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其军队中有大量征发来的女真人、契丹人、汉人、畏兀儿人和西夏人。随蒙古军来到西域以后，有些人凭恃武力和权势，侵夺了大片田产，聚敛了巨额的财富，而当地回回百姓却“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①。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不明农耕和城镇事理。他们征服了阿姆河以北富庶的土地以后，随军而来的汉、契丹、西夏人等，就成了他们最可信赖的统治定居民族的帮手。镇守撒马尔罕城的是契丹人耶律阿海、耶律绵思哥父子。在耶律楚材的《河中府纪诗》中，数度言及一位驻守不花剌城的女真人蒲察元帅，其子为当地驻军的“将军”。波斯文《瓦撒夫史》亦多次提到一位“丞相大夫”，他与后来蒙哥朝的执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务的花剌子模人麻速忽，共同统治撒马尔罕城。这位“丞相大夫”显然是一位来自汉地的官员。
　　除了出宦为官的蒙古统治帮凶以外，迁移到西北的移民中更多的是被蒙古人征发的普通百姓。13世纪20年代，当丘处机沿天山北道西行时，在别十八里看到当地从事音乐伎艺的都是“中州人”；在轮台他还遇到一位来自中原的书生。30余年后，常德奉宪宗旨出使旭烈兀处时，在别十八里看到不少汉民。在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阿力麻里城中，“回纥与汉民杂居”。其南的赤木儿城中，居民多山西并、汾移民。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因防御西北诸王战事频繁，驻军补给十分严重。为减轻运输压力，最便当的方式莫过于从当地取得军需给养。元政府在灭宋以后，把大量的汉军、新附军和农民、工匠征发到西北。政府利用汉族移民在别十八里、斡端、哈迷里和西域许多其他地方屯田，还在别十八里设置冶场，鼓铸农具兵器。河南密县人陈福生在山西平阳入织工籍，后被徙到火州，在那里劳作了15年之久②。
　　蒙古高原的城镇很早就开始出现。但这块地区古代城市发展的高峰是在蒙古时代。蒙古高原古代城市的典型代表是和林城。和林全称哈剌和林(Qara Qurum)，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的哈尔和林。和林城所在地原为克烈部夏营地，在辽代已有寺院③。成吉思汗时代在和林附近设立斡耳朵，由其后妃驻守。当时这里“车帐千百”，“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是之盛也”④。1235年元太宗窝阔台下令于鄂耳浑河东岸建万安宫、诸王大臣宅邸、仓库和寺观，由汉人燕京工匠大总管刘敏主持，次年宫成⑤。
　　据法国使臣鲁卜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记载，万安宫中殿辟三门，皆向南。殿内圆柱两列，北置一高台，两侧通有阶梯，为御座所在。御座左右置平台，右侧为诸王座位，左侧为后妃座位。中门之前立一银树，顶部装有一名吹号天使，树根部有四头银狮，口中可喷出马奶。树枝上有四条金蛇，可喷出不同的饮料，为法国匠人威廉所造。13世纪中的和林城大小约与法国的圣但尼林(Saint Denis)相同。城内有两个区，一个是回回人区，一个是汉人区。汉人区是商贾和手工业者聚居的地区。当时和林有寺观12所，回回礼拜寺2所，也里可温1所。城有四门，东门为谷市，西门为羊市，南门为牛、车市，北门为马市⑥。和林城的建筑一直持续到蒙哥时代。在和林城北35公里之地，窝阔台下令修建了扫邻(Sahurin)城迦坚茶寒(Gege〔n〕Caqa〔n〕)殿，而在和林城以南15余公里处，又建图苏湖城(Tuzqu)迎驾殿。
　　据考古发掘，万安宫坐落在和林城西南隅，四周有宫墙环绕，周约1公里。中央大殿土台高3米，长80米，宽55米，殿柱南北9行，东西8行，共72根。大殿占地2475平方米，完全是汉式建筑。和林城周围约6公里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道穿过城中心，通向四门。道路两侧分布着官舍、寺院、民居和作坊⑦。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后来又改称岭北行省，哈剌和林成为行省的首府。
　　称海城是元代蒙古地区西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地位仅次于和林。为成吉思汗大必阇赤田镇海率俘获汉民工匠所建，城以他的名字命名，又称为田镇海八剌喝孙。“八剌喝孙”(balaqasun)为蒙古语，意为“城”。汉人在那里筑城，屯田并从事手工业生产。城中还建有仓库。由于称海城地近按台山，后来成为元朝防卫西北叛王的军事重镇。忽必烈皇太子真金，以及元成宗铁穆耳和元武宗海山在即位之前，都曾率重兵在这里镇守，驻守军主要是钦察族士兵。14世纪初，元政府在这里设立称海宣慰司。当地屯田年收获粮食可达20余万石⑧。
　　地处蒙古高原西北部、唐努山以北的欠欠州的中心城镇位于益兰州(Ilan)⑨，这里是漠北的宜农地区之一。成吉思汗时代，欠欠州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长妃唆鲁禾帖尼的封地，大批汉军和汉人工匠被征发到这里⑩。据文献记载，这里有数千户居民，多数为蒙古人、回回人，汉人一般为蒙古立国之初从内地迁来的工匠，多在工局中服役(11)。当地出产的丝织品相当有名。汉族工匠带来了冶铁技术，使这里成为漠北重要的农具和兵器制造地。元政府在这里设有“欠州武器局” (12)。忽必烈时代在这里设有官府、仓库、作坊等。前苏联考古学者在此发现有一座元代古城遗址，城内有官署、民居等建筑遗迹，并发现兵器、农具、碾等文物，应当就是益兰城(13)。
