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沙漠绿洲是敦煌，附近的崖壁被称为千佛洞——容纳上千个佛像的洞窟。敦煌是一个大绿洲定居区，养育着大量的人口，有各种宗教的寺院，棉田生长茂盛，羊群在广阔的草原上觅食。约10英里远的沙漠中，一条小河从耸起于四周沙漠中的长长的砾岩悬崖下流过，河岸边狭窄的范围内生长着杨树林。从公元4世纪起，崖壁上就开凿出了石洞，在其后的7个世纪中，洞窟被佛教神的泥塑像和壁画逐渐填满，其艺术风格受到了早期佛教圣地如巴米扬和犍陀罗的影响。清新碧绿的杨树林之后的悬崖呈现出一幅壮观的景象：一层又一层的黑色洞窟布满了崖壁，一间摇摇欲坠的楼阁屹立于悬崖正中，遮蔽了一尊巨大的佛，其黑瓦曲线顶高出了悬崖之上。洞窟内的墙壁上画满了海绿色和赤褐色的巨大神像，他们身着丝带飘飘的长袍，这些场景都来自于佛祖生活和《本生经》中的故事。没有其他任何填塞物的空间挤满了一排又一排的小佛像，大部分洞窟的中央都有一根柱子，紧靠着柱子的是泥塑像，他们在莲花座上，或站或坐，头上顶着火焰般的光环，身边立着侍者。
　　在长长的悬崖右边的较小洞窟内是一个大的僧人居住区，他们在洞窟内工作，或画壁画，或在木架上创作塑像，或在大麻制品、纸和丝绸上画幡幢以备队伍行进之用，或在节日装饰特殊的洞窟。他们在长长的黄纸卷上抄写佛经，供当地信众和为数众多的当地寺院之用，并在幡幢下部画上供养人的画像。
　　安放在第16窟的石像名洪*(上巩下言)，是9世纪河西地区(即黄河以西)的一位杰出僧人。石像盘腿而坐，闭目冥想，把一道暗门隐藏在了身后。1900年，一位道士在这个一千年前被废弃的堆满沙子的洞窟内到处戳刺、寻找，终于打开了这道隐藏的门，发现了一个小洞窟，里面从地面到洞顶满满地堆放着卷起的经书和画卷。
　　王道士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档案：一座由公元400年到约公元1000年之间的经典堆成的山。大部分文书和卷子都是佛经，而且大部分是汉文，但仍有一些用梵文、回鹘文、吐蕃文、和田(于阗)文、库车(龟兹)文、粟特(索格底亚那)文和希伯来文写成；有摩尼教、聂斯托里教和犹太教经卷，有道教和儒教经典，也有大量关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历史和社会组织的世俗文书。
　　历史中的丝绸之路全貌都因这次偶然发现而明朗，但在这么小的洞窟内积存如此多的经典的原因尚不清楚。一些人认为当这一地区受到党项人的威胁时，这些经典就被密封隐藏了起来。党项人于1038年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西夏王国，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洞窟被封存的时间比这一时间稍早，或许是在11世纪的最初10年之中；其洞口被精心隐藏也说明这是有计划的行动，而不是在入侵中匆忙进行的。洪*(上巩下言)像最初安置在崖壁高处的一个洞窟内，他在死后不久(9世纪中叶)就被神圣化，这发生在敦煌被吐蕃人占领一段时间后又刚刚回归中原王朝的统治之后不久。他的石像被移至第16窟，窟壁上画着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下立有侍者，树上悬挂着修行者的皮囊和宝瓶。小侧洞的门似乎是为了进一步隐藏而被特意涂抹过。
　　实际上，积存经卷的原因可能有几个——对战乱的担心可能是其一。众多佛教文书构成了洞窟佛教图书馆的大部分，其中大量规范的宗教作品上都有刻印文字，显示出它们当初属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寺院，或许是这些寺院在被损毁之后它们才被转移到这些洞窟中储藏起来的。一些纸张被保存起来或许是以备不时之需，因为大量破损的经卷都打上了纸补丁。中国有一个保护有文字的纸的悠久传统，叫做“敬惜字纸”①(重视文字和纸)，目的是要防止这些材料被用于“无价值的地方”。1世俗文件如遗嘱和合同等可能为了安全起见而有意存放在了寺院内(那时没有银行和保险柜)。特别是在唐朝，当时宗教信仰在中国处于鼎盛时期，佛教寺院就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堂一样成为大量地方社会组织的聚焦点，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佛教被热情地吸纳并繁荣了很多世纪。
　　佛教是由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乔达摩·悉达多生活于公元前563至前483年，属于尼泊尔特莱地区的释迦部落。现在要理清他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围绕他的传说故事是不可能的，但他在大量的佛经中传授了摆脱痛苦的方法。佛经虽然通常被认为是由乔达摩·悉达多创作的，但实际上它是在几个世纪中由众人汇编而成的。
