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各种宗教，各种宗教文化都得以流行和发展。元代中国通行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在这时传入中国。而中原流行的道教也随汉民的西迁传入西域。
　　(一)唐元时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分布
　　早在北宋时代，葱岭以东地区佛教就十分流行。《宋史·于阗传》中记载了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国主乞封为“鳞黑韩王”之事。“*(左石右后)鳞”出自梵文，意金翅鸟。这说明，虽然当时于阗已经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剌汗朝征服，但其王室还受佛教相当大的影响。
　　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由于其皇室和贵族沿辽旧制信奉佛教，使佛教势力在中亚稍有发展。乃蛮人原来信奉聂思脱里教。屈出律投奔西辽后，成为驸马。他放弃原来的信仰，改奉佛教。屈出律篡夺西辽，攻下可失哈儿、斡端后，强迫当地居民放弃伊斯兰教，要他们或选择聂思脱里教和佛教，或遵行契丹人风俗。并派士兵侵入民居，监视百姓。在武力威胁下，可失哈儿、斡端的百姓只得服从。穆斯林的礼拜被禁止。清真寺和经学院被封闭①。屈出律的所为遭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在斡端召开的有3000多名伊马目参加的辩论大会上，夏·伊马目阿老卜丁·麻合没的(Ala al-Din Muhammad)挺身而出与之辩论，遭到囚禁，在受尽酷刑后，被钉死在寺院门上。
　　依仗武力建立起来的佛教势力是不能持久的。当屈出律为蒙古军擒杀后，伊斯兰教很快又在于阗、可失哈儿等地占据上风。到13世纪70年代马可·波罗经过这里时，已经看不到什么佛教势力了。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记载道：丞相伯颜尝至于阗，于其地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②。穿井得玉佛的故事，间接地反映出当地佛教衰落的情景。
　　唐以后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在天山东部的畏兀儿地区。回鹘人在迁到安西后，一面继续崇奉摩尼教，一面接受了当流行的佛教。元代文人欧阳玄记载：“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③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归来后记载道，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④。近人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高昌回鹘时期的回鹘文经卷残卷等遗物，说明其地佛教的盛况。
　　高昌回鹘的佛教受到摩尼教的强烈影响。回鹘佛教中诸天及恶魔等的名称，均来自于他们本来信仰的摩尼教中诸神恶魔之名：例如：“梵天”(Brahma)⑤称Azrur，为伊朗神Zervan“大明尊”的转讹；“帝释”(Indra)⑥称Khormuzta，为Ormuzd“阿胡拉·马兹达”(光明之神)之转讹⑦。回鹘佛教文献中的这些来自中亚的语汇与粟特人有关，所以回鹘人不用梵语naraka“地狱”，而用相同意义的粟特词tamu；不用梵语的klesa“烦恼”，而用相同意义的粟特词nixwan；不用梵语的prthgjana“外道”，而用相应的粟特词midik取代。
　　蒙古统治者设有官员管领畏兀儿之地的释教。畏兀儿人月儿思蛮，“事宪宗，袭父爵，兼领僧人”⑧。月儿思蛮董理畏兀儿地释教事当在13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
　　元代欧洲东来的使臣、旅行家留下的记载中也有关于畏兀儿地区佛教的记载。法兰西国王使臣鲁卜鲁克1253年前往朝见蒙哥汗时，在畏兀儿地区看到过不少佛僧。他描述说：“进此偶像庙，我看到僧徒，每月初一，他们打开庙门，穿上袍服，烧香悬灯，呈上民众的果品炊饼等祭物……这些畏兀儿人衣着如下：他们不论到何处去，总是身穿金色束腰外衣，系一腰带，状如富浪人，左肩至右侧着一袈裟，就像四旬节执事所穿的十字褡一样。”⑨马可·波罗虽未到过畏兀儿之地，但也听说了畏兀儿地区的佛教，他说：“畏兀儿为一大州，臣属大汗，首府称哈喇火州，治下村镇众多，居民为偶像教徒……也里可温常与偶像教徒通婚。”⑩
　　畏兀儿之东的哈迷里，也是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元史·释老传》说国师必兰纳识里(也作理)(11)是感木鲁国(今新疆哈密)人。《元史》说他“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1302年)，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1312—1313年)，命翻译诸梵经典。延祐间(1314—1320年)……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者，皆令必兰纳识理译进。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廷中愕眙，观所以对。必兰纳识理随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赍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至治三年(1323年)……特授沙津爱护持(12)，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马可·波罗也说：“［哈迷里］州之居民，如上述其他各地居民一样，都是偶像教徒。” (13)哈剌火州和哈迷里，直至明代仍有奉佛的记载。
　　《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有畏兀儿地昌八剌城以西再无佛僧，“回纥但礼西方耳”的说法，但刘郁《西使记》中记道：“［己未年(1259年)］三月一日过赛兰城，有浮图，诸回纥礼拜之所。” (14)这里提到的“浮图”如果确是指佛寺的话，则说明蒙古国时代畏兀儿以西，直至忽阐河流域仍零星散布着一些佛教据点。