　　元灭宋后开始着手编制新历，由王恂、郭守敬等人负责。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建议利用疆域辽阔的条件，派人到各地去实测昼夜长短和日月星辰。忽必烈同意郭守敬的意见，派人分赴全国27个测景点观测。《元史·天文志》称测景点的分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其中在漠北地区有3个测景点，即和林、铁勒和北海测景所。和林测景所测出的数据为：北极出地45度，折合现在44度4分。夏至晷影长3尺2寸4分，昼64刻，夜间36刻。据此计算，这个测景所应位于北纬45度51分处，当在和林以南二三百里处。
　　铁勒测景所北极出地55度，夏至晷长5尺零1分，昼70刻，夜30刻。据此推算这个测景所应位于北纬55度51分7秒处，大约在贝加尔湖之西。北海测景所夏至晷长6尺7寸8分，推算应位于北纬64度4分4秒，已经接近北极圈，应在叶尼塞河下游处(14)。
　　在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内地移民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西北，给西北古老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生产技术交流。阿力麻里人过去只知“以瓶取水，戴而归”，效率当然很低。当他们看到内地人民传去的汲器以后，非常羡慕，不禁赞叹道：“桃花石诸事皆巧。” (15) “桃花石”原先是操突厥语诸族人民对北魏王朝的统治民族拓跋人的称呼，后来指汉人。“诸事皆巧”，说明内地移民向西域人民介绍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
　　本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地区发现了不少13世纪的印刷品，其中许多虽然以畏兀儿字雕版，但中缝往往加有汉字页码和汉人工匠的姓名，这说明畏兀儿地区的雕版印刷业是由内地工匠操持或传授的。甘肃敦煌曾发现过几百个畏兀儿文木活字(16)，皆以硬木刻雕而成，高厚一致，与王祯《农书》中有关木活字的记载一致，足见是内地传播过去的。
　　蒙古人征服西域之后，动员西域的人力物力进攻中原。许多西域人随蒙古军队来到汉地。从西北周边地区进入汉地的包括官员、军人、工匠、知识分子、教士等。他们被蒙古人列为色目人，在政治上仅次于蒙古人。这么多外族移民进入中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灭亡后，色目人的称呼消失了。构成色目人的一部分回回人后来发展成回族。其他进入汉地的色目人后来大都融入汉族之中。
　　生产技术交流是双向的。汉地人民在向西北地区输出生产技术的同时，也从西北人民那里接受了西北的生产技术和作物物种。汉地传统的纺织原料是丝和麻。蚕桑生产在北方难以发展，而麻制衣料质地粗糙。宋、元两代，棉花的种植逐渐在内地推广。棉花的传入有海、陆两道，其中陆路传自西域。元《农桑辑要》把棉花称为木棉，书中说：木棉产于西域，入元以来木棉种于陕右，兹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在关陕地区推广植棉上，畏兀儿人起了重要作用。陕西西乡县人民原先“不知种棉之利”，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自兴元求籽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使人民得到利益，生活有所改善(17)。
　　(二)东西方陆路交通的鼎盛时代
　　辽、金时代由于西夏的阻隔，中原与西方的往来多取道漠北。13世纪初，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和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的哈剌鲁人首领归降成吉思汗以后，途经漠北的中西交通更为发展。13世纪上半叶，连接我国华北与西域的交通线大体为：由中原北上，经漠北和林，再趋金山，折而南下至别十八里，然后沿阴山(今天山)北麓抵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西南则入波斯。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对这条道路的若干峻险地段加以整修。
　　原来金山一带“深谷长坂，车不可行”。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率军西行时“始辟其路”。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附近山势险要。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所部军队路过时，“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 (18)。过去“千里横东西，猿猱鸿鹄不敢过”的天山山道，经过这番整修，变得“四十八桥横雁行，胜游奇观真非常” (19)。13世纪20年代，全真道人丘处机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前往中亚谒见成吉思汗的。二三十年以后，常德奉宪宗旨前往波斯，也经由此路(20)。
