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 西方世界中国丝绸的考古发现
　　自夏、商、西周以来，中国中原文化与西北各族文化就发生接触、交流和影响，并通过这些民族与中亚、北亚、西亚甚至更加遥远的地区发生间接地接触和交流。周人是背靠大西北的，而西北的民族又与域外诸方国部族有所交通。当时亚欧大陆如何构成联系的链环，中外学者曾做过不少探索，还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研究来证明。我们注意到在夏、商、西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随着欧亚草原之路的形成，春秋、战国时代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有了更进一步的开展。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精美的丝绸至迟在这一时期已经传至遥远的另一个文明古国希腊。
　　以中国和西欧为中西两端的文化交流何时发生?史学界有不少争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双方已有间接的交流，而最早交流的内容则是中国丝绸的西传。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都说明，那时希腊和中国两个文明国家之间在文化上已经有了间接的接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人物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推测那时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这方面有几个典型的事例。
　　(1)雅可波利斯的科莱(Kore)女神大理石像，胸部披有薄绢，是公元前530至前510年的作品。雅典卫城巴特侬神庙的“命运女神”像(公元前438至前431年)，希腊雕刻家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公元前5世纪的雕刻杰作，人物都穿着透明的长袍(Chiton)，衣褶雅丽，质料柔软，都是丝织衣料。〔1〕
　　(2)希腊绘画中也有类似的丝质衣料。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批生产的红花陶壶上有彩绘的人像，穿着非常细薄的衣料。〔2〕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陶壶狄奥希索斯(Diohysos)和彭贝(Pompe)，更是显著的例子。〔3〕
　　(3)克里米亚半岛库尔·奥巴(Kul Oba)出土公元前3世纪希腊制作的象牙版，上有绘画“波利斯的裁判”，将希腊女神身上穿着的纤细衣料表现得十分逼真，透明的丝质罗纱将女神的乳房和脐眼完全显露出来。〔4〕
　　(4)在克里米亚半岛克特齐附近，古希腊人殖民地遗迹中，曾有丝被发现。
　　(5)在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Baden-Wurttemburg)的荷米歇尔(Hohmichele)发掘的6号墓中，发现了当地制作的羊毛衫，羊毛和装饰图案中都杂有中国蚕丝，属公元前6世纪的贵族墓葬。这是考古所见欧洲出土的最早的中国丝绸。〔5〕
　　(6)德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市西北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发现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6〕
　　(7)在雅典西北陶工区的墓葬内，有雅典富豪阿尔西比亚斯(Al-cibiades)家族墓葬，属于公元前430至前400年，出土六件丝织物和一束可分为三股的丝线，经鉴定是中国家蚕丝所织。〔7〕
　　上述那种蚕丝衣料在当时只有中国才能制造。这必须是用人工饲养的家蚕结的茧织成的丝绢，野蚕丝织成的帛达不到这种细薄透明的程度。希腊没有饲养家蚕的技术，在那时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这种细绢。这些中国蚕丝和丝织品可能是通过欧亚草原路经黑海地区运入欧洲的。
　　4.3.2 中国蚕桑丝织技术的早期发展和西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蚕桑丝绸生产的源头至少可以定在距今5000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很早的时候，种桑养蚕就在广大地区开展起来。古代传说中把蚕桑丝绸的发明权归于黄帝，或其妃西陵氏之女嫘祖。实际上养蚕织丝技术不是某一位圣人的发明，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掌握的。
　　公元前6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仰韶文化遗存，曾发现有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据发掘者李济和昆虫学家刘祟乐的研究，初步断定为桑蚕茧。茧壳长约1.36厘米，幅宽约1.04厘米，是用锐利的刀刃切去了茧的一部分。西阴村所代表的时代较早于仰韶期(距今约5600～6000年)，因此，它的出现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8〕有目睹西阴村半个茧壳的学者发现其茧衣很少，结构紧密，呈椭圆形，并有家蚕茧那样的缩皱，认为是由家养蚕所结成的。〔9〕因此过去认为蚕桑丝织技术最早产生于黄河流域。后来考古发现似乎南方更早。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发现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绢片长2.4厘米，宽1厘米，丝线为平纹组织。经鉴定，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有40根。〔10〕遗址年代距今4700多年，约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这两处考古文物说明在距今约5000年之前，我国的大江南北都已有蚕桑丝绸的生产。