　　(二)畏兀儿著名佛教人物及文献
　　自唐末至元初的数百年中，佛教在高昌回鹘中长兴不衰。直到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西行朝见成吉思汗途中，在别十八里受到畏兀儿王公贵族、士庶、僧、道数百人的欢迎。他看到僧人皆着赭衣。在畏兀儿首领为他设置的宴席上，侍坐者“有僧、道、儒”。别十八里有“龙兴寺”，“寺有佛书一藏”。他继续西行至昌八剌城，畏兀儿首领率众来迎，欢迎人中也包括佛僧。在宴席上“有僧来侍坐”。丘处机“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人回答“剃度受戒，礼佛为师” (15)。丘处机看到的应该都是畏兀儿僧人。
　　蒙古立国之初，因为“回鹘最强先附，遂诏其主亦都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才一艺者，毕效于朝” (16)。这样，许多畏兀儿僧人入居汉地，为蒙古统治者服务。例如，高昌人舍兰兰“其地好佛，故为苾刍(17)者多”。海都叛乱引起畏兀儿人大量内迁，舍兰兰8岁从其亲至大都，入侍元世祖察必皇后。后来舍兰兰奉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18)为师。学成后“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汉人之称师也”。后受诏居妙善寺，“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10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寺，京师万安寺等，皆贮纱币，以给然灯续明之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番汉诸国之僧……” (19)。舍兰兰这位畏兀儿尼姑，入居大都后成为著名法师，虽久居汉地，但不忘故土畏兀儿地区。
　　别十八里人安藏，字国宝，自号龙宫老人，其祖父名小乘都，其家世奉佛教。安藏从小“目闻父兄讲诵经论”，“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喜叹不已” (20)。安藏又是元代著名翻译家，他把多种汉籍经典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
　　别石拔里人大乘都，出自畏兀儿贵族世家，“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其子名曰大理都、大慈都(21)。
　　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父子也出自佛教世家。阿鲁浑萨理之祖父阿台萨理精佛氏之学，当成吉思汗从西域还军时，他从而至燕。其子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1275年)，入为释教都总统”。《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略》说他“早受浮图法于智全未利可吾坡地沙，圆通辩悟”。乞台萨理之师“智全未利可吾坡地沙”是一位居住于燕都的佛师。从他为乞台萨理起法号为“万全”看，他很可能是汉人。阿鲁浑萨理因父亲法号为“万全”，因此以全为姓氏。他“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八，即通其学，且能解诸国语”。阿鲁浑萨理之师八哈思八应当就是吐蕃高僧八思八。阿鲁浑萨理是一位懂得多种语言的佛僧。至元二十年(1283年)“有西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译者皆莫能通其说。帝问左右，谁可使者。侍臣脱烈对曰：‘阿鲁浑萨理可！’即召与论难，僧大屈服” (22)。
　　有元一代，畏兀儿僧徒在朝廷的宗教活动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常受命为皇室告天祝寿，所以《元史》和《佛祖历代通载》中常见高昌僧做佛事的记载。
　　蒙古国时，治理西亚的大臣阔里吉思，是别十八里附近人。据志费尼说，他曾是一名佛教徒。佛教文化对察合台汗国的壬室也有影响，14世纪30年代的察合台兀鲁思汗中有名答儿麻失里者，其名可复原为Tarmashirin，应来自梵文，意为法吉祥。
　　迦鲁纳答思是元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也是畏兀儿人，“通天竺教及诸国语”。因为安藏的推荐，奉召入朝，受命给国师讲法。国师是吐蕃人，语言不通。忽必烈命迦鲁纳答思从国师学习教法和吐蕃的语言文字。不久皆通。他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 (23)。
　　今藏德国编号为TM14号(U4759)的吐鲁番文书为一份佛经残件，其中有一篇是用头韵诗写成的题记，提到了一位名叫Karunadaz的人，就是迦鲁纳答思。该题记曰：“这项翻译最优秀作品的工作由迦鲁纳答思Sidu(释都？)圆满而无遗漏地实施并完成了。翻译地点在大都的精美奇妙的白塔(stupa)(24)寺中进行，时间吉祥的虎年，十干(sipqan)之壬(sim)年七月。”
　　这份文献表明，锓版印出的佛经不但分赐给汉地诸王大臣，就连当时已属察合台汗国的畏兀儿地区的贵族也得到赐书。这使人们联系起另一份出土于吐鲁番的蒙文佛经。该佛经题记中曰：“余受合罕之命，于鼠年(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夏月第一月初一日，于大都白塔寺内刻印”此经，“印行千册以传众生” (25)。这份蒙古文经卷也是刻印于大都，后来由元廷颁赐给高昌贵族的。
　　《庚申外史》记己卯年事载：“国初收江南归附，时瀛国公幼君也，入都自愿为僧白塔寺中。”可见元初大都已有白塔寺地名。上述畏兀儿文和蒙古文佛经跋文中所提到在大都译经、刻经的地点“白塔寺”，应即此地。可能就是今天北京西四附近的白塔寺。
　　元中期以后，畏兀儿地区虽然转归察合台汗国统治，但元廷与那里的官民仍然维持着密切的联系。高昌畏兀儿贵族如同汉地诸王大臣一样，受赐在大都译成翻刻的畏兀儿字、蒙古字佛经。高昌寺院内的“然灯续明”之费，也由汉地提供。