　　建立驿站传讯系统，是蒙古国的一项重要行政事业。《史集》记载窝阔台即位后，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并规定朝廷、察合台、拔都、拖雷都派出官员操办此事。天山以北的驿路虽然得到修整，但实际上行路仍十分困难，而且自中原取道漠北西行并非捷径。特别是这条路线经过的漠北和天山以北地区，土地高寒，出产有限，不足以维持当时日益频繁的东西交通。蒙古灭西夏、夺取金朝控制下的关中地区以后，重新开通中原经河西、畏兀儿直达西域的道路的时机成熟了。这是先秦时代以来直至唐中期，中西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负责这条干线交通恢复工作的是汪古部人按竺迩。他在戊子年(1228年)受命镇守删丹州(今甘肃山丹)，“置驿张掖、酒泉，至玉关，通道西域” (21)。另一位为恢复河西走廊与畏兀儿地区之间交通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是畏兀儿人岳邻。他从中原回畏兀儿地省亲时，“道出河西，所过榛莽，或时乏水”。岳邻“为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庆称便” (22)。 
　　阿里不哥之乱虽然暂时影响了中原与畏兀儿及其周围地区的交通，但据危素记载，阿里不哥刚失败，耶律希亮就奉旨从居于斡端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处，取道苦叉(今新疆库车)、火州归回内地(23)，足见当时天山南道仍然可通。这条交通线在元代维持了很长时间。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遣人至斡端等地采玉，需用“铺马六匹”。由于旅途漫长，驼畜负重十分艰难，所以要求玉石应“去其瑕璞起运，庶几驿传省便” (24)。从斡端、可失哈儿一带东行，所经皆荒漠戈壁，就是沿途供应齐备也十分不便。而塔林河(今塔里木河)夏季水量充沛。自曲先起行，分别沿河的南源于阗河和叶尔羌河上溯，可十分便捷地到达斡端和鸭儿看(今新疆叶城)等地。元政府在开通了南道驿路后，很快地发现了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于是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又下令设“于阗、鸭儿看两城水驿十三”。这13个水驿看来是季节性的驿站。
　　这一时期，元政府在畏兀儿之地遇到了叛王势力的挑战。为避开畏兀儿地区的战乱，忽必烈下令在沙州北设水驿和陆驿。这些驿站中的水驿应位于疏勒河水道上，经过罗卜(罗布泊)，向西北可入焉耆，向东南可趋于阗。至元十九年(1282年)及其以后，元政府不断致力于完善沙州沿疏勒河水道西行的驿路。1285—1287年间，元政府先后设立罗卜、阇里辉(今新疆且末)、怯台等驿。这条驿路的建立，使河西—疏勒河—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脉北缘—葱岭一线贯通，到达西域的道路成为一条东西交通的干线。马可·波罗之入华和著名的聂思脱里教僧人列边·扫马等人的西行，走的都是这条路线。
　　元政府在努力改善天山以南地区东西交通条件的同时，并未放松建设畏兀儿通达内地的驿站。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政府沿太和岭至别十八里一线，设置了30个新站(25)。太和岭，地处今山西北部，位于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的站道。这30个驿站的设置，把畏兀儿之地和西域与元朝的政治中心直接联系起来。后来元政府曾不断努力改善这些驿站的条件。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进一步在别十八里增设驿站(26)。
　　从中原前往漠北的交通条件也大大改善。元代从大都通往和林的驿路有两条，一条经上都(内蒙古正兰旗东昭乃门苏木)、应昌(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泊西南)，西北行抵克鲁仑河上游，转而西行至和林，共57站，称为帖里干道。另一条经兴和(今河北张北)、丰州(呼和浩特东白塔镇)，出大青山，过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沙井，渡大漠，西北行至翁金河，北上达和林，共38站，称为木怜道。和林还有通往金山、谦州的驿路。
　　使用这些驿站的，当然不会是平民百姓，只能是诸王、贵戚、使臣、往来官员和极少数与蒙古朝廷关系密切的商贾。但是，通往西北边远地区驿站的设立，密切了中央政府与西北诸藩国、汉地与畏兀儿及其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在海都、都哇与元政府争夺对西北地区控制权的战乱年代，中西陆路交通时常断绝。察合台汗国统治中亚以后，其境内原先由元政府设置经营的站道被完全接受下来，得到充分的利用。本世纪初，西方学者在吐鲁番发现的畏兀儿文、蒙古文世俗文书中，就有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向火州发出的使臣乘驿公文(27)。
