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古道的“蕃”指吐蕃，也就是分布于青藏高原的藏族。现代藏族由中国西南四大部族——吐蕃、苏毗、羊同和吐谷浑相互融合而成，而唐蕃古道的研究主要围绕吐蕃四大部族与外界的交往展开的。
　　吐蕃人以逻些(Lha-sa，今拉萨)为中心，这里是吐蕃文明发源地和政治文化中心。公元2世纪，希腊籍作家马林诺斯《地理学导论》提到中国西部有Bauta人，挪威印度学家拉森认为其名就是印度梵语bhota，〔1〕唐礼言《梵语杂名》作“吐蕃”。吐蕃之名在犍陀罗语书中写作bhoti，可知吐蕃人与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很早就发生交往。犍陀罗语文书两次提到吐蕃：其一见于斯坦因收集品第69号文书，写作bhoti nagara(吐蕃城)；其二见于斯坦因收集品第84号文书，写作bhotici manusa(吐蕃人)，也就是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诺斯《地理学导论》提到的bhautai人。这是目前所知有关藏族人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2〕
　　苏毗人本在藏北与新疆昆仑山和阿尔金山之间游牧，骁勇善战，吐蕃军队主要从苏毗人当中招募。新疆出土佉卢文犍陀罗语书和于阗塞语文书多次提到Supiya人。〔3〕这是一个强悍的游牧部落，经常从昆仑山北下塔里木盆地，不断与于阗、鄯善等绿洲王国的居民发生冲突。〔4〕这个族名起初被误释为“鲜卑”。英国藏学家托马斯(F.W．Thomas)根据伯希和的研究正确指出，Supiya当释“苏毗人”。〔5〕
　　苏毗人在汉文史籍出现较晚，始于《隋书·西域传》。文中说：“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金聚译自梵语suvarna-gotra，后一成分gotra有“家族”之意。所以《大唐西域记》卷四译作“金氏”，并说：“有苏伐剌瞿呾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躁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6〕苏毗人在鼎盛时领有西藏高原中部和西北部，公元7世纪被吐蕃王朗日论赞兼并。
　　吐蕃名臣禄东赞就是苏毗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于贞观八年(634)派出第一批使臣出访长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招待，并于同年遣唐使回访。宫廷画师阎立本为这个吐蕃使团画过一幅《职贡图》，也即传世书画中的《步辇图》。画中表现吐蕃使团首领禄东赞，身穿粟特艺术风格的连珠鸟纹织锦长袍，为松赞干布向唐太宗请婚的盛大场景。
　　羊同人(或称“象雄”)在今天西藏西南吉隆、阿里和克什米尔的拉达克之间繁衍生息，这个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宗教圣地，吐蕃人原始宗教——苯教就起源于象雄。
　　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率所部从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内蒙阴山。西晋永嘉末，又从阴山南下，至陇西(今甘肃临夏)西北，然后子孙相继，向南、北、西三面开拓疆域，统治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吐谷浑孙叶延时，仿效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之名为氏，亦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亦由人名而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今天青海、甘肃的藏族，绝大部分是吐谷浑人的后裔，他们是从辽东迁来的慕容鲜卑人的后裔，或称“安多人”，当今达赖喇嘛实际上是青海安多人。此外，青海还是青藏高原的著名产粮区，素有吐蕃粮仓之称。
　　吐谷浑西与于阗交界。楼兰鄯善王国灭亡之后，吐谷浑人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而楼兰文明则被吐谷浑人传承。新疆米兰吐蕃古戍堡本为吐谷浑戍堡，从敦煌阳关出发，西南行可达米兰。这条丝绸古道就是中国俗语说的“阳关大道”。
　　米兰古戍堡位于甘新公路要道上，南北宽约56米，东西长约70米，呈不规则正方形。城垣为夯土筑，夯土层中夹有红柳枝，夯土层上用土坯砌成，西墙有两段宽达5—6米的缺口，可能是古戍堡城门。北部为一阶梯形大土坡，自低凹处至戍堡北墙依坡盖屋，屋为平顶，不见门洞，其构造形式类似西藏布达拉宫。堡东部为一大型房屋，南部为一高近13米的土台，土台上立有烽杆，似为烽火台遗址。
　　米兰古堡东西两侧，排列着众多的佛塔和规模宏大的寺院遗址，今称东、西两大寺。西大寺属于鄯善王国时期，佛寺壁画带有犍陀罗艺术风格；东大寺则进入吐谷浑时代，所以《梁书》说吐谷浑，“国中有佛法”。东大寺现存建筑高约6米，分上下两层，外面围以较高院墙，寺内建有12米×0.6米×2.4米的佛龛，佛教塑像带有笈多艺术风格。佛龛内尚存半浮塑的菩萨和天王像，其下面四周还存有卷云柱头浮塑。佛殿废墟东侧的建筑物下面，尚存有大型坐佛塑像和大佛头。
　　目前所知最早的古藏语文献，都是在吐谷浑人分布区发现的。斯坦因在米兰吐蕃戍堡发现大批古藏文木简残纸，青海都兰出土了吐蕃文碑铭和简牍。这些古藏文材料以及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佛经，都用藏语安多方言书写。唐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进藏，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又名墀德祖赞)完婚。她入藏后资助于阗等地佛教僧人入藏建寺译经，同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吐蕃文明得以发扬光大。故有学者认为，古藏文可能是根据于阗文创建的。
　　注释
　　〔1〕G．Lassen，Indische Altertumskunde，vol.Ⅲ，Bonn，1861，p.132．
　　〔2〕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收入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
　　〔3〕H.W．Bailey，Khotanese Texts，vol．Ⅶ，Cambridge，1985，pp.79-81．
　　〔4〕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5〕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苏毗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P．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vol．Ⅱ，1963，pp.704-706．
　　〔6〕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