乳香，呈树脂状，重26克。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都产乳香，但是最好的乳香产于红海之滨的阿曼。埃及法老墓早就用红海乳香防腐。此外，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非洲象牙。这时正值罗马人正积极开拓红海至印度航道时期，红海乳香和非洲象牙可能也是罗马商人传入广州的。
　　红海盛产珊瑚，自汉代以来就大量进口红海珊瑚。汉代文人提到长安城外皇家园圃——上林苑种植了珊瑚树。据马欢《瀛崖胜览》记载，红海珊瑚非常大。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舰队在阿丹(今亚丁)看到“珊瑚树高二尺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
　　1969年，在江苏徐州一座东汉墓发现了一件镶嵌各种名贵宝石的兽形铜砚台盒。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青金石、蓝宝石外，还镶嵌了许多红珊瑚。〔4〕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和摩洛哥盛产红珊瑚，并成为罗马从海上从事东方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江苏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这些红珊瑚可能也是罗马商人从海路输入的舶来品。
　　广州横枝岗西汉墓(编号M2061)还发现一批罗马玻璃碗残片，可以拼接和黏合出两件完整器，另一件尚残三分之一。据化学分析，属于西方钠钙玻璃，可能属于公元前1世纪罗马玻璃生产中心的产品。两广汉墓还发现许多西方玻璃珠，有些是透明玻璃，也属于西方钠钙玻璃系统。横枝岗汉墓的年代在西汉中期，是目前中国境内所见最早的罗马玻璃器。此外，广州横枝岗西汉中期墓还发现三件深蓝色玻璃碗，无论化学成分还是制作工艺，都与地中海南岸罗马玻璃中心公元前1世纪的产品相似。〔5〕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不断发现罗马艺术风格的玻璃器，例如江苏邗江甘泉二号东汉墓发现一件罗马绞胎玻璃钵残片。在洛阳东汉墓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搅胎玻璃香水瓶。在英国1世纪遗址发现过同类搅胎玻璃，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6〕沃奥遗址也发现罗马搅胎玻璃残片，说明汉墓出土罗马搅胎玻璃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海路输入中国的。
　　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还发现两颗肉红蚀花石髓珠。〔7〕从照片看，南越王墓出土的蚀花石髓珠与众不同，很可能产自波斯地区(今伊朗或阿富汗)。这种石髓珠或称“苏莱曼尼玛瑙”(Solimani banded agate)，主要流行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世纪。〔8〕
　　在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05—前539年)一所神庙中发现过一个苏莱曼尼玛瑙工艺制作的权杖。苏莱曼尼玛瑙在丝绸之路上迄今尚未发现过，那么南越王墓出土的这种蚀花宝石很可能是从海路传来的西亚艺术品。〔9〕
　　注释
　　〔1〕参见《广西发现西汉“海上丝路”始发港码头》，《中国旅游报》2003年8月25日。
　　〔2〕刘瑞、冯雷：《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页183—190。
　　〔3〕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省文化厅编：《云南文物之光：滇王国文物精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15和195。
　　〔4〕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吴学文：《银镂玉衣、铜砚盒、刻石》，《光明日报》，1973年4月7日；王进玉：《神秘的青金石》，《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13日。
　　〔5〕〔6〕安家瑶：《中国早期玻璃器》，《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页418。
　　〔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上册，页291，对应的图片可参见下册。
　　〔8〕Cf．The Ancient World Webpage(http：//www.oldbeads.com/ancient.html)．
　　〔9〕戴尔·布朗著，李旭影等译：《美索不达米亚》，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页164—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