　　佛教是在反印度很多其他宗教(主要是印度教)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印度普遍接受一种信仰，这就是：人能够再生，人生是一系列生命中的一次，而每一次人生都受其前世道德行为的影响。这种信仰也被佛教接受，成了佛教口头流传的教义的一部分。然而，佛教跟等级森严的印度教不同，它根本不重视种姓制度，而且为了解脱，也不重视宗教仪式和对神的崇拜。佛祖宣扬“四谛”：第一谛，“在人生之中，一切都是受苦：生、老、病、死；为所不欲为，摆脱自己的欲望，不能达到自己的愿望，都是苦。第二谛明确了受苦的原因，即希望得到虚幻的东西：快乐、永生，所有这一切都造成生死不息之果。第三谛就是要克制欲望，断灭诸苦得以产生的根源。第四谛是达到修行目的的方法……即实现断灭诸苦的八正道，包括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和正精进”。2
　　遵循八正道(又进一步分为“戒、定、慧”三学)的精神修行最好在寺院中进行。俗世的佛教信徒可以通过捐助僧人和寺院，捐助钱财、食品和衣物等，通过尽可能遵循佛经训诫来获得功德，进而求得更好的来世。
　　佛教的清规戒律是在佛祖的生平之中发展起来的。从8岁起才可进入寺院，只要要求出家者能够证明他“是男性，不是罪犯，不是残疾，没有病，不是士兵，不是奴隶，不是在没征得父母的同意之下这样做的”即可。要求出家者要发誓笃信佛教“三宝”：佛、法、僧；发誓恪守十条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不非时食，不听视歌舞，不涂饰香鬘，不坐高广大床，不蓄金银财宝。”然后他要被剃度，着僧衣，仅吃化缘得来的食物，而更理想的是带着允许拥有的八件物品生活在大树之下，这八件物品是：一只钵盂、“三件衣服”(一件上衣、一件下衣、一件红色或黄色的大氅)、一条带子、一把剃刀、一根针和一个滤水器，而且“只能用奶牛尿作药用”。后来，这个物品清单增加了包括一件雨衣、一把扇子、一根木牙签、一双便鞋、一根手杖和一串念珠。3②
　　关于佛教进入中国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其第一次传入中国的事情却几乎无人了解。有人说佛教最大的赞助者、印度孔雀王朝君主阿育王(前273—前232)派遣了一支僧侣传教团，由法师释利防率领来到中国向秦朝(公元前221—前206)的第一位皇帝献上大量佛经。皇帝没有被其打动，而且很快就把这些僧侣打入监狱。据说一位16英尺高的金人打破了监狱门把他们放了出来，因此皇帝转而极其热情地招待他们。传说中日期的混乱(阿育王死于秦始皇掌权之前)在另一个著名的关于佛教传入的故事中再一次出现，这是一个关于汉明帝(58—75在位)做梦的故事，他在梦中梦到了一个金人。有人向他解释说这是佛祖，他受到感悟，派出了一个使团(有的版本说这个使团是由张骞率领的，而张骞在公元前114年就去世了)到月氏国求取佛经。据说使节们骑着白马返了回来，还邀请第一批传教士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同回到洛阳。汉明帝在洛阳(当时的首都)城外为他们修建了白马寺，两匹石马——或许雕刻于宋朝(960—1279)——就立在寺院之外。白马寺虽然建于公元68年，但此后在其原址上被彻底重建过多次。
　　佛教似乎在公元前1世纪的前半叶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它被认为是通过丝绸之路渐渐传入的，而且第一批真正的传教者是来自中亚的“外国人”，他们以商人或使节的身份，以难民或者以在中国对中亚游牧民族连续不断的军事行动中抓获的人质的身份居住在中国。“外国人”和中亚中间人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巨大的佛经收藏量——经藏(佛祖的训诫，被认为是佛祖所作)、律藏(寺院戒律)和其他经文——都要译成汉语，似乎直到4世纪晚期才有中国人学习梵文。4
　　在早期的佛教传播中，有影响的外国人被记载了下来：中文名字叫做安玄的帕提亚商人在公元181年到达洛阳，并最终进入了一座由最重要的佛经译师之一、另一位帕提亚人安世高担任方丈的寺院。
　　康孟祥(2世纪末)是粟特人的后裔。康僧会于3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家庭，尽管他说汉语，但还是被描写为长着印度人的面孔、深眼窝、高鼻梁。
　　在像“康僧会”和“安世高”这样的姓名的中国化过程中，派系分化也十分明显：康居是粟特人的母邦，所以他们通常取中国姓“康”；帕提亚人来自帕提亚，即“安息”，所以取中国姓“安”。专名翻译的系统化也反映在很多佛教专有名称特别是地名和术语的翻译中，很多特殊的汉字在像汉朝正史和《西域记》一类的世俗书籍中用于音译外国(中亚)名称，也用于佛经翻译，这种做法可能也得到了负责对外关系的官方机构的认可。5
　　很多沿河西走廊返回到中国而不是向西逃离匈奴的月氏人，对于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支谦的祖父是月氏人，在汉灵帝(168—190)在位时来中国定居。支谦的活动反映了早期中国佛教的异族本质，“他认识到，虽然大部分教义能够付诸实践，但经文大多以‘胡语’写成，无人能理解。既然他精通汉语和胡语，他就收集了所有的经卷从而将它们译成汉语。”6