　　(三)商使相望于途
　　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建立，打破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国家间此疆彼界的限制。蒙古朝廷的声威与交通条件的改观，吸引了许多外国商使前往东方。同时蒙古人在遥远的西方立足，使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这一时期往来于途的中外旅行家中有许多留下了他们的记录。
　　(1)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年)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远裔，成吉思汗攻金时降蒙。1218年底，成吉思汗召耶律楚材随军西征，出居庸关，经云中(山西大同)，越天山(今阴山)，渡漠至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成吉思汗大帐。而后从漠北西行，越金山西至也儿的石河，南下至伊犁河流，经不剌城、阿力麻里，再西行到达西辽故地碎叶川，经虎思斡耳朵(裴罗将军城)、塔剌思河流域至锡尔河，溯河而上至费尔干那盆地西部之苦盏、八普、可伞等地，至阿姆河以北地区重镇撒马尔罕和捕喝(今布哈拉)，再向南越铁门，渡阿姆河而南至班城(今巴里黑)。归国时经天山以北的别十八里(即北庭)、和州(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伊州等地。归国后著《西游录》，记载西域风土人情(28)。
　　(2)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1148—1227年)是道教的一支全真道掌教人。成吉思汗西征时，听随行的中原人介绍丘处机法术超人，征召他赴西域。1220年秋，丘处机率弟子从山东莱州动身，经宣化(今河北宣德)，越野狐岭，东北行至呼伦贝尔，再沿怯绿连河西行，穿越蒙古高原、金山，南下经别十八里、昌八里(今新疆昌吉)、阿力麻里、塔剌思河、塞蓝(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霍阐没辇(锡尔河)、撒马尔罕、碣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沙勃兹)，越阿姆河而南，1222年初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与成吉思汗会见。次年春东返。其随行弟子李志常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丘处机西行见闻(29)。
　　(3)女真使臣乌古孙仲端
　　乌古孙仲端是女真使节，1220年奉命赴成吉思汗帐前求和。乌古孙仲端从中原北行，经漠北至色楞格河下游之梅里吉(篾儿乞)、途马(秃马惕)，西行经纥里迄斯(吉里吉思)、乃蛮、航里(康里)，越金山而南经瑰古(畏兀儿)，再西行经合鲁(哈剌鲁)居地，经伊犁河流域至西域。次年夏至铁门见成吉思汗，同年冬归国。1222年，再赴西域，求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要求金割地，和谈失败。归国后因为“身使万里”，“所游历甚异”，所以著《北使记》以记之(30)。
　　(4)教皇使臣普兰诺·卡尔辟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
　　1241年拔都率领的蒙古军攻入东欧，震动了欧洲各王公与教廷。1245年英诺森四世教皇派意大利人方济各会领导人之一卡尔辟尼为使节出使蒙古。同年4月，卡尔辟尼从法国里昂出发，经波兰进入斡罗思(俄罗斯)，至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下游撒莱谒见拔都，然后穿越里海、咸海以北草原，溯锡尔河而上，经西辽、乃蛮故地进入蒙古高原，于1246年7月22日到达哈剌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8月24日出席元定宗贵由即位大典。同年冬卡尔辟尼谒见元定宗，递交教皇国书。国书中谴责蒙古屠杀基督教徒，要求讲和，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贵由亦复书英诺森四世教皇，认为蒙古攻城略地乃奉上天意旨所为，拒绝皈依基督教。如教皇有意约和，应亲自来见，否则兵戎相见。贵由复信还驳斥上帝护佑基督教徒的说法，认为蒙古人的胜利便是长生天护佑的结果。不久他启程西归，于1247年11月返回里昂。在向教皇复命后，用拉丁文写下出使报告。此报告是研究13世纪初蒙古与东方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教皇致蒙古的国书与元定宗的复信至今尚存。贵由复信以畏兀儿文与波斯文写成，上面钤有贵由的蒙古文御玺(31)。
　　(5)鲁卜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