　　此后，考古中又发现早期丝织品。1981年至1987年，河南考古工作者在荥阳县青台村一处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丝麻纺织品。这个文化遗址是中国最早发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之一。“从4座婴幼儿瓮棺墓葬内出土一批纤维纺织遗物。”在W164与W486两口婴幼儿瓮棺中，发现一个蹲坐姿势的婴幼儿头骨与肢骨上黏附有灰白色碳化丝织物。在另一个瓮棺内婴幼儿的腿骨和脚骨上也发现黏附有褐灰色碳化纺织物碎片及块状织物结块。丝织品中除平纹织物外，还有浅绛色罗，是原始制造工艺的重大进步。“经过鉴定，这批织物不仅有用麻织的布，而且还有用蚕丝织的帛和罗，这是我国纺织史上的重大发现。”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罗的实物。根据出土遗物与炭14测定数据为5370±130～5535±170年，可以推定青台遗址W164与W486均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期的遗存。青台遗址还出土有数百件陶纺轮、石纺轮、陶坠、石坠、骨针、陶刀、石刀、蚌刀、骨匕、骨锥等，结合民俗学与民族史志资料，这些工具大部分应与纺织有关。说明原始纺织技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更早阶段已比较发达。其出现时间应该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11〕
　　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先了解到从野蚕茧中抽取丝线进行纺织的知识，这要拿蚕茧放进热水浸泡，才能抽出一根完整的丝来，这一道工序就叫缫丝。进而又知道选取野蚕的良种进行培育，得出家蚕结的茧，织出优良的丝帛。从出土蚕桑丝绸文物分布的广泛性与中国桑蚕资源及古文化的广泛性来看，茧丝的利用很有可能是在多地同时并独立地发展起来的，由此导致的蚕业的起源亦应是多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是其发展较快的地区。许多人认为丝绸起源的契机在于吃蛹。西阴村的茧壳之所以被切割，主要是为了取蚕蛹供食用，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了茧壳，故而引起茧壳腐败变成黑褐色。从民族学的一些材料来看，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人们最初是吃蚕蛹，进而才使用蚕丝。在四川省大凉山有一支藏族自称“布郎米”，意为吃蚕虫的人。他们过去采集蚕蛹为食品，后来开始养蚕抽丝。〔12〕而另有些学者则推测娥口茧在自然界中腐败变松露出丝纤维，也是人们发现蚕丝利用的一个途径。
　　最早的家蚕是由鳞翅目野蚕驯化而来的，古代中原人民发现这种蚕能吐丝结茧，从茧上可以抽取丝用作纺织原料，便开始驯育这种昆虫而成家蚕。关于蚕桑丝织方面的技术，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在所著《丝绸之路》一书中曾做了细致的讲述。她认为真正的养蚕业只有在具备两种条件的时候，才能兴旺发达起来：一方面人们必须学会扼制蚕蛹孵化；另一方面必须摸索出一种最有利于蚕虫生长的喂养饲料。为了实现制造高质量的丝绸之理想，肯定要经过数世纪之久的摸索改进过程。中国的先民是如何逐步摸索出养蚕规律和技术的，现在缺乏考古学方面提供的最远古的样品来说明，但在漫长的时期内，这种技术肯定没有多大变化。中国13世纪的一部文献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种技术，如今还没有发现关于蚕桑丝织技术的更古老的论著，这可能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如战争或火灾之类使之失传了，而更有可能是因为另一种原因，即中国古代的养蚕术和蚕茧处理技术都是严格保密的，甚至禁止把蚕卵和蚕茧带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她所谓中国13世纪的文献，可能指元代《农桑辑要》，这本书为元朝司农寺撰作，其中讲到栽桑养蚕技术。
　　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被认为是夏代关于各地物产的记录，九个州中提到养蚕和有丝织产物的有六个州。虽不足以证明确是夏代概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前蚕桑丝织业分布地区之广。《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被认为保留了夏代物候情况，书中记载：“三月，……摄桑……妾子始蚕。”〔13〕说明当时蚕已家养。史前时代是否有栽桑技术，目前一无所知。孢粉分析也只能是证明当时桑树的存在，却无法判断这些桑树是野生还是出于人工栽培。
　　商代蚕桑丝织技术大有进步，成为一种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手工业。商代非常重视养蚕业，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到，武丁时呼人省察蚕事，占卜至少有9次之多；商代更有所谓蚕神，即“蚕示”，祭蚕示有时用三牛，有时用三羊，有时用羌(俘虏)，典礼非常隆重。商代丝织品的织法也有了进步，商代已出现了简单的提花机替代了原始的踞地织和挑织方法。商人已经能够在平纹织地上斜纹起花，从而产生了花纹绢或文绮。商代青铜器上有平纹素织和挑织菱形花纹的文绮的印迹。故宫收藏有商代玉戈及玉戈上留有的花纹丝织物。〔14〕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土于安阳的商代铜钺，据瑞典学者维维·西尔凡(Vivi Sylwan)介绍，发现麻布、绢、缣和雷纹绮的印痕。〔15〕20世纪70代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上有丝织器与铜锈粘连在一起的痕迹。科学工作者用全反射的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并拍下台西出土铜觚上丝织纤维的纵面和截面的照片，从中可辨认出5种规格的丝织物残片，其中有纨、平纹纱、纱、罗和縠(绉纱)。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粘在铜器上的丝织品有五种，纱、纨类有20余例，用朱砂涂染的有9例，双经双纬的缣有1例，回纹绮有1例。说明商代的丝织技术有较快的发展。据胡厚宣研究，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等字，还有其他一些与丝帛有关的字，如“断”“束”等。〔16〕这些都说明商代养蚕业和丝纺织业已极为发达。丝织业的发展为贵族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商纣王“绵绣被堂”〔17〕；“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人衣绫纨者三百余人”〔18〕。衣丝织品被看作生活奢侈的表现。西周丝织业继续发展。《周礼·天官冢宰》中记有“典丝”一职，很可能是掌管丝绸出入的官职。提花机斜纹起花技术和手工刺绣技术都表现出丝织技术的新的进步。宝鸡西周早期墓葬中更有地纹和花纹全是斜纹组织的绫、绮残迹。西周丝织品种类更多，《诗经》中有不少歌唱采桑劳动的诗篇。《豳风·七月》《魏风·十亩之间》中奴隶生活的描写就有采桑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更有了长足的进展，各国都重视蚕桑丝织业的发展。