　　佛教在其诞生地已明显分裂成两大流派：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强调菩萨的无我思想，菩萨虽然已达到了涅槃(意即空，超越了生之苦难，超越了生死轮回)的境界，却仍然留在人世间帮助其他人超度到涅槃境界。更加正统的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的贬称)，仍然强调成为阿罗汉(“圣”)并最终达到个人涅槃的理想境界。另外还有其他分裂出来的教派。传入中国的佛教不是这些教派之一，而是“综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经文，各种不同时期和教派、寺院的清规戒律，符咒和魔法，传说和学术文书的令人迷惑的混合体”。7
　　公元260年，中国第一位僧侣经丝绸之路西行收集佛经并将其译成汉语。朱士行是来自中原的河南省颍川人。颍川是一个小城，这里的佛教团体跟康僧会(粟特后裔)有联系。朱士行似乎一直在寻找一部特殊的佛经，他经南丝绸之路走到和田，取得梵文本《大品般若经》共2.5万首诗。在他到达时，和田是南丝绸之路西段起支配作用的一个王国，其影响从尼雅一直延伸到喀什噶尔。当时的大部分和田僧人笃信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在北丝路以库车为中心占支配地位)。和田也有一些小乘佛教信徒，他们似乎反对朱士行把大乘佛教经书带到中原，反对他跋涉如此之远来谋求国王的支持。为了战胜他们，据说朱士行提出用火进行神裁：经书被扔进了火中，但却完好无损。
　　译作最多的佛经译师是竺法护(出生于230年)。竺法护出生于一个世居敦煌的月氏家庭，他的传记首次提到了敦煌佛教。敦煌是中华帝国西端的一个绿洲，即将在4至11世纪成为中国最大的佛教中心之一。据说竺法护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受到过全面的汉文化教育，据说他精通孔子的经典著作和诸子百家学说等中国哲学方面的典籍。当他开始西行收集佛经之时，据说他已经掌握了西域“三十六国的语言文字”。8虽然他在长安翻译他收集到的佛经(达165部，其中72部流传了下来)，但他频繁地返回敦煌并在西行途中同他以前见过的僧侣(如一位克什米尔人)保持联系。这位克什米尔人送给他一部僧伽罗刹的《瑜伽师地论》，两人共译此经。公元284年竺法护在敦煌时，一名库车使节给了他一部《正法华经》。来自和田和克什米尔的其他僧人也给他带来了经卷，他跟一位汉人居士聂承远，另外还有印度人、库车人、一位粟特人、一位和田人和另一位月氏人一起翻译。他似乎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资金募集者，在敦煌地区他从中外人士那里吸收了大量捐助，以至于他在京城中能够慷慨借款而震惊京城贵族。9
　　行事古怪的中国化的印度僧人竺叔兰是2世纪晚期至3世纪早期人。他出生在洛阳，受到过良好的中国教育，但因来自于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印度家庭，所以他又懂梵语。尽管他以酗酒而闻名，但还是译出了《维摩经》。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地走在大街上，有一次他还因醉酒闯入县衙滋事而被捕。
　　毫不夸张的是，对中国佛经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是鸠摩罗什(350—413)。他的童年是在佛教中心库车和喀什噶尔度过的。他的父亲是印度人，其家族在库车地位显赫。他父亲一直想弃世而皈依佛教，但龟兹(库车)王劝阻了他，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他们的儿子鸠摩罗什被母亲带到克什米尔去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鸠摩罗什也在喀什噶尔学习过，他在库车时就已成为一名非常受人尊敬的佛学大师。公元384年，东晋将军吕光攻破龟兹，把鸠摩罗什带到了京城。10在长安，鸠摩罗什所主持的一个有几千僧众的翻译机构译出了38部佛经。尽管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翻译佛经上，但据说他却认为，读翻译过的经文就像吃别人咀嚼过的米一样乏味。
　　很多人继续长途跋涉收集佛经，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7世纪玄奘取经，但这些早期的佛教旅行家们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朝圣者，因为他们不去宗教圣地，也不去拜佛。第一位经丝绸之路前去求法者是3世纪的康法朗(可能是粟特后裔)。第一批真正的中国求法者是于法兰和于道邃，他们在325到335年间前往印度，却没能到达目的地，均死于印度支那。从他们死亡的地点来看，他们没有走已经成行的丝绸之路，而是走了南路，很可能是海路。11