　　鲁卜鲁克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士，1253年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赴蒙古传教，争取蒙古与基督教结盟共同对付中东伊斯兰诸国。他从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儿(Acre，今以色列海法之北)出发，越黑海到达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下游之撒莱，谒见拔都。拔都派他赴蒙古朝见蒙古大汗。他东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经塔剌思河、垂河、乃蛮故地进入蒙古高原，于1253年冬到达和林之南的汪吉河蒙古冬营地。次年7月，携带蒙哥致法国国王的国书返国。1255年到达地中海东岸。归国后，他用拉丁文写下《东方出使记》，此游记是研究13世纪上半叶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资料(32)。
　　(6)小阿儿马尼海屯世国王
　　1243年蒙古大将拜住在鲁迷(今小亚细亚)打败塞勒柱帝国的军队，其位于西里西亚的属国小阿儿马尼(今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有意降蒙。1247—1248年，他派出兄弟三帕德出使蒙古。1254年，海屯一世奉拔都之召从其都城息思(今土耳其科赞)出发，至拔都斡耳朵。然后继续东行，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经西辽故地、乃蛮故地，渡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思河)，抵达漠北蒙哥宫廷。于同年9月13日谒见元宪宗蒙哥，蒙哥颁赐钤有御玺的诏书，保护其国，并允许基督教合法存在。海屯一世在蒙哥驻地停留了50天，经胡木升吉儿(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乌伦古河)、别十八里、耶勒、彰八里、仰吉八里、奶湖(今赛里木湖)、阿力麻里、亦剌八里、塔剌思、描马尔罕、不花剌、马鲁、帖必力思等处归国。他的随从乞剌可思·刚扎克赛在其著作《阿儿马尼史》中收入海屯一世的东游记，使传之于世(33)。
　　(7)西行使臣常德
　　常德是元宪宗派往西亚的使者。1259年正月，蒙哥因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报达哈里发等国，命常德往视。常德从和林动身，越金山南下至别十八里、孛罗(不剌)、阿力麻里、虎思斡耳朵、塔剌思、赛蓝，渡忽章河(今锡尔河)，经寻思干(撒马尔罕)诸城，渡暗不河(今阿姆河)，再一路西行至报达。历14个月后返回蒙古。其随行人员刘郁归国后著《西使记》。书中所记元初西域风土人情及对旭烈兀西征的描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4)。
　　(8)列边·扫马(Rabban Sauma)与马儿忽思(Marcus)
　　列边·扫马是元代著名畏兀儿聂思脱里教士，约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与汪古部人马儿忽思一同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随商队从大都出发，经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宁夏(今银川)、斡端、可失哈儿、塔剌思、徒思(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抵伊利汗国蔑剌合，谒见聂思脱里教长马儿·腆合(Mar Denha)。后来访问波斯、阿儿马尼(今亚美尼亚)、谷儿只等地基督教遗迹。因战乱他们未能赴耶路撒冷朝圣，后寓居于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1280年马儿·腆合命马儿忽思为大都和汪古部主教，改名为雅八·阿罗诃(Yabbh Allah)，列边·扫马为巡视总监，遣返东方。但因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而未能成行。1281年，马儿·腆合去世，马儿忽思被推举为新教长，称雅八·阿罗诃三世。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派扫马出使欧洲。扫马经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至罗马，适逢教皇虚位。西行抵巴黎，向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递交了伊利汗的国书。又至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城会见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1288年归国途中，听说新教皇尼古拉(Nicholas)四世即位，复还至罗马谒见教皇。教皇致伊利汗阿鲁浑的复信至今尚存于梵蒂冈档案馆。13世纪曾有列边·扫马的传记，但已亡佚。无名氏著作《教长马·雅八·阿罗诃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摘录其主要内容，其事迹因此而为后人所知(35)。