　　与察合台汗国相邻的河西，是元代畏兀儿佛教文化的另一个中心。元世祖至元年中，畏兀儿亦都护家族从哈密立撤至此处定居下来。斯坦因从我国敦煌劫走的文献中，有一本畏兀儿文诗集，今藏大英博物馆，编号Or8218。诗集的尺寸为147×193毫米，以中国方式装帧，纸质白而薄，保存良好，没有一页破损。此写本以细笔写成，清晰易读。正字法也相当规则，除了t和d，z和s之间的互换外，没有其他字母变换。在第一首诗后，是一篇佛教哲理散文，题目为《悟性授本》，据文后题记云，是一位名叫法师(Vapshi)八哈石(Baqshi)的人的作品，也有可能写自大都。
　　斯坦因从敦煌劫走的文献中还有一件也是元代畏兀儿佛教文献。这是一份自藏文译为畏兀儿文的佛经。年代署元至正十年(1350年)六月四日，是一位来自Ush Lukchung的畏兀儿人，名萨里都通(Sarigh Tutung)，奉西宁王速来蛮之子诸王阿速歹(Asutai)的令旨抄录的。
　　(三)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
　　10世纪以后，穆斯林文化逐渐从阿姆河以北地区，向忽阐河以东草原和葱岭以东传播。蒙古国时代，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的流传已更为广泛。在后来的察合台汗国统治区内，至13世纪初，其西部，即阿姆河以北地区、哥疾宁一带和费尔干那盆地基本上属伊斯兰文化区，但亦有聂思脱里教的势力在活动。忽阐河以东草原和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镇的情况也相去不远。只有畏兀儿地区例外，佛教占据优势。蒙古入侵使伊斯兰教的发展受到打击，但并没有改变伊斯兰教向东传播的历史趋向。元末察合台汗国蒙古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迅速取代其他各种宗教，成为后来今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
　　13世纪20年代，丘处机在畏兀儿西境的昌八里了解到，由此“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这里提到的“回纥”指西域回回人，就是说回纥只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规定，做礼拜时须向天方所在的方向跪拜，故曰“回纥但礼西方耳”。丘处机进入哈剌鲁人的居地阿力麻里时，受到“铺速满国王”和蒙古达鲁花赤的迎接。铺速满，即波斯语musalman(意为“伊斯兰教徒”)的一种方言读法的音译，元代又音译为木速蛮等。当时阿力麻里的统治者是为屈出律所擒杀的哈剌鲁部首领斡扎儿之子昔黑那黑的斤(Siqnaq Tegin)，时已随成吉思汗西征。丘处机遇到的这位“铺速满国王”，当为留镇故土的斡扎儿家族成员。
　　居于海押立的是另一支以阿儿思阑汗为首的哈剌鲁人。1211年，阿儿思阑汗入觐成吉思汗，哈剌鲁贵族马马一同前往。马马之孙哈只留为质子，后来成为元太宗的厨师(26)。马马之孙哈只充任质子，证明他是阿儿思阑汗的同族近亲。马马之子名阿里，祖孙三代均使用伊斯兰教教名。只有赴麦加朝过圣的教徒才可称为哈只，足以说明海押立的哈剌鲁人上层已经伊斯兰化(27)。鲁不鲁克曾在海押立看到过三所聂思脱里寺，那里是一个聂思脱里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杂居的地方。
　　据《元史·顺帝纪》记载，元明宗之妃、顺帝之母名迈来迪，罕禄鲁氏，即哈剌鲁人。《庚申外史》把她称为“回回女子”，足见迈来迪出自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剌鲁家族。居住在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至赛阑之间的民族，在宋元时代被称为阿儿浑人。元初这一部分人已经基本上伊斯兰化(28)。在虎思斡耳朵地区，信奉伊斯教的阿儿浑人与聂思脱里教徒混居。
　　天山以南的诸绿洲在蒙古入侵以前，业已基本上伊斯兰化。13世纪70年代马可·波罗沿南路入元时，在可失哈儿、忽炭、阇缠等地看到，占据优势的是伊斯兰教。
　　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畏兀儿之地，除了流行聂思脱里教以外，伊斯兰教势力已经渗入进来。1209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遣往成吉思汗处表示归顺的使臣中，就有回回人乌马儿。13世纪中叶，鲁卜鲁克为朝见元宪宗蒙哥，途经畏兀儿之地时看到：“在所有他们(畏兀儿)的城镇中，都可以发现杂居有景教徒和萨剌森人(按：伊斯兰教徒)。” (29)据志费尼记载，1251年，畏兀儿亦都护撒连地曾与一些贵族商议，打算乘别十八里的穆斯林们在聚礼日(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礼拜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后因计划败露，未能实行。足见当时畏兀儿的政治中心别十八里已经有不少回回人。
　　中亚的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蒙古西征时及蒙古在中亚建立统治之初，曾大肆摧残当地的回回文化。有名望的学者和回回贵族，凡有反抗蒙古统治行为的，或为杀戮，或受凌辱。由于蒙古人强制推行蒙古法，回回人的风俗习惯受到无端干涉。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受命出镇西域的察合台成为回回人民的诅咒对象。
　　许多回回贵族和知识分子投降蒙古，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得力助手，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及其子麻速忽、讹答剌人哈巴失·阿迷的等。蒙古人人数不多，处于土著文明的包围之中。随着蒙古人入居西域时日渐久，受周围环境浸染影响，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逐渐加深，开始有一些蒙古贵族接受伊斯兰教。合剌旭烈之子木八剌沙(Mubarak Shah)的名字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意为“吉祥之王”，就体现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八剌汗在入侵伊利汗国失败以后，亦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取教名黑牙术丁。这两位在13世纪的察合台兀鲁思汗，是察合台汗国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先驱。