　　第一部完整的求法记录是法显所作。他在399年启程，穿越丝绸之路，到达了在印度、斯里兰卡和爪哇的圣地，于413年经海路返回了中国。在中国他翻译了收集到的佛经，并据旅行见闻写成了《佛国记》。③
　　法显之所以前去求法，是因为他“慨感‘律藏’残缺，誓志寻求”。佛法律藏为寺院定下了规矩，他“跟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和其他人达成协议，一起去印度求取佛经。”这一行僧人来到甘肃后又有其他僧人加入，他们一起前往敦煌，在敦煌的寺院中住了一个月，还得到了当地僧侣和官兄的大力支持，“敦煌太守李浩给他们提供了穿越戈壁沙漠的全部所需给养。沙漠中有很多邪恶的幽灵和热风，那些碰上幽灵的人会毫无例外地突然死亡。这个地方天上无飞鸟，地上无走兽，他们尽其目力远眺四周以辨认道路，在这里找不到向导，只有腐烂的骷髅可以指引方向。”12这一行僧侣在罗布泊以南跋涉，这里的土地“崎岖而多岩石，不生草木”，但他们再一次得到了当地已“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官员的周济。在向西跋涉了15天之后，这支队伍分成了两部分：三名僧侣返回吐蕃进一步募集资金，法显和其他人继续“向西南方向前进。他们发现沿途无人居住，渡河非常困难。他们所经历的艰难无法形容，在跋涉一个月零五天之后成功到达了和田”。
　　当时的和田是一个繁荣的绿洲，和田国王养育着大批僧侣。法显一行再次分开行动：一人向克什米尔进发，法显和其他人经叶城和塔什库尔干最终到达了喀什噶尔。喀什噶尔正在举办五年一度的佛教“无遮大会”，还为云游僧人设了专用帐篷，里面布满了金色亮丽的华盖、飘扬的三角小旗，座位也用绣着金银莲花图案的丝绸覆盖着。他们的求法之旅是因崇拜“佛祖的一个石制的跟他的钵盂颜色一样的痰盂”和他的一颗牙齿而开始的，“为这颗牙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塔”。他们继续穿越“多山而寒冷”的地区，向常年积雪的博洛塔格山脉跋涉。“这里有毒龙，如果被激怒，它们就会喷出有毒的风、雨、雪、沙和石。碰上这种危险的人甚至连万分之一的逃生希望都没有。”13
　　法显来到巴米扬，拜了两尊在公元3世纪刻入崖壁中的大佛，较大的一尊佛像高175英尺或53米。他们遍体抹金，点缀着宝石，周围布满从崖壁上掏空并画满佛教壁画的洞窟。对于法显来说，这是一个奇迹。但后来一位访客面对“这么庞大的马蜂窝……数量如此众多的佛教僧侣洞窟遍布在两尊大佛的四周”时，叹息道：“我不会在巴米扬待太久，这里的艺术毫无新奇可言。”14罗伯特·拜伦(1905—1941)继续批评巴米扬大佛：“没有任何艺术价值，但还能接受；佛像缺乏生命力，庞大而松弛、缺乏美感的身躯令人反感，甚至其制作材料也不精美，崖壁不是石质的，而是压缩的沙砾岩。由于很多没有雕刻技术的寺院僧侣拿着镐子，被告知比照一些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半希腊化的可怕神像雕凿即可，这种劳动也就丧失了尊严。”
　　后来拜伦造访巴米扬时，大佛已失去了膝盖以上的半条腿，另一条腿自膝盖以下部分也出现了一些破损。这个地区遭受过很多次破坏。8世纪伊斯兰人来到了这里，但是直到玛哈穆德(998—1030)统治时期这些塑像才遭到恶意破坏。玛哈穆德“不是什么开明君主”，被称为“异教以实玛利什叶派”15和印度教、佛教的“榔头”，他边征服边掠夺，从寺院中搜刮财宝装饰自己的清真寺、宫殿和花园。1221年巴米扬市被成吉思汗彻底摧毁，其居民也遭到屠杀。这个地区也遭遇过地震，但是膝盖以上的一部分佛像成功地保存了下来，直到2001年3月才遭到破坏——喀布尔遏恶扬善部的官员被派到巴米扬，用炸药完成了玛哈穆德所开创的事业：摧毁大佛。16
　　在印度，这几个僧人分头拜访了不同的圣地，在“为同类献出眼睛”和“为一只饿虎献出身体的地方”拜访佛祖的足迹和佛塔。法显独自“去存放佛骨之地”，他设法得到了律藏经书，经海路回国到达广东。在一次海上风暴中，船上一名被吓坏了的商人“担心船会灌满水……很快把笨重的东西扔进了大海。法显也拿出了他的水罐、水壶和其他用不着的东西，将它们扔进了大海，但他担心商人会扔掉他的书和佛像，就把思想集中在了听人祈祷的观世音身上，把生命托付给了中国的基督教堂[原文如此]，口中念道：‘我为求佛法跋涉如此之远，求您以无边的法力保佑我们平安返回。’”观音最终显灵了，因为大风刮了13个昼夜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锚地，对船进行了修补，之后返回了中国。
　　下一个伟大的佛教求法者是玄奘(602—664)。他沿北丝绸之路到达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又南下克什米尔，到达印度及周围地区，然后经南丝绸之路返回了中国。不仅他自己本人把沿途见闻撰写下来留传后世，被一位评论家称为玄奘的“言行记录者”，玄奘的著名弟子慧立也留传下来一部关于他生平的著作。17玄奘本人所撰《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西行，其中包括被监禁、几乎脱水致死以及同这些险恶经历作斗争的事件。这本书也成了16世纪一部伟大的小说《西游记》的创作素材，在西方，这部小说因亚瑟·韦利的译作《猴》而家喻户晓。