　　(9)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马可·波罗是著名世界旅行家。在他出生前不久，其父尼古拉及其叔马泰奥赴东方贸易，至钦察汗国首都撒莱。回国时，因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爆发战争，路途不安而转向东方，在不花剌留居时遇旭烈兀出使汉地的使节，于是一同东到上都，其时约为1265年。忽必烈接见了波罗兄弟，并要他们归回时作为蒙古使节访问教廷。1269年尼古拉一行到达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儿(今以色列海法北)，恰逢老教皇已死、新教皇待立的虚位期，只得返回威尼斯。1271年，波罗兄弟携马可·波罗东行，在阿克儿谒见新教皇哥里高利十世。教皇派出信使随他们一同前往东方，但教皇的信使途中折回，将教皇国书转交波罗一家人。他们经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忽鲁谟斯、巴达哈伤、可失哈儿、斡端、沙州、宁夏(银川)，于1275年到达上都。
　　马可·波罗因聪明而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派他出使各地。《马可·波罗游记》中(36)叙述了数十个汉地城市，如大都、京兆(西安)、成都、大理、济南、扬州、镇江、福州、杭州、泉州等。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妃子去世，派使者入朝请赐新妃。元朝选出少女阔阔真，马可·波罗一家受命同行，至此他们在中国已经居住了17年。1291年，他们从泉州启程，取海路赴波斯。在把阔阔真送赴伊利汗廷后，他们从桃里寺返回威尼斯。
　　马可·波罗返国后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爆发战争。马可·波罗参战被俘。在羁押期间口述旅行中国见闻，由同狱小说家鲁思梯切诺笔录写成《马可·波罗游记》。此书很快广为流传。马可·波罗于1324年去世。
　　(10)教皇使节马黎诺里(Giovanni di Marignolli)
　　马黎诺里是佛罗伦萨人，圣方济各会士。后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遣15人赴教廷。同时大都阿速贵族福定也因主教蒙特戈维奴去世8年而致书教皇，要求教廷派继任者前来。教皇本笃(Benedict)派马黎诺里等出使元朝。1336年底，马黎诺里等从法国南部的教皇驻地阿维农(Avignon)动身东行，先至钦察汗国都城撒莱，谒见月即别汗，再继续东行，至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至正二年(1342年)马黎诺里等抵达上都，受到元顺帝的接见。马黎诺里进呈教皇国书，并奉献骏马。元廷习见的均为蒙古马，体形矮小。马黎诺里带来的骏马体形高大，受到元顺帝和朝臣的喜爱，被誉为天马。画师周朗为之作画，许多文人作诗歌颂，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马黎诺里在大都留居约3年，乘驿赴泉州，从泉州动身，由海路归国。1353年返回阿维农。
　　(11)蒙古人与教廷的往来
　　元太宗即位后，命搠儿马罕领军西征，进攻太和岭地区(今高加索)。搠儿马罕死后，由拜住那颜继任统帅。教皇因蒙古西征，许多基督教徒被杀，曾遣使拜住，致信指责蒙古人的屠杀。拜住派出暗伯(Aybeg)和薛里吉思(Sargis)为使复信教皇，要教皇在和与战中任择其一。
　　元定宗贵由即位后，派驻西亚的蒙古大将野里知吉带也与教皇有信使往来。野里知吉带于1248年派出使臣赛甫丁·木契非·倒的、马儿忽思致书教皇。其信中没有蒙古贵族致外国首领信中通常可见的傲慢态度，声称蒙古人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对统治区内的基督教各派，如拉丁派、希腊派、阿儿马尼(亚美尼亚)派、聂思脱里派、雅各派一视同仁。1255年法国国王的使臣鲁卜鲁克在出使蒙古归国途中，曾经遇到教皇的使臣出使蒙古诸王撒礼塔、不里和元宪宗的使臣5人。
　　旭烈兀消灭大食帝国残余后，使欧洲诸王公受到鼓舞，他们认为十字军可以与伊利汗国结为同盟，共同对付中近东穆斯林势力。历代伊利汗与教廷之间均有往来。旭烈兀的继位者阿八哈曾于1268年致书教皇，此信以拉丁文写成。1274年，阿八哈的使臣也致信教会的里昂大会，信亦以拉丁文写成。阿鲁浑汗曾派出列边·扫马为使，出使英、法国王和教皇。伊利汗合赞也于1291年致信教皇，信以蒙古文写成。从汉地启程赴波斯，后来担任报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的雅八·阿罗诃于1302年和1304年分别致信教皇，信件以阿拉伯文写成，钤有畏兀儿文印章(37)。
　　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有拂林国使臣来汉地。这位使臣应当就是后来加入蒙特戈维奴在大都传教团的安德鲁(38)。他约于1318年来到泉州，接替去世的泉州主教裴列格林。安德鲁在泉州生活了4年后逝世。他的墓志至今尚存于泉州。后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遣佛浪人(即欧洲人)安德烈率15人赴教廷致信教皇，同时带有元大都阿速人、知枢密院事贵族福定和左阿速卫指挥使香山等人的信件。教皇得知教廷派出的主教蒙特戈维奴已去世8年，就派出马黎诺里率32人赴元廷。