　　时间的推移使入居西域的蒙古人渐渐同化于当地民族。至14世纪20年代怯别汗在位时，察合台汗国的中心移到汗国的西部农耕文化占据优势的绿洲地区，蒙古统治者已经安于生活在定居穆斯林中。1331年答儿麻失里称汗后，居于汗国西部的蒙古人中有许多成了穆斯林。答儿麻失里顺应时势，改变兀鲁思汗往年例行东巡的作法，并下令改宗伊斯兰教，使察合台汗国西部的蒙古人中伊斯兰教比其他各教占了更大的优势。
　　合赞算端汗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当时西部蒙古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1348年，在朵豁剌惕氏支持下脱忽鲁帖木儿称东部汗。他在回回人的劝说下，热心地推行伊斯兰教，汗国东部16万蒙古人随之皈依伊斯兰教。这标志着察合台汗国蒙古人伊斯兰化的过程基本完成，并为伊斯兰教最终取代其他各教，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宗教奠定了基础。
　　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30)。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31)，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回回起初是宋人对回鹘(回纥)的另一种称呼。宋辽金时代回纥和回回常专指中亚人，这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代。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为“回纥”，即回回。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兰教徒，但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等。到后来，甚至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数场合下，还是指伊斯兰教徒，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入，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土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很大。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 (32)。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3000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工匠、平民等被收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制糖、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Simali，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3000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马尔罕人(33)。
　　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 (34)，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 (35)的局面。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 (36)；“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 (37)。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
　　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 (38)的原则，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39)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 (40)，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 (41)。回回哈的司在“外头”设立的衙门就是在各地设立的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皇庆年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42)。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43)。
　　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流行。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 (44)。