　　在这部小说中，僧人唐三藏(因他收集的佛经而得名)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由一头猪和一只猴陪伴。猪代表了人的感情，可以想见，他总是贪吃和追逐漂亮女子。而猴子则是个复杂得多的形象，他精灵古怪而极其顽皮，总是搞些危险的恶作剧，如偷王母娘娘的仙桃，并且挑衅一些危险人物，然而他聪明多端，又能辩论一些佛教教义。这部小说代表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传说，而且至今仍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笑话和儿童故事的主要来源。
　　跟小说《猴》截然不同的是慧立记录老师玄奘的《生平》④一书。诚然，慧立之作并不能完全摆脱偶像化传记的窠臼。首先，他介绍了玄奘的父亲，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物。“其父慧能力超群，举止优雅适度……身高八尺，美眉明目。⑤穿着宽大的衣服，系着宽大的腰带，喜欢打扮成学者模样。他出生在一个偏远地区，生活简朴而感到满足，既不追求荣誉，也不要显赫地位。在看到隋朝的腐朽、预感到它将要灭亡之时，他埋头读书，很多州郡之职等待他去就任，他全都拒绝了。他托词身体欠佳，婉拒了很多要他出任官职的请求，所以一直赋闲在家，使相识们非常钦佩。”18
　　玄奘很自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即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深沉得像个王子……8岁时，他父亲坐在桌边向他口授《孝经》。当读到曾子避席站在老师面前时，这个孩子突然整襟而起。父亲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回答说：‘曾子听到老师的教诲，就从席子上站了起来，那么玄奘在聆听慈父教诲之时岂宜安坐!’父亲对他的回答感到很高兴，觉察到他的孩子将来定非等闲之辈。”这个一本正经的孩子，不读“不雅不正之书……不跟有违圣贤教诲之人交往，不跟同龄人结群，不把时间荒废在市井之中。虽然锣鼓声、歌声回荡在大街小巷，孩子们成群结队地玩游戏，又唱又叫，他却不会离开家。更有甚者，少年时，他就在家潜心于孝和礼”。
　　20岁时，玄奘已长得同父亲一样高，一样俊伟，他注定成了一名僧人。法显求取律藏，而玄奘所关心的则是质量不一样的佛经译本及其代表者。“每个人都绝对忠实他们自己派别的教义，但在核实这些教义时，他却发现它们差别很大，搞不清楚该以哪家学说为准。”所以他“决心前往西方世界，就有疑问的地方进行咨询”19。那时中国的佛经译书中有很多脱漏，也有很多矛盾之处。很多佛经被翻译了好几次，一些版本比另一些版本好得多。翻译的混乱再加上手抄，更是乱上加乱。当时佛经可能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西天取经。唐太宗(626—649在位)颁旨，禁止国人出境旅行。总起来说，玄奘西行的条件要比法显困难得多。一般情况下，法显不仅得到了官员的支持，还能够跟一群僧人一同前往。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也避免使别人触怒皇帝，玄奘决定单独西行，悄悄上路。首先他等到了一个“吉兆”，“梦见自己在大海中看到了苏迷卢山(佛教世界中央的山)，四种珍贵的物质使得这座山尽善尽美，它看上去极其明亮，非常壮丽。他打算攀登这座山。汹涌的海水猛涨，他既没有船也没有筏子，然而他丝毫不害怕，他有坚定的信心。他进入海中，突然看见一块莲花石从水中喷涌而出……当他试着踩上去的时候，它却漂走了。当他停下来看它时，它随着他的步履而浮动，后来又消失了。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就在山脚下，但却爬不上陡峭的山坡。当他使尽全身力气向上跳时，平地上忽然刮起一股力量强大的旋风把他高高地托举到山顶之上。他在山顶上环顾四周，看到了连续不断的地平线……”狂喜之下他醒了过来，然后就立刻上路了。
　　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兰州，在兰州遇上了一些正在返回凉州(武威)的军官。凉州一定有一座或多座有价值的重要寺院，因为他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他应当地僧侣的邀请，就无瑕智慧和涅槃经作了演讲。在“佛教无遮大会”上，他非常引人注目。“无遮大会”吸引了“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大量人群……吐蕃边界地区和葱岭以东国家的商人”。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和旅行者“准备以十分喜悦的心情和贵重的物品在他到来时招待他……他们施舍给他大量的礼物，有金、银钱币，还有白马，数量无法统计”。