　　①《长春真人西游记》。
　　②同恕：《陈君墓志铭》，《榘庵集》卷7。
　　③陈得芝：《元岭此行省建置考(上)》，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年第9辑。
　　④《长春真人西游记》。
　　⑤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28《大丞相刘氏先茔碑》。
　　⑥《鲁卜鲁克游记》，道生英译本(The Mongol Mission,ed．By Christopher Dawson,London and New York,1955)，第175—177、183—184页。
　　⑦见吉谢列夫：《古蒙古城市》(C.B.Κиселев，Древнемонгольские Города，Москва，1965)，莫斯科，1965年，第138—168、173—182页。
　　⑧陈得芝：《元称海城今地考》，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
　　⑨Ilan在突厥语中意为“蛇”。
　　⑩《元史·贾塔剌浑传》。
　　(11)《元史·地理志》。
　　(12)《元史·百官志》。
　　(13)吉谢列夫：《古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第59—119页。
　　(14)参见陈得芝：《元代北方三测景所地理略述》，刊于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
　　(15)《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6)《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汉译本，第126、188页。
　　(17)蒲道源：《西乡宣差燕立帖木儿遗爱碑》，《顺斋闲居丛稿》卷16。
　　(18)《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19)耶律楚材：《过阴山和人韵》，《湛然居士集》卷2。
　　(20)王恽：《秋涧集》卷94。
　　(21)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永乐大典》卷10888。
　　(22)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
　　(23)《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仆文续集》卷2。
　　(24)《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7。
　　(25)《元史·地理志》。
　　(26)《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418。
　　(27)米歇尔·魏耶斯：《察合台汗国蒙古文乘驿公文》，载《中亚研究》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室，1967年第1期，第7—54页；福海伯：《又一份察合台汗国的蒙古文乘驿公文(14世纪)》，载《中亚研究》1968年第2期，第7—14页。
　　(28)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9)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本，刊于《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30)《北使记》，刊于刘祁：《归潜志》卷13，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1)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
　　(32)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
　　(33)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纪》，何高济汉译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刘郁：《西使记》，收于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参见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
　　(35)布基：《忽必烈汗的僧人》(E．A．W.Budge，The Monkes of Kubilai Khan)，纽约，1928年。
　　(36)《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tr.by A.C.Moule and P.Pelliot),伦敦，1938年。
　　(37)伯希和撰，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版。
　　(38)陈得芝：《元仁宗时教皇使者来华的一条汉文史料》，刊于《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