　　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发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0年(1310—1311年)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45)。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称号“迭里威失”(darvish，苦行僧)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10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剌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46)。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如答失蛮(danishm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纳麻思(波斯语namaz，译言礼拜)等。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 (47)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新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14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48)，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49)。这些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吉普赛人源出于印度。他们自称为罗里(Luri)，又被人们称为木尔坦尼(Multani)，意为“木尔坦人”。木尔坦(Multan)是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中游的一座城市。15世纪以后，一部分罗里人经埃及流浪到欧洲，因而被称为埃及人。今英语对吉普赛人的称呼Gypsy就来自Egypt(埃及)这个词。此外他们又在一些国家中被称为茨冈人等。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四处流浪。元代东来的回回人中混有吉普赛人，元人称他们为啰哩、剌里等。他们仍然保持着游手好闲的民族特点。《元史·成宗纪》提到，大德六年(1302年)中书省官员向朝廷报告罗里人扰民，元政府想以安置屯田来解决问题。《元史·顺帝纪》至正三年(1343年)六月条提到，剌里回回五百余人渡河寇掠解、吉等州。元朝国制规定，“蒙古、色目殴汉人、南人者，不得复”。元末江南罗里户依仗他们属回回人，数百人到处抢掠，百姓束手无策。当时泾县典史胡松曾以酒米宴请这些罗里人，劝他们离去。至今泾县云岭尚有罗里村。
　　元以后，罗里人仍然在西北一些地方活动。明代秦州(今甘肃天水)有回回别种啰哩户。他们自相婚姻，不与汉人嫁娶。因为人口有限，甚至发生姑姨配侄甥、兄弟娶姐妹的事。地方官发现这个问题后，经过寻访发现清水、秦安等地也有啰哩户，于是才解决了他们近亲婚配的问题。
　　罗里人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视流窜偷盗为正当职业，与汉民经常发生纠纷。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啰哩人与清水地方官府发生冲突，典史也被射死。万历十五年(1587年)，啰哩首领马友忠聚众千人起事，被清水县知事击败，啰哩民众20余人被杀。后来他们继续在凤翔一带抢掠，还收容穷苦矿工和饥民，被明军再次击败后不知所终。崇祯十三年(1640年)，啰哩人又在清水寇掠，被知府追围于观音殿烧杀之。
　　今兰州以北永登县境内的薛家湾有一部分人被称为“蛮婆子”，解放前就引起过学者们的注意，把他们与吉普赛人挂钩。他们把外人称为“豁家”，至今美、英吉普赛仍把外人称为Gaje或Gagio，与此很相似。据兰州大学调查，他们是100多年前从外地流入此地的，全村有高、柳、刘、何四大姓，互相通婚，不与外人嫁娶。解放前常以毛驴车拉着一家外出走家串户算命。解放后，虽然有了土地，但仍然喜欢算命，主要农活雇人来做。他们信仰周公、桃花娘娘和无量祖师。他们已经不再信奉伊斯兰教，不是回回人了(50)。
　　元代汉地的道教也传到西北边疆地区。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赴西域朝见成吉思汗路过畏兀儿首府别十八里，出迎的有数百人，其中除了亦都护家族成员、官员、士庶、佛僧以外，还有道士。丘处机本人是道士，故他对别十八里的道士的装束作了细致的观察。在他看来，当地“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在畏兀儿首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侍坐者有僧、道、儒” (51)。在阿力麻里，有汉人工匠张姓于城之东园“营三坛，四百余人，晨参暮礼，未尝懈怠”。他曾延请丘处机，让他的“坛众得以请教” (52)。看来这些信奉道教的多为汉人，他们后来大约融合在当地民族之中了。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发的汉人传播到漠北。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4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 (53)，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包括各民族的人。
　　①志费尼：《世界征服史》，汉译本，第73、85页。
　　②学津讨原本，第17—18页；《南村辍耕录》卷28于阗玉佛条出于此。
　　③《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
　　④《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第5页。
　　⑤Brahma，在汉译佛经中音译作婆罗吸摩、婆罗贺摩或婆览摩，又意译作梵天王、梵王，意为一切众生之父。
　　⑥Indra，汉译佛经中作因陀罗，意为帝。
　　⑦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1页；并参见《维吾尔族史料简编》，1958年，第93页。
　　⑧《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⑨柔克义：《鲁卜鲁克威廉前往世界东方的旅行，1253—1255》，第147—148页。
　　⑩《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5—156页。