　　玄奘吸引了这么多人，自然也就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凉州都督、皇帝派驻当地的代表想强制执行皇帝的禁令，催他返程。玄奘不会屈服，但“从那时起他不敢在公共场合露面，白天他躲藏起来，到晚上则继续活动”。尽管如此小心谨慎，却仍然只是在中国版图之内，即在长城的最西端活动。在玉门关(一道渡过葫芦河的屏障)，他仍然要经过五个烽火台。“烽火台相距一百里一个，里面驻守着负责警戒的官员。在烽火台之间的空地上，既没有水，也没有草。”玄奘怀疑他是否能够通过这些烽火台，而且，马已经死了，他还得再找一匹马。他设法找到了一个向导，“一位胡人”。他还带来了一位灰胡子老人，他同样是一个胡人，骑着一匹枣红马。灰胡子老人被介绍为是一个老练的向导，他说前面的路没有什么希望：“西去的路困难而恶劣，流沙不见边际，鬼魅和热风到来时则无法躲避。要很多人一起旅行，虽然人多，还是会被误导而失踪。现在，你，法师，还是一个人!你怎么能够完成这样的旅程?”20他这样说，显然是在拒绝当向导。他把枣红马给了玄奘，说：“它已往返伊吾15次了。它健壮，识路。法师，你的马是匹小马，不适合走这样的路。”玄奘这时想起了一位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他要“骑一匹瘦骨嶙峋的老红马完成伟大的旅行。马鞍经过装饰，马鞍前面用铁绑缚住”。预言中的马恰如他面前的马。他继续前行，只带着那个年轻的胡人作向导。多亏这位年轻人的帮助，他才在玉门关悄悄地过了河。但就在那天晚上，这位年轻的向导“手中握刀，站起来，向法师(玄奘)走来。在相距十步远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法师不知他要干什么，放心不下，就从席子上站起来，不断地重复念一些经文，求观世音菩萨保佑。那个年轻人看到这种情景后，就回去睡觉了”。21
　　由于不断受到这个阴险的向导的威胁，玄奘把他打发走了。“玄奘只有孤零零一人走过荒凉的沙漠，找路的唯一方法就是成堆的骨头和马粪。”他受到了幻觉的折磨，在幻觉中，他看到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看到士兵们穿着毛皮和毡衣……骆驼和马……军旗和闪光的长矛”，听到“空中有叫喊声，‘不要怕，不要怕’”。当走近第一个烽火台时，他等到天黑后，在附近找到了水，黑暗中他跪下来洗了洗手。“就在他用水罐盛水时，一支箭呼啸着从他身边飞过，刚好擦过他的膝盖，很快又飞来一支箭。”幸运的是，这个箭手不是唐朝驻军，而是西夏人(西夏是和吐蕃有联系的一个部落。吐蕃人在唐朝中期占领了敦煌，10至12世纪在甘肃和宁夏一带建立了一个帝国)，在玄奘说明自己的身份之后他被放行了。
　　他在沙漠中继续前行，边走边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背诵观音经，赶走了“各种各样的幽灵鬼魂、妖魔鬼怪”。他解释说，自己在四天里“滴水未进……胃像火烧一样痛苦万分”。之后，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水和草。在摆脱了唐朝帝国的势力控制之后，他前进道路上的威胁不仅仅是幻觉和缺乏水草。高昌国王一直盼望他的到来，希望留下他做一名法师，最好是能永久留住他。在国王的压力下，玄奘被迫绝食四天进行抗议，最终国王同意妥协，即玄奘留下一个月讲法，而国王为他制作云游僧衣。当“足够30个僧侣穿的法衣和在寒冷天气中穿的外衣(护脸套、手套、皮靴)”在赶制的时候，当“100盎司黄金、30000根银条、500卷缎子和塔夫绸……30匹马和24个侍从”被筹集起来的时候，在一个精心准备的、能坐300人的大帐篷中，玄奘坐在一个散发着香气的火盆后面讲解《金刚经》。
　　玄奘带着马、绸缎和随从，在寒冷的天气中穿着御寒的护脸套和靴子，经丝绸之路南下进入了印度。他的印度之行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倒霉的是，在过一条河时他丢失了大象，已收集到的经书也全部落入水中。他依靠惯常的执著，硬是把这些落水的书(虽然不是大象)整理好了。在外出16年后，他返回了中国，带回了大量装有收集到的佛教经书的行李。
　　他带回了六个佛像，有金像、银像和檀香木像：“大乘佛教”经书，包括224部经卷，其中15部为上座部经卷，有经藏、律藏和印度法律圣书，同等数量的正量部经卷；同一文字的化地部经卷22部；同一文字的说因部经卷67部；同一文字的迦叶遗部经卷17部；同一文字的法藏部经卷42部；《因明论》36册；《声明论》13册；总共520夹，657部大小乘佛教经律论，用20匹马驮回。他还带回“一百零五颗佛祖肉身舍利(遗骨)”。