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国的边邑卑梁氏女子和吴国边邑之女争桑，结果引起两国发生战争，“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19〕。此事说明蚕桑丝织业在各国经济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丝织业遍及黄河流域和江淮地区，官府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丝织品品种繁多。在当时的文献中，如丝、绸、绢、帛、绵、绮、纱、縠、纨、缯、锦、绣、罗、绫、组、纯等，这些字都已经出现。特别是春秋时已经出现了“锦”字，当时文献中多次出现，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丝织技术。《诗经·小雅·巷伯》中写到“贝锦”，郑玄笺云：“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20〕夏鼐指出：“用不同彩色的丝线以织锦，需要采用先进的织法。锦的花纹五色灿烂，所以出现后便被视为一种贵重的高级织物。从前赠送礼物用‘束帛’(普通丝绸)，东周时常常改用‘束锦’。战国时‘锦’、‘绣’二字常连称以代表最美丽的织物。”〔21〕除了使用平放的或斜卧式的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和绫罗之外，更有了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彩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施以彩绣，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锦衣锦绣。
　　恩格斯说：“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22〕随着丝织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丝绸贸易便产生了。由于丝绸绢帛轻便，容易携带，又因为价格昂贵，能够牟取暴利，产品精美，受到欢迎，因此成为商人们乐于进行长途贩运的货物。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包括西北游牧民族的其他许多民族，成为重要的商品等价物，在各族人民中间起着货币的作用，那时用绵帛可以和各种商品进行交换，通过西北游牧民族流向欧亚草原各地，辗转传至遥远的希腊。商代以来丝织物已经被成批地向外推销。记载春秋时齐相管仲事迹的著作《管子》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23〕“帛牢”是牲口棚，专门用来养驾车贩运绢帛的牲口的牛棚马厩。古代一车驾四马，中间二匹叫“服”，这里引申为动词，驾驭的意思。这条记载说明了丝绸贸易在商代经济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尚书·酒诰》记载周王派人告诫殷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24〕劝其从事远途商贩，赚钱以养父母。当时丝绸成为抢手货，畅销品，流通非常快。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内地丝绸的流通方向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地区，通过西域各族人民流入中亚和更远的地区。“丝绸输出的路线，除了我们常提到的南海路、西域路外，还有一条欧亚草原路，从文献及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远古时期中国丝绸输入西方，其主要途径，应是从这条路上传去的。”〔25〕
　　中西交通的这条道路称为欧亚草原之路，或“斯基泰贸易之路”。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长久的定居处，欧亚大陆间草原又是非常宽阔的地带，因而古代通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进行的中西之间的交通，其路线难可详考，文献资料也没有留下什么记载。现代学者根据希罗多德笔下草原居民住地的分析，做出如下大致推测：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是宽广的草原道，中间需要越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高原相通的大道有三道。第一道在东及巴尔喀什河西缘时，从东南折向楚河谷地，而后进入伊犁河流域。从这里沿着天山北麓一直向东，直到东端的博格达山以北。从博格达山北麓向北，还可以走向蒙古高原的西部。第二道，从伊犁河流域偏向东北，进至准噶尔盆地，直抵阿尔泰山西南山麓；或者从东钦察草原东进至额尔济斯河中游，沿着其支流的河谷和宰桑湖南缘进至阿尔泰山。在绵亘的阿尔泰山脉上，有不止一处可以越过的通道。著名的达坂(突厥语意为“山口”，维吾尔语意为“高山峡道”)有三个，即乌尔莫盖提、乌兰和达比斯。第三道从东钦察草原东缘向东，渡过额尔济斯河抵达鄂毕河，然后沿着鄂毕河上游卡通河谷地进至蒙古草原。这条道路上有阿尔泰山和唐努乌梁山之间的崎岖山地，相当艰险。相对而言，第一道是最易通行的。〔26〕
　　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中国丝绸、铜器大量地运往中亚，传去的还有中国的天文、历法。丝绸通过那些游牧民族间接地传到更加遥远的地方，甚至西欧。所以我们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的希腊文物中，才能见到那种细薄透明的衣料。从1928年至1949年，在今俄罗斯的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乌拉干河畔，卡通河和比亚河上游，发掘了一批时间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墓，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其中巴泽雷克3号墓出土一块有花纹的丝织物，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在一块鞍褥面上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图案，刺绣的主题是形态优美的凤凰，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素底间。〔27〕这是公元前5世纪时的墓葬。在原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附近，也有中国丝绸出土。从同出器物的铭文看，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物品。