　　(11)必兰纳识里，与蒙文《白史》语音相符，梵语意为“智慧吉祥”。《元史·文宗纪》又作必剌忒纳失里。
　　(12)沙津爱护持，《元史》校勘者注曰：汉译“总统”，应为突厥语Sazin ayghuchi的音译，意为讲经师，见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第46—47页。
　　(13)《马可·波罗游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第154页。
　　(14)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7册。
　　(15)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第27—29页。
　　(16)《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略》。
　　(17)梵语Bhiksu，为男性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称，又写作煏刍、比丘，女曰苾刍尼、比丘尼(梵语Bhiksuni)。
　　(18)即《释老传》中成宗年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 pa’odzer)。
　　(19)《佛祖历代通载》卷22。
　　(20)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碑》，《程雪楼文集》卷9，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21)程矩夫：《秦国先墓碑》，《程雪楼文集》卷8，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22)《元史·阿鲁浑萨理传》。《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略》将受业卜思巴以后事归诸乞台萨理，未言及乞台萨理之子阿鲁浑萨理。
　　(23)《元史·迦鲁纳答思传》。
　　(24)stupa，梵语译音为窣堵波、苏婆或薮斗婆，意为宝塔。
　　(25)黑尼士：《柏林之吐鲁番蒙古文收集品》(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一份1312年的佛经印刷品残片》(I Ein buddhististisches Bruchkfmgment von Jahr1312)，载《德国科学院论集》(ADAW),1953年第3号，柏林，1954年7月。
　　(26)黄溍：《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
　　(27)参见杨志玖：《元代的几个答失蛮》，载《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0页。
　　(28)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载《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236页。
　　(29)《鲁卜鲁克游记》柔克义本，第141页。
　　(30)《金史·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这三个西辽属民当为伊斯兰教徒。用移习览译写Islam,其音正合。
　　(31)阿拉伯语Muslim(今译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alman的音译。
　　(32)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
　　(33)《元史·百官志》；《元史·哈散纳传》。
　　(34)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35)《明史·西域传》。
　　(36)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53。
　　(37)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第22—23页。
　　(38)《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39)阿拉伯语Qadi的波斯语音译，意为法官。
　　(40)《元史·仁宗纪一》。
　　(41)《元典章》卷53，《刑部》15,《哈的有司问》。
　　(42)《元典章》卷53，《刑部》15,《哈的有司问》。
　　(43)《元史·文宗纪一》。
　　(44)《明史·西域传》。
　　(45)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东京，1964年，第773页。
　　(46)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件，《通报》，1908年，第307—309页；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
　　(47)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48)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第179页，注2。
　　(49)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辑，第119—140页。
　　(50)参阅杨志玖：《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刊于《历史研究》1991年。
　　(51)《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
　　(52)《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39册。
　　(53)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辑，第11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