　　他举着“旗幡”进入长安。与离开时截然不同，他甚至受到了皇帝的欢迎。皇帝这时想知道他为什么违旨出行，但还是原谅了他。玄奘把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译经上，翻译那些他拼着性命得来的经卷，“到648年年底，他已经完成了全部58本书，其中包括《西域记》(是在皇帝的明确要求之下写完的)。”22
　　玄奘相信，他能够生存下来是赖于观音菩萨的保佑。观音菩萨后来成了中国信众特别尊崇的神，也成了特别崇拜的偶像。佛教在中国从其严格的宗教起源转化为宗教和世俗相结合的传统习俗，使之在偶像崇拜和反家庭两方面遭受攻击之后仍能生存下来。寺院生活使僧人和尼姑从理论上说已不可能继续孔子的家庭崇拜传统和关照祖先的灵魂，但从敦煌发现的资料明确说明，这一地区的很多“僧侣”和“尼姑”仍然跟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也承担大量的家庭责任。
　　观音菩萨的中国化过程也是一个性别变化的过程。在印度大乘佛教教义中，如果涉及性别的话，菩萨(已经大彻大悟的人，但他没有求取个人涅槃，而是选择留在人世间普渡众生)全都是男性。The Bodhisattva Avalokitesvara，这位“倾听人世间的声音”的菩萨，译成中文就是观世音或观音(有同情心的倾听者)。在中国早期的神像中他明显是男性，通常有少量卷曲的胡须，到明朝(1368—1644)观音就已经明确无误地变成了女性。很多陶瓷神像显示，他或她从来没有裹过脚，具有当时出身高贵的中国妇女的特征，她自然生长的脚反映的是观音菩萨的男性出身还是其异域印度出身尚不清楚。导致观音菩萨在中国发生性别变化的是他的同情心，因为这种同情心更适合跟女性而不是男性相联系。富有同情心的观音菩萨渐渐接管了更多的“女性”工作，比如没有子嗣的人和病人常到她那里祈求保佑。
　　在早期，从汉至唐，就如法显和玄奘的自述所显示，观音也被当作旅行者的保护神，即一种像圣·克里斯托弗一样的形象，能够保护旅行者免于被偷、被杀和免遭自然灾害之苦。很多旅行者常常携带写着《妙法莲花经》第26章经文的小册子，其中就包含很多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的符咒。在敦煌经藏中就发现了数百本这样的避邪书。
　　这些纸做的小册子都是用折叠纸在书脊处装订起来的，它们小得足可以塞进口袋或钱包。这些小册子反映了敦煌写本和在丝绸之路各点附近的相关发现的另一个方面，即从这些发现中可看出书的装帧设计的发展，纸和印刷术的发明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封存在佛洞中的这些纸，不见光，由于当地天气的缘故也没有潮气，还有在沙漠中其他地方发现的纸张，都保存得很好。奥雷尔·斯坦因先生在沙漠中发现的一些纸片，虽然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遗存，却使得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感到不安，因为它们似乎早于中国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官方”发明纸的日期。《后汉书》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宦官蔡伦(死于公元121年)在公元105年把造纸术奏报给了皇帝，说纸是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制成的。23对于保守的历史学家们来说，由于“对纸和文字充满了敬意”，公元105年就被当作发明纸的日期，任何更早的考古发现都不是真正的纸，而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或像毡一样的东西。
　　不管精确的日期到底是什么以及是否允许有一个发展和试验的过程，造纸术的发明对中国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多亏其经由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形成了一种加速印刷术革命的廉价传播媒介。
　　丝绸之路上的一些据点，尤其是敦煌绿洲附近古老的汉朝烽火台，也发现了更早的书写材料。汉朝的中国边塞较早地使用细长木条(在中国古代使用竹简书写，竹子在中国广泛生长，但在沙漠地区只能用木简代替竹简)作为书写的载体。用笔墨在木简上从上至下写上文字，然后系在一起并卷起来以储存或运输。斯坦因在敦煌烽火台附近所发现的汉朝木简记载的大多是军事方面的内容，包括公元前1世纪患病士兵的名单——“高自堂，士兵，第二十四小队，第七个月第七天，报告说头痛，四肢不能动……姜俊，士兵，第二小队，第四个月第六天，报告说生病……王忠，士兵，第三十一小队，第四个月第一天，报告说有病，患发烧感冒……冯五虎，士兵，党璧小队，报告患内科病，服三十五粒药丸”——或发给旅行者的军方通关文书。也有一些由军士长之类的人物所做的、发生在中华帝国边缘的军事哨卡中的一些日常活动的良好记录——“八小堆木头，没抹灰泥；两大堆木头没有动，收集来的饲料下面没有垫席子……两个储水罐丢失……烽火台上的一面大旗已经破旧……一只狗不见了；狗都没有养在狗圈内；没有三角旗、烟和火光。”24