〔28〕1976—1978年，在新疆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一件凤鸟纹刺绣，不论是丝绢本身，还是其上的凤鸟纹图案，都明显地说明是出于中原地区的产品。据碳14测年结论，为距今2620±165年。阿拉沟东口第30号竖穴木椁墓可以肯定是战国晚期塞人贵族的墓葬，其中发现了丝织品菱纹罗和漆器。〔29〕出土的菱形链式纹罗是战国时内地刚刚才有的丝织珍品。〔30〕由于外销，已经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天山山麓。1978年4月，在苏州市瑞光寺塔内发现了一批北宋时期的丝织品，其中的几种链式罗特别引人注目，这种链式罗结构特殊，是纱罗织物中的珍品。曾有学者判断，链式罗的生产始自西汉，〔31〕阿拉沟链式罗的发现说明这种丝织珍品出现更早，而且生产不久就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在新疆乌鲁木齐鱼儿沟也发现过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的丝织品。
　　〔1〕〔德〕里希特(G.M.A.Richter)：《希腊的丝绸》(Silk in Greece)，载《美国考古学报》(AJA)，1929年，第27-33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日本《世界美术全集》(战后版)，卷5，色版十一；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第19页。
　　〔3〕〔德〕里希特：《希腊艺术指南》(Handbook of Greek Art)，伦敦，1959年，图46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9页。
　　〔4〕〔英〕明斯(E.H.Minns)：《斯基泰人与希腊人》(Scythians and Greeks)，剑桥，1913年，204页，图10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第20页。
　　〔5〕勃里德(J.Briard)：《欧洲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 in Europe)伦敦，1979年，P.213.巴贝尔(E.J.W.Barber)：《史前织物》(Prehistoric Textiles)，普林斯顿，1991，p.203-204．
　　〔6〕美国《全国地理》1980年3月号，参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7〕巴贝尔(E.J.W.Barber)：《史前织物》(Prehistoric Textiles)普林斯顿，1991.p.32．
　　〔8〕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研究院丛书，1927年，第22-23页。
　　〔9〕〔日〕池田宪司：《一粒茧に魅せられて》，《季刊中国》1987第10期。
　　〔1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1页；徐辉等：《对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的检验》，载《丝绸》1981年第2期。
　　〔11〕《河南发现五千多年前丝麻织品》，载《新华文摘》1984年第9期，第80页；张松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原载《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收入张松林主编：《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一)上册，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134页。
　　〔12〕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7页。
　　〔13〕〔汉〕戴德：《大戴礼记》卷2，收入《汉魏丛书》，第74页。
　　〔14〕陈娟娟：《两件有丝织品花纹印痕的商代文物》，载《文物》1979年第12期，第70-71页。
　　〔15〕〔瑞典〕维维·西尔凡：《殷代丝织物》，载《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卷9，1937年，第123页。
　　〔16〕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载《文物》1972年第11期，第2-7页。
　　〔17〕〔西汉〕刘向：《说苑》卷20《反质》，收于《汉魏丛书》，第462页。
　　〔18〕《后汉书》卷7《桓帝纪》，李贤注引《帝王纪》，第321页。
　　〔19〕《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62页。
　　〔20〕《毛诗正义》卷12，收于《十三经注疏》，第456页。
　　〔21〕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第14页。
　　〔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23〕《管子》卷24《轻重》，收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24〕《尚书正义》卷14，收于《十三经注疏》，第206页。
　　〔25〕戴禾、张英莉：《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9页。
　　〔26〕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见氏著《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7〕〔苏联〕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潘孟陶译，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7页。
　　〔28〕戴禾、张萸莉：《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11页。
　　〔29〕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见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30〕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1期，第22页。
　　〔31〕吴文寰：《从瑞光寺塔发现的丝织品看古代链式罗》，载《文物》1979年第11期，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