　　纸卷书沿用了木简卷的形式。对于佛教徒们来说，这种纸卷是合适的，因为僧侣们要从头至尾不间断地喃喃念完他们的圣书，在汉语中有一个形容“猫叫”的词就是“猫念经”。对于一些像诗韵辞典和占卜书《易经》一类的参考书需要系统地查阅，千篇一律的卷书会很不方便，在敦煌发现的纸文献就是书在中国发展的实例。第一次改进的书被叫做“旋风书”，其书页用劈开的竹条夹在长长的纸卷的一端，把纸卷订在一起，这种书可以卷起来收藏，但当打开时，分开的纸页就会像在旋风中一样快速展开。后来在10和11世纪，当敦煌暂时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优质桑皮纸的来源被切断之后，也许是当地生产的较厚的纸就开始使用起来，这样就出现了小册子，这种小册子是在书脊处缝或粘在一起的，这就是后来中国传统的线装书的前身。
　　纸非常宝贵，即使在供应充足时也是如此。在敦煌发现的很多世俗文书是写在纸片上的，有时是写在扔掉的经文的反面的。这些文书包括官方文件，如人口普查统计表和当地政府的法令；私人合同，如出借驴子和买卖女奴、遗嘱等。一些是由尼姑写的，她们拥有数量惊人的财产，可能是佛教徒们被认可拥有的财产；除此之外还有通俗故事书和信件。在此仅举以上几例。25
　　或许在这个由几种文化、多种语言和文字形成的数千件珍宝中，最有价值的发现是《金刚经》的木版印刷本，其日期确定在公元868年。这种纸卷超过20英尺长，有雕刻精美的卷首插图，是世界上第一本印刷“书”。一个名叫王玠的人为他父母积功德而捐助印刷了《金刚经》，积功德的目的是要摆脱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之苦。这部《金刚经》一定被印刷了大量的副本，它们也许是被送到了中国各地的佛寺中。这种印刷书不知产生于何处，但在敦煌洞窟中还发现了其他的、或许是更早的木板印刷书。重复(重复念经、重复拜佛)是佛教僧侣修积功德的中心活动。顾名思义，庞杂的“千佛洞”到处都是佛祖形象，壁画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就是重复绘画数千个佛祖像，通常是先把印花粉撒在模板上印出图案，然后大规模绘制。佛像模版首先被打上洞，通过这些洞可以吹红粉，这样清晰可辨的轮廓线就印在了墙上，然后由其他画工涂上颜色。大量印着几十个小佛或菩萨像的纸张也在敦煌被发现，这些小木版印刷品的大规模生产可能影响到了木版印刷书的生产。
　　敦煌古文献在这个小洞窟中被封存隐藏了1000年。随着中国唐朝的灭亡(908)以及9世纪开展的旨在削减佛教寺院的权力和财产的灭佛运动，大洞窟寺院被遗弃了，沙子开始流入装饰精美的洞窟中。中国被分裂成几部分，直到宋朝皇帝在1027年重新统一了中国。虽然重新统一了，但中国的宋朝再也没有像唐朝那样强大，中国丧失了对西部边疆的统治，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城市被当地的统治者所控制，他们看到了慢慢传入的伊斯兰教，实际上伊斯兰教从8世纪起就一直在向东扩展。
　　①这是古代人对文字膜拜的一种表现。具体的说法不一，但总结起来都是对文字的神化。——编注
　　②这些简单的所有物演变成了早期的佛教传统而且保持至今。中国的佛教圣地安徽省九华山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圣山。地藏菩萨掌管阴间，裁判死者，定其来生。九华山一处狭窄崖壁的一端建有一个小巧别致的小亭子。1981年，一个古僧装束的僧人定居在了这里。这是一个高个头、身材挺拔的人，他每天早上从小亭子里下来，来到九华山主寺化一天的斋饭。他带着一只小篮子和一根独特的高手杖，手杖一端是一个铜叶形装饰，其下端有两个环。在这个小小的钟亭之中，他打坐时就把他的物品放在身边，其中包括几瓶调味品、一双威灵顿靴(中国中部毕竟不是印度)和一个闹钟。闹钟对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每天都要定时打钟。大铜钟就悬挂在头上方，打钟时他拉起一根拴着圆木的绳子，推动圆木撞击大钟。他未必适合把闹钟摆在身边，但他在闹钟响时要敲钟，照此看来在英国甚至都有佛教徒了。——原注
　　③法显的记述被翻译了多次，最著名的就是由雷慕萨、柯恒儒和朗德雷斯在1836年翻译的版本，这是“大四开本的版本，有420页，大部分都精心作了注释，结果却未能吸引广泛的读者”。赫伯特·翟理斯教授在自己译作的“书目提要注释”中提到了这一点，我也引用了此处。翟理斯教授总是很费力地排除反对意见，也同样蔑视S.比尔牧师大人的译作。因为比尔在他的译作中“不仅再次犯了雷慕萨的错误，还添加了很多自己的谬论”。翟理斯教授也批评了理雅各博士的作品，称理雅各“在他的译作中大量借用了我对比尔的纠正，但却不承认，还加进了自己很多错误的认识”。——原注
　　④原著名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译注
　　⑤翻译比尔也注意到，在那时“一尺”约等于九寸半，所以玄奘的父亲仍然高过六尺，这一定是很不一般的。——原注